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中毕业后没读高中就下乡插了队。那时候高中已经在文革中恢复了2届了，但由于读了高中还是要下乡，所以不如早点下去的好。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文革时期流行的“读书无用论”其责任不在学生，而实在是国家和社会没有给学生以读书后应有期待和前途罢了。我上初中时学习倒还可以，尤其喜欢点儿数学，快毕业那年区教育局举办了文革期间区里第一届中学生数学竞赛，我获初中组第一，后来1977年恢复高考时别人复习高中知识，我没有读过高中，因此是学习高中知识，才感到要比别人多费点力气，可好歹还是让我考上了大学，这是后话。。。。。。
我下乡的地方在远郊怀柔县，落脚之处靠着顺义挺近，所以当地人的说话习惯，甚至口头语都多少带着点儿顺义话的味道特点。什么是顺义话的特点呢？那就是不管小伙子，大姑娘，老爷们，小媳妇张口闭口都带着“家伙什”，没有“家伙什”很难说话以及和别人交谈，所以顺义当地有一句顺口溜，说是“喝了顺义水，XX不离嘴，吃了顺义饭，瞎扯XX淡”。顺义话和北京四九城里的人说话在口音上没什么差别，非愣要找点儿差别的话，那就差在了这个口头语“XX”上，所以您以后听见哪个北京人说话嘴里头老带着“XX”, 那他十有八九就是顺义人， 呵呵。
今天城里初中刚毕业的娃可能生活上还需要父母照料，我那时却要每天和生产队里的人下大田干活，当农业劳动力了，赶上农忙的时候还会每天起得比鸡早，睡的比狗晚。蹉跎岁月，光阴虚度，我的插队生活和大多数知青的一样，并不多姿多彩， 而是平淡无华， 庸庸碌碌，插队的日子几乎没给我留下什么有意义的记忆。但有件事却一直留在我的脑子里，让我今天想起来，还跟昨天发生的似的。
我插队的那个村子在村口儿有一条较宽一点儿的碎石子路，虽然不是柏油铺面，但却是一条车行的主道。这条路上，骡马大车， 拖拉机和卡车每天来来往往，忙的时候也算得上是车水马龙。我和几个一起插队的知青每天收了工后都会先杵在路边的田埂上“等蹭儿”，看有没有什么车能把我们捎回村子，因为干了一天的活，谁都懒得再走4-5里路回驻地。一般说，没有车把式和司机愿意让知青搭他们的车，当然， 如果是漂亮的女知青要另当别论。于是我们往往会趁卡车司机不注意，扒上车的后槽帮子“搭便车”， 这样干了几次，开车的和“坐车的”彼此都相安无事，直到有一天的下午。。。。。。。。
那天下午收工后我们等到了一辆军卡，离我们村子几里远的地方是一个部队军营，那辆卡车就是这个部队的。等这辆车驶过我们，我和另外一个姓郝，另一个姓贾的知青互相使了个眼色，然后紧跑几步，纵身扒上了卡车的后槽帮。卡车司机显然已经从后视镜里看到了有人扒车，于是他开始加大油门，不大功夫就把个解放牌开得跟飞起来似的。看见那些长在“希望的田野”两旁的小树如闪电般地掠过，我们三个说心里不慌那是假的，但由于手抓得紧，所以担心的还不是摔下去，而是怕司机把我们拉到军营里去修理一顿，那样就麻烦了。于是我们便准备跳车逃跑。但车速那么快，要跳车谈何容易？我们三个短促地商量了一下，决定用脚沾地后手抓紧车帮，然后跟着车猛跑，待速度跟车速差不多时再松手，这样便不会摔倒伤着自己。那个时候仗着年轻，加上紧张时人极度地亢奋，隐性体能全都被释放了出来，因此跟车跑了几秒钟后便感到手似乎在推着车槽帮子，说明跑的速度已经超过了车速，可以松手了。果然，松手后并没有摔倒，而且还很快地停了下来。姓郝的那个知青也如法炮制得了手。但姓贾的知青就没那么幸运了，他跳车的决心下得晚，跑得又不快，加上我们都松手离车后他有点害怕着急，在匆忙中松了手，结果被车速带倒后摔在了碎石路上，而且是双手和下巴着的地，还往前搓了一段距离。待我们去扶他时，发现他的下巴已被碎石搓烂，血肉模糊，双手更惨，两个肉垫掀起，里面塞满了碎石沙。。。。。。
我让郝姓同学看好了人，自个儿跑回驻地跟老乡借了一辆自行车，回来后驮上伤者，郝再替我扶着，三个人便往公社卫生院紧赶。到了卫生院马上找大夫做了紧急处置，粗浅地做了创口的处理和清洗，大夫然后说，“得赶紧做手术，可这种手术我们做不了，还是上县医院吧”， 然后给开了个证明，再用卫生院的一辆叮当乱响的212送我们上了县医院。
记得那天天黑以后才到了县医院，急诊的大夫看了伤口也吃了一惊，听我短促地说完经过后嘘唏不已，数落我们为什么要干那样的蠢事。。。。。。在贾姓同学进了手术室清创，缝合的时候，我才感到了极度的疲乏，那是体力和精神都极度地透支后才有的感觉。我瘫软地坐在手术室外的椅子上，想起下午发生的这件事真个顺着脊梁骨直冒凉气，我想，如果没有跳车的经验，如果跑得不快，今儿个进手术室的就得再加上我一个，想到这儿我的两眼眼眶不由地发粘，发潮。。。。。。一年多后我回了城，进工厂当了工人，和那位郝姓和贾姓的知青也断了联系，我只记得他们一个住在当时朝阳区十里堡的京棉三厂宿舍，另一个住在东单栖风楼胡同，这些昔日的地名如今早已在北京的地界上消失得干干净净了。。。。。。。。
