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第二次出任军委秘书长前后 (zt)

罗瑞卿第二次出任军委秘书长前后
舒　云
罗瑞卿流着眼泪，不住地说：他（皮定均）死得太可惜了！像他这样的一把手，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
　　1975年“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后，罗瑞卿和谭政、陈再道、陈士榘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这之前，中央军委派专机把罗瑞卿从福州接回北京，参加庆祝“八一”建军节活动。一天，刚从监狱放出来的空军原政委余立金，在招待所的小院子里看见一位老人在孩子的搀扶下正艰难地拄着拐杖练习走路。来来往往的人好像并没有谁去注意这位老人，情景显得很有些凄凉。余立金觉得此人面熟，但一时又认不出，就问儿子余小敏：那是谁？余小敏说是罗瑞卿。余立金大吃一惊。他原猜想可能是哪位受迫害的老同志，但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是罗瑞卿。对罗瑞卿他是很熟的，高高大大，英俊挺拔。他怎么也不能把眼前这个老态龙钟、又矮又驼的残疾人和罗瑞卿联系起来。他激动地冲过去，叫了一声：罗总长！两位饱受摧残的老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相对无言，痛哭了一场。

　　离开工作岗位近10年了，为了尽快适应工作，在福州时，罗瑞卿就向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冯征提出，希望把近10年来的文件送给他翻一翻。罗瑞卿一边看文件，一边开始了调查研究。他为60年代享誉全国的“民兵先进集体”大小嶝英雄岛正名，并驱车百里，调查福清县一个造反派头头的私藏武器案。
　　就在这时，罗瑞卿看到江青搞的评《水浒》的文章，便说，这里面有鬼，我看是反对周总理和小平同志的。当皮定均、李志民、廖志高等人来看他时，罗瑞卿一遍一遍地在手上画“三点水”，表示江青的“江”字。1975年11月下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传达，罗瑞卿说，要坚持下去，要沉得住气，不要动摇，他们（“四人帮”）肯定是短命鬼。还说，你们这一年的工作我亲眼所见，对小平同志的指示执行得很坚决。但是人家不甘心，斗争很尖锐，你们可不能麻痹。看来这场斗争还在继续，要准备斗争，经得起考验。皮定均说，你就在这住下去吧，将来他们要翻天，我们上山打游击也要和他们干，你腿不方便，我们就抬着你，你给我们出出主意就行了。罗瑞卿不服气地说，打起来，给我一辆吉普车，我一样打冲锋。
　　这时离“四人帮”覆灭只有几个月了。不幸的是，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罗瑞卿决定第二天返回北京。1月周恩来逝世后，罗瑞卿就返回北京参加了追悼活动。然而，就在他准备走的7月7日中午，因为意外飞行事故，皮定均殉职。罗瑞卿抚摸着覆盖着党旗的皮定均的骨灰盒，久久不肯离去。他决定推迟一天回北京，和郝治平联名给皮定均的夫人张烽写了一封唁函，说今天一早我们刚为朱老总离去而痛哭，中午听到这不幸的消息，又痛哭一场。坐在轮椅上的罗瑞卿，流着泪让警卫员推着他在走廊上不停地走，嘴里不住地说：他死得太可惜了！像他这样的一把手，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

　　罗瑞卿对毛泽东的忠诚是发自内心的。他说：不去怎么行？没有车，我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去！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罗瑞卿不顾一切地返回了北京。他坚持不让儿子搀扶，靠双拐把刚刚能站立的双腿挪到毛泽东的遗体旁，久久地端详着，泣不成声。从“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次见毛泽东后，已经10余年过去了，那一次相见竟成永诀。出狱那天，监禁近7年刚恢复自由的罗瑞卿，提出到天安门广场去一下。司机把车拐到长安街上，罗瑞卿叫司机把车开得慢一点，再慢一点。通过天安门时，罗瑞卿艰难地从座位上欠起身，朝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军礼。这不是演戏，确实是他发自内心的举动。他对毛泽东的忠诚甚至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罗瑞卿在解除监护后曾经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不知道毛泽东是否看过，也从此没有人再提到过。但在毛泽东批准罗瑞卿解除监护的一个月零一天后，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时，曾经对此作过自我批评。
　　9月18日，百万人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为毛泽东举行的追悼大会，但没有通知作为中央军委顾问的罗瑞卿参加，别的几个顾问也没有得到通知。是漏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罗瑞卿不管，坚决要求参加天安门广场的追悼大会。最后，上边同意是同意了，但只给罗瑞卿、谭政和陈再道三个军委顾问派了一辆车。陈再道气愤地说，罗瑞卿一人就得一辆车：他，轮椅，还有推轮椅的，我们三个人怎么去？谭政为难地说，没有车，我就不去了。罗瑞卿立即说，不去怎么行？没有车，我爬也爬到天安门去！
　　终于又争取到一辆车。那天到天安门，是儿子罗宇陪着罗瑞卿去的。下车后，穿过中山公园，在中山公园门口，碰见了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她看见罗瑞卿站在烈日下暴晒，便劝他找个阴凉处。罗瑞卿气愤地说：连这里都不让我来啊?还能坐到哪里去？人家不让我参加追悼会，我是斗争来的呀！

