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現的周恩來(3) 毛澤東對「反冒進」的批評

新發現的周恩來 作者 司馬清揚( 蓑笠翁 ) 歐陽龍門



三、毛澤東對「反冒進」的批評

１.毛的批評

　　毛澤東不滿也無可奈何。接踵而來的波蘭、匈牙利事件以及反右邉樱?珴蓶|只能暫時退讓。波匈事件使得毛澤東倍加警惕赫魯曉夫的大國沙文主義，同時毛也認為「反冒進」促進了右派的進攻，所有的這一切都使毛更加急迫的需要在經濟上的「大躍進」。
　　１９５７年６月２６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一屆四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有人認為，我國的發展國民經濟計劃，在一九五六年全面冒進了，在一九五七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顯，這種意見是不正確的。」報告中有兩處肯定「一九五六年的建設是躍進的發展」。躍進的發明權是屬於周恩來。周恩來的態度變了。
　　１９５８年５月１７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說：周恩來這篇《政府工作報告》，是「以無產階級戰士的姿態向資產階級宣戰」。雖然如此，毛澤東依然沒有放過周恩來。
　　周恩來在退縮，而毛澤東的牛皮越吹越大。１９５７年１１月，毛澤東在莫斯科宣佈：「赫魯曉夫同志告訴我們，十五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 　毛澤東勢必要以反「反冒進」來進行「躍進」的動員。
　　毛澤東在１９５７年１０月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開始公開反「反冒進」。毛澤東說：「我高興的是這次會有個別同志提出了多快好省這個完全的口號。我看要實事求是，要提倡合乎實際的不是主觀主義的多快。去年把這個口號掃掉了，現在要恢復這個口號，你們贊成嗎？還掃掉《農業綱要四十條》，四十條不吃香了，現在又復辟了。
　　共產黨應該永遠是促進會。我們有許多委員會，最根本的是共產黨委員會，究竟你是個促進委員會，還是個促退委員會？共產黨是促進委員會，國民黨是促退委員會。去年二中全會組織個小組促退，就是去年多花了三十億，就只能在這點促退一下，多促退就要犯錯誤，也就是說，不可過分強調反冒進。因右派是促退派，我們與右派的根子不同，我們永遠是促進派，要促退只是暫時的、局部的。」
　　従１９５８年１月份的杭州、南寧會議直到３月份的成都會議，調子越來越高。從離右派三十米到是否馬克思主義，周恩來承受的壓力愈來愈重，一路檢討不斷。周恩來的順從與認錯，更使毛澤東沿著錯誤的軌道繼續發展。
　　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１日，毛澤東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好不好？這個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洩了氣，六億人一洩了氣不得了。」 　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８日，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如果說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或者反馬克思主義，而反冒進是馬克思主義，那馬克思主義就在中國變了樣子，把搞得少的叫馬克思主義，搞得多的不叫馬克思主義。我不贊成反冒進叫馬克思主義，贊成冒進才是馬克思主義。這個冒進好嘛，使農民多搞了水利嘛！３月９日，毛主席在成都會議上說：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一種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究竟採取哪一種?我看應該採取冒進。
　　毛澤東把「反冒進」問題提到「政治」問題的高度，就佔領了思想制高點。陳小雅女士說：「這樣一來，反對他的計劃就是政治問題，他不僅代表六億人民，還代表了真理。他有資格指鹿為馬－說什麼叫馬克思主義，什麼是馬克思主義。而他說『搞的多』是馬克思主義時，『搞得少』自然就是反馬克思主義！」 　此武器甚是好用，毛澤東在黨內鬥爭中屢試不爽。
　　周恩來在南寧會議上做檢討：「反冒進這個問題，是一段時間（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這個方針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實行這個方針，不管你主觀想法如何，事實上總是違背主席方針的，越是不自覺，這是方針性的違背，就越嚴重、越危險。」「這一反冒進的錯誤，我要負主要責任。」
　　周恩來在３月２５日就反冒進問題再次作檢討：「在當時就是沒有聽取多方面的意見，沒有接觸群眾和實際，而只局限在會議室和辦公室中，更沒有看清在所有制改變後解放了的生產力要求大發展的群眾邉诱?谄饋怼Ｎ覀兎炊?豢匆娝赖奈锊豢匆娚鷼獠??娜耍瑒諏嵍?粍仗摗Ｎ邑撝饕?熑翁岢龅摹悍疵斑M』報告就是對群眾生產高潮這個主流潑了冷水，因而不是促進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費，四十條也就被打入冷宮，這就是問題的本質。」
　　「當時確沒有這樣認識，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眾實踐更啟發了我，才逐漸認識這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方針性的錯誤。更深一層說，也就是對社會主義革命本質的東西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建設的主流發動群眾、發展生產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了。」
　　毛澤東並不認可周的檢討：「如果從經驗上、從方法問題上作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這個問題不是個什麼責任問題，也不是老要聽自我批評的問題，南寧我們都聽過了，北京也聽過了的。」他還說：「關於反冒進的問題，我看以後不要談很多了。在我們這樣的範圍，就是談也沒有好多人聽了。」
　　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檢討還不滿意，還將進一步解決反冒進的問題。毛澤東決定召開「八大」二次會議，這是唯一的一次黨的大會有二次會議的情況。這就是把周恩來的問題在全黨面前揭開蓋子。

