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周总理的亲笔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注：一说此信写于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
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上这封信的截图：
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封面：
附文1、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版次说明（网络本）
作者：老田
一、版次介绍
据有关人士研究，文革其间群众组织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有300个以上的不同版本。这一次网友整理上网的，是1968年武汉群众组织翻印的，为了区别其它的版本和说明来源，姑且定名为“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这一种版本分为五卷，十六开本，全书超过200万字，其中前两卷专门收录解放前的文献，以《毛泽东选集》没有收录的文章为限；最重要的是建国之后的三卷，文献收录的时间跨度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八年，三卷近1000页，约130万字。全书各卷于一九六八年陆续印行，主要在群众组织内部发行，封面上印有“内部资料•请勿外传”或“内部学习•不得外传”字样。
由于官方出版物的固有缺陷，因此群众组织的这些非正式出版物，反而成了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最有价值的资料。因为后期毛泽东思想被官方定为“错误”，并且各种相关资料都遭到屏蔽和封锁，特别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停止发行后，研究毛泽东的晚期思想，第一手文献资料更是奇缺。官方编选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内部发行）和《毛泽东文集》，对于毛泽东晚年很多重要讲话和思想，总是进行大幅度的减省和修辑，研究者无法得窥毛思想的全貌。由此，那种“拿毛泽东只言片语进行任意解释”的“怪现象”就盛行开来，被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坚持了二十多年，由于缺乏完整的资料，人们对各种歪曲解释也往往无从辨正。
六八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收入建国后毛泽东许多次内部讲话，对于人们了解毛泽东如何决策并推动新中国的建设，该书提供了丰富的、未经修葺的第一手资料，例如一九五八年三月举行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有六次讲话，该书的第四卷就全部收入。按照老田的看法，晚期毛泽东思想（也有人称为“毛泽东主义”）的两条腿是“三面红旗”和“继续革命”，代表毛泽东对于新中国经济建设和国家和社会管理上的核心主张，而这些方面的思想孕育和实践过程，恰恰被官方定为错误，各种相关文献被有意识地屏蔽和封锁了，因此人们无从全面认识毛泽东主义的理论形成和实践展开过程。
部分网友痛感于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方面资料方面的欠缺，二○○五年九月，有人在武汉文物市场偶然购得一套当年“武汉钢二司”翻印《毛泽东思想万岁》，交由一位很有奉献精神的网友，他牺牲许多个假日，把1000多页的书扫描并编辑成电子版，发布在主人公论坛上，方便大家对毛泽东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以提高对各种胡说的识别能力。
二、编辑《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历史背景
这个版本的编辑者是武汉大学当时哲学系教师王晁星。在接受老田的访问时，他说编辑《毛泽东思想万岁》完全是自发的行为。王老师说，文革中间他一张大字报也没有贴过，那个时候看书也看不下去，也关心运动的走势，就去看大字报和传单，有许多中央首长讲话，他只要是遇到了就收集，最后慢慢收缩范围，集中到毛泽东的讲话和著作收集上。据王晁星老师讲，他是搞理论研究的，毛主席的许多内部讲话，从前想见都见不到，文革中间披露出来之后简直是如获至宝，知道外地有新的篇章出现，也委托熟人帮助收集，一天天过去，积累的红卫兵翻印的传单和出版物就越来越多了。
王老师说他既没有参加前期官办保守派组织，也没有参加造反派活动，文革运动开始也没有了教学任务，就利用空闲时间广泛搜罗资料。当时王老师还是很谨慎，也不敢编辑出版，后来“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知道了，就去找他谈，王老师声明说：我有资料，也可以按照时间顺序排一下，纸张、印刷和发行我都不管，出了问题我是不负责任的。
三、资料的研究价值略说
如果孔夫子还在“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地位上，肯定没有办法很好地进行研究，恢复到孔老二才是合格的研究对象。如果毛泽东思想还是处在“句句是真理”的位置上，那也只能把这个地盘保留给从前那些著名的“学术棍子”去垄断和解说了。撇开历史是非不论，单以研究而言，这得感谢 “非毛化五虎将”――胡乔木、李锐、杜润生、于光远、胡耀邦――诸公，正是他们把认真研究“毛泽东思想”变成一项“捞不到好处”的事情，这样毛泽东思想才解除了被“学术棍子”所霸占的困境，研究毛泽东思想不再与少数人的职业利益需要相联系，而是直接与广大群众争取生产和生活条件的需要相联系，历史就这样绕了一个大弯子，毛泽东思想终于回到了最有存在价值的位置上。
演戏没有反角和白脸是不行，历史也是这样，需要一个辩证的否定环节。对毛泽东进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并发起一场规模浩大的“非毛化运动”，最终把毛泽东思想从国家意识形态的位置上“请下来”了，变成了一个“文化批评”家们所称的文本，这样才能更方便了研究。
