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在大陆的中国人经常会发现身边的同事或亲朋从无神论者转变为忠实的基督徒，或放弃对道佛两教的信仰转而开始信奉上帝，或者成为了慕道友，正在通过阅读圣经、参加慕道班的学习或者家庭教会的活动等多种途径认识基督教。
这一变化只是个别现象还是已经普遍存在？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已经在中国绵延几千年的民间信仰、传承至今的道教与佛教对其发展有否阻碍？《多维时报》就此采访了北京大学基督教与宗教原理教研室教授孙尚扬以及其他宗教界人士，以期解答这一系列问题。
基督教在中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可以从西什库大教堂的主日活动窥见一斑。这座紧挨中国权力中心——北京中南海——的天主教教堂虽然只有1100多个座位，但在礼拜日的时候一天就会有2000多教徒参加。
而散落在中国广袤土地上的天主教村庄也可说明基督教的影响力。从东北到西北，从中原到华北，从沿海到内陆，这样的村庄经常可见，一般来说，天主教村庄绝大部分家庭都是天主教徒。其中，河北省东闾村、山西省六合村、湖北省土家族的中溪村山寨等都有一定知名度。
目前，大陆究竟有多少人是基督徒？要准确回答这一问题存在相当得难度。一方面政府当局并没有持续进行跟踪统计，另一方面还有所谓的地下教会。各界对这一数据的调查和估计也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具体数字从几千万到超过1亿的都有。
孙尚扬向《多维时报》表示，学术界比较认可的中国基督徒总数为1亿左右，大体占中国总人口的8%，这一数字涵盖了所有形式的教会组织。
香港《南华早报》在4月的报道称，根据最近开展的几次抽样调查结果，中国的天主教和各派基督教信徒加在一起超过1.25亿。该报还将这一数字与中国共产党总数（7400万）进行了对比，并强调约有十分之一的中国人信教，比共产党员数量还要多。
与中国官方在90年代公布的数据相比，显然，这些年基督徒数量有了急剧增加。国务院在1997年发表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显示，中国宗教徒信奉的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信徒合计有1亿多人。
信徒渐趋多样化
伴随中国基督信徒数量的大幅增长，成员也日益多样化，已经不再局限于老人、妇女及穷人，而是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年轻人开始信教；也不再局限于农村地区，城市里信教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
孙尚扬指出，中国基督教发展最快的地方当然还是在农村，但是城市里也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以前有个现象是老年人多、文化低的人多，现在信教的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大学生也越来越多。
一份刚刚在台湾《辅仁宗教研究》上发表的调查也可以说明这种变化。这份由孙尚扬主导的对北京大学信教情况的抽样调查显示，北大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合计占在校学生总数的4.7%。对于在历史上发起过非基督教运动的北大，调查结果反映出青年学生对宗教的态度更为理性客观、亦能以信仰自由原则对待不同宗教信仰。
这些新的信徒有相当数量来自于“三自”教会。所谓“三自”教会是指，由中国政府和共产党领导的，不受国外教会的管理和干预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基督教会，既有基督新教也有天主教。新中国的“三自”教会始自1950年，后因各种运动逐渐减少，在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面停顿，后逐渐恢复。
中国基督教发展到今天，信徒已经不仅仅来自“三自”教会，更多则是来自家庭教会。孙尚扬说，“现在，家庭教会信徒的人数已经比“三自”教会多得多”。
这些家庭教会分布在农村及大中小城市中，但没有在政府机构进行任何登记，当局尚未对风起云涌的家庭教会做出明确的规定或定位。
杭州的一位家庭教会成员刘弟兄向《多维时报》表示，他们的教会已有60人，大多是在这几年开始信奉主，若不是受到聚会场所的限制，人数有所控制，否则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目前，这个教会的成员从2岁到80岁都有，从事的职业也是五花八门。平时除主日活动外，同一教会的弟兄姊妹每周还有一到两次的聚会，一起学习圣经、交流心得。这位刘姓弟兄是在四年前从一名佛教徒转变为忠实的基督徒。
本报记者从其他家庭教会了解的情况亦如是。以北京为例，家庭教会发展都不错，基本都有固定的聚会场所，同时有专职和兼职的牧师讲经，每周皆有主日活动，信徒会在一起唱诗歌，听牧师讲经，彼此交流。
除“三自”教会、家庭教会外，“地下教会”也在长足发展。一般来说，“地下教会”专指忠于罗马教廷、不承认官方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领导的天主教会。
基督教兴盛之因
基督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取得上述巨大的发展，背后的推动因素究竟是什么？对此，孙尚扬表示，原因非常复杂，不是单一因素能解释的。
首要的是，中国人对宗教的需求在增加。一方面宗教性本是人性的基本内核之一，人在很多时候都需要表达其终极关怀，会追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会试图对自己的人生际遇进行各种解释；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思想在解放，百姓生活水平在提高，但这个社会并不是没有了风险，人们仍会遭逢如爱的缺乏、灾难疾病等，这些却不是科学能够帮助解决的，因此当在世俗的意识形态中找不到答案时，人们很可能会走向宗教。