２．權力之爭

（１）鄧小平的崛起

　　高饒事件結束後，１９５４年９月，根據新頒布的憲法而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組織法》規定：國務院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國務院由總理、副總理若干人、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和秘書長組成。《國務院組織法》對原政務院的組織機構進行了較大的調整，撤消了政法、財經、文教、監察４個委員會，在國務院設置８個辦公室、l個秘書廳協助總理分掌各部工作，設置了主辦專門業務的２０個直屬機構；３５個部委職能機構。共計６４個工作部門，其中經濟部門增設到３５個。一剎間，周恩來大權在握，特別是經濟大權。
　　毛澤東一生信奉的都是權力至上。在「反冒進」的背後，同樣存在著權力之爭。對於周恩來的這種權力狀況，毛澤東在「反冒進」時多次表達不滿。
　　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１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第一次講話，就著重講反對分散主義和關於「反冒進」兩個問題。關於反對分散主義，毛澤東說：國務院向全國人大的報告，我有兩年沒看了。只給成品，不給原料，不行。要離開本子講問題，把主題思想提出來，進行交談。財經部門不向政治局通情報，沒有共同語言。「為了反對分散主義，我編了一個口訣：『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也有決，不離原則；工作檢查，黨委有責。』」他說：「集中，只能集中於黨委、政治局、書記處、常委，只能有一個核心。」毛澤東批評分散主義是針對國務院的。參加會議的王任重在日記中寫道：「晚上和先念、富春、一波同志談了主席的講話，對於這樣尖銳地批評分散主義感到一些突然。」
　　陳雲在２月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期間作檢討時，毛澤東插話說：「政治設計院究竟在哪裡？章伯鈞說國務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滿意，他要有權設計。我們政治局委員可不可以有權參與設計呢?過去這個五年計劃實際上是無權參與設計。我是主席，也沒有參與設計。每年的年度計劃，總是請你簽字，叫做強迫簽字。我有個辦法，不看。你強迫我嘛！老是在國務院討論，總是拿不出來。千呼萬喚不出來，為什麼不出來呢？說沒有搞好，等到梳妝打扮一跑出來的時候，我們說不行，時間遲了！這事實上是一種封鎖。」
　　毛澤東還說：「中央大權獨攬，只攬了一個革命，一個農業，其他實際在國務院。」
　　為此，鄧小平領導的書記處就成了毛澤東手裡強有力的工具。鄧小平曾向毛澤東提出，書記處還是作為政治局辦事機構，負責對軍隊和國務院的文件承送。毛澤東不同意，強調書記處是黨中央的辦事機構，什麼事都要管，中央的事由你們做，發文用中央的名義。１９５８年６月，毛澤東起草的一個黨內指示說得更明確（見下文６月１０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
　　書記處在討論國務院的工作時，周恩來也要參加。從記錄看，副主席只有周恩來出席書記處會議。而書記處要處理大量日常工作，經常每週開會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澤東的直接領導。書記處的同志最早聽到毛澤東的聲音，知道中央核心的決策，反而比政治局的一些同志消息更靈通。
　　現僅舉二例，說明鄧小平的實際地位。
　　１９５９年３月成都會議期間，中共中央將提交給「八大」二次會議的《報告草稿》提交給與會者討論。《報告草稿》中，毛澤東將一段話修改為「今後我們的任務，是要貫徹執行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為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奮鬥。」並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或者還需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志及小平同志斟酌處理。」
　　周恩來在５８年５月２６日夜致信解釋「躍進」一詞的發明權後（見下文），毛澤東即指示：
　　小平同志：此件即付印，即刻發給到會各同志。(指周恩來送給他的「政府工作報告」和信件－筆者註)

