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只见过一面，不知还能不能再见面的朋友——封西霞，她从一个满怀期望的上访者，变成了求告无门的“缠访闹访者”，继而又变成走投无路四处奔逃的流亡者。2010·7·1中国共产党89岁生日那天，她因为唱红歌以扰乱治安之名被警察抓捕。
封西霞1964年出生，1980年16岁的她去西北国棉四厂当了工人。在工厂她勤奋好学，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多次得奖，后来因为工作积极、敢于主持正义，被厂里任命为厂宣传员。国企改革之后，面对部分干部侵吞国有资产、职工利益，······她多次反映广大职工呼声，向有关领导提出意见。已被股份化的工厂领导开始了对她的打击报复，分配给她男工种干的活，让她当管工。因为她人单体弱，搬动管子时，手指受伤落下残疾。她不能再搬动管子了，要求调换工作，厂里干部以她不能工作为由，让她下岗。
封西霞下岗后，生活极度困难，国棉四厂80%是女工，绝大部分职工敢怒不敢言，谁也不愿意落个倒霉的下场。封西霞就孤身一人去西安市告状，市里询问厂里，厂里理由充分：“不能胜任工作，只能下岗。”厂里放出话威胁：“谁要上告，下场和她一样。”没有办法，她满怀希望去北京告御状，党中央一定会给我解决问题的，她就是这样想的，这样满怀希望来到北京。没有想到，她走上了一条多么艰难的道路。
第一次第二次、一次一次，递上状纸，然后返回西安，没人搭理没人过问。再返回北京，再告，中央国务院不接待了，回话是“你们的案子已经处理了，回地方去解决。”中央的态度一明确，地方更不管了。后来中央的精神又变成，哪个地方上访的人多，就要问责哪个地方的地方官，他们的官帽子就不知还能戴几天了。这样西安的警方与封西霞工厂干部的大利益就超乎寻常的一致起来。封西霞变成了一个被追捕的人，她的丈夫扔下两个女儿，从此不知去向。封西霞没有屈服，她带着两个女儿奔走在几乎没有指望的上访路上。长时间的上访，她认识了来北京的命运相同的伙伴，她逐渐觉悟到，她们工厂的变化，她的遭遇并不是单单发生在自己一个人身上，这是一个全国上下的大变动，只有大家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共同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上访上书，才能让党中央了解民情。
大家想尽了各种办法，国务院上访办已经不接待他们了，并给了他们一个新称号：缠访者、闹访人，他们于是就去中南海，去中央领导人的家门口静坐。有一次，一个警察看见封西霞的孩子也在上访的人群里，就奇怪地问:“你这么点小孩在这里干什么？”封西霞9岁的小女孩说：“我来告贪官污吏。”警察问：“你这么点小孩知道什么是贪官污吏？”孩子说：“吃喝工人血汗的人就是贪官污吏。”没想到，这个原本是执行任务要驱赶他们的警察竟然说：“小孩，叔叔掏钱给你买饭吃。”
一次奇迹出现了，他们碰见了国家主席胡锦涛，胡锦涛相信，群众没有冤情是不会坐到家门口的，胡锦涛接见了他们，并且给予了批示。他们以为奇迹真的会出现，但封西霞回到西安，等到的确是一顿毒打，一个人一边打一边说：“看胡锦涛还能接见你几次？”之后，封西霞被判劳动教养一年半，两个女儿被送到儿童福利院。劳教的生活就不说了，专政机关嘛。劳教出狱后，不屈的封西霞即没有家也没有工作，万般无奈的她，接出两个女儿，带着孩子又走上了艰难的上访之路。
到了北京，小女儿要上厕所，还没等小女儿出来，西安的警察追到北京，把封西霞押到车里。封西霞反复喊，小女儿还在厕所，能不能等一等，警察还是不由分说把封西霞双手背拷到车底座，一个警察双脚踩在她身上，回到西安的一路上，封西霞的屎尿都被踩出到裤子里。小女儿在北京流浪了几个月后，被好心人送回西安。
因为没有犯罪情节，封西霞被放出，并被威胁，不许再去北京。工厂里那些虽然胆小但还有正义感的姐妹们资助了封西霞，无以养家也没有家，怀着满腔愤怒、走投无路的封西霞又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此时，她已经不知道应该去状告谁，是工厂的头头，是市里不作为的领导，还是侵犯人权的警察？她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再去哪里告状。无路可走的封西霞来到北京，来到上访村。说是上访村，现在已没有固定的地点。上访村被认为是最不安定的因素，屡屡遭到治安袭击，夏天还好，冬天半夜里，一些治安人员（暂时称他们为治安人员）把他们的门踹开，不管他们穿没穿衣服就把他们一锅端赶走，把炉子浇灭，把他们的被褥都浇上水，有时干脆把来不及奔逃的人暴打一顿，拷到拘留所，然后交到所属地域驻京办事处。
