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起，白崇禧只挂着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虚衔，该会主委是何应钦。在过去一段时间，何、白两人拍档，合作无间。现在则处境各异，待遇极不一样，例如何应钦可以出席“道德重整会”会议到美国去看看，而白崇禧则迄无此种幸运。自他入台以来，从未允许他离台寸步，其政治生活的处境，仅较张学良略微好一点。
1952年10月10日，国民党在台北召开第七次“全代会”。白崇禧的老同僚们除当选七届“中委”或“中常委”外，其余均推为中央评议委员。惟白崇禧被排除在外，白颇心向隅之感。国民党元老们为他抱不平。特推于右任、居正两人前往见蒋介石，要求设法补救。蒋介石听取于、居的意见后，沉吟了一下，即以决然的态度说：“健生，这个，这个，他的问题我知道。”话说到这里便再无下文。
在大陆时，白崇禧一直是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并不是白笃信伊斯兰教，而是蒋介石要他藉此来维系西北马家军。五十年代中期，约旦侯赛因国王在访问亚洲途中经过台北，专程邀请白崇禧访问中东。白氏祖先来自中东穆斯林，所以侯赛因此举并不离谱。但蒋介石不准白崇禧离开台湾，怕他一去不回。因此暗示回教协会改选。从此，白崇禧又失掉教会中的领导，他的处境更加困难了。不过，由于李宗仁还在美国，蒋介石还要利用白崇禧来牵制李宗仁，虽对白崇禧乘危逼宫非常嫉恨，但并没有立即公开处治，只是将白列为头号政治敏感人物，并给其取了个“老妹子”的代号，保密局在白崇禧公馆对面设了个派出所，对白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监视。
有一次，白崇禧跟一班朋友在一家咖啡店喝咖啡，临走时白将另外两桌客人的账也付了。白的朋友对此莫名其妙。白偷偷解释说：我看出他们是监视我的人，这个客我应该请。后来这件事传开来，那些不速之客承认那么多桌人中，确实只有这两桌是有监视任务的。
1952年，蒋经国派遣特工人员将白崇禧和薛岳两人的家进行了彻底搜查，连地板都被挖开检查了一番。当时白很生气，立即打电话责问蒋经国。蒋经国回答说：“健公，这并不是我的意思，你不信，打电话去问总统好了。”白又打电话问蒋介石，蒋介石回答说：“我知道这件事，不仅对你们两人如此，人人都应该这样来一次。”其实，别人都无此“待遇”。还有一次，白夫人马佩璋去香港，刚到机场，奉命盯梢的特工就对马说：“你的皮包里如果有信件，应该交出来由我们代你寄出，不应该由你带去。”马佩璋对此很生气，从包中取出信，随手撕毁，说不必麻烦你们了。
其后，蒋介石不知从哪里得到情报：白崇禧企图发展客家组织，再造势力。蒋介石岂容白氏东山再起，他迅速召见毛人凤，要立即查办。毛人凤得令后积极筹划暗杀行动。他先是收买了白崇禧的一名贴身副官。不久，这位副官提供消息：白崇禧要去花莲县寿丰山打猎。毛人凤当即派特务勘查现场环境，勘查者发现，有两条通往狩猎区的路，一条是只能步行登山的羊肠小道，一条是可乘人力轨道车登山的路。特务判断，年事已高的白崇禧只能以车代步，不可能走羊肠小道。于是，他们算准时间，将轨道车必经路上的一座木桥桥墩螺丝一一松开，特务们躲在远处树丛中静观白氏猎后下山。
傍晚，从高山背后出现两辆轨道车，陪同白氏一同打猎的寿丰乡乡长林意双父子乘车在前，白氏和副官乘车在后。当林意双所乘的轨道车行至桥面时，只听一声惨叫，车人一同坠入50米深的谷底。白氏和两名副官眼见前车有失，急煞车已来不及，说时迟那时快，一名副官用力将白氏推下去，白崇禧跌倒在地捡了一条命，但眼见另一名副官和林氏父子谷底冤尸，望望四周山野，他顿时明白了一切。
从此，白崇禧学乖了，他深居简出，特务们绞尽脑汁也无从下手。
1962年12月4日，白崇禧的妻子马佩璋病逝，白于逆境中痛失老伴，心灵所受的创伤不可言喻，遂终日寻欢作乐。
后来，特务们得知白崇禧常去中医协会理事长赖少魂家买补药，他们便给赖挂了一个电话，对赖说蒋“总统”要你多“照顾照顾”白将军，不管什么病，都得下重剂量。赖少魂哪敢不从。几个月后，白崇禧从药中得到补益，有返老还青春之错感，就和照顾他的护士张小姐热恋起来，使白氏在身体方面入不敷出。
1966年12月1日，张小姐又宿于白宅。第二天，日上三竿，副官见白先生还不起床，在室外连喊数声不见回音，破门而入一看，张小姐早已离去，白崇禧赤身裸体俯卧在床上气绝身亡。副官在给他穿白衣时，摇头叹息：“如今真是死在马上风了，先生成天喝药酒补阳，早知他身子会受不了的。”
