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若干史实
秋实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若干史实
2000-04-25 于 人民日报BBS论坛之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
云儿的这篇文章，介绍了有关三年自然灾害的若干史实，特别是其中有关
中国粮食进出口和国际社会反应的资料，很值得一读。
当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确实是总结历史
教训后的沉痛之语。回过头看，１９５９年已经发生饿死人的现象，上百万人
非正常死亡，结果却因为庐山会议后的政治形势，在一片反右倾促跃进的喧嚣
声中，被掩盖了起来。中央不仅未对日益扩大的饥荒产生应有的警觉，反而在
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０年初，仍旧坚持种种加剧饥荒的措施，比如继续大办食
堂，扩大核算单位，鼓励高指标浮夸风等。特别是在浮夸基础上的高征购，不
少地方连农民的种子粮都刮走了，是农村大面积饿死人的主因。
最令人惊讶的一点就是，１９５９年中国粮食出口不仅未减，反而达到历
史最高水平,１９６０年也仍是居高不下，直到１９６１才开始大量进口粮食。
历史资料表明，进口的粮食主要是小麦，采购自北美。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
封锁，并未阻碍我国大量出口或进口粮食。
同样，石油根本就不是饥荒的原因。我国没有石油的时候，大跃进前一直
出口粮食，也没饿死人。有了石油后，反而大量进口粮食，农业生产依旧一蹶
不振。根本原因就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中苏交恶，苏联撤走专家，逼迫中国还债，发生在１９６０年７月，而不
是在１９５９年。事情发生时已经有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把饥荒的原因，推
到苏联头上，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文章还提到，１９６１年初，国际红十字会曾想向中国提供食品援助，被
我国政府拒绝。美国也讨论过无偿提供粮食给我国，却因发现我国大量出口粮
食而作罢。
事情已经过去快四十年了。作为后人，只有正视那段历史，尊重历史事实,
才能吸取教训，以防重蹈覆辙。现在网上某些人，缺乏最基本的历史常识和最
起码的实事求是之心，以无知作有趣，随口歪曲历史，实在令人作呕。
秋实
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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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借粮助我度饥荒 --- 再谈三年若干史实
2000-04-27 于 人民日报BBS论坛之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
１９６０年７月，苏联突然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明显是背信弃义之举，
对我国是雪上加霜，加重了此后的经济困难，延长了中国人民的痛苦，滞缓了
经济复苏。但前几日俺已经举出充分证据说明，苏联逼债，发生在大饥荒非正
常死亡上千万人之后，根本不是造成三年严重困难的原因。
其实，回过头看，苏联逼债的后果，也是有所夸大的。事实上，中国对苏
联的债务，与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完全不可相提并论。当时的副总理李先念就
说过，大跃进造成国民收入损失了一千二百亿元；１９５８到１９６０年，全
国计划外的建设投资化了二百四十五亿,大都未取得应有的效益，白白被糟蹋。
若用它还债，取其三分之一就把债还清了。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不尽的思念》，记载了一件苏联借粮助我度饥荒
的事情。１９６１年，在咱们东北面临无米之炊的紧急关头，经周恩来提议，
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
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
东北死人较少，苏方出借粮食是原因之一。
三年大饥荒，真正的原因在于党被急于求成的情绪所支配，丢掉了实事求
是的作风，上上下下都说假话说大话，不顾事实，蛮干胡来，结果酿成惨祸。
今天网上某些人，在罔顾基本史实，勇于胡说八道这一点上，比当年有过之而
无不及。认识这种作风的危害，正是我们今天要重新辨明当年大饥荒教训的原
因之一。
秋实
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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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外多于偿债 --- 三谈困难时期若干史实
2000-04-29 于 人民日报BBS论坛之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
下面再举一条史实，说明苏联逼债不是大饥荒的主因。
大饥荒刚结束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不仅克服了困难，
而且，“在我们最困难的这几年，正是我们偿还外债最多的几年”（《人民日
报》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４日）。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
作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还债和援外的情形：
“周恩来总理强调指出，这一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
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
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
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
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
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
