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读这篇文章不要关心我讲的内容。比如对毛泽东这个人，对反右斗争，对中国解放后的一系列运动，我和你的看法肯定差别很大。这不重要。我只是借历史上这些事来介绍什么叫“实践理性”的思维。同时，也可以使你看到“逻辑理性”的局限性。
“心学”，国学的心学实际上是极为简单的。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是在“致良知”的“实践理性”中，真正完全落入“逻辑理性”的人非常少，除了个别上学读书读木了的少数人。离开了文化概念、生存经验、肉体欲望，这些人就没有自己的思维了。这种情况虽然在今日人群中几乎无处不见，但大量的人还是生活在“实践理性”中，只不过不自觉罢了。不管人们是否自觉，“实践”总是逼着人们非服从它的牵引不可。你不服从“实践”，非按“逻辑理性”去思维，“实践”就非惩罚你不可。
我们讲心学，与其说是宣传一种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不如说是唤醒每个人的真自我的第一步而已。
人们，回忆一下你的生存经验吧！一般说来，缠绕生命的“妄念”，大致可分三种：第一文化概念，第二生活经验，第三肉体欲望，即“情”与“识”，正是这三种看不见摸不清的魔鬼，几乎是每分钟都附着在我们生命的实践中，使我们的生命活动总是呈现为扭曲相。
《圣经》说我们这里是一个“原罪”的世界。
《佛说阿弥陀经》说这里是一个“五浊恶世”。
老子说，“天下皆以美之为美者，斯恶矣”。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其说的就是我们指的这种情况。
人类能不能自觉进入“致良知”，这与其说是个理论问题，不如说是个实践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的心学，是“实践理性”的学问，虽然可以使用“逻辑理性”来表述，但由于二者本质上是有极大差异的。想完全靠“逻辑理性”表述清楚，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可能是极有害的。
说实在话，我的“心学答应录”实在是时也、势也所逼，不得不如此。诸位应该可以注意到，我往往只讲生命在“用心”之时，你“不应怎样”，很少讲“应该怎样”。因为不同的生命在每个不同的“当下”，应该怎样，是无法预料和规范的。
我反复说过中华文化在未来的一百年至三百年间，要导致世界文明的一个大变革，但我不认为会产生所谓的新的思维“规范”，也就说，也不应该同时在政治上再产生一个新的“中华帝国”。只是由于人类文明自身要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现在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价值体系，又只存在于中国，所以中国必兴盛。兴盛了的中国只是其萌芽，即使是真的中国成为世界经典强国，也不会是像今天美国这样的强势国家。国人也不可能象英、美人做过的那样，在全世界呼风唤雨。“振兴中华”的口号再喊个三、五十年就可以了。中国人真正要永远喊的口号，只能是“为人民服务”。
亚洲人大半都熟悉“菲佣”这个概念。我看今后的中国人，在未来恐怕要为全世界人民服务。虽然未必是“佣”，但形态上和“佣”也差不多。哈哈，我这么说，估计会惹怒许多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小姑娘。你们还年轻，也许会见到世界未来展现出的这种局面：
这个世界真正干活的大半只是中国人，中国人几乎养活整个世界。当然，那时的外国人也会普遍尊重我们中国人。中国人在那时就不只是“佣”了。这又该是什么？
既受别人尊重又养活别人。是什么？象不象中国小农经济时代；在每个家庭中的“父亲”与“大哥”？
如果不是“实践理性”起作用，而是凭文化概念、生存经验、肉体欲望，你是很难预见到这样的世界未来的。
为什么会如此？
我没法说。如果真要我说，我只能说谁要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现在只是在中国广泛流传呢？谁让大多数中国人可以清楚知道自己这一生肯定成佛不可的呢？
这么一说，又会令无数的人堕入五里雾中。我没法子了，我一生的生命实践告诉我，只能是如此，岂有他哉！
如果我们对未来世界有了这样一种初步的预见，再返回头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我的看法又会和许多人不一样了。
据党内的一致意见，反右斗争基本是正确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从政治角度说，这个定性没有什么问题。但要我说，“扩大化”也是应该的。
一九五七年，新中国刚成立八周年。在新中国未成立前，以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日子里，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抱有一种幻想，中国会进入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模式之中。尤其是一九五四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许多民主人士都幻想有这样的可能性。他们都想过一把“治国”的瘾。连柳亚子这种人，都认为自己可以“治国”。
