【中华史林】 也说“十年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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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在中国策动了一场史无前例、震惊中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留下了一串疑问，要解读这一历史之谜，还得从它的爆发原因开始探索。“十年文革”历史研究，最复杂的问题，也就是这个动因问题。官方公布的文献档案因十分有限而难以还原真相。多年来，中外史学者的分析研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封建遗毒；阶级斗争；党内权力斗争；群众反官僚主义；帝王思想；奸臣祸国；乌托邦碰壁；人性兽化；左倾思潮恶性发展；中西文化冲突，等等。还有学者从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国际共运的视角，分析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背景。不同的诠释，研究者出于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学术背景、知识结构、生活阅历乃至个人情结而各自解读。总而言之，任何观点都既无全对，也无全错。既然是谈史论说，谁也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红色教科书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应该说，以上叙述，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判断、论断和运作手段。当时中共党内形势也许不是毛泽东论点的那样“危言耸听”。但现在回想起来，从毛泽东的“危言耸听”中，仿佛看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令人叹为观止的高瞻远瞩。而红色教科书通过否定毛泽东这一论点，完全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这既不客观，也不科学，更不能令人信服。首先、这场经历了十年之久的全国性大规模群众运动作为历史存在的事实，已经深刻地表明它是一件有很强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其次，毛泽东说过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抗日和打败蒋介石，另一件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由军事和政治两大斗争学说构成。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政治斗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否定毛泽东思想。当然，被文化大革命打倒过的人给文化大革命作结论，不可能不穿插某些个人或小圈子喜好厌恶的情绪和看法，反映出一种狭隘的观点，结论就不可能公允，似乎是可以想象。据说，参与讨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某些政治专家，几乎连毛泽东及其毛泽东思想都要全盘否定。无奈过不了邓小平、陈云的关。不能完全否定的理由有两条，一是毛泽东打江山的丰功伟绩，包括了邓小平和陈云舍生忘死的革命经历；二是毛泽东思想是包括邓小平和陈云在内的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于是，否定派不再直接否定毛泽东了。他们在四项基本原则中，抽象地“坚持毛泽东思想”，在检验真理标准的实践下，具体地把毛泽东思想否定得只剩下军事斗争的内容。这恰好是毛泽东说过的那一句“打着红旗反红旗”。红色教科书在中共党内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这不需要讨论。但相对于整个历史学说研究领域而言，只能是一家之说，这也不能否认。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很清楚，一是针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一是发动人民群众夺权的斗争。探索当时毛泽东思维、心态、部署、动作，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这是一个层面。广大人民群众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程中，进行了一次大众民主的自由尝试，至今仍有着十分深远和现实的意义，这是另一个层面。

 

    从1927年“秋收暴动”失败后上井岗山落草为寇的那一年算起，经过二十二个春秋的艰苦卓绝、浴血奋战，毛泽东终于在1949年问鼎国家最高权力的宝座。笔者绝无贬低东方伟人毛泽东之意。古语有云：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当年毛泽东带着残兵败将割据井岗山，在蒋介石看来，不能不以“寇”视之。后来蒋介石兵败大陆退居台湾岛，在毛泽东看来，也只能以“寇”论之。任何社会的“王”与“寇”都是演绎历史的相对角色。法国伟人拿破仑说过一句话“人民群众永远为胜利者欢呼”，又是人类历史社会永恒不变的现象。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理想主义的伟大实践家，他有没有系统性地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有没有读过《资本论》这本巨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毛泽东打江山举起的是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旗帜，最大的理想目标就是要在半封建主义、半殖民主义并极端贫瘠的土地上打造一个新中国。所谓新型国家，就是推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建立一个朝气蓬勃、面目全新的社会。

 

    以毛泽东的聪明智慧，他不会不知道这种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壮举，带有冒险性。但毛泽东有一种“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豪情壮志，并坚决认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有人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说成“乌托邦”，是不准确的。因为“乌托邦”只是一种构想，而毛泽东所做的是一种构筑，两者有着很大的差别。毛泽东能够自圆其说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历史由胜利者写，归根结底是由胜利者的统帅来写的。毛泽东没有写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是生命因素所致。

 

    列宁在1923年《论合作制》一文中写道：“有了完全合作化的条件，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但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培植社会主义是狂妄的事情。但是他们错了，我们没有从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先于我们目前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

 

    列宁认为要进行社会主义变革，必须通过文化革命才能实现。暴力革命时期，苏联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出了一个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读，出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到了和平建设时期，正所谓“人死如灯灭”。列宁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国家资本主义构思和政治民主理念被斯大林的绝对权力主义所取代。斯大林主义通过极端残酷的斗争手段体现其使用价值。毛泽东思想则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表现出很大的实用性。斯大林由于个人文化修养较低，只懂得“顺者昌逆者亡”，又遇上了德国军队的大举入侵，他不可能进行类似文化革命的运动。毛泽东的独裁与斯大林有着相似的特质，但他比斯大林高明得多。毛泽东一方面在经济建设方面借鉴斯大林的苏联版本模式，另一方面又同列宁的文化革命思路接轨，懂得社会变革必须通过文化革命改造广大人民的思想来实现。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思想由来已久，早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的时候就开始逐步形成。在战争实践中，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思想得到了发展，其方式只是循序渐进。建国后，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了大量问题后，毛泽东对进行文化革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更加迫切的追求。于是，毛泽东立意将文化革命演绎为文化大革命，所谓“大”，一是指规模大、范围广和程度深，二是从渐进式变成了激进式。文化革命的手段变了，但毛泽东思想精髓依然。

