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現的周恩來(5) 反「反冒進」的後果

新發現的周恩來 作者 司馬清揚( 蓑笠翁 ) 歐陽龍門

五、反「反冒進」的後果

１．劉、周之間的隔閡

　　反冒進劉少奇領頭，周恩來等人參與，但是毛澤東卻出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手法來處理。
　　胡喬木、胡耀邦以及李銳在提及此時曾說：「由於在一篇定性為反毛澤東的錯誤的社論原稿上（作者註：指１９５６年６月２０日的《人民日報》反冒進的社論），有劉少奇修改的筆跡，劉也就同這一『錯誤』脫不了干係了。黨內唯一還可以同毛澤東以平等的態度討論問題的劉少奇，從此似乎也今非昔比了。南寧會議之後，逐漸使毛澤東奠定了他在中央的特殊地位，這是黨內生活的極大變化。」
　　李富春則說：「當時反冒進的是陳雲、薄一波出面，劉少奇、鄧小平支持的，但是劉少奇沒有自我批評，陳雲沒有自我批評，薄一波也沒有自我批評，而總理擔當了責任，總理作了自我批評。反冒進的錯誤主要是劉鄧陳薄的錯誤，不是總理的錯誤。」
　　周恩來也說：「１９５６年帶頭反冒進的是劉少奇，還有陳雲、薄一波，我也有責任。１９５８年南寧會議，我作了一個自我批評。薄一波就沒有很好檢討。劉少奇一點自我批評精神也沒有，陳雲沒有自我批評，最後只好由我兜起來。」
　　「反冒進」是劉、周聯手發起的了，但是反「反冒進」之後，劉沒事，而周則被逼檢討而致心力憔悴。這幕後原因是什麼呢？
　　延安整風曾經造成劉少奇與周恩來之間的過節。
　　陳毅在文革中說：「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現在怎麼樣？當年赫魯曉夫吹捧斯大林，後來怎麼樣？劉鄧那些人沒有反過毛主席，那時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嗎？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嗎！？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延安整風就是錯誤的！」 　誰整了周恩來？
　　在延安身兼兩大職（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央反內奸鬥爭委員會主任）的劉少奇指責周恩來在武漢和重慶工作時，未能對王明、博古「另立中央」的行為進行鬥爭，成了「教條主義的幫兇」；其次是指責周恩來１９３７年派薄一波訓練閻錫山的部隊，是想「帶八路軍走」；再就是指責周恩來參與簽署「誓死保衛大武漢」的文件，而這完全是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主張。此外，周恩來還被指為對「皖南事變」新四軍的慘敗負責，要對１９２８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的錯誤負責。
　　在莫斯科召開的「六大」，周恩來同意負大部份責任，但延安還有九位同志也參加了大會，也要負一定的責任。這九位同志有一位便是劉少奇。
　　但是，在「反冒進」一事上二人卻唱起了「二重唱」，這不能不讓毛澤東擔心害怕，尤其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還在耳邊迴響。
　　眾所周知，劉少奇作為二把手，實際上並無多少實權，在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共體系裡面，根基不大。然而周恩來則不同。周恩來在黨內的資歷不在毛澤東之下，而且做過毛澤東的上級領導。毛澤東自然不能對他們兩人「一鍋煮」，只能分而治之。於是，毛澤東選擇了周恩來，這與當時的國際背景明顯有關。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帶來了一個機遇，就是借去「斯大林化」而進行「非蘇化」。周恩來的蘇聯背景成了自己被徹底「搞臭」的重要原因。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有意樹立劉少奇為周恩來的對立面。劉少奇代表中央作了工作報告：「有人批評我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說得正對！難道我們能夠不好六億人民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嗎？難道我們應當好小喜過，絕功棄利，安於落後，無為而治嗎？」
　　劉少奇在報告中以毛澤東的語言號召「全黨同志在建設事業中要做『促進派』，而不要做『促退派』」，並嚴厲的批判了「反冒進」，認為「反冒進造成了『馬鞍形』」。報告說：「那些反對提高建設速度、反對多快好省這個方針的批評，都是站不住腳的。」 　此報告把周恩來、陳雲等至於被批判的境地。
　　因反「反冒進」造成了周恩來被整，以至同劉少奇薄一波等人產生了隔閡。「反冒進」之後，劉少奇接踵而來的上升，同周恩來的貶斥形成鮮明的對比。毛澤東因此在劉少奇、周恩來之間打下楔子。這一後果在後來歷史的進程中，被證明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２．歷史的轉變