毛泽东思想决不是一个普通的文本，更不是成千上万个“文本”中间平等的一个。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他的晚年思想，联系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的奋进历程，联系着新中国在“非西方现代化”道路上的一场“强行军”。由于在“非毛化运动”中间刻意把毛泽东从“八大集体的正确领导”中间区别出去，反而赋予了毛泽东晚年思想以更高层次的代表意义，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的唯一代表，其它共产党领导人的全部努力，都被归结到一种被动的、不乐意的跟随或者盲从的位置上。这样，毛泽东就一个人选择了新中国快速工业化的路径，因此，毛泽东不仅是一个思想者，由于他所处的位置和代表意义，更是一个民族在伟大的工业化进程中间群体实践的“活的灵魂”。
过去精英们所把持的所谓“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研究，一个最主要的弊端是没有毛泽东本人“出场”，一个普遍的模式是：由各种自称掌握了内幕消息的“高人”垄断发布权，他们随心所欲地发布“毛泽东”的只言片语，再根据精英们喜欢的某种西方来的理论根据进行任意演绎。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虽然没有能够收罗毛泽东晚年的全部思想活动，但是已经能够给人们提供一个大致的思想轮廓。这一思想轮廓涉及到在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诸多事项：如何发展？发展什么？发展为谁？许许多多的问题和困难，是如何进入毛泽东视野的，他又是如何把握并解决中国所面临问题的，为什么毛泽东一定要选择“三面红旗”作为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而“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过程又是如何在毛泽东那里形成和发展的，这都需要通过我们认真的阅读和研究去接近。
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文2、毛泽东文化——文化大革命探幽
陋县小民
要想探幽文化大革命，需要先来解读一下“文化大革命”一词的含义。
文：纹——饰——装饰、修饰、修正，是指把某一事物修饰、修正到美好的、人们理想的境地。
化：这样解释比较容易理解，取两杯白水，一杯放入颜料，无声之中，改变了整杯水的颜色，另一杯放入白糖，无形之中，改变了整杯水的性质。化就是改变。古人说“大德敦化”，就是在无声无形之中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观念。
文化：就是对人们的（应该也是社会的）思想、意识、观念进行美好的修正、改造，进而规范人们的言论和行为，使之日臻完美（当然，也不排除有反动的、反人类的所谓文化）。
大：极言广度和深度。
革命：是对以往的、旧的、落后的、积重难返的、阻碍事物发展的东西的变革（如“社会革命”是对旧的、落后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技术革命或叫科技革命”是对旧的、落后的生产力的变革）。但这种变革是在短期内以猛烈的方式进行的，在进步、革新的同时，也会波及一些相对比较先进的或者转型步伐稍慢者，甚至波及无辜，是所谓的“大仁不仁”，无从兼顾。毛主席对革命一词的解释极为贴切，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虽然是针对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亦属社会革命的范畴）而言，但对革命一词做了极其恰当的诠释。
这样，就可看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在短期内、以猛烈的方式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观念，也就是改变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观念，使人们（也是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观念、言论和行为日臻完美，营造一个良好的、向上的、有活力的社会环境。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以往受旧文化的影响最深，个人受损也会最大，则成了运动最大的阻力，自然在被冲击之列。
历史唯物主义者都认同，人类是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进化到奴隶社会的，由此开始，人类进入了数千年的阶级社会。
所谓的进化，只是生产力的进化，而生产关系和思想意识则进入了反人类时期。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他们可以奢靡享乐，而大多数人的生活资料却难以为继，朝不保夕。在此畸形之下，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进而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就产生了剥削阶级的文化——封建文化，而封建文化又通过几千年的不断完备，输入人们的思维意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封建道德、封建理念，认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是天经地义的，这种思维方式，根植于人们的意识之中。但通过无数次的江山易主，统治者找不到社会对抗的根本矛盾，只能是在用封建道德束缚、愚弄人们的同时，也在被动地、尽可能地维持着人们的最低生活。