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一是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半都认为欧美的民主体制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发誓终身为之奋斗的。他们希望有朝一日，中国也能成为那样的社会。既便是时至今日，在极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中，这种理想仍然是十分有市场的。
其实，这种思维是掉到固有的习惯了的文化概念系统中，而不自知的，一种幼稚和盲目。
今天的欧美社会体制的确是最富“人性”的一种社会体制，但不见得伟大。它莫过是古希腊、古罗马社会体制的一种延伸。
如果人们认真研究一下古希腊、古罗马的所谓“民主”体制，你会发现，这种“民主”，如果不只是城邦国贵族之间的“民主”，也最多只是这些城邦国中的“平民”、“贵族”共享的民主。人们在大力称赞这种“民主”之时，往往忘记了一个前提，这些城邦国的贵族与平民大半是不劳动的。他们的生活几乎全部是靠奴隶与农奴供给的。再不然就是海盗式掠夺而来。古希腊、古罗马本质是海盗国体。
即便是到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欧美各国也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法国是最富民主精神的国家，其奴隶的彻底解放，也只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美国对黑人的岐视的消除，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事。
人们如果再仔细一点看一看。欧美国家奴隶制的解体，和这些国家的工业文明是息息相关的。工业文明如果不发展到一定的水平，解放奴隶就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所谓欧美的工业文明的发展，也不是一首美妙的抒情诗。欧美工业文明的进步，又是伴随着他们的殖民主义政策的成功发扬光大的。
广大殖民地国家的资源、劳力、市场是西方工业文明的根本基础。也就是说，西方的民主社会，永远要有人为之付款买单，不然这个社会是无法实行民主的。肚子吃不饱要民主干什么？穷人要抢劫的自由，谁也不会给。
今天的美国不同于传统的英、德、意、法诸国，他已经把一切武力的政治殖民，变成了文化的经济殖民了。如今世界的经济上的大量游戏规则，都是围绕欧美的利益制定的。后起国家只能是夹缝中求生。
一九五七年时，大量的共产党在解放前的同路人，不甘心共产党给的一官半职，蕴酿在中国实行民主国家的两党制。章伯钧、罗隆基是首当其冲的人物。我的老友章怡和是章伯钧女儿，到如今还想为其父鸣不平。由此可见，民主自由文化的情结，沉积在中国知识分子灵魂中有多么深厚。
在中国，民主自由政体只能参考实行，不能照搬。这其中还有更深刻的历史成因。这个政体的文化基础是古希腊的。我在不少文章已经说过，以古希腊文化为底蕴的，以海盗文化为载体的，以基督文化为纽带的当代文明，已经走到自己的尽头。美国文化已经成了这个文化的经典与顶峰。这个文化的历史功绩绝不能抹煞。西方的一神宗教文化，东方的通天教主文化，都被这个文化彻底铲灭了。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这个文化自身的痼疾也显露无遗了。二十一世纪则是新文明诞生的世纪。
简言之，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要从以“逻辑理性”为主体的文明，过渡到以“实践理性”为主体的文明。而“实践理性”的最自觉，最明晰，最高水平的理论，只在中国国学的“心学”中。
不管从人类的眼光看，以美国文化为经典的文化现在显示得多么美好；其作为文化，它肯定是走下坡路了。纵观今日的世界文明来讲，能把人类文明再推上一个新台阶的，只能是古老的中华文化了。
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基本区别，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反复讲了，我以为大致是讲清楚了。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相信，以真正的中华文化为底蕴的新文明，已经从二十一世纪开始走向人类。这是无法阻挡的潮流。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九五七年的中国就不能走向政体的民主自由化。这是局于“逻辑理性”的人们，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
问题非常简单，人类现有的文化强化了人类的“个体性”。这种文化完全抹煞了生命的整体性存在。把对“我”、“人”二相的执着，变成了天经地义的真理。但生命的本来面目并非如此。《中庸》说“天命之谓性”。这就是说的生命的本来的整体性原则。我们每个生命的最根本功能，“能知”、“所知”，应该全是整体的“天命”的功能，而非个体的功能，只是显示为“个体”。也就是说，“个体”是个假相。所以，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人类文化非有个大变化不可。君不见，三千年前人类文明的主体是“鬼神文明”。据现在可查的历史看，那个文明也是极其辉煌的，其覆盖也是非常广泛的。只要稍微翻阅一下《圣经·旧约·出埃及记》便可了知，“鬼神文化”在那时代几乎是不可动摇的。《创世纪》的作家不得不引导以色列人尽快走出埃及。说是去寻找“流蜜的土地”，实际上是想走出“鬼神文化”的强大统治圈。
