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间高手叶参座zt
党内用间高手，在我印象里大约排列如下：周公、董老、康生、参座，也许有点谬误，但如果排名不分先后，我感觉更合适。不了解这点，很难明白参座为什么没直接领兵作战的战功却被封为元帅，很多人以为他是靠一、四方面军会师时那份真假难辨的电报。笑话，要这样计算功劳，莫雄把从庐山上把第五次围剿全盘计划端回家，项与年拿板砖把自己拍成猪头，装成乞丐再把情报送至瑞金中央，可以说是救了整个中共中央与红军。论功计酬他们又该什么位置？解放后莫雄无非是给了个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位置，项与年是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酬功仅此而已。
周公、董老所指挥的杰出间谍，现在已被曝露得七七八八，大部分为世人所熟知，不提也罢。康生的情报生涯却是到现在也鲜为人所知，留下的蛛丝马迹，仅是他在上海特科掌管干湿活的三科（比如处决顾顺章一家）。
其实1932年后，他赴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时，每天上班的单位，就是共产国际情报部。在情报方面，他确实有着理论与实践都非常丰富的“特别工作建设” 经验。台湾那边的资料，记载中共方面三个在苏联受过正规政治保卫与谍报训练的大特务，分别是康生、程一鸣、路鹏（很少人知道这个化名，原中共南京特委军委书记路大奎，叛变）。延安时期什么西北公学，枣园训练班，七里铺训练班，全是使用康生撰写的教材《特别工作建设》（军统那边的教材《情报学》，凑巧也是程一鸣编写）。康生社会经验丰富，知识渊博，他上的课生动活泼又富于启发性，让受训学员们心服口服。比起那位同行对手戴雨农，无论是个人才华还是组织手段，高得不是一筹两筹，否则怎么解释在整个抗战期间，他稳坐社会部部长？继而内战开始，解放军从节节胜利到最终胜利，不如说是情报战的胜利，而奠定内战时期情报工作的基础，恰好是抗战初期就开始积累布局？
康生死后的被清算老帐，一算就从延安整风开始算起。说他迫害好人，罪恶累累什么的，那是今天的说法，当年可没这样认为，延安整风中的肃反不可能完全肃错，不过这是另一篇的内情，从下面的这件事情里，可以看出来确实有不少特务混进了延安。
56 年台湾军情局悼念戴笠死忌10周年，蒋阿拉伤感地对在场的大小特务说：“戴雨农同志不死，我们今天不会撤退到台湾！”。蒋这句话信息量很大，起码可以有三层意思。其一、戴笠很工作能力强，防共与保密工作做得好，他如果没死，可以防止及破获中共地下党渗透；二、戴笠不死，军统就不用内乱，在内战中就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其三、戴笠单线掌握着中共方面许多关系的名单，这些名单上的人随着他的死亡而失去联系；这三层意思里，我相信后者。单线进行联系的特务，事关性命，惯例是没档案可查，卧底为了保护自己，只认人不认组织。等于说有些打进中共内部的特务，蒋也不一定知道，不是戴笠不信任蒋，而是防止蒋身边的人有问题（事实上问题很严重）。其实就算蒋知道名单，在戴死后派人去联系，关系人也不一定肯接头。（谁敢说只有一个沈之岳？）
如果以为延安大规模的肃反与审干，还有解放后屡屡绷紧的反特审查，全都属于空穴来风，归咎成党内斗争的故意整人，那就是毫无敌情观念了。以康生之情才心智，他会在没有任何过硬情报依据下，仅凭臆想就敢在延安搞抢救运动？那不把中央书记处的几位大佬当成泥俑木偶？
他死了几年后，说他是害人成瘾的贝利亚式反革命，开除党籍，撤销悼词。这和他生前的盛誉反差巨大，可见其与党内人士积怨颇深。他一个胶南张家的二少爷，文质彬彬无拳无勇的书生，凭着良心与正义感投身革命，和谁都没冤没仇，整谁不整谁，我看不出是源自私怨。他只不过是患了小知识份子的左派革命狂热症，结合早期在上海特科经历，对危害革命的叛徒特务痛恨尤深。加上保卫工作的职业习惯，久而久之警惕就变成了多疑。在我看来，他对党所造成的损失不单单需要批判和揭发，其实，他更需要的，是一位心理医生。