资产阶级则只有文化（所谓的文化），没有道德。两千多年前，封建统治者就提出了“长国家而务才用，必自小人”的治国理念，在治国三要素“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的关系上，承认民众的诚信和信仰（民信）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强大的国防（足兵），再次才是繁荣经济（足食）。而资产阶级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强硬的两手抓经济建设（人民大众被动参与而不能获利或获利极微——历史已经证明）和法制建设（对人民的专政——历史也已证明），绝口不提思想建设、道德建设，淡化国防观念，追求“时间就是金钱”，一切向钱看。他们的家庭是“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他们不懂得“善有果而已”（事情有了相对理想的结果，就应停止），对毛主席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忠告，他们只追求利益最大化，为此，他们蛮横无理，毫无节制，且不许争论，丧尽天良地打破无产者的最低生活线，致人民于水深火热。他们的文化在极尽奢靡的同时，“我们的资产者不是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个人享乐的、毫无廉耻的所谓文化。
如果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和革命的作用，那只是在它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无意中把封建社会盘根错节的矛盾——神权、皇权、法权、族权、夫权、父权等等，简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意中摧毁了封建社会的权力继承（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不在此列，他们的产生，始终伴随着欺诈、贪婪、无耻、血腥、罪恶和倒退。对家庭，他们更是颠覆道德，以互相诱奸，崇尚嫖幼，停妻再娶，抛妻多娶为荣，以及“爱国贼”一词的出笼，足现他们的无耻和狂妄，使他们的祖师爷也为之瞠目），而他们却要代之以资本继承。
马克思第一个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同样腐朽，第一次提出了两个彻底决裂——“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也就是继资产阶级无意中消灭了权力继承之后，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消灭资本继承。
而天赋独具的毛泽东，一从接触到《共产党宣言》，思想便穿越时空，穿越国界，与马克思的心熔铸在一起，私淑了马克思，在中国大地上“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发动了对资本和权力的斗争。在社会革命的同时，与“五四运动”一起，一文一武，一个在城市，一个在乡村，向封建文化的尊卑上下、封建道德的君臣父子发起了挑战，完成了中国现代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的序言。
如果说，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初具规模。如果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反动统治者，对革命者自身的改造尚不完善。那么，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已日渐完备、自成体系。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单就党的建设（也就是革命者自身的改造、发展）而言，就是毛泽东在实践过程中，继承并科学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自身建设和对敌斗争放在同等重要的高度（甚或更高于后者），号召人们，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争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可称毛泽东文化。
毛泽东文化的宗旨可概括为一句话——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一扫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维护等级统治、维护少数人享乐的传统恶习。使共产党的干部和文化工作者融入千百万人民大众之中，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又发动了一场文化革命，向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愚民文化发起了挑战，这是“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群众知识化”的最早尝试，志在改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维模式，号召人们到群众中“先做学生，后做先生”，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他们的境遇和情感，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共同提高各种素质。这场文化革命比起文化革命的序言，范围更广，层次更深，意义更伟大。正是这场文化革命，纯洁了共产党的队伍，唤醒了广大民众，形成了民族的精神——延安精神。共产党也正是依靠了延安精神，在原始的武器装备下，打败了绝对物质优势的日本帝国主义，埋葬了蒋家王朝。