 

    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它的后果产生了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辛亥革命之前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它的后果产生了中华民国。“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一场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它的后果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然而，在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极为落后和脆弱的条件下，无论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还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些带有外来色彩的思想文化，在传播时间和空间上都极为有限，并在中国封建思想文化的巨大腐蚀作用下宣布失败。

 

    毛泽东有一句格言就是“不信邪”，他认为借鉴古今中外过去那种通过新文化思想启蒙逐步促进民主运动兴起的方式，在他有生之年的文化革命难以取得预期成果。他坚信通过自己个人政治魅力和绝对权威发动的大民主运动，可以改变一切，决定一切。早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中国民主同盟领袖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闲谈时说道：“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正色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从那时起，毛泽东就有信心、有决心用“人民起来负责”的民主方式，打破这种“周期率”。毛泽东民主思维的出发点及归宿，既不是西方色彩的资本主义，也不是从孔子到孙中山的人文主义，而是沿袭了秦始皇的权力主义和古代圣贤“为民作主”的文化思想。简单地说，就是毛泽东一人独裁加大众民主。毛泽东“为民作主”的思想，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表现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和自上而下的夺权斗争。毛泽东赋予大众民主，通过文化大革命表现为在纵横交错的天下大乱中横扫“封、资、修”的演练。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是担心大权旁落。这种判断是错误的。笔者认为恰恰相反，正是毛泽东牢牢掌握全国党政军大权，才有足够的信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红色教科书著名的“延安整风”结束后，党内各派对毛泽东已经臣服得五体投地，犯上作乱的机率几乎等于零。特别是建国后，毛泽东根本不担心他活着的时候会发生个人权力逆转的危机。毛泽东的主要忧患是他辞世后中国的政治走向，而关键又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问题。经过十七年治国实践，毛泽东认真研究了隐藏在表面现象背后更深层面的原因，有充分理由怀疑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随时都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毛泽东的这种担心，决不是“杞人忧天”。相对于贫穷落后的国家而言，资本主义的“物质”比社会主义的“精神”更具诱惑力，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胜利者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坐了江山，不等于也不可能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了自己的头脑。相反，封建主义思想在部分领导者中根深蒂固，官僚主义作风在部分领导者中日趋恶化。大多数胜利者首先成了精神生活的新贵族，随之而来的是日益膨胀的权欲、物欲、色欲。毛泽东辞世之后，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毛泽东看来，在战争年代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也可能只是革命的同路人，而不是同心同德建设社会主义的同志。毛泽东不是最高领导集团中普通一员，而是一代伟人，他要以个人的坚强意志力改变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要保持“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颜色”。毛泽东决心对全国各级党政领导层进行一次“吐故纳新”。因而，发动一场“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选择社会主义走向的必然。

 

    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中共建国后的头三年，一是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二是将大官僚大资本家的财富改为国营企业，通过新民主主义政策的实践，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从1953年到1956年，用了三年的时间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既然红色教科书肯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也就承认了毛泽东“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选择。红色教科书肯定毛泽东思想却否定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否定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思想。红色教科书又指出：“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红色教科书的这段论述，显然没有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去找原因。政治文化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发生在现实中“一团糟”的问题，无足轻重地轻描淡写。相反，假、大、空的那一套，却看得十分至关重要。

 

    当时，毛泽东表面上不说，心里却把一切存在问题归咎于官僚主义当权派别有用心在作怪。1956年1月，毛泽东鼓励党外民主人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给共产党提意见，使知识分子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暴露无遗，然后予以“反右”整肃。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坚定了走社会主义工农业发展道路的决心。1956年9月，中共“八大”庄严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从此，毛泽东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步骤。1957年春天，毛泽东心情特别好，提出要把党和国家“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可惜，很快就变成一厢情愿。1958年，毛泽东亲自树起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怎么也飘不起来。大跃进变成大冒进，人民公社包庇大惰性，国民经济越来越糟糕。

 

    在1959年中共著名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以“万言书”向大跃进的后果，发出了尖锐的批评。有史学家将彭德怀的发难，同“庐山会议”从反“左”转向反“右”的事态联系起来。这既冤枉了彭德怀，也侮辱了毛泽东的智慧。彭德怀坦率直言现实，表现了勇敢的胆识，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大跃进所暴露的一切虚假言行，到底是毛泽东操纵他的部下干的，还是他的部下瞒着他干的呢，这又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红色教科书承认这期间“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事实上，毛泽东指挥大跃进运动，从来就没有要求或诱导过任何人搞任何“浮夸风”。只是那些不懂得搞经济的领导者逐级“讨好上级”的造作。尤其是在毛泽东身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同僚们，只同毛泽东讨论“方针政策”的务虚议题，半个字也不透露最基层的真实情况。“庐山会议”所谓“从反左开始”，实际上是毛泽东知道有人不但不”实事求是”，反而暗中作祟。便铺设了一个了解实际情况的大平台，又是一招屡屡奏效的“引蛇出洞”。应该说，是毛泽东借教训彭德怀为契机，寻找突破口，镇住一帮人，力图拨正社会主义走向。

