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问浮沉叙友情——回忆徐景贤
·吴立昌·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３１日上午，我收到徐景贤９点２４分发来的一组照片，主人公是已届９２高龄的美国知名绘本作家塔莎老奶奶，正在莳花锄草、绘画写作、饲养家畜、含饴弄孙，她开心地说，“每天、每分、每秒，我都很享受着唷！”“对我而言，随着年岁增长，日子过得更充实”。为什么长我四岁的徐景贤此时发给我这组照片？因为我不久前生了一场大病，说话不便。他十分关心，不断用电子邮件与我联系。当他知道我已拔去导尿管，也觉得“心里放下一块石头”，并说，“我开刀时和你一样，麻醉后小便不通，真是‘憋死了’。此种痛苦，只有过来人才体会得到”。这次他是想以塔莎老奶奶的精神鼓起我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和勇气。病后感悟颇多，其一为：市场经济大潮中，唯亲情和友情才是无价物——这组照片自然也是无价的。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收到这组照片的那天晚上，又惊悉发照片劝慰我的徐景贤竟于下午遽然逝世。告知家人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打开电脑再一次凝视着这组照片，默默感受那尽在不言中的拳拳友情。除了哀斯人之远去，叹人生之无常，我又能说些什么！而今，逝者远离我们近三个月了。“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地球仍在运转，人们照常生活。但痛定思痛，与故友四十余年交往的点点滴滴，却怎么也挥之不去。三年前我曾在一段回顾自己写作经历的文字中写道：“当年与我共事的合作者中，有的先扶摇直上后一落千丈，有的‘文革’后又从原来的青年才俊提升为学界文坛名流，也有的与我一样始终是‘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然而，不管他们怎样浮浮沉沉或不浮不沉，我仍一律视为朋友（除非他自以为‘非庸’而不屑与庸人的我为伍），因为他们命运的浮沉从根本上讲并不取决于自己。”对于徐景贤，我的态度是莫问浮沉叙友情，当然也不乏因年长于我且有阅历有才干有诚信而产生的对他的尊敬。
初识徐景贤是在１９６４年春天，我从工作单位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被临时借调到市委宣传部文艺处，任务是编写一个剧目梗概类的资料，时间约两个月。与我具体联系的就是文艺处干事徐景贤，很年青，瘦瘦长长的，背有点点驼，挺和蔼可亲，周围的人都叫他小徐。我更年青，当然不会老三老四跟着叫小徐，叫老徐又觉有点突兀，于是就稳妥地尊称他一声徐景贤同志。任务完成回到所里已经入夏，为了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我和几位年青同事在副所长叶以群带领下，进驻丁香花园，“拿起笔做刀枪”，说是参加文艺领域的阶级斗争。没几天，徐景贤也带了电影局几位搞电影批判的同志来了。两支人马合并为上海市委写作班文艺组，叶、徐二位分任正副组长，徐稍后又任整个写作班的支部书记。由于他比这儿多数人稍长几岁，又是领导，所以宣传部的“小徐”升格为“老徐”，而且此后，不管其地位怎么变，作为朋友的我们，一直仍以“老徐”相称。以群是老一辈理论家，平时不苟言笑，我们对他更多的是敬畏。老徐与我们可说是同辈，相处无拘无束，穿着也与我们一样，十分简朴随便。有一次他要去接待外宾，没有像样的衣服，见我前几天曾穿过一件浅灰色“的卡”（“的确凉”卡其）中山装，身材又与他相当，便借了去。那个年月，年青人穿毛料衣服，不仅奢侈，而且不合身份，“的卡”便宜又挺括，所以我也买了一件，没想到这时倒解了老徐燃眉之急。
写作班年青人，基本“全天候”在岗。以群多半上午来，老徐除了晚上回家或部里有其它事，大多时间都与我们在一起。叶、徐来了后，主要工作就是传达精神，讨论选题，明确分工，审阅文稿，提出修改意见。老徐既是领导，又是写手，具体修改，动笔撰稿，样样拿得起，勤奋又快捷。在一年多点时间里，我和他合作撰写过好多篇。那时写作班以二三人甚至更多人集体写作为主，发表时也大多署“丁”字当头的笔名，而我和老徐合作用真名发表的倒有两篇。当年刊登二文的报纸他早就没了，后来我将复印件送去，他便惊喜地当作史料保存起来。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正当人们沉痛纪念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牺牲的革命烈士殉难１５周年时，空政文工团来沪演出歌剧《江姐》。我们看完演出，《解放日报》便火急约稿，老徐就叫我和他合写。随着小说《红岩》深入人心，江姐的形象也为万民所景仰。记得小说刚出版，洛阳纸贵一书难求。我那时正处大学毕业前夕，为了让大家都能很快读到，班里便将弄到的两本书拆散，一页页粘贴在宿舍走廊的墙壁上，几十个同学就是这样凑着昏黄灯光读完了全书。老徐写过同类题材的报告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对《红岩》的理解自然更胜一筹。正基于此，当我们从舞台上观赏到江姐形象后，对英雄发自肺腑的热爱和崇敬，促使我们加班加点一口气写了六七千字赞《江姐》的评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解放日报》为了加大对歌剧的宣传力度，还将其刊于“学术阵地”专栏。走笔至此，忽然想起日前见到《扬子晚报》一篇文章，题为《江姐儿子成美国终身教授》。历史真是有趣，但也令人生畏。