自那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鬼神文化”日见衰微。直至工业文明的出现，自然科学几乎是判了“鬼神文化”的死刑。这在三千年前，几乎不可思议的事。但是，对于今天的人类社会的人们来说，这已经是活生生的事实了。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使我想起了《出埃及记》中的以色列人，他们走出了埃及，不再受法老鬼神文化的残酷统治了，但是走到中途，他们仍然要打造金牛，自己主动去恢复鬼神文化。摩西、约书亚一生都在和这种“复辟”势力作殊死的斗争。依《圣经·旧约》，走出埃及以后，只要以色列人想恢复鬼神文化，他们就会遭到严重的灾难，甚至灭国。在那漫长的日子里，是一神尊崇的宗教，还是多神崇拜的迷信，一直是以色列文化生死存亡的分水岭。
我们如此议论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仍然是依西方文化的线性逻辑。还不是真正国学的“实践理性”的“致良知”思维。
一九五七年，过去五十多年了。我们不必纠缠在那个年月的具体事件上。我们看看今日的环球，似乎一切就会更清楚了。
在一九五七年以后，又有一九五九年的批彭德怀。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有个三年恢复之后，农村又开始了“四清运动”，以后又有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一九七八年的改革开放。
世界文明要实现二十一世纪以后的大转移，必须有自己的文化基础。从目前的人类文明来看，唯一可以提供这个基础的，是中日两国的文化。不用我们多说，人们只要随便思考一下，便知日本文化无论如何担不起这个大任。他的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是有限的。
在人类从“鬼神文化”走向“人本文明”的最高潮期，几乎举全欧洲之力还不够这个文化折腾的。最后，白种人在美利坚搞出了一块大开阔的国土，才终于完成了“人本文明”的建设。出现了美国文化这样的人本主义文明的经典典型。
任何人也不能否定欧美文明的这一次大崛起，把人类文明大大的向前推进了一步。
那么，新的人类文明该从哪里崛起呢？放眼世界，除了中国还是中国。
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古文明对什么是生命的本来面目，早有透辟的认识。这些年来，随着国家的强盛，人们已经逐渐看到了中国固有文化的优越性。
但是要把中国文化固有的忧越性，转化为现实的力量，可以和欧美文化相媲美的力量，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如果让我说，这个准备已经进行了五百多年了。
如果民主自由加工业、商业化，是人类的最高的最美好的极端境界；早在五百年前，甚至六百年前的明朝中叶，中国社会完全有实现这个转变一切条件。如果人们不相信可以去读一读《明史》。
明中叶之后，中国的工商业已经高度发达，扬州、益州，这样的大型商业城市早已产生，工业的萌芽也已产生。在发达地区，已经从手工业作坊在逐渐向稍大一点的工业厂家转变，简单的机械已经开始运用。江南已经有不少富可敌国的商人。致于说到西方的“文艺复兴”，对“人性解放”的提倡，那时西方文化和当时中国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人们可以简单翻阅一下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
至于说到中国社会最大的毒瘤——帝王通天教主文化，明中叶以后的明朝皇帝已经腐朽无能到了极点。只要那时的中国士子、商人有一点点觉醒，象英国那样，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结果是，帝王的昏馈没有使士、商得到任何便宜，得利的却是魏忠贤这样的“阉党”。历史给中国人开了一个大玩笑。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王阳明“心学”已经为中国人的思想大解放，奠定了切实的哲学基础。仅从“解放人”这一点讲，王氏心学，比美欧人依赖的希腊哲学深刻得太多、太多。
但是，这个“革命”硬是没有发生。李自成不可能是新文化的代表，这便不去说了。一场天降的鼠疫，使得一个落后愚昧的小民族突然入主中原。这便有了三百年的中国文化大倒退。如果没有《红楼梦》，清代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化沙漠。如果不信，便请欣赏一下，康熙、雍正、乾隆的“臭字”、“臭诗”。
我劝今日的年轻人好好读书。鲁迅先生的小说，他是把中国人这二、三百年的灵魂大堕落，描写得淋漓尽致了。沈从文、张爱玲辈完全无法比肩。
为什么中国文化非有这样一个大堕落不可？到了今天我们清楚了，我们中国社会过去太温馨了。
读书读多了的中国知识分子，真以为中国的封建王朝社会就是个吃人的社会，穷困潦倒的社会。在古代文人墨客大量的诗赋中，大量描写的中国农村的田园文化，只是小地主阶级才可享受的。其实不然。古时的中国历史，基本是帝王史，我们无法窥见下层人民的真实生活。真正的中国农村古代社会生活，和西方的农奴、奴隶社会完全不可比。我们的农村太温馨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笔下的田园温馨，绝不是个别现象。