 

    从1959年到1961年，我国连续三年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值得探讨。据有关气象资料反映，那几年，我国虽有局部地区出现“洪涝灾害”的现象，但不是全国性的。因此“人祸”的因素占很大的比重，一是各级领导者掩盖了前期的“浮夸风”是后期“灾难性”直接原因的事实真相。二是基层官员隐瞒了“大锅饭”所引发中国农民固有的惰性，反而说群众的热情高涨。殊不知“大锅饭”破产后，农民“口停手停”仍在观望；三是国家要“砸锅卖铁”，人民群众要“勒紧裤带”，偿还苏联债务。

 

    刘少奇等人深知毛泽东大跃进的指示不得不贯彻执行，但又无法取得实际效果，便寄希望于毛泽东能知难而退，自我调整对路线、方针、政策的思路及定调。刘少奇提出“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邓小平提出“整顿工业企业”；朱德提出“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邓子恢提出“要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毛泽东十分敏感地看出这一切都是“挂羊头卖肉”的把戏，实质上与社会主义道路背道而驰。毛泽东认为持有这类观点的人，已经形成了一条路线，一个阶级。在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不但认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并且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其实，资本主义复辟是不存在的，因为中国根本没有经历过较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又何谈复辟？毛泽东认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批中共党人出于经济建设考虑所作的政策，是对国内外资产阶级的让步和退却，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当党和国家的其他重要领导人拒绝他的批评告诫而继续“我行我素”时，毛泽东立意踢开绊脚石。理由很简单，这些领导人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党的政治局和书记处已经被反对他的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力量所操控。话又说回来，不同意或反对毛泽东观点的人，不等于正在密谋推翻毛泽东。

 

    1964年12月，中共召开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会议。会议召开前，邓小平建议毛泽东，身体不好可不必参加。从表面看，邓小平是关心毛泽东的身体健康，从政治上分析，无疑是别出心裁的。会议涉及运动的定性问题，一把手岂有置身于局外之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于12月20日开会讨论“社教”运动的对象问题，刘少奇与毛泽东的观点发生冲突。毛泽东强调运动重点是整社会上层的“当权派”，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干部队伍和党的官僚组织。刘少奇认为运动重点整社会下层的“地富反坏右”，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敌视社会主义制度而又无政治发言权的群体。有必要指出，建国十五年后，继续鞭挞早已沦为被镇压的对象，事实上是毫无意义的。很明显，刘少奇莫名其妙的表现是不理解毛泽东选择斗争矛头主要出于寻找动力的战略思想。刘少奇和邓小平不把毛泽东看在眼里的举动，大大激怒了毛泽东。他左手摇动着党章说道：“作为党员我有开会权。”右手摇着宪法说：“作为公民，我有言论权。”他指着刘、邓的鼻子骂道：“这里有两个人，一个不叫我参加会，一个不叫我讲话。”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毛泽东完全是借题发泄。建国后，毛泽东对领导集团很专制，这是公认的，他不允许中央领导集团中任何人不尊重他的权威。

 

    在擅长协调的高手周恩来的周旋下，刘、邓作了不尊重毛泽东的检讨，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刘少奇主张在中共领导下，适当发展资本主义有利于增强国力。他坚持认为党内虽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坏人，但不是一个阶级。毛泽东相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蕴藏着无限创造力。大跃进取不到预期效果，完全是当权派严重地阻碍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一生从不欺负弱势群体，深恶痛绝的是官僚阶层。

 

    在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一党专政下，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思想意识，确实有一定的生存空间，而作为一个阶级实体却丧失了生存的条件。毛泽东的政治策略，不在乎有没有这样一个资产阶级，而是即使没有一个阶级也要当作一个阶级去打击。毛泽东有两句著名的语录，一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不搞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就没有对象，运动就失去依据，意义不大。不搞阶级斗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缺乏持之以恒的基本动力。1965年1月，毛泽东对农机部长陈正人社教蹲点报告的批示讲了这么一段话：“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毛泽东的话，对当时中国政治领导层无疑是一种深刻的震撼，受到人人自危的各级官员强烈反对和抵制。从这些反对和抵制的思潮中，毛泽东深刻观察和注视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社会出现顽强的官僚主义现象。无论是从他信奉的共产主义原则立场，还是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长治久安的角度，毛泽东都坚决认为那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不和谐之音。

 

    1966年6月，毛泽东秘密回到韶山，在“滴水洞”住了11天，酝酿如何展开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赋诗一首：“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以表明当时的心态。毛泽东要寻找动力保证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取得胜利，即使牺牲一批与他一道打江山的战友也在所不惜，而且是必然和不可避免的。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虽然已经逐渐拉开了较大的距离，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才真正受到了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严重挑战。面对东方社会主义纷纷异军突起，西方的资产阶级很快就变得聪明起来了，他们逐渐和工人阶级共同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阶级矛盾得到大大缓解及调和，从而告别了“垂死挣扎”，走向了“欣欣向荣”。由于中国闭关锁国，理论学术领域的自由受到极大限制。当时中国主流学派预测不到发达的西方国家资产阶级将会进行着一场伟大的经济革命和福利事业建设，他们拿不出科学的理论向毛泽东传递准确的世界发展信息。邓小平是在看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辉煌以后，才决定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情态，一是我国贫穷落后，二是中共与苏共交恶，三是苏联模式效果不大。毛泽东无计可施，只有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发动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以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除此之外，毛泽东这种迫不及待的政治操作同他非凡的气魄是分不开的。由于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得全国胜利”的军事实践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并促使他再做一番前人未做过的伟大事业。实现这一跨时代的转变，毛泽东在意识形态方面把资产阶级摆到中共党内作为假设敌，斗争目标锁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力图激发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动力。其实，当时毛泽东指责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是通过假戏真做把新官僚新贵族手中的权力夺过来。毛泽东认为，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权必须掌握在从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新时代的风云人物手里，才能奠定“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注入新动力，自强不息，奋力拼搏。