给他念悼词的可是叶参座，为什么是他念而不是别人？是不是有什么历史渊源？翻查历史资料，没想到参座还有一个很少公开的职务“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第一副部长”，第二副部长才是李克农，第三副部长潘汉年。（两副马甲，一套人马）
75 年康生死的时候，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也许他生前曾流露过相关的意思，他最出彩最无愧的人生历程，不是早年在上海滩的血雨腥风，也不是晚年的变态无聊的政治角斗，而是抗战时期，作为一个普通中华儿女，他为国家效力的光荣。而见证他这个时期卓越工作的三个战友，李克农已骑鹤西游，潘汉年在监狱里渡过了他最后的岁月，好在参座还活着，自然要他来念悼词，就如刘帅的悼词只能是小平同志念的一样。
按照一般党史资料所留下来的印象，康生是搞理论和党建工作的阴险文人，参座是纯粹的军事大员，只有李克农才是专业搞特工业务的人才。按照这个印象，岂不是外行领导内行从延安时期的社会部就开始了？而康生与叶参座，两个不都成了挂名不管事混饭吃的家伙。问题是，谁会把如此实权实职的机要部门，当成人大政协？
如果他们俩不是挂名出任，而是名符其实的有职有责，那么问题就随之来，他们凭什么出任这个职务？具体负责什么工作？有过什么工作成就？这么多问题我一个都回答不出来，他们在隐蔽战线上的身影，即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看起来还是云遮雾绕，若隐若现。但我相信，他们两人，维系着隐蔽战线上，最为精彩绝伦的往事。康生就算了，他没什么可能翻身解放机会，也许很多原本该属于他的功劳佳话，被挂在他的领导名下（成绩要归功于党，归功于领导）。但参座从没彻底倒过招牌，身后哀荣更盛，为什么从来不见他在秘密战线上的具体功劳？
想象由此而来，我试着分析一下原因。其一、用广东话说，条友响社会部吃闲饭，冇做过嘢（没干活），其二、虚挂其名，方便参阅情报，协调社会部与总参的军事工作。其三、他在社会部的角色相当于军统里面郑介民的业务职能，只是负责军事方面的谍报。其四、他掌握的工作，在今天仍然还没解密，而没解密的原因，是不是对今天仍然有影响力，还在有效地发挥作用？
有人说参座在情报方面只是周公的助手，这话对也不对。周公在许多时候，是带着参座飞这飞那的搞统战，但对民主花瓶派的统战是统不出多少直接的一线军事情报，他的正职可是八路军的参谋长，主要的业务还是在军事谍报方面。只能说，参座的工作也在周公的领导范围内，他们多年来，工作上配合得很好，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代的“南昌起义”前夕。
“南昌起义”事败后，参座继续潜伏在土匪张(张发奎）的部队里，接着再搞“广州起义”，可惜又再失败，参座只好跑路去了苏联留学，我很怀疑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就读的时候，一放暑假就去进修别的科目，比如情报训练或参谋作业训练。（程一鸣受训过程就是如此，他回国的时候，可是和参座同一条船。）
49 年后，参座坐镇南天，港澳的统战与情报工作，全归他领导指点，他广泛地利用了当年在粤军中的经历，与老同事，老朋友，老相识，老同学，老关系，老乡亲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我听过一个笑话，50年代初，有次一个粤军时代的兄弟，从香港打电话给他。
说： “大佬，听闻我乡下搞土改，我屋企连坟地都分晒，拜托关照下。”