汤恩伯到达台湾后，由于他并非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不容于当时掌控台湾的黄埔“土木工程系”。汤恩伯的所有职务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虚衔。再加上“卖师求荣”让他不见容于昔日同袍，汤恩伯因此精神忧郁，情绪低落，原有的严重胃病复发。医生诊断为胃溃疡和十二指肠癌，建议他去美国治疗，但汤恩伯无法负担去美国治疗的所需巨额费用，只好去日本担任台湾驻日本军事代表。在日本，汤恩伯做了３次手术。在1954年6月24日的最后一次手术中，因医疗事故死在了手术台上。终年54岁。
有人分析，汤恩伯是抗日名将，杀过不少日本人。日本医生中可能有亲属死于侵华战场。记恨于汤，趁机报复。据目击者说：汤恩伯死前痛苦不堪，虽然上了麻药，似乎无效，他在手术台上痛得哀号不已，拼死挣扎，医生用力按住，直至力竭而亡。
冯玉祥将军1948年不幸遇难，但其真正原因至今好像仍是个未解之谜。
冯玉祥之女冯理达，近日在谈到父亲的死因时说：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就借“考察水利”之名，派我父亲到美国。到美国后，父亲看到国内战乱愈演愈烈，就在美国发表了《告同胞书》，痛斥蒋介石的独裁，呼吁美国政府和人民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蒋介石恨我父亲，就开除了他的党籍，吊销了我们的护照，迫使我一家人流亡海外。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党邀请父亲回国参加新政协，父亲立即决定回来。为了安全，我们乘坐了苏联在二战中缴获德国的轮船“胜利号”，法院在调查过程中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胜利”号从纽约出发前，曾经发生过一连串稀奇古怪的事情。在“胜利”号即将离港前，纽约当局做了个奇怪的决定，要求对“胜利”号进行全船消毒。美国人强行登上“胜利”号后，他们的行为并无人监督。7月31日，我们秘密离开纽约，8月中旬抵达埃及亚历山大港。这时，这里停留的一艘国民党军舰引起了父亲的警惕。到了9月1日，我们在黑海上航行时，轮船突然起火，浓烟冲进我父亲的特等舱，但由于医务室也提前被破坏，父亲活活地在烟火中窒息死亡，妹妹晓达也不幸遇难。后来查明，轮船起火是由于电影胶片起火造成的，但具体原因是什么并不知道，美国和苏联都认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政治谋杀，且双方都指责是对方所为。然而，真正的凶手是谁，也许永远无法知道了。
1952年10月10日，国民党在台北召开第七次“全代会”。白崇禧的老同僚们除当选七届“中委”或“中常委”外，其余均推为中央评议委员。惟白崇禧被排除在外，白颇心向隅之感。国民党元老们为他抱不平。特推于右任、居正两人前往见蒋介石，要求设法补救。蒋介石听取于、居的意见后，沉吟了一下，即以决然的态度说：“健生，这个，这个，他的问题我知道。”话说到这里便再无下文。
在大陆时，白崇禧一直是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并不是白笃信伊斯兰教，而是蒋介石要他藉此来维系西北马家军。五十年代中期，约旦侯赛因国王在访问亚洲途中经过台北，专程邀请白崇禧访问中东。白氏祖先来自中东穆斯林，所以侯赛因此举并不离谱。但蒋介石不准白崇禧离开台湾，怕他一去不回。因此暗示回教协会改选。从此，白崇禧又失掉教会中的领导，他的处境更加困难了。不过，由于李宗仁还在美国，蒋介石还要利用白崇禧来牵制李宗仁，虽对白崇禧乘危逼宫非常嫉恨，但并没有立即公开处治，只是将白列为头号政治敏感人物，并给其取了个“老妹子”的代号，保密局在白崇禧公馆对面设了个派出所，对白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监视。
有一次，白崇禧跟一班朋友在一家咖啡店喝咖啡，临走时白将另外两桌客人的账也付了。白的朋友对此莫名其妙。白偷偷解释说：我看出他们是监视我的人，这个客我应该请。后来这件事传开来，那些不速之客承认那么多桌人中，确实只有这两桌是有监视任务的。
1952年，蒋经国派遣特工人员将白崇禧和薛岳两人的家进行了彻底搜查，连地板都被挖开检查了一番。当时白很生气，立即打电话责问蒋经国。蒋经国回答说：“健公，这并不是我的意思，你不信，打电话去问总统好了。”白又打电话问蒋介石，蒋介石回答说：“我知道这件事，不仅对你们两人如此，人人都应该这样来一次。”其实，别人都无此“待遇”。还有一次，白夫人马佩璋去香港，刚到机场，奉命盯梢的特工就对马说：“你的皮包里如果有信件，应该交出来由我们代你寄出，不应该由你带去。”马佩璋对此很生气，从包中取出信，随手撕毁，说不必麻烦你们了。
