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治水
作者：佚名 来源：中国水利报 点击数：609 更新时间：2003-12-22
中国的水问题始终是个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这是中国的自然地理特点和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熟谙中国历史并善于以史为鉴的毛泽东，深知治水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重大作用，而亲身经历的国家水旱灾害频仍的严峻现实，更使他深切地感到，治水是关系安邦的大事，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于是，在毛泽东的博大胸襟中，一直装着中国的治水大业。早在本世纪30年代，他就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科学论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治国安邦、造福人民的高度，把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等大江大河的治理与开发摆到了重要工作日程，并为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做出了一个又一个重大决策。其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根治海河”治理长江和修建三峡工程以及南水北调的伟大构想，无一不是指导水利工作的真知灼见。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了治水的新局面，铸就了一个又一个水利丰碑。
如今，水利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今年一大批治淮工程在抵御流域洪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峡工程蓄水通航首批机组并网发电，治黄正在向着现代化迈进，海河治理成就巨大效果显著，南水北调工程业已开工，一代代水利人用一生的奉献书写着历史的答卷。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本刊特别推出纪念专题，让广大读者在历史的回顾中再次领略伟人的雄韬伟略，感悟治水的历史使命。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就把兴修塘坝列为农民运动的十四件大事之一。从1929年春开辟赣南根据地起，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五年多的战斗岁月里，积极进行了苏区的水利建设。在兴国调查中，毛泽东对赣南地区水土流失现象十分重视，要求地方苏维埃政府要抓好水利，修好山塘和河坝。在长冈乡调查时，毛泽东明确提出，乡苏维埃政府要抓水利，设立水利委员会，乡苏维埃主席兼任乡水利委员会主任，每个村都要有一名水利委员。他在1934年做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中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这一著名主张，不但对发展当时的苏区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新中国的水利事业发展也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的社论中，专门提到了水利，要求有关部门要“协助农民改旱田为水地”。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也多次强调水利的重要性。他指出：“兴办水利务使增产成为可能”，要“做好兴修水利的计划”。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多次过问水利工作，并指示有关部门优先解决治水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时，专程来到引黄灌溉入卫（河）工程渠首闸，在这里毛泽东亲自摇动启闭机摇把开启了一孔闸门，当看到黄河水通过闸门流入干渠时，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说：沿黄每一个县都修一座这样的引水浇地闸就好了。在视察灌区过程中，毛泽东诙谐地指出：渠灌是阵地战，井灌是游击战。形象生动地阐明了井渠结合的农田水利发展方向。
1955年，毛泽东发出了关于加强农田水利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农作物八项增产措施，即著名的农业“八字宪法”，其中，兴修水利被摆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在毛泽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思想和农业“八字宪法”的指导下，全国兴建了一大批水利工程，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解决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了不起的壮举。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淮河，全长1000多公里，中国七大江河之一。古代，与黄河、长江、济水并称“四渎”。
1949年夏，淮河流域水灾严重，堤防多处决口。1950年汛期，淮河流域又遭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马上邀集有关人员初步讨论了救灾和淮河治理问题。
8月5日，反映淮河灾情的电报又一次放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前。毛泽东阅读这封电报时难过地掉了眼泪，他在电报中“不少是全村沉没”“被毒蛇咬死者”“今后水灾威胁仍极严重”“多抱头大哭”等处画了横线，并给周恩来写了批示：“请令水利部限日做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季即开始动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抓救灾的同时，加紧了对治淮工程的具体部署。