(“大哥，听说我家乡搞土改，我家连坟地都分了，拜托关照下。”)
参座哈哈大笑：“叼-你--老---母，你个扑街仔晓得求我了咩？嗰阵单声（捎口信）俾你，叫你放我几个人，你唔放仲要枪毙佢哋，我关照你条毛。”
( 参座哈哈大笑：“操-你---娘，你个小子晓得求我了啊？那时通知（捎口信）你，叫你放我几个人，你不放还要枪毙他们，我关照你个屁。”)
“X秘书，记录：‘命令XX军分区，把XXX的祖坟刨开，掟只狗乸落去俾佢老豆做伴’。”
(“X秘书，记录：‘命令XX军分区，把XXX的祖坟刨开，拿只母----狗下去给他老爸做伴’。”)
对方大惊失色，连声告饶，参座痛骂一顿后才说：“过几日叫个后生拎两盒月饼拜访你，有乜你同佢卿。”啪一声，盖了电话、、、、、、（此事拎月饼的后生听那位粤军袍泽说的）
( 过几天有个后生拎两盒月饼来拜访你，有事与你谈)
50年代后，大概许多在港澳的统战对象与情报关系，就是这样建立的。80年代后，参座倦政，把这部分工作与人脉关系移交给儿子叶选宁。结果叶选宁以四年军龄，跃升少将，出任总政联络部副部长，这里面当然有参座余荫，也有特殊的历史原因。(不够级别，一些会议与情报根本不给参加不给看，那就没办法工作了。）
那时刚刚改革开放，中国急需海外的资金与技术，而吸引外来资金与技术的群体，百分之九十来源于广东华侨。华侨里面，客籍人又起码占三分之一多，为了做好海外客家人的工作，只能让叶选宁代表老子出面。没办法，外面的大阔佬们只认在50年代初，因为关照他们而倒霉的参座，他们念这个情，只认叶家人。
总政联络部是个情报部门，在叶将军入主之前，工作效果平平，叶将军加入后，利用海外关系，立即让总政联络部抖了起来，工作成效令人张口结舌。最为成功的操作，便是安排吕正操的秘密访美，跑去夏威夷见张学良，动员张回国定居或者一游。吕将军早年出身于东北军讲武堂。在张学良手下担任过副官队长，是张学良的亲信。张不愿意回来，但向吕表示，很怀念当年在西安对他搞统战策反的叶参座。
党内用间高手，在我印象里大约排列如下：周公、董老、康生、参座，也许有点谬误，但如果排名不分先后，我感觉更合适。不了解这点，很难明白参座为什么没直接领兵作战的战功却被封为元帅，很多人以为他是靠一、四方面军会师时那份真假难辨的电报。笑话，要这样计算功劳，莫雄把从庐山上把第五次围剿全盘计划端回家，项与年拿板砖把自己拍成猪头，装成乞丐再把情报送至瑞金中央，可以说是救了整个中共中央与红军。论功计酬他们又该什么位置？解放后莫雄无非是给了个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位置，项与年是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酬功仅此而已。
周公、董老所指挥的杰出间谍，现在已被曝露得七七八八，大部分为世人所熟知，不提也罢。康生的情报生涯却是到现在也鲜为人所知，留下的蛛丝马迹，仅是他在上海特科掌管干湿活的三科（比如处决顾顺章一家）。
其实1932年后，他赴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时，每天上班的单位，就是共产国际情报部。在情报方面，他确实有着理论与实践都非常丰富的“特别工作建设” 经验。台湾那边的资料，记载中共方面三个在苏联受过正规政治保卫与谍报训练的大特务，分别是康生、程一鸣、路鹏（很少人知道这个化名，原中共南京特委军委书记路大奎，叛变）。延安时期什么西北公学，枣园训练班，七里铺训练班，全是使用康生撰写的教材《特别工作建设》（军统那边的教材《情报学》，凑巧也是程一鸣编写）。康生社会经验丰富，知识渊博，他上的课生动活泼又富于启发性，让受训学员们心服口服。比起那位同行对手戴雨农，无论是个人才华还是组织手段，高得不是一筹两筹，否则怎么解释在整个抗战期间，他稳坐社会部部长？继而内战开始，解放军从节节胜利到最终胜利，不如说是情报战的胜利，而奠定内战时期情报工作的基础，恰好是抗战初期就开始积累布局？