第二篇写于１９６５年年初。１９６２年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邵荃麟提出要重视中间状态的人物，后来被江青概括为“写中间人物”论。１９６４年下半年，在毛泽东第二个文艺批示强大压力下，文化部及其所属各协会不得不再次整风，邵荃麟的主张自然是批判靶子之一。写作班闻风而上，决定由老徐和我以及从南京大学借调到华东局“内刊”（《未定文稿》）写反修文章的青年教师叶子铭三人合作。我记得讨论提纲是在老徐家里，那是常熟路延庆路拐角处的瑞华公寓楼上，房间挺大，西北朝向有点冷，屋内陈设同主人衣着一样，简朴而随便。讨论了一上午也未结束，老徐留我们便饭，还拿出一个扁平的小小沙丁鱼罐头以示款待。讨论了大半天，然后分工，各自回去写一段，再由老徐统稿，题为《“中间人物”是一个反对兴无灭资的概念》，署三人名字发表于《文汇报》，洋洋洒洒几乎占了整个一版。究竟写了点啥，今天看来实在荒唐。然而，当年我们确实很认真严肃。在讨论和写作过程中，也碰到一些困惑，但还是信多疑少，甚至不敢有疑，因为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分派的政治任务，焉能有“自己”容身之地。其实，对批判对象的结论早就有了，我们做的就是怎么通过断章取义、以偏概全、无限上纲等手法，使那“结论”能够自圆其说罢了。对于这样一个批判套路，老徐能躲得过吗？凡奉命批判的每一个人能躲得过吗？
１９６５年冬，文艺组分两批下乡搞四清，我参加的是由叶以群带领的第一批，老徐负责第二批。不过等我们半年后回来时，“文革”锣鼓已经敲响，第二批轮换也就作罢。这段日子各个单位都忙着搞运动，最令人震惊的是叶以群被批斗得含冤离世，老徐和我们一样，心里非常难受，且无法理解。不像“全天候”的我们，他要常回原单位。有时也和我们聚在一起，互通情况，交流感受。此时写作任务相对减少，我们留守在武康路２号（写作班已从丁香花园迁于此），白天有时上街看大字报，晚上则去延安西路３３号市委门口值班，应付北京红卫兵的冲击。大家一起议论时，皆对大字报揭发的内容半信半疑，对红卫兵的行动觉得幼稚可笑又可恶。老徐性格较为平和，虽与我们有同感，但言词并不像我们那么偏激。这年冬天，大约已是写作班造反以后，有个姓李的北京红卫兵打人致死，有关方面要老徐去处理。讯问肇事者时我也在场，那是嘉定一个公社礼堂的后台，气温很低，北风乱窜。讯问时，老徐始终态度冷静，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尽量想把事件来龙去脉弄清楚。只是听到肇事者竟然在将人打伤后还要用开水浇时，才被激怒，说了一句“真是惨无人道！”
造反后，老徐先是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负责人，接着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稍后又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他便成了高层领导，而我只是在其所属某部门整天忙些杂事，同他接触越来越少。往后写作班几经变动，我仍只是一具体“写手”，而且是党外的，同他更隔了好几层，除了在台下听他做报告，连面也见不着。虽然我更赞赏他的才干，但私心觉得还是以前的老徐，并没有将他看得如同过去老市委书记那样神圣。１９６８年秋，妻子去外地工作，我便准备调离上海，所以回到编制所在的原单位作协。二三年后对方城市总算发来了调令，行前我给老徐写了一封告别信，不料他竟找我去话别，还问我，“你真的要离开上海吗？”又表示，如能找到合适的对调对象，他可助我一臂之力。随后分居问题得以顺利解决，我又被调至市委写作组下属的《鲁迅传》写作组。老徐遗体告别仪式上，有挽联称他“用权不为私”，沙叶新回忆说，文革十年身居要职，“但他一人得道，家人并未就此升天”。详情不知，可我信。当初我一没求他，二非他家人，他却帮我解决困难，算不算为私？或上纲曰：这是为了多留一支“黑笔杆”。某虽不才，他惜才之意也许有之，窃以为这扯不上“为私”。请问：与眼下那些“一人得道”之后还要包庇纵容配偶子女、至爱亲朋疯狂弄权敛财的大小贪官相比，究竟谁能律己，谁有品格，谁更像“人”？！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是得胜的政治家眼里的历史。“不以成败论英雄”，这是局外人或是老百姓的价值观，他们更看重“王”“寇”作为人的品质，尤其是在一个人说了算的“口含天宪”年代。