当然，宗教在中国是多元发展的局面，但是，基督教在组织形式上较中国传统宗教更有优势。对于基督徒，只要几个信徒在一起就可以成为一个教会，就可以定期开展活动，而聚会的地点不是非教堂不可。中国的传统宗教却需要固定的宗教场所，比如寺庙、庵堂，再如民间信仰的村庙，一旦缺乏这样的动场所，有信仰需求的人可能就会转向基督教。
另有教会人士总结基督教发展快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本土宗教的被破坏。他们说， “某种程度上，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障碍就是本土宗教传统——民间信仰、佛教、道教等，中共做到了一件我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在文革时期，民间信仰及佛道两教遭到毁灭性打击，由此，改革开放后基督教得以迅猛发展。”
传统宗教发展的情况会对基督教产生何种影响，可藉由港台两地做出反解。在台湾和香港，宗教市场非常开放和自由，但基督徒比例却很小，台湾基督徒在总人口中不到4%，香港大概在6%左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两地本土宗教的传统方式保持的非常好，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也有观点指出，过去一段时间政府对基督教采取的非“疏”是“堵”的管理政策，导致灰色地带反向迅速发展，越“堵”发展越快，因为被打压者可以在道义和资金上从国际获得更多的支持。甚至有家庭教会公开表示，不怕政府打压，就怕政府不打压。
不过，中国政府越来越开放包容的政策也是基督教发展的推动力。上文提到的刘弟兄表示，以前还会有派出所到聚会点突击检查，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很少发生了。因被打压而蜚声国际的方舟教会也在固定场所如常进行主日活动。靠近中南海的西什库大教堂连续举办慕道班，为慕道友提供免费学习的渠道。在北京的街道上，时有家庭教会的成员派发祝福卡，并毫无怀疑的欢迎任何慕道友参加主日活动。
此外，从教义的角度看，基督教也非常具有吸引力。基督教倡导爱，爱上帝、爱人如己，并能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尤其是同一教会的弟兄姊妹，彼此关爱互相扶持。这就使得基督教在一些地区填补了原来由官方主导的部分职能，特别是在农村。比如，因为青壮劳力外出打工而没有人干农活的家庭，会得到同一教会的教友主动帮助，这些教友甚至优先帮助困难家庭而搁置自己的农活。
北京近郊一个基督教会的负责人以斯拉?金神父认为，随著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各个社会阶层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基督教能给人们带去一种安慰与精神力量。
这位神父预言，基督教在中国的前景不同于西方。在西方尤其是欧洲，基督教在衰落，但在中国却发展迅猛。
这一变化只是个别现象还是已经普遍存在？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已经在中国绵延几千年的民间信仰、传承至今的道教与佛教对其发展有否阻碍？《多维时报》就此采访了北京大学基督教与宗教原理教研室教授孙尚扬以及其他宗教界人士，以期解答这一系列问题。
基督教在中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可以从西什库大教堂的主日活动窥见一斑。这座紧挨中国权力中心——北京中南海——的天主教教堂虽然只有1100多个座位，但在礼拜日的时候一天就会有2000多教徒参加。
而散落在中国广袤土地上的天主教村庄也可说明基督教的影响力。从东北到西北，从中原到华北，从沿海到内陆，这样的村庄经常可见，一般来说，天主教村庄绝大部分家庭都是天主教徒。其中，河北省东闾村、山西省六合村、湖北省土家族的中溪村山寨等都有一定知名度。
目前，大陆究竟有多少人是基督徒？要准确回答这一问题存在相当得难度。一方面政府当局并没有持续进行跟踪统计，另一方面还有所谓的地下教会。各界对这一数据的调查和估计也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具体数字从几千万到超过1亿的都有。
孙尚扬向《多维时报》表示，学术界比较认可的中国基督徒总数为1亿左右，大体占中国总人口的8%，这一数字涵盖了所有形式的教会组织。
香港《南华早报》在4月的报道称，根据最近开展的几次抽样调查结果，中国的天主教和各派基督教信徒加在一起超过1.25亿。该报还将这一数字与中国共产党总数（7400万）进行了对比，并强调约有十分之一的中国人信教，比共产党员数量还要多。
与中国官方在90年代公布的数据相比，显然，这些年基督徒数量有了急剧增加。国务院在1997年发表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显示，中国宗教徒信奉的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信徒合计有1亿多人。
信徒渐趋多样化
伴随中国基督信徒数量的大幅增长，成员也日益多样化，已经不再局限于老人、妇女及穷人，而是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年轻人开始信教；也不再局限于农村地区，城市里信教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
孙尚扬指出，中国基督教发展最快的地方当然还是在农村，但是城市里也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以前有个现象是老年人多、文化低的人多，现在信教的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大学生也越来越多。