现在的上访村，不过是沿用以前的名称，实际上是一些上访人员的松散联络，有些人经常就住在医院候诊室，火车站大厅。有家难归的人又到哪里去找一个安身之地呢？他们就好像四处奔逃的流亡者。最近遍布全国的唱红歌活动，似乎为这些上访者提供了一个抒发自己所思所想所感的方式。有人提出每周在南站广场唱一次红歌，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封西霞，这个无家可归无路可走的不屈的女子，她参加了唱红歌的活动，她不去唱红歌，她又能去干什么呢？去唱红歌，她能见到自己的伙伴，唱红歌，能让她回想起国有企业还没有被摧毁之前，作为国家主人翁工人的幸福和尊严，唱红歌，似乎还能让她怀抱起渺茫的希望，唱红歌，总不会是违法犯罪吧。
2010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89岁生日，封西霞到北京南站广场去唱红歌，结果被前来的右安门派出所的警察抓走，同时被抓的有4—5人，封西霞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件事。
我和封西霞只见过一面，也就是在7·1之前的一星期一次朋友聚会时见到了这位瘦弱的女子。聚会中，没有听到她说什么话，只是在大家彼此告别分手时，她和我极其简单平淡的诉说了自己这么多年的遭遇，听她说话的口气，好像她已经不指望得到什么解决的办法了。凡是能做的，她都尝试过了。她说：“我现在就是不放心我的两个孩子，我真希望有人能领养她们，我就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了。”我要给她一些钱，我问她现在靠什么生活，有没有经济来源，她坚决拒绝收钱，她说： “我们有时给人家做小时工，还有些收入，能过得去。”
我立即给右安门派出所打电话询问，派出所接电话的人态度极其恶劣，先质问我是什么人，然后说: “不是他们直系亲属的人，一律不得过问。”说完就挂上了电话。我突然也在问自己，我是什么人？我即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人大代表，什么人才能过问此事？身居北京，我知道许多百姓热线，我接着给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110，分别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人态度好得让我大受感动，但是他们说，这件事已经立案，外人不得干扰。我抱着最后希望打电话到北京电视台新闻热线，我先强调，今天是7·1党的生日，老百姓唱唱红歌又没有违法乱纪就被抓起来，算不算新闻？其实我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让电视台的人把电话打到右安门派出所询问此事，让派出所的人知道，外界有人关注着封西霞，让他们审讯封西霞时有所忌讳。
封西霞，我这个只有一面之交的朋友，我在想，一个人为什么会满怀期望走向上访之路，然后又一步一步走向失望，走向绝望，她每走一步，都使冤屈在层层叠加，她已走投无路，而当她只能靠唱红歌抒发自己所思所感的2010·7·1·中国共产党89岁生日时被警察抓捕。如果她被再次送回西安，我真不敢想象，等待她的会是什么结果。她会被送回西安吗？她能活着出来吗？她如果活着出来，她还会去哪里？她还会干什么？我相信，身单体弱的封西霞不会诉诸暴力，她也不会自杀，上访的经历，已使她醒悟，她知道，她的遭遇，是全国许许多多和她命运相同的兄弟姐妹们的缩影。
北京生活着一些幸福的人群，他们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会出现杨佳这样的杀手，为什么会发生一连串的跳楼自杀者。千年前唐高宗年间，刚正不阿的狄仁杰做大理丞，一年中，决断积压滞留案件一万七千件，一时无冤诉者。如果我们的国家机关、公检法机关能有几个狄仁杰式的人物，那还会出现杨佳、出现上访村吗？