　　罗瑞卿把轮椅停在天安门西北角。毛泽东追悼会开始后，他站起来，拄着双拐，和所有的人一样肃立了一个多小时。整个追悼会中，罗瑞卿不停地流泪，像孩子一样失声痛哭，最终导致冠心病复发，住进301医院。罗瑞卿的冠心病始发于1973年1月，治疗到4月出院。在监护中，冠心病频繁发作。9月，他因冠心病复发又一次住进医院。直到11月20日，经毛泽东批准，才被解除监护。1976年1月，周恩来病逝的消息又一次击倒了他。本来已经停服的硝酸甘油不得不又大量吞服，每天要吃五六片，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时，口袋里还装着好几片。

　　看来，他对毛泽东的感情，并没有因为7年的监禁而烟消云散，反而更加深厚。罗瑞卿重新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后，工作比“文化大革命”前更加繁忙，就是在百忙之中，他仍然兼任着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委员会主任一职。

　　 罗瑞卿对连云山说：我们已经被人辱骂、抹黑、仇恨10年了，我是“文化大革命”揪出的第一个大敌人。

　　罗瑞卿复出后，开始关注所有受冤屈者的平反，最关心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郭兴福，一个是宣传郭兴福的《人民日报》军事记者连云山。罗瑞卿后来对连云山说：为什么要先把郭兴福和你弄出来，跟我倒台的不是一两个人，但在社会影响方面，就是南京的郭兴福和北京的你。大比武没问题，你们两个也不是坏人。我也要翻案，但现在改变我的形象难一点，你们干部小，好办。罗瑞卿的意思是，我们坐在一条船上，你们这两个与大比武有关的人平反了，我的平反也就顺理成章了。

　　郭兴福很快就找到了。罗瑞卿一直说见，却因为忙一直没见上，成了遗憾。

　　那么连云山在哪里呢？罗瑞卿到处托人打听，都没有找到。1976年7月29日唐山大地震的第二天，《解放军报》副总编姚远方来到唐山，接待他的是空军唐山某部政治部副主任连云山。姚远方就问：你是原《人民日报》记者连云山吗？连云山说：是啊。姚远方说：你好难找，我都找苦了。连云山问：你找我干什么？姚远方说，是罗瑞卿找你，让你秘密到他那里去，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也不要让你们的领导知道。等地震的事情一忙完，连云山就请假来到了北京的301医院。罗瑞卿正和人谈话，通报了以后，连云山就在外面等，同时在外面等的还有吕正操，里面一谈完，罗瑞卿就叫连云山进去。

　　终于见面了，两人拥抱在一起。

　　连云山边哭边说，没想到还能见到您；罗瑞卿也流下了眼泪，说我也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都老了。在连云山眼里，罗瑞卿老得更加厉害，头发白了，背驼了，人也瘦了，最要命的是坐不下来。不能走路就很受罪了，而罗瑞卿不仅不能走，连坐也不能坐，胯不能弯，只能用一种半坐半站的姿势。不能实实在在地坐下，这要受多大的罪啊。
　　罗瑞卿仔细问了连云山的情况，谈了两个小时。罗瑞卿最后说，我们已经被人辱骂、抹黑、仇恨10年了，我是“文化大革命”揪出的第一个大敌人。当时10岁的孩子现在20岁了，当时20岁的小伙子现在30岁了，我们一直当反动分子、资产阶级分子，让人家改变印象很难。三个月、一两年让人家消除印象很难。罗瑞卿接着说，我在福州住了半年多，说服人家给郭兴福平反，只有一个人接受，别人都不同意。我说不上话，说了人家也不爱听。根据我的经验，平反不是短期能解决的，要长期准备。