还在夺取政权以前，洞悉古今的毛泽东已经看到，在夺取政权以后，腐败文化可能滋生，将危及新生政权的生存，并找到了克服腐败的路径，在黄炎培谈起历史周期律时，他豪迈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建国前夕，他又谆谆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然而，革命的理论，只能在实践中完善和发展。接受新文化，改造思想意识，对于由“胜利”转入失败的人而言，似为较易，而对于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利益既得者，则要走一段艰难的历程。
建国后，用毛泽东文化对战犯的改造颇为成功，通过两种制度、两种文化的对比，通过社会的变迁，通过他们的切身感受，使日本战犯成为和平使者，末代皇帝成为人民的一员，而沈醉先生（原国民党少将处长）在美国则由衷地说：“在大陆，我才真正懂得了人生的道理。”这就是毛泽东文化的魅力，使他们全体得到了改造，以人民一员的身份，重新融入社会之中，为社会主义建设献策献力。
而此时的毛泽东文化对利益既得者——从前的同志和战友的改造，则显得似乎乏力，尚需在理论上作进一步的发展。
建国初期，延安精神在人们的思想中尚未淡化，在社会大环境中，人们仍以艰苦奋斗为荣，以追求个人享乐为耻，针对危害新生政权的腐败苗头，仅一“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党内和党外的腐败即予解决。
然而，根深蒂固的、顽强的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是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变换着各种方式与毛泽东文化相抗衡。毛主席提倡“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人民服务”。而他们却贪功诿过，左右不定，仍以捞取名利和权力为目的。在党外，党外人士以共产党请求他们帮助整风（整顿党的作风）为借口，公然索取人民的权力。在党内，在反击右派进攻时，毛主席估计右派数量只有四千至五千人，而刚刚主持一线工作的邓xx同志为了政绩的需要，扩大到五十五万，波及无辜达二、三百万之巨（是谓左）。经济方面，也是刚刚主持一线工作的刘xx同志，同样是为了政绩的需要，又不愿做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听任一些已经成为大小官僚的下属任意胡为，而主持宣传工作的邓xx同志又推波助澜，在党报上大肆报导，导致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对生产瞎指挥风）盛行，浮夸、造假泛滥（是谓左），加之紧随其后的三年自然灾害，邓xx同志又提前归还苏联贷款（邓xx同志自言），虽然已退居二线、仍日夜操劳、专心于哲学研究和国际事务的毛泽东第一个发现、纠正了反右扩大化和五风的错误，并以伟人的胸怀承担了一切责任，但已给党的形象和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尔后，他们又畏缩不前，总是以封建小农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往例来指导工作（是谓右）。更有甚者，他们为了一己之私，终其一生，不敢公布历史真相，导致他们身后几十年，那些不明真相或故意歪曲真相的人们，对毛泽东，对共产党的攻击甚嚣尘上。
虽然如此，秉具伟人气度和超人智慧的毛泽东，深知干部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性，为了挽救和团结他们，为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希望用温和的方式开展文化革命，发动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仍然希望他们洗手洗脚，轻装上阵，继续为人民服务。
毛主席四清的目的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希望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上下、全党上下统一思想，纯洁组织，弘扬社会主义文化（毛泽东文化），确立社会主义道德，凝聚民心，重塑民族性格。而刘xx同志四清的目的则是“清账目，清工分，清仓库，清财务”。舍本求末，只讲物质，不谈精神，淡化了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和组织建设，且目标直指底层干部和人民群众（那时的高层在经济上尚属清廉，且账目、工分、仓库、财务与他们相去甚远），高层官僚也与其达成了共识，声言“动了当权派，就要天下大乱”。毛主席偏不信邪，就像当年，为了主义，“偏要出两个太阳给蒋介石看看”一样。现在，同样是为了主义，偏要动动当权派，以“大乱”把民众参与国家管理的意识、大众民主植入人民的心中，达到大治。
面对中国大地上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毛泽东，利益既得者、我们的高层新官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已结成了神圣的联盟，使毛泽东思想在领导层和宣传部门“水泼不进，针插不进”。不得不使忧国忧民的毛泽东的目光再次投向他无限锺爱的人民，他要再次运用人民的力量来实现他神圣的理想。
综上所述，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绝不是有人所说的“一时起意，心血来潮”，更不是别有用心者蓄意歪曲的“权力之争”，而是站在太空之中，关注着历史进程的先哲对人类历程的导航！
毛主席在极其复杂的心情下，在高层官僚的步步进逼下，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了千万先烈的遗愿，为了红色中国不变颜色，不顾73岁的高龄，不惜粉身碎骨（毛泽东自语），后发制人，在中国大地上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摧毁新官僚的堡垒，更是要摧毁数千年来剥削阶级强加于人们思想意识的、反人类的文化道德桎梏。