主义国家。”（《人民日报》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３１日）
请注意最后一句话，在还债的同时，我们还拿出比“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
的资金和物资”，去支援别国！以什么方式支援呢？周恩来在《报告》中说，
“我们一贯克己助人，采取无偿赠予或低息、无息贷款的方式提供援助。”
可见，当初只要我们少干点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少向小兄弟施舍一点，便
足以还债了。
对于这条只讲国际主义，不讲实际利益，在人民忍饥挨饿的时候，还要充
大个强出头搞对抗的“左倾”外交方针,当时不少中央领导同志都是有意见的。
１９６２年春天，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实在忍不住，多次
发表内部讲话批评，还给中央写信，请求纠正外交政策的“左倾”偏差。他主
张对外援助应当考虑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同时他还主张对
外缓和，注意策略，要警惕有人阴谋将局部战争的战火引向我国，要避免把帝
修反的对抗锋芒全部集中到我身上。并建议发表声明,表明我国奉行和平路线。
结果，他的意见被概括为“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
对国际反动派要和、对反帝民族运动的援助要少，成了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总
代表，遭到批判打击。
于是，我国继续义无反顾地充当许多小兄弟的冤大头。有一回阿尔巴尼亚
来要援助，毛泽东很大气：我们中国地方大，人口多，每个人省一小口，就把
你们包下来了。
每个人只省一小口！这条道理说起来轻松，细一想却异常沉重。比如１９
５９年和１９６０年两年净出口合计６８０万吨粮食，按全国６亿７千万人平
均一下，不过人均２０斤粮食，每人每天省５．５钱就出来了，不过一小口而
已，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想过没有，６８０万吨粮食，该是多少人的口粮?
１９６０年《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定量标准的指示》规定，农村
口粮最低可压到每人每年３００斤原粮以下，丰收地区最高不得超过每人每年
４００斤。我们就按最高标准算,６８０万吨相当于３４００万人一年的口粮!
三千四百万人！老兄，用得恰当的话，这６８０万吨粮食足足可使三千四百万
人免予饥饿，让他们饱饱地吃一年！假如真有三千万人饿死，就是这每人一小
口，便可以救下他们的性命！
出口自然不是援外，但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每人只一小口，谁知道可救
多少中国人的性命？
所幸的是，邓小平吸取了当年这些蠢事的教训，改革开放以来的这条外交
路线，讲求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注重实利、不搞对抗。近来颇有人对此不满,
特别怀念当年那条左倾路线。俺记下困难时期的这些史实，只希望当年那些蠢
事，随风而逝，永不再回。
秋实
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９日
秋实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若干史实
2000-04-25 于 人民日报BBS论坛之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
云儿的这篇文章，介绍了有关三年自然灾害的若干史实，特别是其中有关
中国粮食进出口和国际社会反应的资料，很值得一读。
当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确实是总结历史
教训后的沉痛之语。回过头看，１９５９年已经发生饿死人的现象，上百万人
非正常死亡，结果却因为庐山会议后的政治形势，在一片反右倾促跃进的喧嚣
声中，被掩盖了起来。中央不仅未对日益扩大的饥荒产生应有的警觉，反而在
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０年初，仍旧坚持种种加剧饥荒的措施，比如继续大办食
堂，扩大核算单位，鼓励高指标浮夸风等。特别是在浮夸基础上的高征购，不
少地方连农民的种子粮都刮走了，是农村大面积饿死人的主因。
最令人惊讶的一点就是，１９５９年中国粮食出口不仅未减，反而达到历
史最高水平,１９６０年也仍是居高不下，直到１９６１才开始大量进口粮食。
历史资料表明，进口的粮食主要是小麦，采购自北美。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
封锁，并未阻碍我国大量出口或进口粮食。
同样，石油根本就不是饥荒的原因。我国没有石油的时候，大跃进前一直
出口粮食，也没饿死人。有了石油后，反而大量进口粮食，农业生产依旧一蹶
不振。根本原因就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中苏交恶，苏联撤走专家，逼迫中国还债，发生在１９６０年７月，而不
是在１９５９年。事情发生时已经有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把饥荒的原因，推
到苏联头上，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文章还提到，１９６１年初，国际红十字会曾想向中国提供食品援助，被
我国政府拒绝。美国也讨论过无偿提供粮食给我国，却因发现我国大量出口粮
食而作罢。
事情已经过去快四十年了。作为后人，只有正视那段历史，尊重历史事实,
才能吸取教训，以防重蹈覆辙。现在网上某些人，缺乏最基本的历史常识和最
起码的实事求是之心，以无知作有趣，随口歪曲历史，实在令人作呕。
秋实
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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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借粮助我度饥荒 --- 再谈三年若干史实
2000-04-27 于 人民日报BBS论坛之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
１９６０年７月，苏联突然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明显是背信弃义之举，
对我国是雪上加霜，加重了此后的经济困难，延长了中国人民的痛苦，滞缓了
经济复苏。但前几日俺已经举出充分证据说明，苏联逼债，发生在大饥荒非正