　　果不出罗瑞卿所料，连云山的平反成了一个老大难。其实连云山的要求也不高，就是恢复原来错误降下的两级，给一个工作。但跟驴推磨一样，哪个单位都推。虽然罗瑞卿在连云山的请求平反的报告上批了字，还是不行。以后，罗瑞卿说在北京平反很难，要安排连云山到某大军区担任宣传部部长。连云山说，我都50多岁了，不干了，我退休吧。
　　确实像罗瑞卿说的那样，当时还有人不时顺口说“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大比武”。罗瑞卿在韶山访问时，看到1977年1月30日的《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1964年林彪又策动大比武，批判“翻墙头”和“打鸡蛋壳”是花架子。几天后，罗瑞卿给《解放军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军训的“打鸡蛋壳”、“翻墙头”是否毫无实战意义？（是否）就是花架子？可以考虑。就我理解，前者是为了练习对隐蔽在战壕内之敌的精确射击，后者同我们现在练兵中还在实行的超越障碍也差不了多少。而且，贺龙同志亲自告诉我，他向主席报告当时杨村部队军事训练的步枪射击时，就曾有“打鸡蛋壳”的项目。现在贺龙已逝世，还有杨勇同志可以作证。我同杨勇同志陪同周总理、陈毅同志在杨村部队观看时，也得到他们的称赞。……当年的军事训练当然是有一些缺点甚至错误的。至于“比武”，当时的用意是评比、革命竞赛，缺点以至错误可能更多，不过任何群众性的运动也不可能毫无缺点。对此事，毛主席、中央、中央军委有无结论，我不得而知。　　从行文来看，罗瑞卿的这封信与他写了10年的交代材料的语气差不多，不是批评，而是一个证明。当然，这时罗瑞卿还没有工作，虽然自由了，可以到处走走，但还没有一个实际职务。



罗瑞卿和军事记者连云山的关系不一般。早在罗瑞卿在公安部当部长时，连云山就作为《人民日报》记者旁听公安部的部党组会。连云山1951年调进人民日报社，两年后联系公安部。公安部审查严，送去几个记者的档案，都给退了回来，说不行，又送去连云山的档案。连云山从小参军，没有海外关系，在战斗中还负过伤，一送去，就通过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登过五六篇有关公安方面的社论，罗瑞卿很满意，问是谁写的。有人回答说，是那个小个子记者写的。从此，罗瑞卿就叫连云山“小个子记者”。第一次跟罗瑞卿说话，连云山还挺怕，认为罗瑞卿不苟言笑。没想一接触，挺和蔼，没有居高临下的架子。连云山说罗瑞卿很像邓小平，说话非常精辟、干脆，没有多余的话，一句就是一句。以后，罗瑞卿开部党组会也叫上连云山，散会后单独嘱咐连云山几句，关于公安工作建设问题，关于美蒋特务骚扰海疆，关于侦破要案大案等，突出什么精神，后天见报。末了会问，你有什么意见？没意见？好，就这样。连云山说，自从1953年他与罗瑞卿萍水相逢，就与罗瑞卿结下了不解之缘。以后罗瑞卿当了总参谋长，连云山是总政派驻《人民日报》的军事记者，自然还是照常参加罗瑞卿主持的军委办公会。以后，学雷锋、大比武，军队那几年的大事，连云山都有精彩的报道，而且是十八般武艺一起上，“社论”、“通讯”、“本报评论员文章”，深得罗瑞卿的赞赏。

　　罗瑞卿去世后，跟他一起去西德的秘书赵文岐对连云山说，老人走之前跟我说过好几次，连云山和郭兴福都还没有平反，你安排一下，我要一个一个谈。赵文岐说，老人不在世了，这是他的遗言。去西德前，罗瑞卿就作了安排，回来要做什么什么工作。连云山退休以后，什么也没说，突然有一天给他长了一级，但还是留了一条“尾巴”，原来可是因为受批判连降了两级的呀。不过，想想罗瑞卿去世时还没有见到为自己平反的决定，连云山还能说什么呢？

