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然：德化权力的死穴

西方人爱讲个人性恶，他们对人充满着幽暗意识和不信任的情怀，他们把人性恶视之为不可改造的东西，也就是说，人性恶，生带来，死带去，基督教的人性恶更是源远流长。这种意识和情怀进入政治领域之后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悲观。著名思想家阿克顿对握有权力的大人物心灰意冷，把大政治家称为“大恶之人。”以《人性论》声名鹊起的休谟，对人性也是失望至极，那些从政之人在台上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国家时，他就假设这些人是个无赖，其“无赖假设”至今仍振聋发聩。美国的创立者们也深受此影响，建立政权的阴暗基调让美国后人伤透了心，他们知道在人间难以建立天国，行使政权之人既不是由天使组成，也不是由恶魔组成，而是由具有不完美人性的人组成，由一批有野心的人组成，所以政权建立的目的之一就是：“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政府本身的存在就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他们进一步地解释说：“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正是基于人性恶的预设，美国才建立了极为复杂的宪政民主制度，使政府难以滥用权力，为所欲为。

　　中国人爱讲个人性善，仅一句众所周知的“人之初，性本善”，就点化了传统儒学的精髓。即使有人性恶的因子，也可以化恶为善，把人视之为可以改造之物。正是因为有了人性善的预设，那些道德情操高尚的人，经过权力者和思想家的共同谋化，变成人们学习的偶像。古有大禹治水、孔融让梨，现有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这些道德偶像成为人们良善与否的基本标志，对百姓进行德化教育，以德治国。人性善进入到政治领域，人们对政治充满着希望，基层政治有“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中层政治有“包青天”，高层政治有立德、立言、立行。基层政治、中层政治、高层政治不但要“为政必先正名”，更要“为政以德”。从政之人只要有了德，就可以一统江湖、雄霸天下。

　　人性善预设的好处就是对人性充满了希望，通过德就可以把人点石成金。人性恶通过教育也可以走向良善之路，进而迸发出人性的光辉。从政之人只要是个好人、哲人、贤人、圣人、好皇帝，权力就一定会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以人为本。人性善的坏处就在于，对于那些清官、好皇帝的权力进行内部和外部约束都因少了道德支点而难以进行制度建设。就是找到了清官、好皇帝，也因为清官、好皇帝不是上帝，不能扮演上帝的角色，不能全知全能，他们的理性是有限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能预料所有可能和不可能发生之事，好心也会办坏事，善良的动机也可能带来恶的效果。

　　实践表明，中国几千年的人性善文化并没有结出累累硕果，民间因此造成的伪君子一箩筐，柏杨因此以“丑陋的中国人”给国人定了性。政治上也因此形成了两套话语，一个是公开语言，一个是私下语言，官场上说官话，在私下里奉行“潜规则”，鬼话连篇。看那些所谓的以立德、立言、立功为己任的好皇帝，有哪一个不是家天下的捍卫者?就是人们赞不绝口的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也是以对自己的亲兄弟杀戮为前提的。“儒表法里”成为专制者治国的不二法门，儒体现了人性虚伪的外观，法则是对人性的不信任。与西方不同，历代统治者对人性的不信任不是来自神性，而是来自经验和事实的观察。因为是家天下，国家是皇帝的，即使人性有丑陋一面，权力不受制约倒也有了合理性和合法性。

　　中国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融入世界文明，融入世界民主化潮流已经成为世界大趋势，既然人性善的进路使民主制度建设成为道德难题，不如对人性进行恶意的揣度，不以改变人性为目的，通过制度给人性套上缰绳，让那些从政之人在笼子里对人民说人话，就会更加可靠。这个笼子，就是民主、法治做成的笼子，就是宪政民主的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