我们常从报纸电视台收看到巴勒斯坦那些人体炸弹，我相信，那一定是些无路可走或者满怀仇恨的人。有人说通钢工人是一伙暴徒，他们打死了要吞并通钢的私企老板陈国君。我们的勤劳淳朴宽厚的工人兄弟们，曾经是多么相信党，多么听党的话，让下岗就下岗，让买断就买断，为什么现在要闹事、要罢工？曾经那么驯服的工人真的会变成暴徒吗？他们离暴徒还有多远？如果我们国家的公仆都变成贪官污吏、变成对百姓的呼声、百姓的疾苦、百姓的冤屈充耳不闻的官僚，变成镇压群众的侩子手，那么，善良的百姓距离愤怒绝望的暴徒，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封西霞1964年出生，1980年16岁的她去西北国棉四厂当了工人。在工厂她勤奋好学，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多次得奖，后来因为工作积极、敢于主持正义，被厂里任命为厂宣传员。国企改革之后，面对部分干部侵吞国有资产、职工利益，······她多次反映广大职工呼声，向有关领导提出意见。已被股份化的工厂领导开始了对她的打击报复，分配给她男工种干的活，让她当管工。因为她人单体弱，搬动管子时，手指受伤落下残疾。她不能再搬动管子了，要求调换工作，厂里干部以她不能工作为由，让她下岗。
封西霞下岗后，生活极度困难，国棉四厂80%是女工，绝大部分职工敢怒不敢言，谁也不愿意落个倒霉的下场。封西霞就孤身一人去西安市告状，市里询问厂里，厂里理由充分：“不能胜任工作，只能下岗。”厂里放出话威胁：“谁要上告，下场和她一样。”没有办法，她满怀希望去北京告御状，党中央一定会给我解决问题的，她就是这样想的，这样满怀希望来到北京。没有想到，她走上了一条多么艰难的道路。
第一次第二次、一次一次，递上状纸，然后返回西安，没人搭理没人过问。再返回北京，再告，中央国务院不接待了，回话是“你们的案子已经处理了，回地方去解决。”中央的态度一明确，地方更不管了。后来中央的精神又变成，哪个地方上访的人多，就要问责哪个地方的地方官，他们的官帽子就不知还能戴几天了。这样西安的警方与封西霞工厂干部的大利益就超乎寻常的一致起来。封西霞变成了一个被追捕的人，她的丈夫扔下两个女儿，从此不知去向。封西霞没有屈服，她带着两个女儿奔走在几乎没有指望的上访路上。长时间的上访，她认识了来北京的命运相同的伙伴，她逐渐觉悟到，她们工厂的变化，她的遭遇并不是单单发生在自己一个人身上，这是一个全国上下的大变动，只有大家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共同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上访上书，才能让党中央了解民情。
大家想尽了各种办法，国务院上访办已经不接待他们了，并给了他们一个新称号：缠访者、闹访人，他们于是就去中南海，去中央领导人的家门口静坐。有一次，一个警察看见封西霞的孩子也在上访的人群里，就奇怪地问:“你这么点小孩在这里干什么？”封西霞9岁的小女孩说：“我来告贪官污吏。”警察问：“你这么点小孩知道什么是贪官污吏？”孩子说：“吃喝工人血汗的人就是贪官污吏。”没想到，这个原本是执行任务要驱赶他们的警察竟然说：“小孩，叔叔掏钱给你买饭吃。”
一次奇迹出现了，他们碰见了国家主席胡锦涛，胡锦涛相信，群众没有冤情是不会坐到家门口的，胡锦涛接见了他们，并且给予了批示。他们以为奇迹真的会出现，但封西霞回到西安，等到的确是一顿毒打，一个人一边打一边说：“看胡锦涛还能接见你几次？”之后，封西霞被判劳动教养一年半，两个女儿被送到儿童福利院。劳教的生活就不说了，专政机关嘛。劳教出狱后，不屈的封西霞即没有家也没有工作，万般无奈的她，接出两个女儿，带着孩子又走上了艰难的上访之路。
到了北京，小女儿要上厕所，还没等小女儿出来，西安的警察追到北京，把封西霞押到车里。封西霞反复喊，小女儿还在厕所，能不能等一等，警察还是不由分说把封西霞双手背拷到车底座，一个警察双脚踩在她身上，回到西安的一路上，封西霞的屎尿都被踩出到裤子里。小女儿在北京流浪了几个月后，被好心人送回西安。
因为没有犯罪情节，封西霞被放出，并被威胁，不许再去北京。工厂里那些虽然胆小但还有正义感的姐妹们资助了封西霞，无以养家也没有家，怀着满腔愤怒、走投无路的封西霞又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此时，她已经不知道应该去状告谁，是工厂的头头，是市里不作为的领导，还是侵犯人权的警察？她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再去哪里告状。无路可走的封西霞来到北京，来到上访村。说是上访村，现在已没有固定的地点。上访村被认为是最不安定的因素，屡屡遭到治安袭击，夏天还好，冬天半夜里，一些治安人员（暂时称他们为治安人员）把他们的门踹开，不管他们穿没穿衣服就把他们一锅端赶走，把炉子浇灭，把他们的被褥都浇上水，有时干脆把来不及奔逃的人暴打一顿，拷到拘留所，然后交到所属地域驻京办事处。