　　罗瑞卿帮助那么多受迫害的同志平了反，却忘了自己也应该平反。郝治平问起他，他说：不要急，现在党也有难处，我们不要给党增加困难。

郭兴福的命运更惨。1977年初，罗瑞卿来到南京，向军区领导询问郭兴福的下落后，对《解放军报》驻南京军区记者夏国珞说，我以普通读者的名义给你谈谈大比武。他说郭兴福是个好同志，太冤了，要尽快解放出来。罗瑞卿回到北京后，又多次给主持《解放军报》工作的华楠说，要肯定郭兴福在军事训练上的成绩，要重放郭兴福教学法的影片。


　　郭兴福因大比武出了名，被调到南京军区高级步校当教员。如果他还在野战军，也不会把他怎么样，野战军明文规定不搞“文化大革命”。但军队院校是“四大”单位，罗瑞卿一倒台，郭兴福马上跟着“沾光”，戴着比别人更高的帽子游街，据说还坐在笼子里游过。南京的夏天，将近40℃的高温，逼他嘴里叼一根稻草，在水泥地上爬行，爬一步磕一下头，还要大声说我有罪。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郭兴福也没有揭发没有辱骂罗瑞卿。实在受不了，他回家与老婆商量，先把孩子掐死，然后全家通电自杀。老婆跳了楼，叫邻居撞门，郭兴福已经通上电“死”过去了，一叫门醒了，又到厨房用刀砍了自己十几下，还是没死成。3个小孩都死了，郭兴福被判了个死刑。

　　消息传出，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郭兴福所在军的军长、后来任总政主任的李德生经过多方工作，才改判了20年。他老伴李淑贞也被关在监狱里。后来，李淑贞提出要见一见郭兴福。监狱里还没有犯人探犯人的先例，但大家同情他们，就准许了。李淑贞用很少的一点钱买了一条烟，到了男监。郭兴福听见叫他，好久还愣着，从来没有人来探视。望着老伴长久注视的目光，郭兴福背过脸，眼泪差点儿掉下来。以后郭兴福到军区茶场当工人。他的舌头被电打坏了，讲话已经讲不流利。

　　“文化大革命”过去很久，罗瑞卿的女儿点点见过郭兴福。她说，原先那么虎虎有生气的人仿佛死过一回，动作迟缓，眼睛里没有一点光彩，思想和语言都带有那种心灵破碎所固有的冷漠和偏执。他没有丝毫失去那可怕的记忆，一举一动都告诉你他对那些恐怖的场面记忆犹新，或许他只生活在那些可怕的记忆里。 ,dZ&i! @?


　　已经到沈阳军区担任司令员的李德生给叶剑英写信，要求重新审理郭兴福一案。

　　罗瑞卿也一直说要见郭兴福。他曾经关心地询问郭兴福的情况，说郭兴福对军事训练有很大的贡献，应该让他工作，继续搞训练。最后，郭兴福被平了反，重新回到军区高级步校，当了战术教研室副主任。1985年，郭兴福外出看地形，因车祸去世。那一年，他才55岁。路人翻开他的口袋，想找一下他的证件，从口袋里翻出一张装在塑料袋里的大将罗瑞卿的照片。

　　1991年4月，南京军区隆重举行纪念郭兴福教学法创立30周年大会，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总参谋长迟浩田出席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后，解放军三总部联合发文，号召全军指战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郭兴福教学法，并在实践中加以继承和发扬。可惜郭兴福看不到了。

　　罗瑞卿也没有看到自己的平反。他那时批转信件，帮助那么多受迫害的同志平了反，却忘了自己也应该平反。郝治平问起他，他说：不要急，现在党也有难处，我们不要给党增加困难。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撤销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有关因罗瑞卿同志问题受株连的同志，也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而这时，罗瑞卿已经去世一年多了

　　刚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各种事情便铺天盖地而来。72岁的罗瑞卿曾这样说：我要把我当成27岁一样工作。

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8月12日，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罗瑞卿继八大之后又一次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并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这时的总参谋长是邓小平，他还担任着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总参谋长肯定是兼职。而副总参谋长杨勇是一个月以后才任命的，这就意味着作为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的担子该是多么的重。

从军委秘书长的任命一宣布，繁忙又重新回到罗瑞卿的生命中。郝治平从报纸上看到十一届一中全会已经结束，而罗瑞卿还没有回家，很不放心，他毕竟是个残疾人啊。这时罗瑞卿住在白广路，以后才搬到翠微路。郝治平把电话打到京西宾馆，罗瑞卿说，中央已经给我分配了新的工作岗位，回去后再详细告诉你。现在，我这里有许多各地来开会的同志在谈事情。你不要着急，事情办完我就会回去。