“废除肉刑”，是毛主席一生极力提倡的，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注重从思想上对人们进行改造，坚决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运动出现混乱时，于1966年12月27日，他特意致信周恩来，“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把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全列为武斗之列，明令禁止。
然而，新官僚和利益既得者，为了他们的权力和利益，利用他们掌握政权系统的优势，在运动初的五十多天里，派出工作组进驻各大、中、小学，各单位，转移斗争大方向，目标对准学生、教师和群众，把对官僚的斗争改变为对群众的斗争。在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后，工作组虽然退出，但他们更是变本加厉，为了对付群众造反组织，他们利用政权机构的合法性，自上而下，拉拢受蒙蔽的群众，组织起保皇派（或称保守派。为混淆视听，掩护身份，对外伪称造反派），如由高干子弟为主组成的“联动”最为有名，他们上行下效，私携枪支，甚至公然抢劫枪支，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了无数血案。使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详见《文革十六条》，附后）不能顺利实现。
我所在的一个县城，站在群众造反派一边的是建国至今口碑最好的Y书记（Y书记是在“四清”时来到我县，以工作勤勉，严以自律赢得人们的尊重。当时，他已肝病在身，粮店为照顾他的身体，在粗细粮搭配上，多给了细粮的比例，也被他主动退回，重新调配），而站在保皇派一边的是F书记。运动中，双方允许对方把Y书记或F书记带走批斗，而批斗的形式则完全不同。Y书记在斗争中严格执行“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在被批斗的间隙，仍召开群众大会，主持枪支的收缴工作，以保证运动平稳、有序地进行。而保皇派则为了维护已得的权力，利用原有的官僚机制，上下一条线，结党营私，组织严密，对造反群众和党的干部有预谋地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Y书记主持下，枪支顺利收缴，存入县人民武装部后，保皇派公然抢劫，然后，带着抢来的枪支，拦路劫车，制造混乱。保皇派在批斗病中的Y书记时，残忍地把几十斤重的木制井盖挂在他颈上，使他直不起腰来，并伴以殴打，最终，Y书记被活活折磨致死。
“对Y书记，他们是打牌（注：预谋）要把他整死！”亲历者在回忆时喃喃自语，话语中，充满了对Y书记的思念和惋惜，又有对沧海桑田的无奈和超然。
而善良的群众造反派遵照Y书记传达的中央指示精神，对F书记的批斗则一直是以“文斗”的方式进行的，采取辩论和说理的斗争，最激烈时，也不过挂一纸牌，直至运动结束，F书记仍安然无恙。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依然尘封，现今所知不过冰山一角，尚待后人继续探幽。然据此一例，孰善孰恶，孰优孰劣，孰公孰私，不言自现，昭昭日月。
文化大革命出现混乱的原因，一是与历次社会革命一样，必然出现的动荡；其次，是毛主席自建国以来，一直利用政权系统，自上而下地进行温和的文化革命而不得其果——特别是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的失败，而被迫采取自下而上的人民运动使然；但更重要、更直接的原因则是反动官僚的疯狂反扑，他们利用国家机器严密调度，而毛主席则由于他们的阻挠，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出现了困难。
虽然如此，根据毛主席当初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文化大革命是无可辩驳的取得了胜利，打碎了官僚系统，代之以新的、富有朝气的国家机器——各级革命委员会，在世界上树一廉洁政府的楷模，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也称赞有加，世界各地群起效仿，风起云涌。针对封建等级文化、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文化，人们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造，“造反有理”，“大公无私”，“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以斗争求团结”等等社会主义文化（毛泽东文化）已深入人心，“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也写入宪法，各级干部克己奉公，人民群众心情舒畅，真正实现了“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国家形象、社会风气、人民的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
把文化大革命定义为十年，是极不科学，极不负责任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开始，到1968年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新的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学生正常上课，工农业正常生产，已标志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仅仅三年时间（由于高层官僚的顽抗，与毛主席预计的几个月出入颇大）。国外研究者多执此说。