 

    红色教科书中关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内乱”的结论，是很不准确的。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没有一些鱼龙混杂的角色参与，没有一些野心家、阴谋家表演，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但关键要看是什么人物在主导运动，是谁利用了谁。仔细扫描一下毛泽东一生，似乎只有利用别人而没有被别人利用的记录。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利用青年学生点火，利用工农群众夺权，利用林彪压制军队将帅，利用“四人帮”尝试组建新政权。而且，所有被毛泽东利用的势力，都得不到善始善终。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政治家和以林彪为典型的军事家，均被毛泽东手到擒来。即使是“四人帮”的倒台，也被说成是毛泽东生前留下的伏笔。可见，说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被坏人利用，只能表明述说者智商很低。

 

    记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有一位重要的中共领导人说过“文化大革命，思想是光辉的，实践是错误的”。笔者认为，所谓“实践是错误的”，主要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失败了。而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导致毛泽东辞世所造成的。如果毛泽东再年轻二十年……，如果毛岸英不死而接班……，如果华国锋心狠手辣……，谁敢说文化大革命失败！历史当然不能假设，也不可能开倒车。但有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无论谁掌权执政，哪怕退一歩，也是为了进两歩，因为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即使是林彪或“四人帮”上台，他们也不会永远仅仅讨论“吃苗、吃草”的问题。“乱中夺权”仅仅是他们的一种政治手段，一旦夺得并巩固了权力后，还是要发展生产，发展经济的，这是维系一个政权最基本的常识。连小孩子也明白，只有吃饱肚子才能玩得更开心。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对这一场由“光辉思想”指导下的“错误实践”作深刻反思的时候，人们不能不惊讶地看到毛泽东生前的许多预言，例如：新生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全面推行，工人阶级以及贫下中农的社会地位急剧下落，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国内资产阶级和买办、垄断资本同流合污，官商勾结狼狈为奸、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就在中共党内，苏联变修变色，美国称霸全球，等等，当时似乎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神话，却成了今天铁一般的事实！正是那一批被文化大革命打倒了的当权派平反复出后，立刻率领中国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全面转向，他们的“革命后代”更是成为一帮鲸呑国家财富的“太子党”。拥有优越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沦落为越来越不公平的连资本主义都不如的社会。从这一层面看，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的论断，又是何等的英明！毛泽东非凡的洞察力，体现了历史伟人的天才智慧，他掌握现实又试图超脱现实地去改变历史进程，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又是非常痛苦的实践。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从第二个层面展开，试图探索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文化大革命体验了一次对大众民主的自由尝试。这种民主，不是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进行大冲击的激情民主，也不是政治文化游戏规则之一的“集中制”下的“民主”，而是号称扫荡封建主义、官僚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所进行的一场浩浩荡荡、热热闹闹地大呜、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大混战、大动乱的自由渲泄。尽管它的内容涂抹着浓郁的红色彩印，但它的演绎形式却是民主的。现在五十岁以上的人都不会忘记，当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全国广大人民群众，曾经以那般狂烈的激情和喜悦的期待，欢呼着“毛主席万岁”，投身这一场触动人的灵魂深处的革命洪流之中。“十年文革”，有人惊天动地，有人惊心动魄，有人惊喜万分，有人惊慌失措，有人丧心病狂，有人悲痛欲绝，有人为所欲为，有人如火如荼，有人如痴如醉，有人疯颠若狂，有人残疾体废，有人死于非命……。更重要的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人民大众不但淋漓尽致地吸收了自由民主的空气，并从此懂得思索如何挣脱奴性的束缚，如何展现人格化的文化价值，如何在新的官僚统治下争取自己的利益，逐渐地认识人的生存及个性解放的社会价值。当今人民大众对贫富悬殊的强烈不满以及发出社会公平的强烈呼吁，实质上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幽灵不灭的体现。诚然，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所有这些隐藏在人们深层次意念中的东西，还不可能显而易见，但在思想意义上那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是至深至沉、经久不息的。

 

    红色教科书认为：“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受过文化大革命严重折腾的人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作出如此结论是不奇怪的。话说天下大势的“乱”与“治”以及“分”与“合”，都是辨证的统一。文化大革命的专政对象也是相对的，既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有学者猜测毛泽东当时对局部有所失控，也是很不准确的。实际上，只要毛泽东挥挥手，谁敢不听召唤。直到去世前，毛泽东依然大权在握，有绝对的信心和勇气掌控全国的态势。以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政治魅力，只要他不乱，乱了谁也无碍大局。所以，毛泽东根本不怕全国大乱。在封建意识严重的社会，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对于稳定政治大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发起的“动乱”，一切都是有计划、有歩骤进行的。世界上任何统治者一旦登上统治舞台，为了自己切身的政治利益，都以“稳定压倒一切”，毛泽东却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可见，真正有本事引发天下大乱进而达到天下大治者，古今中外恐怕也只有毛泽东一人，只是他没有足够的生命条件假以时日，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目标。