　　胡喬木說：「１９５８年南寧會議、成都會議批判反冒進是（指毛澤東凌駕於黨中央之上，黨內生活不正常）這種變化的重要關鍵。從那以後毛主席的話誰也不能表示異議，中央其他領導人很難與他平等相處。」 　從此，毛澤東總是對的，別人都要為之讓步，即使批評錯誤，也要先說毛澤東「革命路線」的正確性，錯誤只能是中央集體承擔而不敢言毛澤東要負主要責任。
　　在一系列的大會上，毛聲色俱厲的批評了周恩來，上綱上線到所謂「反冒進」就是反馬克思主義。周恩來不得不放棄正確的主張，反而作出了羞辱自我人格的檢討，直至提出「請考慮自己繼續擔任國務總理是否適當？」經眾議一致挽留，周恩來渡過此次危機。大陸流行的比較婉轉的說法是「但是此後周恩來遇事發表意見，就比較少了。」
　　中共「十二大」政治報告指出：「從５０年代後期開始，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特別是黨中央的政治生活越來越不正常，終於導致十年內亂。」
　　從周恩來做這個檢討開始，黨內便開始形成一種不正常的政治氛圍，一切以毛澤東的是非為是非，維護毛澤東黨的權威就是維護黨的權威，不同意毛澤東的主張就是反黨。周恩來成了對毛澤東的只能聆聽執行，毛如何說，就跟著如何做的典範。這種態勢同毛澤東欣賞的個人崇拜交織互促，吹喇叭，抬轎子的作風日甚，終於導致了個人崇拜在全國氾濫，為「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創造了條件。
　　周恩來的檢討的確暫時維護了全黨團結的大局，緩解了黨內緊張的氣氛，還保護了同樣「反冒進」的國務院其他領導人。但是從此以後，毛澤東就高居政治局之上，黨內的民主生活開始由比較正常轉向非正常。
　　對於周恩來的檢討行為，後人有多種評說，讚揚者稱其是顧全大局，為了幾億老百姓而「忍」；但也有批評者則認為，周恩來的忍讓已經到了沒有原則的程度，助長了毛澤東的權勢。
　　然而影響最大則是反「反冒進」改變了周恩來，宛如完成了由量變到質變的飛躍。高層折腰自周而起，覆轍難收。毛周關係開始淪為君臣關係。
　　周恩來在反「反冒進」之後經常提到：「活到老，改造到老」，其實就是按照毛澤東的想法來改造自己，完全不顧是對還是錯。因此，在後來的「文革」中，周恩來僅是忠實的執行毛澤東的決定，從不諫言。作為第一號執行者，自然是第一個跟隨毛犯錯誤的人，是僅次於毛犯最大錯誤的人。金沖及說：「我讀過不少毛澤東和周恩來在各種會議上的記錄和文章……所以一般說來，毛澤東確實是更多的在把握大的方向，拿大主意，而周恩來更多的是負責執行和落實。」
　　周恩來對於毛澤東逆來順受。以至於到後來對於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王洪文，儘管相對於周恩來王洪文猶如一個毛頭小伙，但是周恩來仍然對之「恭敬有加」。自毛澤東發話，要「傳幫帶」，凡是周恩來主持的會議，都通知王洪文參加，並讓他發表意見。 　
　　周恩來成為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的典範。周恩來親自講：「如果壓制就犯路線錯誤，像林彪同志跟主席跟的很緊，他也能預見到，主席一點，我們就要緊跟著做。」 　只要毛一指責，周就迫不及待地認錯，照單全收，往自己身上潑污水，思想連拐彎都不用，還要做檢討。最後就是當毛澤東不指責的時候，周恩來把檢討當成了向毛表示忠心的工具。１９７５年１月８日，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討論了四屆人大的各項準備工作，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九日，周恩來打電話到長沙，請示毛澤東還有沒有什麼話要向二中全會講，並表示「自己打算在二中全會結束時作自我批評。」毛澤東囑咐身邊工作人員，「勸總理不要講，並指示二中全會閉會時由總理傳達主席的指示：還是安定團結為好。」
　　周恩來在大事小事上更加突出毛澤東。軍事博物館的開放，就因為周恩來指責其沒有突出毛澤東這條紅線而被迫推遲兩年。
　　同此相對應的是，周恩來對於毛之惡而甚惡，無論是彭德懷還是後來的劉少奇、林彪，即使周恩來知道事情本不應該做，都是毛澤東的錯，但是周還是一如既往。此事本來就是一「雙刃劍」，身邊戰友的一個個變成了敵人，在刺傷別人的同時，也刺傷了自己，周自己也始終擔心害怕自己也落得同樣下場。
　　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之後，被打入地獄。
　　以後在「文革」的特殊歲月裡，凡是被當權者、造反派和紅衛兵小將們誣為「修正主義分子」、「叛徒」、「特務」和「現行反革命」的人，均要在出現他們名字的時候再加上個紅筆叉叉，如果有他們的照片出現（一般是從相關人家中抄出的舊照片或舊的報刊上登載的），則馬上在他們認為是「叛徒」、「特務」、「黑幫」、「反革命分子」、「修正主義分子」等人的臉上也打上叉叉，以向世人展示。而這些人，如同彭德懷一樣，很多都有周恩來的功勞。但是說不定，自己就是下一個被打倒的對象。
　　後來，無論局勢多麼險惡，周恩來則從未提出辭職問題，而堅持「不倒」、「不走」、「不死」。
　　１９７５年７月１日，周恩來在會見完泰國外賓後，喬冠華要求周恩來同大家合影。周恩來同意了。但是就在攝影師杜修賢按下快門的時候，周恩來突然說到：「我這是最後一次同你們合影。希望你們以後不要在我臉上打上叉叉。」 　周恩來是有感而發還是另有所悟？
　　為了保存自己，周恩來還揣摩毛澤東的意圖，做的比毛還左。例如文革初期中提出司局級以上幹部都要燒一燒的。 　這種特別的「左」，正比如打別人是出於自衛的「用心」，周恩來整別人，包括整彭德懷等，是為了賺取自己的「不倒」的資本。「不倒」的背後是因為周恩來自己的恐懼，而這種恐懼，一直到死也沒有解脫，直到１９７６年１月２日還要聽毛剛發表的兩首詩詞，並且還要笑出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