如果说，伴随着国内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发动了持续十年的“国际文化战争”，倒也确切。针对美帝国主义的封锁，针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背叛，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战略下，毛主席以他独特的方式，伟大的气魄，同时向两强开战。一句“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逗恼了美利坚，他们继朝鲜失利之后，又在越南发动了志在侵华的越南战争，投入兵力达52万之众（远远超过朝鲜战争），然而，又一句“不准美国军队越过北纬17度线”的警告，使美国战机在16度线便频频报警，终其战争结束，不敢越雷池一步。面对中蒙、中苏边境的苏方130万大军，毛主席一面号召全国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六亿神州六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严阵以待。一面“九评”苏修，以他辛辣的文笔，把苏联修正主义对马克思、对列宁的背叛，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又在唇枪舌剑的同时，戏剧性地开放军事运输线，让苏联把源源不断的军用物资，通过中国境内运往越南，有力地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
越南战争，从目种意义上说，也是世界两霸的战争，而指挥者则是毛泽东，运用的则是毛泽东文化。
这场持续十年的“国际文化战争”的结果，使美苏两霸一和一退。美利坚为了尽快从越南抽身，尼克松（在资本主义世界，尼克松也不失是一位伟人）匆匆来华，乞要毛泽东不出兵东南亚的承诺（其实，也是多此一举，毛泽东只输出文化，不输出战争），结束了长达20余年的冷战，与中国签订了震动世界的《上海公报》；苏联在中国鲜明的反帝立场下，在中国人民的同仇敌忾下，在中国国际地位的悄然变化中（冷战期间，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中国广交第三世界朋友，到1970年代，中国已是“朋友遍天下”），为保徒有虚名的社会主义阵营老大的交椅（实是无隙可乘、无利可图），130万大军也偃旗息鼓、逐渐撤离；中国则在美苏两霸的夹缝中，异军突起，变两霸为三极，领军世界。代价也不过是磨秃了几许笔尖，浪费了几许纸张。而全国人民则浑若不觉，无罹战争之苦。
古人说：“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胜，而人不畏也……主兵日胜者，常战于不争不费，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这是对毛泽东文化的最好诠释。这就是毛泽东文化的魅力，这也是东方文化之谜。毛主席在接见尼克松时，曾幽默地说：“我这个人说话像放空炮”，那是一种自豪。有人却在学舌，“我们都放了很多空炮”，却是无知和自贱。
如果说，1927年9月——1949年10月，22年时间，他以独特的毛泽东文化，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么，1949年10月——1972年2月，又是一个22年，他仍以独特的毛泽东文化，从容地左右着国际局势，使中华民族雄立于世界，受到世界人民（包括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的尊重，成为国际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至此，毛泽东文化也达到了有史以来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升华为毛泽东主义。
毛主席在治国方面一向严谨，对于文化大革命，他曾预言“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绝非妄说，那是对人性的洞察之言。家父经历了毛泽东时代，他在病榻上告诉我：“那时，几年一个运动，干部都很清廉，以勤公为荣，以贪腐为耻。后期，行贿受贿之风渐有抬头”。而1969——1976，刚好八年，可惜，他老人家已离我们而去。否则，经历二至三个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二十多年时间），阻力将一次次减小，时间将一次次缩短，运动将一次次温和，毛泽东文化和社会主义道德将顺利地根植于中国大地，开一代史无前例的盛世，谱写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毛主席对封建的小农文化可能对社会主义文化和国家的危害深深忧虑，对资本主义可能对中国的颠覆深深忧虑。1965年，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看到这段话，我哽咽了，泪水盈眶。这是毛主席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夜，忧国忧民的真情流露，正是这些忧虑，更加坚定了他为祖国、为人民不惜背水一战的决心。他曾说：“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毛泽东的胸怀，毛泽东的睿智，日月可鉴！中国30年的变化，印证了老人家的忧虑。
毛泽东以自己超人的睿智和博大的胸怀，在艰难中，把国家导入正途，并以几代人的努力，积累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在中华民族将要腾飞之时，却带着对祖国和人民深深的眷恋，离开了我们。
他的离去，使世界黯然失色，各国人民以不同方式纷纷悼念，联合国降旗致哀，100多个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元首发来了唁电，表示深深的敬意和哀悼。如此的尊崇，使毛泽东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人，这也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中国的潘多拉打开了魔盒。从此，中国大地上群魔乱舞，他们与帝国主义内外勾结，卑躬屈膝，崇洋媚外。疯狂地攻击和腐蚀共产党，疯狂地鲸吞着国家的资源和人民的财富。致使在国际上，国防受挫，经济受制，外交受辱，险象环生；在国内，环境受损，资源枯竭，贫富分化加剧，各类矛盾激增。中国由世界一极的国际领军地位下堕到美帝国主义的跟班。我深居底层，在与人们的交往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现在的社会，唉！”一声“欸乃”，包含了无数的言语，无尽的辛酸。这些，都是背离毛泽东思想，背离毛泽东文化的直接恶果。