 

    1966年5月16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是毛泽东以“危言耸听”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是不是真的那样“危言耸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有从“危言耸听”中才能找到切入点。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说过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句话被编成文化大革命最时髦的毛主席语录歌之一。红卫兵小将和工农群众就是高唱着毛主席语录歌曲去造反、去斗争、去夺权、去渲泄的。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批准中央电台广播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聂元梓写的那张冲击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接着，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写得何等的好啊!”高度地评价了聂元梓的革命行动。一年后，聂元梓因怀疑文化大革命和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被监管了整整八年，显得有点滑稽！后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也不放过她，判了她十七年徒刑，也显然很荒诞！不管怎么样，多灾多难的聂元梓胆敢打响了公开批判北京大学党委的第一炮，从而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角色和“造反有理”的一面战斗旗帜。毛泽东非常清楚：单靠聂元梓之流是难以成就大事的。因为中共党内的知识分子，逆反心理的背后往往存在对革命的动摇性、不彻底性和冲动的局限性。于是，毛泽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青少年学生这一新生力量，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先行者。学生纯洁的动机伴随着幼稚的冲动，是社会变革的动力。1898年“百日维新”、1919年“五四运动”和1989年“六四民运”，都是首先在学生中酝酿酿发起的。毛泽东亲自支持、鼓励和煽动青少年学生对社会各个领域掀起第一轮冲击波，造成了全国一发不可收拾的大乱狂潮，是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过来，青少年学生也选择了毛泽东作为疯狂崇拜的政治偶像，从《毛主席语录》中寻章觅句，自由体会，任意发挥，支撑着自己无法无天的行为，尝试着大众民主的自由。

 

    1966年5月，清华大学附中高年级学生组织成立红卫兵。6月初，北京市其他中学相继成立红卫兵，取名为红旗战斗小组、东风战斗小组等学生造反派组织。6月24日，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贴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疾然宣称：“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革命者就是孙猴子，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接着又贴出了《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7月28日，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托江青将他们给毛主席的信及前两张大字报转给毛泽东。8月1日，毛泽东公开复信肯定他们的行动，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并将他们的信及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张大字报全文印发给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与会者。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8月3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到钓鱼台，看了毛泽东的信后惊喜若狂。从此，这封信不胫而传，“造反有理”的洪亮口号迅速传遍华夏大地。红卫兵组织迅速从中学扩展至大学，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速地兴起。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就提出各地学生去北京应该免费。从7月下旬开始，每天均有上千学生到北京中南海反映文化革命情况，开始大串连。红卫兵运动的高潮始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北京和外地的百万红卫兵、师生。毛泽东身着军装，戴上红卫兵袖章，成为红卫兵的最高统帅。毛泽东先后八次在北京接见来自各地的师生及红卫兵一千一百多万人。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规定来京参观的师生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开支，伙食、住宿由北京市安排，由国家财政开支。“中央文革小组”指令“红卫兵造反派”在全国各地开展串连，建立“红卫兵联络站”，冲击党政军机关，揪斗领导干部。这种数以千万人免费乘车、吃饭、住宿不要钱的全国性大串连，虽然没有喊出“自由民主”的口号，却是古今中外没有先例的民主运动的自由尝试。红卫兵运动的造反和大串联，对于促进全国工农群众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后来又有工人到北京串连和到各大城市串联。由于全国交通十分拥挤，火车已不堪重负，中共中央又提倡步行，于是，无数支“长征”队伍，纷纷到革命圣地延安、井冈山、韶山等参观。走出去看一看，时而捣乱一下，时而大呼小喊，时而闲庭信步，时而慷慨高歌，游荡高山大川，阅览名胜古迹。

 

    煽动小孩子以革命的信条挑逗、戏弄老革命，令其十分恼火也往往显得无可奈何，毛泽东这一招用得十分高明。毛泽东诙谐地说道：“我跟你们说了，要油炸，要火烧，但是我也同时说了，不要炸糊了，不要烧焦了。吓唬吓唬他们就行了。让他们尝尝什么叫欺负人的味道就够了。”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只是想惩戒一下那些当官做老爷们，然而一旦拿起烧火棒的群众对火候的控制总是情不自禁的。造反群众只要高兴，就把领导、专家、学者、民主人士统统视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黑帮分子、地富反坏、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予以揪斗、游街、示众、抄家、殴打、侮辱，实行“群众专政”。红卫兵们走上街头，天不怕地不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在自由的空间，释放着民主的气象。对他们所称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展开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大扫除。街道、商店、院校等改为“反帝路”“反修路”“反修医院”“立新商店”“工农兵医院”“红卫兵战校”……。许许多多红卫兵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改为“卫红、卫东、卫民、向红、向东、向阳”等等，以示革命。他们对古代典籍、文物、字画和名胜古迹等，他们只要愿意，便当作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予以扫除。“红色恐怖”听起来有点恐怖，实际上是痛快人干着痛快事。把这一切喻之为狂热、野蛮、疯狂，也不为过。

 