康生死后的被清算老帐，一算就从延安整风开始算起。说他迫害好人，罪恶累累什么的，那是今天的说法，当年可没这样认为，延安整风中的肃反不可能完全肃错，不过这是另一篇的内情，从下面的这件事情里，可以看出来确实有不少特务混进了延安。
56 年台湾军情局悼念戴笠死忌10周年，蒋阿拉伤感地对在场的大小特务说：“戴雨农同志不死，我们今天不会撤退到台湾！”。蒋这句话信息量很大，起码可以有三层意思。其一、戴笠很工作能力强，防共与保密工作做得好，他如果没死，可以防止及破获中共地下党渗透；二、戴笠不死，军统就不用内乱，在内战中就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其三、戴笠单线掌握着中共方面许多关系的名单，这些名单上的人随着他的死亡而失去联系；这三层意思里，我相信后者。单线进行联系的特务，事关性命，惯例是没档案可查，卧底为了保护自己，只认人不认组织。等于说有些打进中共内部的特务，蒋也不一定知道，不是戴笠不信任蒋，而是防止蒋身边的人有问题（事实上问题很严重）。其实就算蒋知道名单，在戴死后派人去联系，关系人也不一定肯接头。（谁敢说只有一个沈之岳？）
如果以为延安大规模的肃反与审干，还有解放后屡屡绷紧的反特审查，全都属于空穴来风，归咎成党内斗争的故意整人，那就是毫无敌情观念了。以康生之情才心智，他会在没有任何过硬情报依据下，仅凭臆想就敢在延安搞抢救运动？那不把中央书记处的几位大佬当成泥俑木偶？
他死了几年后，说他是害人成瘾的贝利亚式反革命，开除党籍，撤销悼词。这和他生前的盛誉反差巨大，可见其与党内人士积怨颇深。他一个胶南张家的二少爷，文质彬彬无拳无勇的书生，凭着良心与正义感投身革命，和谁都没冤没仇，整谁不整谁，我看不出是源自私怨。他只不过是患了小知识份子的左派革命狂热症，结合早期在上海特科经历，对危害革命的叛徒特务痛恨尤深。加上保卫工作的职业习惯，久而久之警惕就变成了多疑。在我看来，他对党所造成的损失不单单需要批判和揭发，其实，他更需要的，是一位心理医生。
给他念悼词的可是叶参座，为什么是他念而不是别人？是不是有什么历史渊源？翻查历史资料，没想到参座还有一个很少公开的职务“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第一副部长”，第二副部长才是李克农，第三副部长潘汉年。（两副马甲，一套人马）
75 年康生死的时候，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也许他生前曾流露过相关的意思，他最出彩最无愧的人生历程，不是早年在上海滩的血雨腥风，也不是晚年的变态无聊的政治角斗，而是抗战时期，作为一个普通中华儿女，他为国家效力的光荣。而见证他这个时期卓越工作的三个战友，李克农已骑鹤西游，潘汉年在监狱里渡过了他最后的岁月，好在参座还活着，自然要他来念悼词，就如刘帅的悼词只能是小平同志念的一样。
按照一般党史资料所留下来的印象，康生是搞理论和党建工作的阴险文人，参座是纯粹的军事大员，只有李克农才是专业搞特工业务的人才。按照这个印象，岂不是外行领导内行从延安时期的社会部就开始了？而康生与叶参座，两个不都成了挂名不管事混饭吃的家伙。问题是，谁会把如此实权实职的机要部门，当成人大政协？
如果他们俩不是挂名出任，而是名符其实的有职有责，那么问题就随之来，他们凭什么出任这个职务？具体负责什么工作？有过什么工作成就？这么多问题我一个都回答不出来，他们在隐蔽战线上的身影，即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看起来还是云遮雾绕，若隐若现。但我相信，他们两人，维系着隐蔽战线上，最为精彩绝伦的往事。康生就算了，他没什么可能翻身解放机会，也许很多原本该属于他的功劳佳话，被挂在他的领导名下（成绩要归功于党，归功于领导）。但参座从没彻底倒过招牌，身后哀荣更盛，为什么从来不见他在秘密战线上的具体功劳？
