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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捕入狱

在个别审讯中，安文元在酷刑下叛变，交代了由张露萍领导的电台特别支部的全部情况。戴笠知道这个情况后，认为这是整治共产党的最好把柄，他下令严格仔细清查被捕人员的全部物品，结果发现了与成都张露萍的联络地址。军统经过推敲，以张蔚林的名义向成都的地址发出了“兄病，速回渝”的电报，按照纪律规定，张露萍在给南方局军事组拍电报报告此事的同时，买票动身回重庆。

南方局军事组收到张露萍由成都发回的电报后，知道张露萍中了军统局设的圈套，赶快派人到车站守候，希望能够营救张露萍。但是，当张露萍在两路口车站一下车，就被守候的特务逮捕了，根本使营救无法实现！张露萍也被捕了！

张露萍被捕后，军统特务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在严密的监视看管下，故意让张露萍出现在“周公馆”附近，并且让她来回在“周公馆”大门外走动。张露萍识破了特务的计谋，她强压泪水，慢步在中山四路，离“周公馆”大门只有一米远，跨一步就可进到院子里了，那里面有她敬爱的首长，有亲爱的同志们，这是她日夜思念的“家”呀。只要跨进去，她就可以自由地说想说的话，可以再大声唱“拿起刀枪干一场”，但她没有进去，她就是不往曾家岩看一眼，虽然她是那样的熟悉那个地方、向往那个地方，但是为了同志们的安全、为了党组织的利益，她坚强地走向前方！最后，监视和跟踪的特务只得失望而回。

蒋介石知道了这件事后是万分震惊！一反常态地将戴笠骂了个狗血淋头：“你一再在我面前吹嘘军统如何厉害，如何打入共产党内部，现在共党的尖刀都插到你心脏里了，我们的电台快成了共党的电台了，你还有脸来见我吗？”

戴笠更是气得疯了一般，在他一向以为组织严密、牢不可破的军统局内部，竟出了这样的事。在军统局“总理纪念周”上，向全体特务训话，大骂：魏大铭 (电讯处长)真糊涂，共产党睡在身边都不知道。总台长也有问题，还敢出面保共产党。共产党都打进我们团体来了！他当场宣布，在军统局督察室成立“防奸股”，将军统内部可疑人员列入黑名单，经常派人监视。

此后一两个月，戴笠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整天拉长马脸，垂头丧气，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动辄对部下拳打脚踢，他曾懊丧地对一位亲信说：“这是我一生的奇耻大辱，是我同共党斗争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戴笠亲自主持了对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的审讯。经过数次审讯，戴笠绞尽脑汁，使出惯用的狡诈欺骗，酷刑拷打，利诱威胁，始终只得到张露萍的“我是川军师长、眉山专员余安民的女儿，因不满家庭包办婚姻，跑去延安考抗大，后来吃不了苦，逃了回来。在重庆，路遇张蔚林，发生恋爱。至于冯传庆、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是因张蔚林认识的”的供词。张蔚林也只承认：“同张露萍在路上相遇认识，彼此恋爱，并无政治关系。”冯传庆、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更是“一再诘讯，坚不承认”，冯传庆还一把撕碎了特务替他写好的“自首书”。

戴笠黔驴技穷了，他命令司法科长余铎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暂不执行，等抗战结束后，作为中共破坏统一战线的证据，与我党斗争。经蒋介石批准，他们7 人被钉上死镣，以“军统特别严重违纪”分子囚禁于白公馆。在白公馆看守所，张露萍坚持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她始终坚持对军统电台支部的领导，把在延安学习的情况不断地讲给同志们听，她始终教育大家要绝对保守秘密，在任何情况下不公开自己的真实情况，做到绝对忠诚，严守秘密，甘做无名英雄，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1941年3月，张露萍等7人与其他被囚禁者一道，由白公馆被转押到贵州息烽监狱。