    任何轰轰烈烈的群体性运动，从来都是带有过激行为的。反对独裁，争取民主，摆脱专制，走向自由，打倒禁锢，解放思想。虽然文化大革命没有这样的旗帜与口号，但文化大革命展现了这样的精神。红卫兵近似疯狂的行为，在得到“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背后，还有一个造反派和当权派对立双方都十分信服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对立双方都坚决宣称：“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有一种搞笑的现象是，当某个中央大员被红卫兵揪斗、批判了，很可能面临肉体惩罚时，他马上举着《毛主席语录》念念有词：“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是个好同志”。×××就是指他本人，结果免了一顿拳脚之苦。

 

    有一组数据记录了当时的一些情形：从1966年8月至10月，全国造反派从大、中城市赶走的“牛鬼蛇神”达39.74万人。从抄家中没收了的财物，计黄金119.8万两，白银30.6万两，银元978.9万块，美钞355.3万元，外汇373.9万元，现金、存款、公债等4828万元，金银首饰等物约171.9万件，古物1000万件。仅仅60多天，便有如此重大的损失，折腾两年之久，损失巨大的情形是难以想象的。虽然参加“破四旧”的不全都是红卫兵小将，但它是红卫兵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把红卫兵造反派“破四旧”的打、砸、抢、抄、抓，比喻为一场浩劫，那么，奇怪的是大多数浩劫者是无私无畏的。红卫兵造反派除了寻找精神财富外，没有从中获取任何的物质利益。相对于当今那些打着“改革”旗号鲸吞国家财富的“大鳄”，更应该受到指责的不是那时的红卫兵。在红卫兵看来，“破四旧”完全是为了“立四新”。当然，红卫兵也可能不知道如何去“立四新”，不知道不要紧，不懂得也不重要。因为毛泽东明明白白的指示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在其中了……。”在盲目信仰驱使下的过激革命行动，正是大众民主自由尝试的一种特殊方式。只要高呼一声“毛主席万岁”，就可以对社会的事物任意渲泄，为所欲为，何乐而不为！全国东、西、南、北、中的老百姓，不约而同地干着扬眉吐气的痛快事，这是史无前例的。1966年秋季以红卫兵为主体的造反行动，成为了1967年全国大动乱的重要因素，但毛泽东所需要的正是这种大动乱。文化大革命初期得到毛泽东坚定支持的群众造反行动，符合毛泽东预期“天下大乱，乱中夺权”的意图。

 

    人与人之间总是相互利用，相互欺骗的，只是方式、方法、内容和时间上不同罢了。领袖与大众之间相互利用，最终是高明的领袖一个人利用了大多数人。红卫兵在全国各地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火种，毛泽东利用红卫兵达到预期目的。红卫兵毕竟是一群青少年，根本不具备使用权力的能力及条件。1966年11月25日26日，毛泽东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让在北京的全部红卫兵参加接见。接见完毕，决定不再接见红卫兵了。接着，中央通知以后串联不再实行免费了。任何运动中的被利用力量，其价值都是有限的。正如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时候，需要的是农民阶级。“夺取全国政权”后，需要的是工人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燃烧起来了，红卫兵便成了“昨日黄花”，这是很自然的事物进化。但是，红卫兵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不容易驾驭也是可以想象的。偌大的校园已经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青少年的激动情绪难以在短期内平复。毛泽东先后采取过“工宣队”、解放军进驻学校的一些措施，也未能让学校的秩序稳定下来。于是，毛泽东决定让大学毕业生到工厂、部队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的再教育，让中学毕业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古语有云“书生造反，三年不成”。红卫兵运动在社会折腾的时间还不足两年，很快就被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所湮没。随着学校红卫兵组织的自然消失，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运动沉寂了。但是，红卫兵作为大众民主自由的先锋队，可以说，没有红卫兵造反派的自由捣乱，也就没有工人造反派的民主夺权。红卫兵运动载入中国史册，是永远抹不掉的事实！从敢捣乱中看到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的红卫兵的精神。人们可以从当今网络时代的所谓“愤青”和言论自由的平台，看到了当年红卫兵大呜、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缩影。虽然“愤青”们的某些偏激的言论带有某种盲目性，也是一种对现实不满的渲泄。在改革开放的当代，网络信息自由也受到了限制，但是，你删除了人家发表的言论，却抹不去人家脑海里的意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循序渐进，恐怕还得寄望于青年人的激情。毛泽东对青年人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的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的身上。”

 

    从校园“反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到厂矿机关“踢开党委闹革命”，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迅速向纵深推进。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所谓党论的权威“两报一刊”，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根据毛泽东“展开全国全面内战”的意图，宣称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1月2日，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放在北京、上海、天津、东北”等大城市。1月初，“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夺了上海《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的权。接着又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一月革命风暴”。毛泽东对上海的夺权给予高度评价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毛泽东还说过“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活毛猪。”毛泽东坚信这个地球少了谁都照样转动，而且转得更正常。当权派可以当权，造反派也可以当权。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编者按”，予以高度评价。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的贺电，称赞他们的“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1月16日，毛泽东批准了上海夺权，由《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传达了他的“最新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张春桥、陈伯达等人把上海造反派的夺权与“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等同起来，称为“一月革命”，把他们成立的全市政权组织叫做“新上海公社”，二月初又改名“上海人民公社”。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经毛泽东正式批准。2月24日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从上海夺权开始，全国掀起了夺权的飓风狂潮。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纷纷被“造反派”夺了权，由革命干部、军队干部、革命群众取而代之，组成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等一批革命造反专员粉墨登场，大展身手，走上政治斗争中粉身碎骨、誓不回头的不归路。