　　罗瑞卿被任命为军委秘书长的事情很突然，秘书班子一时还没有配齐，而工作已经铺天盖地而来。罗瑞卿让把以前的卫士长赵文岐找来。赵文岐已经40多岁，再做警卫不太合适，罗瑞卿就叫他改任秘书。赵文岐望着罗瑞卿的残腿和已经驼了的背，直流眼泪。罗瑞卿说，文岐，你回来了，怎么样？赵文岐说，我还好，首长您吃苦了。罗瑞卿说，现在好了，我们往前看吧。

　　那时，军委秘书处有8个副秘书长。拨乱反正，需要做的工作千头万绪，大量的文件、大量要办的事情潮水一样涌来。那时还没有军委办事组，规章制度也还没有完全恢复，什么事一请示就到了罗瑞卿这里，福建那边请示几条小船打不打也报过来。有些事罗瑞卿答复不了，还要再往上请示。罗瑞卿的家里一下子又成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样子，甚至比那时还热闹。赵文岐每天光收发文件都来不及，郝治平也只好仓促上阵。电话铃不断，秘书记了一下，有一天不算文件，光电话就143个。好多电话秘书来不及接，罗瑞卿就自己接了。罗瑞卿也愿意自己接电话。

　　罗瑞卿又开始“革命加拼命”。与10年前相比，他的工作热情不仅没有减退，反而显得更急切。年龄不饶人啊，抛开那条残腿不说，他已经71岁了，早已经不再年富力强。罗瑞卿72岁的时候，曾经这样说，我要把我当成27岁一样工作。

　　不这样怎么行呢？为了那失去的宝贵岁月，为了当好军委副主席邓小平的助手，他怎么能不拼命干？面对案头堆积如山的文件，罗瑞卿每天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常常是五六个小时不挪地方，一副老花镜把鼻子两侧压出深深的紫斑。残腿也在捣乱，痛得夜里难以入眠，不得不服用大量的镇静剂。但是，他的工作量依然有增无减。为了不让残腿影响工作，中午休息时他不摘假腿，以此节约一点穿衣服脱衣服的时间。上厕所也很费时间，为减少上厕所的次数，他一上午不喝一口水。就连吃饭时也是他思考问题的时间。十有八九，你问他每天吃的是什么，他都回答不上来。以前，饭桌上七嘴八舌，现在大家谁也不敢说话，怕打断他的思路。

　　这样怎么能行呢？毕竟“人生七十古来稀”。孩子们商量好一起劝他。罗瑞卿说你们总劝我吃饭、睡觉，你们为什么不劝爸爸多做些工作呢？郝治平插了一句，天哪，谁还敢劝你工作，再劝，你的命恐怕也要没有了。罗瑞卿说，你们知道《水浒》中有个拼命三郎石秀吗？我就是这个“拼命主义”。

　　一个星期天，罗瑞卿又如往常一样“钉”在了办公桌前。两个孙子在爸爸妈妈带领下走了进来，给罗瑞卿表演节目。罗瑞卿还奇怪今天孩子们怎么没上班。小节目刚开了个头，秘书已经拿着一大堆文件站在门口了。

　　这时候秘书多了，除了赵文岐，还有金耀铭和陶驷驹。陶驷驹来的比较晚，也就两三个月的时间，罗瑞卿就去世了。他主要是搞外文资料，也搞点文字工作。陶驷驹是从公安部选去的，以后他回到公安部担任了公安部部长。

　　主要秘书是金耀铭，他是从总参作战部选到罗瑞卿办公室的。先调了作战部的一位副处长来当秘书，干了28天，心脏受不了，加班时昏倒了。又重新选，还是从作战部挑。罗瑞卿想把以前的老秘书找来，但老秘书们因为身体以及其他原因来不了，就挑中了金耀铭。打电话时，金耀铭正在二炮开会，叫他快回来到罗瑞卿家去，根本没有征求意见。作战部说，就是你了，档案已经送过去，没有什么试不试，就调你去了。