曾在息烽监狱、白公馆先后被关押14年的韩子栋，也就是红岩小说中疯老头的原形人物，在1948年越狱回到解放区对息烽监狱有过这样的描写：

在他们惨绝人寰的秘密监狱中，不宣判刑期，谁也不知道谁的命运，谁也不知道谁哪天生死，与社会隔绝，连父母妻子都不准通信息，无希望，无寄托，成年累月淹在惴惴待毙的恐怖里。没有一定信仰，没有坚强意志的人们，说什么他不发神经呢？！秘密监狱，无经常的办法，无一定的规矩，朝令夕改，夕令朝异，造谣生事，制造恐怖，让恐怖震慑犯人的神经，摧毁犯人的精神，绝对没有抗议的余地。秘密监狱绝对与社会隔离，断绝父母妻子的消息，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情况，没有抚慰，没有希望，完全陷入到绝望痛苦的深渊里。“不坐牢不知坐牢的苦。”隔离社会，断绝亲属的味道，没有经历过的，是不容易想象出来的。

长不及两丈，宽没有一丈的监房，住17个人，而且借口休养人身体弱，容易伤风，把窗户糊得严严的，这样就造成了空气不足、光线不足的黑屋子。这就是十六七个人的小天地，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都在这小天地里。

监房的水历来是不够用的，十六七个人，每天两担水，吃喝洗碗，洗牙洗脸，洗衣服，洗马桶，洗澡，统由这两担水内开支，有喝的没用的，有用的没喝的，于是，水变成了宝贝。水是宝贝，新鲜空气更是宝贝。管理员一近门口，多用手巾蒙起鼻子来。我这里只说的门口，门内呢？汗气、炭气、尿臊气、大粪气、霉气，集气体混合之大牢空气极坏，光线坏，水少，可以说是监狱的一般现象。

除了这些生活条件不堪设想外，张露萍他们所面临的还有来自狱中难友的精神压力！在息烽监狱，原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和成都救亡运动领袖车耀先等同志秘密成立了狱中临时党支部。当张露萍等7人被押到息烽时，车耀先一眼就认出了那个自己看着长大，亲自送去延安的姑娘，她此时带着沉重的脚镣手铐，身体很虚弱。几个月来，张露萍他们除了被审讯就没有再与自己的同志打过交道，到了息烽监狱张露萍见到了她非常熟悉的罗世文、车耀先，当第一次看见他们的时候，张露萍竟然失声大哭了起来！罗世文、车耀先利用一切机会要和她接触，她却总是尽量地回避！作为“军统严重违纪”分子的他们，在狱中也不能改变这个“名不符实” 的身份啊！所以，在息烽监狱，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7人一直被狱中的共产党员看做是国民党的军统违纪分子！看见自己的同志，得到的却是愤怒的目光！

车耀先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从小与自己的女儿一起，充满革命激情的青年怎么会跟军统特务违纪分子搅在了一起？他曾经试图从张露萍嘴里知道答案，但张露萍告诉他：“车伯伯，一些没有必要知道的情况，我就不告诉你，你以后也别问，好吗？”

1943年，息烽监狱主任周养浩，在息烽搞所谓的“感化教育”，狱中党支部利用这个机会，争取到解脱了张蔚林、冯传庆、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的脚镣，住进感化院，可以在小范围内自由活动。杨洸、赵力耕日语很好，每天定下课程教其他人学日语，还经常用日语对话。冯传庆多才多艺，把废纸盒做成扑克牌，供大家娱乐。陈国柱新婚不久即被捕，难友开玩笑，说他是“新郎官坐牢”，他也只笑一笑，说：“为革命坐牢，心甘情愿。”赵力耕因长期关在阴暗潮湿的禁闭室，得了严重的风湿，几乎瘫痪，他仍对难友说：“爱国何惧死，历史将证明，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是任何力量也扼杀不了的！”张露萍在狱中养了一只鸡，难友徐宝芝生了小孩后没有奶水，孩子饿得哇哇哭，张露萍就每天把母鸡下的蛋给小孩吃。难友们见她身体也不好，劝她把鸡杀了营养一下身体，她回答说：“不杀，留下生蛋给小妹妹吃。”徐宝芝非常感动，给孩子取名叫“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