时间在不停地前行，毛泽东和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成为历史，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也大都作古，幸存者也已过耳顺之年。然而，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攻击、污蔑却噪声不减，这更加证明了毛泽东人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毛泽东所行的是“损有余而补不足”，是行天之道，是强国之道。而宵小们所行的则是“损不足以奉有余”，是反人类之道，是祸国之道；也证明了毛主席阶级斗争理论的英明，这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它深深地影响着国运。
“没有伟人出现的民族，是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人出现而不珍惜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30年的教训，使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他们重温毛泽东文化，重举阶级斗争的利器。毛泽东思想已重现天安门，再行长安街。在重庆，无产阶级的精英薄熙来、王力军已率先发起了向资产阶级反击的第一个战役。毛泽东，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文化大革命理论将重新根植于中华大地，成为资改、政改者们不可逾越的障碍。80后、90后的崛起，已是明证，他们已开始研读毛泽东文化，以武装自己的思想，他们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正在冉冉升起，他们是中国的希望！
小人即使踩着伟人的头顶，依然是小人；而伟人踩着伟人的肩膀，将更加伟大。以中外先哲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毛泽东文化——毛泽东主义已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一座永恒的丰碑，任何宵小的指谪，都丝毫无损她的丰采！
应当指出，人心深处，善恶并存。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只能无止境地诱发人心深处的假、丑、恶，而毛泽东文化则以无限的魅力，无限升华人们心灵深处的真、善、美。
如果用一句话来分别概括三种文化，那么，封建文化是尊卑上下，资本主义文化是自私自利，社会主义文化（毛泽东文化）则是大公无私。稍作观察，即可发现，社会活动中求荣反辱、求上反下的往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而不顾公德，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文化，让个人在无厌地攫取利益的同时，也遭到社会和人民的唾弃，并激化社会矛盾；只有毛泽东文化化育的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先公后私、先人后己，方能成为中流砥柱，赢得世人的尊重，营造一个和谐发展的空间，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国家强盛，人类大同。
毛泽东文化是人类发展的方向。
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人民的幸福，让我们高举起毛泽东主义的大旗，弘扬毛泽东文化，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包括资产者的有识之士（历史证明，虽然在主动或被动打开国门之时，汉奸生生不息，但也不乏各阶层的爱国志士，在国家危难之时，与无产者一起，捐弃前嫌，前仆后继，共赴国难），共克时艰，迎接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迎接中华民族的崛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永垂不朽！
毛泽东文化与人类同在！
后记
首先，要感谢科技进步，感谢互联网，更要感谢乌有之乡和广大网友，半年来，很多知识都来自于网友，如拨云澄雾，使我一陋乡小民，开拓眼界，受益颇多。
毛泽东文化博大精深，文中所述，只是一管之见，如有不妥之处，望网友指正。
其次，需要说明一下，就像当年受媒体误导，怀疑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个人争权，但仍不失对毛主席的敬重一样，对刘xx同志和邓xx同志在战争年代做出的贡献也肃然起敬，他们也希望国家强盛。但对他们的理论不敢认同。以他们的学识之高、经历之丰、功劳之大、地位之重，尚且有此言论和行为，更加说明了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文化对人们的影响之巨，说明了建立新的先进文化的迫切。
另，希望有良知的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不分立场），能揭秘武斗的真正原因，还原那段历史的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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