　　金耀铭知道罗瑞卿是个很严肃的人，不要说参谋，就是平时嘻嘻哈哈的上将到了他面前，也不敢“调皮”。在多少人的大会上，罗瑞卿点大将、上将的名，叫他们站起来回答问题。罗瑞卿复出工作后，工作要求的严格没变，脾气却比以前宽容多了。领导知道金耀铭过去因为顶撞吃过亏。临去前，作战部还专门找金耀铭谈话，说去了以后要注意，首长该批就批，该骂就骂，没关系。金耀铭说，到罗秘书长那儿，我不会顶，我做得不对，该批评就批评。

　　罗瑞卿说，总理那里都裁人，副主席那里有办公室，我们这怎么好称“办”？罗瑞卿复出后没有再像以前一样设立办公室，没有办公室，也就没法设主任。而金耀铭已经当了16年的团级干部，其中当过8年的副处长。那时还没有给参谋、秘书定职级，这么老的“高参”再当秘书是有些委屈了。罗瑞卿问，你当了27年的参谋，到我这儿来愿意吗？金耀铭说，组织上决定，我当然愿意。我是1960年到作战部的，命令还是您下的，您怎么批评怎么要求都行。罗瑞卿说，我这里太忙，你身体行吗？金耀铭说，我听说了，我身体不要紧，到总参这么长时间，我在301医院还没有一个病历号，我从来没有看过病。罗瑞卿说，好，这里工作多，你熟悉一下。没关系，该问就问，要细一点，尽量把事情弄清，认真办好。

关于罗瑞卿的认真，金耀铭是体会到家了。文件上几个错字，罗瑞卿都要自己动笔改。郝治平说，首长这么忙，几个错字你就替他改了得了。金耀铭说，他要自己改，这是原件，是历史档案，他一定要是他自己的字。

　　金耀铭到任时，赵文岐已经忙得连脚都恨不得也要用上了。赵文岐文化低一点，又是第一次当秘书，每天的文件分类都来不及。满屋子都是文件，白花花摊了一地。金耀铭调来后，光以前积压的文件，清理了20多天还没清理完。新的文件源源不断地涌来，每天的批示要摘下来，来的文件要一一编号，还要接铃声不断的电话。电话追着金耀铭跑，他晚上很晚回家，电话还要拉到厕所，否则应付不了。总参杨勇，总政韦国清，国防工办洪学智，还有管国防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一天到晚找。晚上，《解放军报》的华楠、姚远方就来了，要求审第二天见报的稿子，不到夜里12点以后，别想睡觉。沈阳的几位老副司令员，专门在早上5点打电话。他们说得也有理，一上班就找不到你了。这样，金耀铭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的觉，有时还连轴转。有一段时间罗瑞卿在医院，金耀铭就把文件送到医院。他先挑出特急件的“红帖子”送去，不急的就先放放，光急件、特急件每天就是一大摞。在京西宾馆开会，有个短电影，金耀铭说去看两眼，就那么一会儿，来了4个电话。

　　那时真是办不完的事，信也不断，好多受迫害的人都来找，像以后担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的王晓棠、像电影演员陶玉玲都直接来找，不熟悉的也来找。后来冤假错案都一律交给总政处理，罗瑞卿的担子才减轻了些。

1977年8月和12月，军委先后召开了军委座谈会和军委全体会议，针对“四人帮”对军队训练工作的破坏，讨论了军队的教育训练，作出了《关于加强军队教育训练的决定》。


　　罗瑞卿一向对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相当重视，他生前主持的最后一次会议就是关于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他说，我少一条腿，两条腿能办到的事，我一定努力去办。搞不好，我们就没有办法交账，就不能见马克思、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你们回去要少睡一点觉，好好研究一下，把要我们办的事，要邓副主席办的事，或者要别的部门办的事都提出来。再过几天，邓副主席可能要找你们谈。谈者，就是逼也。总是要有点压力才好。世界上的事总是要压。要干点事，就不能舒舒服服。



1978年初，《人民日报》刊发的两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受到了罗瑞卿的关注与重视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思想评论。文章虽短，却是《人民日报》理论部精心筹划、撰写而成的。评论指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
　　文章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不同反响，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认为真理标准应该是两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6月，《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回答了一些糊涂认识。但这还不是实践标准大讨论的开始，仅仅是个前奏。

　　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前奏受到了罗瑞卿的关注与重视。他敏锐地看到了这篇文章的意义,当即把《解放军报》的负责人请来，对他说,“这篇文章虽短，却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真理不能用来检验真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观点很正确、很重要”。他要求军报注意宣传这一观点，支持这一观点。讨论尚未展开之时，罗瑞卿就以一位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旗帜鲜明地站到了维护真理一边。