其后，蒋介石不知从哪里得到情报：白崇禧企图发展客家组织，再造势力。蒋介石岂容白氏东山再起，他迅速召见毛人凤，要立即查办。毛人凤得令后积极筹划暗杀行动。他先是收买了白崇禧的一名贴身副官。不久，这位副官提供消息：白崇禧要去花莲县寿丰山打猎。毛人凤当即派特务勘查现场环境，勘查者发现，有两条通往狩猎区的路，一条是只能步行登山的羊肠小道，一条是可乘人力轨道车登山的路。特务判断，年事已高的白崇禧只能以车代步，不可能走羊肠小道。于是，他们算准时间，将轨道车必经路上的一座木桥桥墩螺丝一一松开，特务们躲在远处树丛中静观白氏猎后下山。
傍晚，从高山背后出现两辆轨道车，陪同白氏一同打猎的寿丰乡乡长林意双父子乘车在前，白氏和副官乘车在后。当林意双所乘的轨道车行至桥面时，只听一声惨叫，车人一同坠入50米深的谷底。白氏和两名副官眼见前车有失，急煞车已来不及，说时迟那时快，一名副官用力将白氏推下去，白崇禧跌倒在地捡了一条命，但眼见另一名副官和林氏父子谷底冤尸，望望四周山野，他顿时明白了一切。
从此，白崇禧学乖了，他深居简出，特务们绞尽脑汁也无从下手。
1962年12月4日，白崇禧的妻子马佩璋病逝，白于逆境中痛失老伴，心灵所受的创伤不可言喻，遂终日寻欢作乐。
后来，特务们得知白崇禧常去中医协会理事长赖少魂家买补药，他们便给赖挂了一个电话，对赖说蒋“总统”要你多“照顾照顾”白将军，不管什么病，都得下重剂量。赖少魂哪敢不从。几个月后，白崇禧从药中得到补益，有返老还青春之错感，就和照顾他的护士张小姐热恋起来，使白氏在身体方面入不敷出。
1966年12月1日，张小姐又宿于白宅。第二天，日上三竿，副官见白先生还不起床，在室外连喊数声不见回音，破门而入一看，张小姐早已离去，白崇禧赤身裸体俯卧在床上气绝身亡。副官在给他穿白衣时，摇头叹息：“如今真是死在马上风了，先生成天喝药酒补阳，早知他身子会受不了的。”
汤恩伯到达台湾后，由于他并非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不容于当时掌控台湾的黄埔“土木工程系”。汤恩伯的所有职务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虚衔。再加上“卖师求荣”让他不见容于昔日同袍，汤恩伯因此精神忧郁，情绪低落，原有的严重胃病复发。医生诊断为胃溃疡和十二指肠癌，建议他去美国治疗，但汤恩伯无法负担去美国治疗的所需巨额费用，只好去日本担任台湾驻日本军事代表。在日本，汤恩伯做了３次手术。在1954年6月24日的最后一次手术中，因医疗事故死在了手术台上。终年54岁。
有人分析，汤恩伯是抗日名将，杀过不少日本人。日本医生中可能有亲属死于侵华战场。记恨于汤，趁机报复。据目击者说：汤恩伯死前痛苦不堪，虽然上了麻药，似乎无效，他在手术台上痛得哀号不已，拼死挣扎，医生用力按住，直至力竭而亡。
冯玉祥将军1948年不幸遇难，但其真正原因至今好像仍是个未解之谜。
冯玉祥之女冯理达，近日在谈到父亲的死因时说：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就借“考察水利”之名，派我父亲到美国。到美国后，父亲看到国内战乱愈演愈烈，就在美国发表了《告同胞书》，痛斥蒋介石的独裁，呼吁美国政府和人民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蒋介石恨我父亲，就开除了他的党籍，吊销了我们的护照，迫使我一家人流亡海外。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党邀请父亲回国参加新政协，父亲立即决定回来。为了安全，我们乘坐了苏联在二战中缴获德国的轮船“胜利号”，法院在调查过程中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胜利”号从纽约出发前，曾经发生过一连串稀奇古怪的事情。在“胜利”号即将离港前，纽约当局做了个奇怪的决定，要求对“胜利”号进行全船消毒。美国人强行登上“胜利”号后，他们的行为并无人监督。7月31日，我们秘密离开纽约，8月中旬抵达埃及亚历山大港。这时，这里停留的一艘国民党军舰引起了父亲的警惕。到了9月1日，我们在黑海上航行时，轮船突然起火，浓烟冲进我父亲的特等舱，但由于医务室也提前被破坏，父亲活活地在烟火中窒息死亡，妹妹晓达也不幸遇难。后来查明，轮船起火是由于电影胶片起火造成的，但具体原因是什么并不知道，美国和苏联都认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政治谋杀，且双方都指责是对方所为。然而，真正的凶手是谁，也许永远无法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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