现在的上访村，不过是沿用以前的名称，实际上是一些上访人员的松散联络，有些人经常就住在医院候诊室，火车站大厅。有家难归的人又到哪里去找一个安身之地呢？他们就好像四处奔逃的流亡者。最近遍布全国的唱红歌活动，似乎为这些上访者提供了一个抒发自己所思所想所感的方式。有人提出每周在南站广场唱一次红歌，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封西霞，这个无家可归无路可走的不屈的女子，她参加了唱红歌的活动，她不去唱红歌，她又能去干什么呢？去唱红歌，她能见到自己的伙伴，唱红歌，能让她回想起国有企业还没有被摧毁之前，作为国家主人翁工人的幸福和尊严，唱红歌，似乎还能让她怀抱起渺茫的希望，唱红歌，总不会是违法犯罪吧。
2010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89岁生日，封西霞到北京南站广场去唱红歌，结果被前来的右安门派出所的警察抓走，同时被抓的有4—5人，封西霞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件事。
我和封西霞只见过一面，也就是在7·1之前的一星期一次朋友聚会时见到了这位瘦弱的女子。聚会中，没有听到她说什么话，只是在大家彼此告别分手时，她和我极其简单平淡的诉说了自己这么多年的遭遇，听她说话的口气，好像她已经不指望得到什么解决的办法了。凡是能做的，她都尝试过了。她说：“我现在就是不放心我的两个孩子，我真希望有人能领养她们，我就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了。”我要给她一些钱，我问她现在靠什么生活，有没有经济来源，她坚决拒绝收钱，她说： “我们有时给人家做小时工，还有些收入，能过得去。”
我立即给右安门派出所打电话询问，派出所接电话的人态度极其恶劣，先质问我是什么人，然后说: “不是他们直系亲属的人，一律不得过问。”说完就挂上了电话。我突然也在问自己，我是什么人？我即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人大代表，什么人才能过问此事？身居北京，我知道许多百姓热线，我接着给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110，分别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人态度好得让我大受感动，但是他们说，这件事已经立案，外人不得干扰。我抱着最后希望打电话到北京电视台新闻热线，我先强调，今天是7·1党的生日，老百姓唱唱红歌又没有违法乱纪就被抓起来，算不算新闻？其实我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让电视台的人把电话打到右安门派出所询问此事，让派出所的人知道，外界有人关注着封西霞，让他们审讯封西霞时有所忌讳。
封西霞，我这个只有一面之交的朋友，我在想，一个人为什么会满怀期望走向上访之路，然后又一步一步走向失望，走向绝望，她每走一步，都使冤屈在层层叠加，她已走投无路，而当她只能靠唱红歌抒发自己所思所感的2010·7·1·中国共产党89岁生日时被警察抓捕。如果她被再次送回西安，我真不敢想象，等待她的会是什么结果。她会被送回西安吗？她能活着出来吗？她如果活着出来，她还会去哪里？她还会干什么？我相信，身单体弱的封西霞不会诉诸暴力，她也不会自杀，上访的经历，已使她醒悟，她知道，她的遭遇，是全国许许多多和她命运相同的兄弟姐妹们的缩影。
北京生活着一些幸福的人群，他们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会出现杨佳这样的杀手，为什么会发生一连串的跳楼自杀者。千年前唐高宗年间，刚正不阿的狄仁杰做大理丞，一年中，决断积压滞留案件一万七千件，一时无冤诉者。如果我们的国家机关、公检法机关能有几个狄仁杰式的人物，那还会出现杨佳、出现上访村吗？
我们常从报纸电视台收看到巴勒斯坦那些人体炸弹，我相信，那一定是些无路可走或者满怀仇恨的人。有人说通钢工人是一伙暴徒，他们打死了要吞并通钢的私企老板陈国君。我们的勤劳淳朴宽厚的工人兄弟们，曾经是多么相信党，多么听党的话，让下岗就下岗，让买断就买断，为什么现在要闹事、要罢工？曾经那么驯服的工人真的会变成暴徒吗？他们离暴徒还有多远？如果我们国家的公仆都变成贪官污吏、变成对百姓的呼声、百姓的疾苦、百姓的冤屈充耳不闻的官僚，变成镇压群众的侩子手，那么，善良的百姓距离愤怒绝望的暴徒，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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