　　在关键时刻，罗瑞卿审时度势，指示《解放军报》尽快写一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给真理标准大讨论以支持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称《实》文),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全文转载。这篇文章引起的轰动，是很多人始料不及的。当时，人们对文章的认识只停留在理论学术层面上，还没有把它当政治问题看待。更不曾想到会在全国掀起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等到两位老报人吴冷西同胡绩伟发生激烈交锋之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

　　《实》文发表当天，吴冷西给胡绩伟打电话，批评胡绩伟，责问他怎么能发表这样的文章？并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说“文章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吴冷西说，“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文章结尾以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教条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他说，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恩、毛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是要砍旗”。吴冷西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不要外传。胡绩伟回答说，“你既然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

　　这一交锋立刻将《实》文的重要性提升了起来，形势一下变得十分严峻。华国锋在胡耀邦面前点了杨西光、胡绩伟、吴江的名。胡乔木在社科院一次会上说，如果说中央领导在实践标准讨论中有分歧，那就是分裂中央。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以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谁就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主张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番话显然是对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批评。然而，这番话并没有解决问题，坚持“两个凡是”的领导人仍然充耳不闻。6月15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召集各宣传单位负责人开会。还在批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党性不强”。仍然认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一律不能推翻，天安门事件、《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都不能翻案。否则就是反毛主席。

　　如果屈服于来自“两个凡是”方面的压力，因此而退却，变得鸦雀无声，那么，这场讨论有可能夭折。在这关键时刻，罗瑞卿审时度势，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指示《解放军报》要积极支持和参加这场讨论。罗瑞卿说：“这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这是一件大事，不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他还强调“要注意在军队中消除‘两个凡是’的影响”，指示《解放军报》根据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尽快写一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给讨论以支持。

　　罗瑞卿具体指导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修改，为更好地修改好这篇文章还6次同胡耀邦通电话商量
　　姚远方带着罗瑞卿的指示，到中央党校找吴江他们商量。真是不谋而合，党校为了扭转当时讨论陷入困境的局面，已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针对“两个凡是”派对《实》文的指责，不指名地回答了吴冷西那些批评意见。文章写好了，基于当时形势,正在发愁出路。现在军报有求，便决定将文章交给《解放军报》发表。

　　姚远方喜出望外，认为此文正合军报需要，当即将文稿取走并向罗瑞卿作了汇报，随后把清样稿也送交给他。罗瑞卿看后兴奋地说：“这篇文章很好。一定要使文章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什么时候改好什么时候发表，不要抢时间。”接着，罗瑞卿又亲自查阅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文章，并重读了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然后让姚远方等人与吴江商量，建议在文中引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力争做到立论要稳，无懈可击。在罗瑞卿的具体指导下，吴江和《解放军报》的同志对这个文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加工。罗瑞卿还就如何更好地修改好这篇文章6次同胡耀邦通电话商量，又将文稿送胡耀邦阅看后，才最后定稿。

　　文章发表后，罗瑞卿对《解放军报》负责人说：“那篇文章，可能还有人反对，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

　　就这样，《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最后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6月24日的《解放军报》上发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于当天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新华社于第二天发了通稿，各地报纸纷纷转载。这场大讨论才真正在全国开展起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继《实》文之后，又一篇阐述实践标准问题的重要文章，也是第一篇全面批驳“两个凡是”坚持者观点的文章，对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个有力的支持。文章问世，局面逐渐明朗，在北京，对实践标准的公开指责渐渐少了。但这也不是说，“两个凡是”派就此罢休了。

　　7月底的一天，胡绩伟到医院去看望吴冷西，吴冷西说，“我看了军报特约评论员那篇文章以后，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胡绩伟说，“你可以写文章进行答辩和批判嘛”。吴冷西还坚持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这个简短对话，明白不过地说明了这场讨论的复杂性。

　　7月18日，罗瑞卿出国做腿部手术，心中仍牵挂着文章的事。临上飞机前，他对前来送行的《解放军报》负责人说：“那篇文章，可能还有人反对，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说明他心中也仍存有疑虑。

　　值得庆幸的是,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为党和国家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虽然罗瑞卿未能看到这次会议的胜利召开，但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却一定是他所衷心期盼的。


（《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