一份刚刚在台湾《辅仁宗教研究》上发表的调查也可以说明这种变化。这份由孙尚扬主导的对北京大学信教情况的抽样调查显示，北大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合计占在校学生总数的4.7%。对于在历史上发起过非基督教运动的北大，调查结果反映出青年学生对宗教的态度更为理性客观、亦能以信仰自由原则对待不同宗教信仰。
这些新的信徒有相当数量来自于“三自”教会。所谓“三自”教会是指，由中国政府和共产党领导的，不受国外教会的管理和干预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基督教会，既有基督新教也有天主教。新中国的“三自”教会始自1950年，后因各种运动逐渐减少，在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面停顿，后逐渐恢复。
中国基督教发展到今天，信徒已经不仅仅来自“三自”教会，更多则是来自家庭教会。孙尚扬说，“现在，家庭教会信徒的人数已经比“三自”教会多得多”。
这些家庭教会分布在农村及大中小城市中，但没有在政府机构进行任何登记，当局尚未对风起云涌的家庭教会做出明确的规定或定位。
杭州的一位家庭教会成员刘弟兄向《多维时报》表示，他们的教会已有60人，大多是在这几年开始信奉主，若不是受到聚会场所的限制，人数有所控制，否则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目前，这个教会的成员从2岁到80岁都有，从事的职业也是五花八门。平时除主日活动外，同一教会的弟兄姊妹每周还有一到两次的聚会，一起学习圣经、交流心得。这位刘姓弟兄是在四年前从一名佛教徒转变为忠实的基督徒。
本报记者从其他家庭教会了解的情况亦如是。以北京为例，家庭教会发展都不错，基本都有固定的聚会场所，同时有专职和兼职的牧师讲经，每周皆有主日活动，信徒会在一起唱诗歌，听牧师讲经，彼此交流。
除“三自”教会、家庭教会外，“地下教会”也在长足发展。一般来说，“地下教会”专指忠于罗马教廷、不承认官方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领导的天主教会。
基督教兴盛之因
基督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取得上述巨大的发展，背后的推动因素究竟是什么？对此，孙尚扬表示，原因非常复杂，不是单一因素能解释的。
首要的是，中国人对宗教的需求在增加。一方面宗教性本是人性的基本内核之一，人在很多时候都需要表达其终极关怀，会追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会试图对自己的人生际遇进行各种解释；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思想在解放，百姓生活水平在提高，但这个社会并不是没有了风险，人们仍会遭逢如爱的缺乏、灾难疾病等，这些却不是科学能够帮助解决的，因此当在世俗的意识形态中找不到答案时，人们很可能会走向宗教。
当然，宗教在中国是多元发展的局面，但是，基督教在组织形式上较中国传统宗教更有优势。对于基督徒，只要几个信徒在一起就可以成为一个教会，就可以定期开展活动，而聚会的地点不是非教堂不可。中国的传统宗教却需要固定的宗教场所，比如寺庙、庵堂，再如民间信仰的村庙，一旦缺乏这样的动场所，有信仰需求的人可能就会转向基督教。
另有教会人士总结基督教发展快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本土宗教的被破坏。他们说， “某种程度上，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障碍就是本土宗教传统——民间信仰、佛教、道教等，中共做到了一件我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在文革时期，民间信仰及佛道两教遭到毁灭性打击，由此，改革开放后基督教得以迅猛发展。”
传统宗教发展的情况会对基督教产生何种影响，可藉由港台两地做出反解。在台湾和香港，宗教市场非常开放和自由，但基督徒比例却很小，台湾基督徒在总人口中不到4%，香港大概在6%左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两地本土宗教的传统方式保持的非常好，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也有观点指出，过去一段时间政府对基督教采取的非“疏”是“堵”的管理政策，导致灰色地带反向迅速发展，越“堵”发展越快，因为被打压者可以在道义和资金上从国际获得更多的支持。甚至有家庭教会公开表示，不怕政府打压，就怕政府不打压。
不过，中国政府越来越开放包容的政策也是基督教发展的推动力。上文提到的刘弟兄表示，以前还会有派出所到聚会点突击检查，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很少发生了。因被打压而蜚声国际的方舟教会也在固定场所如常进行主日活动。靠近中南海的西什库大教堂连续举办慕道班，为慕道友提供免费学习的渠道。在北京的街道上，时有家庭教会的成员派发祝福卡，并毫无怀疑的欢迎任何慕道友参加主日活动。
此外，从教义的角度看，基督教也非常具有吸引力。基督教倡导爱，爱上帝、爱人如己，并能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尤其是同一教会的弟兄姊妹，彼此关爱互相扶持。这就使得基督教在一些地区填补了原来由官方主导的部分职能，特别是在农村。比如，因为青壮劳力外出打工而没有人干农活的家庭，会得到同一教会的教友主动帮助，这些教友甚至优先帮助困难家庭而搁置自己的农活。
北京近郊一个基督教会的负责人以斯拉?金神父认为，随著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各个社会阶层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基督教能给人们带去一种安慰与精神力量。
这位神父预言，基督教在中国的前景不同于西方。在西方尤其是欧洲，基督教在衰落，但在中国却发展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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