1951年，毛泽东明确指出：“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饱受洪水灾害之苦的淮河两岸人民，听到党和政府要兴修水利、根治淮河的消息，精神振奋。那些逃难在外的灾民也纷纷返回故土，准备参加治水活动。毛泽东得知后，十分高兴，认为气可鼓而不可泄，1951年5月，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周恩来亲自主持了治淮工作。1950年10月 1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做出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治淮的方针与任务，为以后淮河的全面治理与开发打下了基础。
此后，毛泽东一直关注着淮河的治理。1958年，在杭州会议上，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治淮的重要性，并指示有关省要进一步搞好治淮，争取在几年内做出显著成绩。在后来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及治淮工作，并称赞安徽的治淮排涝工作搞得好。
心系长江安危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1950年国庆节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共同听取了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设计方案的汇报。不久，毛泽东批准了荆江分洪工程方案。他还指出，尽管当前国家百废待兴，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财政相当紧张，但为解除荆江的洪患，再有困难也得干呀！
1952年4月5日，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开工。6月20日，主体工程竣工。
为了探求长江治本之策，1953年2月，毛泽东亲临长江视察，详细了解了长江水患及成因。经过调查研究，他提出了南水北调以济北方缺水之需和兴建三峡工程两大课题。他说，毕其功于一役，把三峡那个口子卡起来，以解除洪水对长江中下游的威胁。
当毛泽东得知1954年的长江大水，洪灾损失比修建三峡投资还要大时，更加坚定了修建三峡工程的决心。为了加强三峡工程的技术力量，毛泽东向苏联提出，请他们帮助规划和筹建三峡工程。
1956年6月，毛泽东三次畅游长江之后，诗兴大发，挥毫泼墨，写下了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以诗词的形式再次肯定了治理长江的战略重点在三峡。1958年南宁会议，毛泽东请周恩来主持三峡工程建设。
由于“大跃进”和紧张的国际形势，三峡建设的步伐暂时停顿。尽管如此，为了解除汉江洪水的威胁，同时为建设三峡积累经验，并考虑到南水北调问题，毛泽东支持并批准了长江流域规划的第一期工程丹江口水利枢纽的建设。
1969年5月，水电部再次提出修建三峡的建议，但由于当时中国与苏联的矛盾激化（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毛泽东指出：“在目前战备时期，不宜作此设想。”但他还是支持了先修三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意见，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1988年底葛洲坝工程全面完工。它的成功，直接为三峡工程的建设提供了经验借鉴，也造就了一大批工程设计、施工和管理人才。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治黄是毛泽东牵肠挂肚的一件大事。
1952年10月，毛泽东第一次出京视察的地方就是黄河。毛泽东来到杨庄看黄河险工，在第9 号坝上察看了工程和黄河形势。他不无忧虑地问王化云：“黄河涨上天怎么样﹖”毛泽东在水面比开封城高出三四米的黄河柳园口，感慨地说：“这就是悬河啊?” 一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大江大河治理说过无数次气吞山河话语的毛泽东，面对着世界上最桀骜不驯的黄河，也表现出了敬畏和谨慎，他没有留下“根治”之类的豪言壮语，只是殷殷地嘱咐王化云及河南省党政领导：“你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毛泽东第二次专门关注黄河是1953年2月。在乘坐的专列上，毛泽东就三门峡水库建设的时间、库区移民问题、黄河中上游的水土保持以及南水北调等问题与王化云进行了探讨。毛泽东在了解有关情况后，高兴地说，革命成功了，事情好办了，治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只有现在才能解决。在汇报过程中，王化云老想让毛泽东就三门峡工程建设问题表个态，毛泽东仍然谨慎地表示回去再研究。
1953年5月，黄委主任王化云以个人名义向当时主管水利的政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呈报了《关于黄河基本情况与根治意见》和《关于黄河情况与目前防汛措施》两个报告。邓子恢将报告上报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对“报告很欣赏”。
1954年冬，毛泽东在南巡返京途经郑州时，在郑州火车站的专列上第三次专门听取了黄委负责人王化云、赵明甫二人关于治黄工作的汇报，并着重谈了水土保持和治理规划问题。
1955年6月，毛泽东在河南省委会客室第四次专门听取了治黄工作汇报，这次他关心的热点是关于黄河治理规划的实施问题。
1959 年，毛泽东在济南泺口又一次视察了黄河，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
从1946年人民治黄开始到于今，黄河连续50多年伏秋大汛安澜无恙。然而，要将这条世界最难治的害河根治，对于炎黄子孙来说，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一定要根治海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发出治淮指示的同时，对历史上水旱灾害频繁的海河流域治理也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并指示周恩来要重视一下对首都威胁最大的永定河治理问题。1950年，在治淮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在永定河上修建官厅水库，以控制永定河的洪水，并作为首都工农业生产的水源。
官厅水库是根治永定河的重点工程，也是治理海河的第一个工程，1954年5月胜利竣工。水库建成时，毛泽东欣然题字：“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 1958年，首都人民通过义务劳动在北运河上游东沙河上修建了十三陵水库。尽管该水库库容不大，仅属于中型水库，却因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参加了水库建设劳动而名扬遐迩。