我下乡的地方在远郊怀柔县，落脚之处靠着顺义挺近，所以当地人的说话习惯，甚至口头语都多少带着点儿顺义话的味道特点。什么是顺义话的特点呢？那就是不管小伙子，大姑娘，老爷们，小媳妇张口闭口都带着“家伙什”，没有“家伙什”很难说话以及和别人交谈，所以顺义当地有一句顺口溜，说是“喝了顺义水，XX不离嘴，吃了顺义饭，瞎扯XX淡”。顺义话和北京四九城里的人说话在口音上没什么差别，非愣要找点儿差别的话，那就差在了这个口头语“XX”上，所以您以后听见哪个北京人说话嘴里头老带着“XX”, 那他十有八九就是顺义人， 呵呵。
今天城里初中刚毕业的娃可能生活上还需要父母照料，我那时却要每天和生产队里的人下大田干活，当农业劳动力了，赶上农忙的时候还会每天起得比鸡早，睡的比狗晚。蹉跎岁月，光阴虚度，我的插队生活和大多数知青的一样，并不多姿多彩， 而是平淡无华， 庸庸碌碌，插队的日子几乎没给我留下什么有意义的记忆。但有件事却一直留在我的脑子里，让我今天想起来，还跟昨天发生的似的。
我插队的那个村子在村口儿有一条较宽一点儿的碎石子路，虽然不是柏油铺面，但却是一条车行的主道。这条路上，骡马大车， 拖拉机和卡车每天来来往往，忙的时候也算得上是车水马龙。我和几个一起插队的知青每天收了工后都会先杵在路边的田埂上“等蹭儿”，看有没有什么车能把我们捎回村子，因为干了一天的活，谁都懒得再走4-5里路回驻地。一般说，没有车把式和司机愿意让知青搭他们的车，当然， 如果是漂亮的女知青要另当别论。于是我们往往会趁卡车司机不注意，扒上车的后槽帮子“搭便车”， 这样干了几次，开车的和“坐车的”彼此都相安无事，直到有一天的下午。。。。。。。。
那天下午收工后我们等到了一辆军卡，离我们村子几里远的地方是一个部队军营，那辆卡车就是这个部队的。等这辆车驶过我们，我和另外一个姓郝，另一个姓贾的知青互相使了个眼色，然后紧跑几步，纵身扒上了卡车的后槽帮。卡车司机显然已经从后视镜里看到了有人扒车，于是他开始加大油门，不大功夫就把个解放牌开得跟飞起来似的。看见那些长在“希望的田野”两旁的小树如闪电般地掠过，我们三个说心里不慌那是假的，但由于手抓得紧，所以担心的还不是摔下去，而是怕司机把我们拉到军营里去修理一顿，那样就麻烦了。于是我们便准备跳车逃跑。但车速那么快，要跳车谈何容易？我们三个短促地商量了一下，决定用脚沾地后手抓紧车帮，然后跟着车猛跑，待速度跟车速差不多时再松手，这样便不会摔倒伤着自己。那个时候仗着年轻，加上紧张时人极度地亢奋，隐性体能全都被释放了出来，因此跟车跑了几秒钟后便感到手似乎在推着车槽帮子，说明跑的速度已经超过了车速，可以松手了。果然，松手后并没有摔倒，而且还很快地停了下来。姓郝的那个知青也如法炮制得了手。但姓贾的知青就没那么幸运了，他跳车的决心下得晚，跑得又不快，加上我们都松手离车后他有点害怕着急，在匆忙中松了手，结果被车速带倒后摔在了碎石路上，而且是双手和下巴着的地，还往前搓了一段距离。待我们去扶他时，发现他的下巴已被碎石搓烂，血肉模糊，双手更惨，两个肉垫掀起，里面塞满了碎石沙。。。。。。
我让郝姓同学看好了人，自个儿跑回驻地跟老乡借了一辆自行车，回来后驮上伤者，郝再替我扶着，三个人便往公社卫生院紧赶。到了卫生院马上找大夫做了紧急处置，粗浅地做了创口的处理和清洗，大夫然后说，“得赶紧做手术，可这种手术我们做不了，还是上县医院吧”， 然后给开了个证明，再用卫生院的一辆叮当乱响的212送我们上了县医院。
记得那天天黑以后才到了县医院，急诊的大夫看了伤口也吃了一惊，听我短促地说完经过后嘘唏不已，数落我们为什么要干那样的蠢事。。。。。。在贾姓同学进了手术室清创，缝合的时候，我才感到了极度的疲乏，那是体力和精神都极度地透支后才有的感觉。我瘫软地坐在手术室外的椅子上，想起下午发生的这件事真个顺着脊梁骨直冒凉气，我想，如果没有跳车的经验，如果跑得不快，今儿个进手术室的就得再加上我一个，想到这儿我的两眼眼眶不由地发粘，发潮。。。。。。一年多后我回了城，进工厂当了工人，和那位郝姓和贾姓的知青也断了联系，我只记得他们一个住在当时朝阳区十里堡的京棉三厂宿舍，另一个住在东单栖风楼胡同，这些昔日的地名如今早已在北京的地界上消失得干干净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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