　　毛澤東　１９５８年５月２７日上午１１時
　　到１９５９年的上海會議，毛澤東更是明言「權力集中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為副帥。」
　　鄧小平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總書記。周恩來因「反冒進」挨批，陳雲那時也不受重用，國務院很多工作就轉到書記處。１９５８年中共中央書記處是當時的權力樞紐。在「三面紅旗」方面，鄧小平是毛澤東的積極支持者。大躍進時期許多決策，都出自鄧小平主持的書記處。不過，「大躍進」的問題暴露以後，鄧小平能夠比較實事求是地對待，但他還堅持對「三面紅旗」的支持。改革開放以後的出版物對鄧小平大躍進這一段時間的情況極力迴避。
　　一個是橫豎強迫簽字，一個是無權參與設計，周恩來是否架空了毛澤東？無論如何，在１９７５年，毛澤東在關於《水滸》的評論中提到：「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自然是有舊仇新恨的。 　無論如何，毛澤東對於周恩來是極度不滿的。毛澤東在成都會議的時候說，「（國務院）幾十個部，不知道都幹些什麼！」

（２）林彪取代彭德懷的跡象

　　１９５６年９月，中共「八大」召開。在八屆一中全會選舉中央委員會主席時，毛澤東未得全票，他把自己的一票投給了林彪。 　林彪雖然沒有進入常委，但是在政治局委員的排名僅在常委之後。毛澤東是否從此時就有準備用林作為代替彭的打算？實事求是的講，毛彭攤牌是早晚的事。彭德懷是否受林彪在政治局委員排名在其前面的影響，筆者不敢妄加猜測。但是僅僅幾天之後，彭德懷就提出自己可以只擔任國防部長以對付外事活動，不擔任軍委日常工作的主持人，請另一個委員來主持軍委工作；或者自己只搞軍委日常工作，不當國防部長，而且同林彪商討了裁軍問題。 　同年年底的軍委會議上，彭德懷再次提出交班、退休問題。以後，彭德懷多次提出此問題。
　　１９５８年５月，在八屆五中全會上，經毛澤東提名，林彪被增選為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此時的林彪在黨內的排名已經遠遠高於彭德懷，已經屬於中共中央領導層的核心人員。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５日至４月１日於上海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彭德懷再次向毛澤東提出不再擔任下一屆國防部長，毛澤東不採納彭德懷的意見。１９５９年４月１８日至２３日的第二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彭德懷被再次任命為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在這一段時間裡，彭多次推薦林做國防部長。彭德懷在筆記中寫道：「我覺得奇怪。林為中央副主席，對黨內團結是有好處的；我曾經總想林任國防部長（筆者註：原文如此，不通順），較為適當，對於團結也有利。此事同聶榮臻同志談過多次，並且同毛主席當面談過此事。毛主席說，現在林有病。我以後沒同毛主席再談了。」 　反過來，林彪也很尊重彭德懷，在１９５８年的軍委擴大會議上要求軍隊「同志繼續在彭老總領導下，更好的團結起來，發揮全軍的力量，爭取（更）大的成績」。
　　筆者認為，軍隊一直是毛澤東的權力基礎和最重要的保障。抗美援朝之後，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在當時是不二人選。但是毛澤東什麼時候開始對彭德懷表示出不滿？毛澤東在廬山上批評彭德懷的話自然可以作為證據，但是畢竟是一時的激憤之作，要多加考量。有證據可考的則是１９３５年毛澤東作軍旅詩《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１９４７年該詩首次公開發表，同年毛澤東重新書寫該詩。但是１９５７年毛澤東曾說該詩「記不起了，似乎不像」、「不宜發表」。此後在１９５８出版的毛澤東詩詞中，未收入該詩。 　１９５８年的軍委擴大會議，彭德懷作為毛澤東整治軍隊的重要「打手」，致使包括劉伯承、粟裕等一大批軍隊元勳被整肅（筆者認為此事彭德懷雖然不是元兇但是也要負有一定的責任）。「反冒進」之後，毛澤東要整治劉少奇、周恩來等，要把軍隊牢牢的捏在手裡。彭德懷和林彪相比，毛澤東自然更傾向於林彪，這一點已經有很多人論述，此處不再多贅。 　這也是廬山會議的重要背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