想象由此而来，我试着分析一下原因。其一、用广东话说，条友响社会部吃闲饭，冇做过嘢（没干活），其二、虚挂其名，方便参阅情报，协调社会部与总参的军事工作。其三、他在社会部的角色相当于军统里面郑介民的业务职能，只是负责军事方面的谍报。其四、他掌握的工作，在今天仍然还没解密，而没解密的原因，是不是对今天仍然有影响力，还在有效地发挥作用？
有人说参座在情报方面只是周公的助手，这话对也不对。周公在许多时候，是带着参座飞这飞那的搞统战，但对民主花瓶派的统战是统不出多少直接的一线军事情报，他的正职可是八路军的参谋长，主要的业务还是在军事谍报方面。只能说，参座的工作也在周公的领导范围内，他们多年来，工作上配合得很好，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代的“南昌起义”前夕。
“南昌起义”事败后，参座继续潜伏在土匪张(张发奎）的部队里，接着再搞“广州起义”，可惜又再失败，参座只好跑路去了苏联留学，我很怀疑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就读的时候，一放暑假就去进修别的科目，比如情报训练或参谋作业训练。（程一鸣受训过程就是如此，他回国的时候，可是和参座同一条船。）
49 年后，参座坐镇南天，港澳的统战与情报工作，全归他领导指点，他广泛地利用了当年在粤军中的经历，与老同事，老朋友，老相识，老同学，老关系，老乡亲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我听过一个笑话，50年代初，有次一个粤军时代的兄弟，从香港打电话给他。
说： “大佬，听闻我乡下搞土改，我屋企连坟地都分晒，拜托关照下。”
(“大哥，听说我家乡搞土改，我家连坟地都分了，拜托关照下。”)
参座哈哈大笑：“叼-你--老---母，你个扑街仔晓得求我了咩？嗰阵单声（捎口信）俾你，叫你放我几个人，你唔放仲要枪毙佢哋，我关照你条毛。”
( 参座哈哈大笑：“操-你---娘，你个小子晓得求我了啊？那时通知（捎口信）你，叫你放我几个人，你不放还要枪毙他们，我关照你个屁。”)
“X秘书，记录：‘命令XX军分区，把XXX的祖坟刨开，掟只狗乸落去俾佢老豆做伴’。”
(“X秘书，记录：‘命令XX军分区，把XXX的祖坟刨开，拿只母----狗下去给他老爸做伴’。”)
对方大惊失色，连声告饶，参座痛骂一顿后才说：“过几日叫个后生拎两盒月饼拜访你，有乜你同佢卿。”啪一声，盖了电话、、、、、、（此事拎月饼的后生听那位粤军袍泽说的）
( 过几天有个后生拎两盒月饼来拜访你，有事与你谈)
50年代后，大概许多在港澳的统战对象与情报关系，就是这样建立的。80年代后，参座倦政，把这部分工作与人脉关系移交给儿子叶选宁。结果叶选宁以四年军龄，跃升少将，出任总政联络部副部长，这里面当然有参座余荫，也有特殊的历史原因。(不够级别，一些会议与情报根本不给参加不给看，那就没办法工作了。）
那时刚刚改革开放，中国急需海外的资金与技术，而吸引外来资金与技术的群体，百分之九十来源于广东华侨。华侨里面，客籍人又起码占三分之一多，为了做好海外客家人的工作，只能让叶选宁代表老子出面。没办法，外面的大阔佬们只认在50年代初，因为关照他们而倒霉的参座，他们念这个情，只认叶家人。
总政联络部是个情报部门，在叶将军入主之前，工作效果平平，叶将军加入后，利用海外关系，立即让总政联络部抖了起来，工作成效令人张口结舌。最为成功的操作，便是安排吕正操的秘密访美，跑去夏威夷见张学良，动员张回国定居或者一游。吕将军早年出身于东北军讲武堂。在张学良手下担任过副官队长，是张学良的亲信。张不愿意回来，但向吕表示，很怀念当年在西安对他搞统战策反的叶参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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