常死亡上千万人之后，根本不是造成三年严重困难的原因。
其实，回过头看，苏联逼债的后果，也是有所夸大的。事实上，中国对苏
联的债务，与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完全不可相提并论。当时的副总理李先念就
说过，大跃进造成国民收入损失了一千二百亿元；１９５８到１９６０年，全
国计划外的建设投资化了二百四十五亿,大都未取得应有的效益，白白被糟蹋。
若用它还债，取其三分之一就把债还清了。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不尽的思念》，记载了一件苏联借粮助我度饥荒
的事情。１９６１年，在咱们东北面临无米之炊的紧急关头，经周恩来提议，
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
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
东北死人较少，苏方出借粮食是原因之一。
三年大饥荒，真正的原因在于党被急于求成的情绪所支配，丢掉了实事求
是的作风，上上下下都说假话说大话，不顾事实，蛮干胡来，结果酿成惨祸。
今天网上某些人，在罔顾基本史实，勇于胡说八道这一点上，比当年有过之而
无不及。认识这种作风的危害，正是我们今天要重新辨明当年大饥荒教训的原
因之一。
秋实
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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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外多于偿债 --- 三谈困难时期若干史实
2000-04-29 于 人民日报BBS论坛之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
下面再举一条史实，说明苏联逼债不是大饥荒的主因。
大饥荒刚结束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不仅克服了困难，
而且，“在我们最困难的这几年，正是我们偿还外债最多的几年”（《人民日
报》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４日）。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
作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还债和援外的情形：
“周恩来总理强调指出，这一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
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
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
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
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
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
主义国家。”（《人民日报》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３１日）
请注意最后一句话，在还债的同时，我们还拿出比“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
的资金和物资”，去支援别国！以什么方式支援呢？周恩来在《报告》中说，
“我们一贯克己助人，采取无偿赠予或低息、无息贷款的方式提供援助。”
可见，当初只要我们少干点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少向小兄弟施舍一点，便
足以还债了。
对于这条只讲国际主义，不讲实际利益，在人民忍饥挨饿的时候，还要充
大个强出头搞对抗的“左倾”外交方针,当时不少中央领导同志都是有意见的。
１９６２年春天，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实在忍不住，多次
发表内部讲话批评，还给中央写信，请求纠正外交政策的“左倾”偏差。他主
张对外援助应当考虑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同时他还主张对
外缓和，注意策略，要警惕有人阴谋将局部战争的战火引向我国，要避免把帝
修反的对抗锋芒全部集中到我身上。并建议发表声明,表明我国奉行和平路线。
结果，他的意见被概括为“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
对国际反动派要和、对反帝民族运动的援助要少，成了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总
代表，遭到批判打击。
于是，我国继续义无反顾地充当许多小兄弟的冤大头。有一回阿尔巴尼亚
来要援助，毛泽东很大气：我们中国地方大，人口多，每个人省一小口，就把
你们包下来了。
每个人只省一小口！这条道理说起来轻松，细一想却异常沉重。比如１９
５９年和１９６０年两年净出口合计６８０万吨粮食，按全国６亿７千万人平
均一下，不过人均２０斤粮食，每人每天省５．５钱就出来了，不过一小口而
已，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想过没有，６８０万吨粮食，该是多少人的口粮?
１９６０年《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定量标准的指示》规定，农村
口粮最低可压到每人每年３００斤原粮以下，丰收地区最高不得超过每人每年
４００斤。我们就按最高标准算,６８０万吨相当于３４００万人一年的口粮!
三千四百万人！老兄，用得恰当的话，这６８０万吨粮食足足可使三千四百万
人免予饥饿，让他们饱饱地吃一年！假如真有三千万人饿死，就是这每人一小
口，便可以救下他们的性命！
出口自然不是援外，但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每人只一小口，谁知道可救
多少中国人的性命？
所幸的是，邓小平吸取了当年这些蠢事的教训，改革开放以来的这条外交
路线，讲求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注重实利、不搞对抗。近来颇有人对此不满,
特别怀念当年那条左倾路线。俺记下困难时期的这些史实，只希望当年那些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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