 

    1967年1月11日林彪批准同意关锋等人提出的“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把矛头指向了军队。这下子可就捅了老革命阵营的“马蜂窝”。1月的中央军委会议和2月的政治局碰头会议，当时担任着党、政、军领导职务的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等人，对把“夺权”行动引入军队的作法提出强烈批评，同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和谢富治等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口水战”。叶剑英拍案痛斥江青、张春桥指使“造反派”揪斗军队高级干部，盛怒之下震裂了右手掌骨。这就是“十年文革”史上所谓的“二月逆流”。当晚，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等人整理出专案材料，由江青向毛泽东汇报。于是，毛泽东召集了部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尖锐地、激烈地批评了一批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老革命，指责他们搞复辟，搞翻案。林彪、江青等人，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由北京开始，迅速传遍全国，更大规模地从党和国家的各级“当权派”手中夺取权力。被毛泽东喻之为“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从此低调做人，沉着应对，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避免了劫难。

 

    向谁夺权或为谁夺权，对于老百姓来说，都是一种无所谓的行动，主要是参与了一番热闹，热闹了一番。老百姓明白，自由民主只是一场游戏，只有拼命渲泄、渲泄、再渲泄，才是真实的收获。文化大革命出现的当权派、走资派、造反派，保皇派、革命派、反动派、复辟、反复辟等等，统统不过是群众运动中运动群众的代名词。如果把造反派的首领们当作“新贵族”，当权派当作“旧贵族”，那么，发生在表面的似乎是新旧贵族的权力斗争问题，而隐藏在这场革命背后的深刻本质是人民大众通过这场运动，成功地把长期束缚中国人民的新旧形式的封建主义和奴隶思想的双重枷锁砸开了一个缺口。人们从这一缺口渲泄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快感。一场荡涤人们思想灵魂的政治革命，一切表现在有声有色之间，而又蕴含于无息无声之中。文化大革命给予大众民主的深远意义，早已超出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预期和设想，其真谛至今仍在现实生活中闪烁着真正价值的光辉。

 

    今天的人们，心有余悸的似乎依然是那场运动中一些过火举动和流血事件。但人们也不会忘记，世界上从来也没有出现过温文尔雅的革命，将来也可能不会有。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武斗，表面上是由造反派群体中不同观点的造成的，实际上只是人们借题发挥而已。因为无论誓不两立的两大造反派也好，当权派也好，走资派也好，逍遥派也好，他们都誓言旦旦地宣称无条件忠于毛泽东及其革命路线，把毛泽东说过的片言只语，奉作圣旨般的“最高指示”或“最新指示”，高亢朗读，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泪流满面，手舞足蹈，彻夜欢腾，如痴如醉。这种造反的情形，与外国疯狂的圣教徒无异！

 

    “上海一月风暴”的主角王洪文以及全国各地的一大批造反派头头，是野心家也好，阴谋家也好，甚至是“流氓、地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主观为自己的同时，客观上为广大人民大众提供了一个尝试自由民主和释放怨气的空间。1967年7月22日，江青接见河南造反派“二七公社”代表时说：“当挑起武斗的这一小撮人，在达成协议以后他们的武器还没有收回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就不能放下！我记得好象就是河南的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是要吃亏的。”7月23日，“文攻武卫”的口号在王洪文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9月5日，江青在接见安徽代表时又大讲“文攻武卫”。9月9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学习江青的“九五讲话”。于是，各地纷纷成立了“文攻武卫”组织。全国造反派大张旗鼓地引用毛主席的一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大革命的武斗，也是大众民主在自由尝试中的继续。首先，参加武斗的人们不但心甘情愿，而且自告奋勇。其次，双方你死我活，都是为了保卫伟大领袖毛泽东。更可贵的是，他们都有一种视死如归的舍身取义精神。这种内战的属性，不能不说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特色。

 

    文攻也好，武卫也好，人民大众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对民主的自由发挥得淋漓尽致。随着时间的推移，造反派组织之间以及造反派内部，对怎样进一步深入开展文化革命发生了分歧，斗嘴辩论不分胜负，就争强斗狠进行角力。初期局限在本单位之内的两派组织，基本上还是以文斗为主。后来，不同单位的两派，到处寻找观点相同的大联合行动，演变成越来越大的派别组织。双方的斗争形式变成了“文攻武卫”，也就变得更加不讲情面，更加激烈。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活学活用变成了“枪杆子里面出真理”的法宝。两大派的矛盾，由唇枪舌剑、怒目相视的文攻，发展到动刀动枪、势不两立的武斗。拦截军用车辆，闯进军队营地，抢夺枪支弹药，所有的群众组织用同样的方式迅速武装起来。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互相进攻，开枪开炮，群众手拿同样的武器，举着同样的红旗，喊着同样的口号，为了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时倒在血泊里。此时此刻，毛泽东不但不怕全国规模的文斗大乱和武斗动乱。反而作出了最高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再过几个月就会更好！”有人对毛泽东的这段话感到大惑不解，甚至认为毛泽东在“胡说八道”，其实，说毛泽东“胡说八道”的人，才是胡说八道。想当年，从红军时期的井岗山反围剿、红军长征到解放战争时面对国民党几百万军队的进攻，毛泽东运筹帷幄，决策千里，谈笑风生地说道：“蒋介石的算盘，永远是由我来拨的”。何况由自己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从上海“一月革命”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岁月里。这一夺权的阶段决定了当时的权力分配格局和各地派别的斗争态势。此前的“炮打司令部”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战线分明。造反派内部的激进派、温和派、保守派之间的斗争，仅表现在对军队、对新政权的态度上。在实际行动中，各派都抱定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都要将斗争的对象“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从而体现了毛泽东“文革”的两大特点：全面内战及打倒一切。而造反派内部分裂不断，但在毛泽东的一声令下又不断联合，这是“文革”动乱时期的一大特色。