为解决京津供水不足的问题，1958年6月，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修建密云水库。1959年9月10日，毛泽东视察了热火朝天的密云水库工地，并对水库建设作了重要指示。由此也大大激发了20余万水库建设大军的劳动和创造热情。密云水库以当时最好的质量、最快的速度、最高的工效和最低的投资，奇迹般地实现了“一年拦洪、两年建成”，提前造福人民的壮举。如今，密云水库之水已成了滋养北京的生命水。
1963年8月，海河流域南系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为了海河的安澜，毛泽东于 1963年11月17日挥笔写下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题词。按照毛泽东的这一伟大号召，海河流域人民揭开了根治海河的新篇章，并迅速掀起了以扩建、新辟入海河道为重点的水利建设高潮。
提出南水北调的伟大构想
1952年10月30日，毛泽东视察黄河，与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谈起了黄河的治理情况。王化云说：准备从通天河引长江水入黄河，以补济西北、华北水源不足。毛泽东说：“好！这个主意好！你们的雄心不小啊！通天河那个地方猪八戒去过，他掉进去了。”一番风趣的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毛泽东接着指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借一点来是可以的。”南水北调这个雄伟的战略构想就这样被提出来了。
1953年2月16日，毛泽东在去南方巡视的列车上，又与王化云谈起了南水北调。他问王：通天河引水问题怎么样了？王答：根据察勘结果来看，引水100亿立方米是可能的。不过需要打100公里的山洞，还要同时在通天河上建一座高坝，水就可以从通天河经过色吾曲、卡日曲进入黄河。毛泽东意识到这是一项颇为艰巨的工程，便问：多大工程量？得多少年完成？王答：约需10万人，加上机械化，10年可以完成。毛泽东说：引100亿水太少了，能由长江引1000亿立方米水就好了。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在“长江”号军舰上与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研究长江的治理问题。在着重探讨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构想后，毛泽东问林一山：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借点给北方？林说：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地图上用红铅笔指点着，先是指向白龙江，问：白龙江的水很大，能不能引向北方？林回答说：白龙江发源于秦岭，向东南流向四川盆地，越向下游水量越大且地势越低，很难穿过秦岭把水引向北方。毛泽东点点头，没再问下去。之后，他的红铅笔指向了嘉陵江上游的西汉水，问林：这里行不行？林答：不行。并用与白龙江不能引水的同样道理说明了不可行的原因。毛泽东又把铅笔指向了汉江，问：汉江行不行？林答：汉江有可能。毛泽东眼睛一亮，问林一山：为什么？林答：汉江上游和渭河、黄河平行向东流，中间只有秦岭、伏牛山之隔，它自西而东，越到下游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这就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来兴建引水工程，让汉江水通过黄河引向华北。听林一山这么一说，毛泽东顿时心情为之一振。他像指挥伟大战役一样，用铅笔沿着汉江的曲线画了许多杠杠。当他的铅笔指向现在的丹江口所在地———湖北均县时，他突然画了一个圆圈，问：这地方行不行？林说：这里可能性最大，也可能是最好的引水线路。林一山说丹江口一带可能性最大，并非信口开河。此前，长江水利委员会从汉江防洪和水资源综合利用的目的出发，已做了大量前期工作，并基本确认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是开发汉江的最佳工程方案。不过，当时他们并没有考虑南水北调问题。经毛泽东一提醒，林一山马上意识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将来很可能成为南水北调的水源地。毛泽东兴致勃勃地问：这是为什么？林说：汉江再往下，流向转向南北，河谷变宽，没有高山，缺少兴建高坝的条件，向北方引水也就无从谈起。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你回去以后立即派人察勘，一有资料立即给我写信。”最后他又叮嘱了一句：“南水北调要抓紧。”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1952年至1957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了由通天河引水到黄河源的线路方案；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了从汉江、丹江口水库引水到淮、黄、海流域的方案，还提出了从长江下游沿京杭运河东线调水的方案。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兴建丹江口水利工程。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打开通天河，借长江水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卫河），同北京连起来了。”同年8月，毛泽东签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指出： “全国范围的较长的水利规划，首先以南水（主要是长江水系）北调为主要目的，即将江、汉、黄、海……各流域联接为统一的水利系统规划，……应加速制定。”
毛泽东逝世后，南水北调各条线的前期研究工作一直在进行着，并提交了一大批质量较高的成果。2002年南水北调工程开工。经过5年至10年的建设，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将建成发挥效益。一代伟人毛泽东富有远见的遗愿即将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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