“家”的温暖，田园的温馨，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这样，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不但是通天教主文化的温床，也大大障碍了中国文化向自己的最高级层发展。“庄子文化”被歪曲为小地主的清福文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
直到今天，一说起传统文化的复兴。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头脑中，还是田园文化的复活。更有甚者，就是要复活腐朽没落至极的帝王通天教主文化。《弟子规》在全国的泛滥就是一个明证。
人们没有认识到，中国文化的这两个痼疾如果不医好，中国文化休想承担起建设人类新文明的使命。
不走通天教主文化的路。
不走温馨的田园文化的路。
也不堕入古希腊文化。
中国文化该如何走？
共产党人应运而生了。
人们，弄清了这样一个“天命”的历史脉络，现在再来看看共产党领导的八十年中国革命，你又会作出什么样的判断呢？
不管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血与火的革命策略，还是解放后的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乃致大跃进、总路线、三面红旗，以至以后的文化大革命……
哪一个是不必要的呢？
以“逻辑理性”来看，中国这八十年的经历，共产党的各项政策，有对也有错。以“逻辑理性”具体分析每一项政策，人们可以写无数本书。每一个学者都会觉得自己比共产党高明得多得多。
如果回到“实践理性”呢？
如果这八十年中国不这样走，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如何打破？这个问题若不能象现在这样解决，改革开放后能有那么多农民工进城吗？没有那么多农民工进城，中国经济凭什么大腾飞？其实，我认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大革命，就为今天作了准备了。残酷是没有办法的事。人民公社看是对农民的残酷剥夺，但如果没有那一场剥夺，今日的农民工能风起云涌的入城吗？经过五十年的“折腾”，进入七十年代的农民，对土地已经没有过去那么深厚的感情了。这样的改造人的意识的“革命”太难了，太难了。太痛苦了！太痛苦了！但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上亿的中国人出国走向全世界，产品出口，劳务出口，人才出口，资金出口……如果不是前五十年割断中国人对农村田园的情思，这一切不知要延后多少年。
不要怕现在有多少人把中国人当成“黄祸”，再有个二三十年，世界各国哪一个地方没有华人，那里的一切都会大大落后于别的地区一大截子，你信不信？
我们这个民族是有这份心胸、胆识的，这个民族的勤俭、勤劳会造福全人类的。
如果不是共产党历次运动，打破了农民灵魂深层的温馨田园意识，这一切是可能的吗？
再说眼前，中国要想崛起。如果不依赖“国家”、“政权”的力量，经得起任何一个跨国公司的折腾吗？如果今天的中国，是章伯钧、罗隆基们理想的两党制民主体制，今天的中国不会强于印度、巴西。
一句话，中国这八十年，如果没有上述的“错误”、“曲折”，“不公平”、“不公道”。不要说未来造福全人类，就是今天也休想过上好日子。
日本、台湾不是走西方路走通了吗？好幼稚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是国际政治的需要，日本、台湾不会超过印尼、印度、菲律宾……甚至完全不如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
想一想，人们！这种“实践理性”，虽然我无法完整描述它在我心中的全部生动的实践图像，但中国人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中国人的意识就是如此这般式的变革，变化的。年纪稍大一点的中国人，都可以用“心”去体会这一切。如果把这一切条理化，是不是可以称之为“太极思维”呢？
人们，现实，实践，就是如此强有力的一步步粉碎着你的“逻辑理性”。想不被粉碎也不可能。假如，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就可以预见到历史今天。我们会减少多少曲折，多少苦难，多少损失？但是，陷入“逻辑理性”的中国人，现只有在现实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恢复自己的国学以后，才能有这个“身后炮”。这不仅是自己前进的必须，也是世界新文明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们今天要大力提倡人人要学会合于“天命”“至善”的“实践理性”。但是，眼前的现实是，“逻辑理性”恰恰是在这八十年在中国遍地开花。这样看来，“苦难”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人的“天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