 

    所谓“十年动乱”，人们从耍嘴皮子、摇笔杆子到玩枪杆子，的确因“动”而“乱”。当然，社会动乱不可能不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但更多的正面的作用。事实上，1976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增长12倍。钢产量增加到2300万吨；煤炭产量增加到4.4亿吨；发电增加到1330亿千瓦小时；化肥增加到2800万吨。可以制造载重汽车、大型拖拉机、远洋货轮和喷气式飞机。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了核大国，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又爆炸第一颗氢弹，七十年代初发射了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工业生产所占的比重提高到50％；农业经济所占的比重下降到34％。至于“文革”否定派说“文革”造成“经济崩溃”，纯属“盲子拉琴——瞎扯”。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全国原来的“乱”势已经基本稳定下来，连法定接班人林彪叛逃死亡，也未引发任何动乱。即使在全世界看起来“动乱”的那些日子里，人们清楚地看到国外反华势力不敢欺负中国人，苏联在我国珍宝岛碰了壁也不敢扩大战火，中国大陆成功地取代了台湾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美国总统尼克松跑到中国表示亲善，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了“破冰之旅”。

 

    当然，国家资本积累率不断提高，重工业和装备工业的强行建设，也使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人们常常出现超负荷的劳动、工作。百分之八十的群众生活在贫困线上。城市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在3.6平米左右，人们只能维持在一般的生活水平上。对于民众而言，社会主义确实有“苦行僧”主义的感觉。笔者认为，也正是毛泽东留下的这种“民穷”世态，为邓小平时代中国经济的惊人发展提供了客观上的先决条件。

 

    吃尽了“文革”苦头的上层群体，把“文革”说成是“一场浩劫”，而老百姓不一定都这样认为，一是中国的老百姓经历过的“浩劫”实在太多了；二是能够让中国老百姓发挥自我的“浩劫”，自古至今只有“十年文革”；三是任何“浩劫”的代价都由老百姓承担。

 

    “文革十年”反映在最高领导层的情形，是一场“大赌博”。“文革”前，刘少奇的“赌注”转盘停在“经济”上，被毛泽东狠狠地淘汰出局。“文革”中，林彪把“赌注”的转盘先是停在“政治”上，后又试图押在“经济”上，还是被毛泽东残酷地废掉。“四人帮”的“赌注”自始至都终停在“政治”的转盘上，也被毛泽东无情地搁置了。毛泽东对华国锋寄托了一种生命终结前无奈的期盼。毛泽东过世后，华国锋殊不知把“赌注”押在哪里，结果做了邓小平时代的奠基者。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更深层面的个人生命因素。毛泽东认识到必须在生命结束之前，解决他的政治持续性问题。毛泽东晚年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都跟毛泽东晚年生命力情结，有着十分密切关系。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那一年，是七十三岁。

 

    1959年大跃进失败以后，毛泽东政治运动发动的频率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激烈，一直持续到生命终结。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传到中国，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他开始思索着中国政坛上的“赫鲁晓夫”和军队中的“朱可夫”。毛泽东早就对彭总开玩笑似的说过“彭老总啊，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了以后，你不造反行不行？”可见毛泽东对自己身后事顾虑重重。

 

    1962年“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说：“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给人民带来了那么大的损失，我这是第一次总结，总结一次不行，以后年年要总结，回过头来要总结，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十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能接受实践的检验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了。”或讲者无心，但刘少奇分明在暗示要“算帐”。或听者有意，毛泽东从1959年的“庐山会议”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朱可夫”已经成型。他知道他还活着的时候，刘少奇等人既没有这样的意图，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推翻他的领导。他真正担心的是他死了以后政治会怎么样，革命事业的持续已经达到了一种焦虑的顶点。

 

    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同时正式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他说：“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能不能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在莫斯科纪念十月革命47周年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对贺龙元帅说：“我们现在已成功地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应该效法我们，把毛泽东搞掉，这样我们就能和好。”毛泽东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他并不相信谁有能耐可以搞掉他，只是深感自己身后的事情越来越不妙。

 

    毛泽东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死了中国“赫鲁晓夫”，把一个比“赫鲁晓夫”和“朱可夫”更可怕的林彪推上政治舞台，折腾了几年再把他送上了“西天”。再看看那个工人阶级出身的接班人王洪文，也不能担当重任。毛泽东生命即将终结前，对华国锋接班的扶持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政治和生命的忧虑情结致使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频频更换接班人。可叹的是，毛泽东打遍天下无敌手，却输给了自己对政治和生命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