那时候，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老二开始，谁说了也不算，到头来都得听老大使唤，做他的“工具”。当然，位高权重者被上面当“工具”使唤的同时又能使唤其下面的众多“工具”。我曾在一篇杂感中说过：“‘一言堂’之所以形成，发言的固然难辞其咎，但是同时还有许多各个层次、直接间接聆听发言的‘听众’在，他们革命经验丰富，马列主义水平按理说应该很高，为什么也辨不明真假马列，分不清路线正误？为什么只知举手拥护、甚至明知有错也不敢表示任何异议？‘堂’内发言者的想法和意志不正是通过他们层层传达下去，并由他们带领‘堂’外的包括拿笔杆的文人在内的芸芸众生去付诸实践的吗？”当年老徐就是“一言堂”内的重要角色，一件大规格大尺寸的“工具”。这是卷入高层政治斗争漩涡的每个人必不可免的结果。根子在制度，邓小平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毋庸置疑，老徐属于后一种情况，而那些贪官才是利用当下制度之缺陷“任意横行”的坏人。
再次见到老徐已是二十余年后的１９９０年代中了，他饱尝铁窗风味十五年，保外就医三年，终于刑满，虽说政治权利还要被剥夺四年，但毕竟可与家人一起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他先是住在内环线西侧一处公房内，我曾和二三友人去看过他。当时说了些什么已记不清，但看得出他的心情是高兴的，只是说话还较拘谨。不久，老徐搬到天平路和女儿同住，与我家相距只有一站路。一天，我邀请他和早期写作班一些同事来我家聚会。除了老徐简单介绍了他在狱中和释放后的情况，严肃话题不多，多的是对当年趣事的回忆。老徐发觉我们没有将沉沦人生谷底近二十年的老朋友忘记，那爽朗的谈笑声便显示出他内心的欣慰。此后我和他隔三差五总有着联系，有时去他家拜访，有时参与朋友聚会。
老徐在狱中写了无数检查和交代，同时也在对他所经历的十年不断进行反思，再加他的记忆力本来就强，这就使他的回忆录不仅写得顺利，而且可信。我清楚稿子写好托人携带出境时，还碰到不少麻烦。正在为他担心时，想不到《十年一梦》于２００３年末在香港出版了，而且很快售罄，２００４年２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一出，他就送我一本。“敝帚自珍”是谦词，亦人情之常。我就不止一次听他讲起：又是第几次印刷了；求书者众，书价又贵，有点不堪重负；书流入境内，倒未引起多少麻烦，某书店还置一内部书架供应，等等。在分享他喜悦的同时，我发觉他更在意读者尤其是一些代表性人士的具体评价。他说有关方面对该书总体印象是比较客观，公正，还有一些上面没有掌握的材料。不少退下来的、现职的高干甚至企业界老总都在找这本书看，因为他们想从中了解上海的“文革”史。说到这儿时，老徐高兴之余，又有一种因预期之写作目标实现而舒一口气的神态。他的写作原则是只写事实，不谈观点。回顾历史时免不了的为尊者讳、避重就轻、自我辩解甚至文过饰非一类通病，《十年一梦》里确实不易寻觅。看得出来，作者是在努力将他参与的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一一厘清，有时虽坦陈当时自己的一些想法，但又力避用今天的眼光进行批判，做“事后诸葛亮”。其实与尊重历史同步，观点亦在其中；上海“文革”十年期间，包括作者自己，什么人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读者也就了然于心。在一次交谈时，老徐也曾为他披露的一件从无人道及的史料忧虑过：１９７５年，除毛远新，国务院某高层领导也向毛泽东汇报过“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从而促使毛下决心“批邓”。书出来后，他听说该领导在部队工作的儿子要找他。他说他有材料在，倒不怕当面对质，怕的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这事后来他再没提起，想已不了了之。
近几年老徐用了电脑后，我们多了个“伊妹儿”通道，交流文稿，共享资讯，联系更为频繁。他在境内以笔名发表的文章常常转发给我看，如记叙他的入党介绍人丁景唐晚年文化生活的《老丁半日谈》、指出王蒙自传史实错讹的《王蒙的“硬伤”》等。当后者被多家媒体转载以及王蒙为此检讨的情况，他便及时转告。一篇短文能产生如此效果，真为他高兴。在境外发表的他也不忘发来让我阅读，如张春桥病故后写的《张春桥片断》，就弥补了《十年一梦》未曾涉及的张氏另一侧面。又如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情况，颇受社会关注，而他在书中仅作为“文革”序曲写了一小节。他告诉我，为此他曾于２００５年年末写了《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来龙去脉》一篇长文，用笔名给了北京某刊，其中最后一段“解剖我到写作班时的心态”，有两千多字，但发表时删去。此文随后又被上海某报转载，后来他干脆将全文投给香港《明报月刊》用真名发表（２００６年２月号）。他及时转给我后，我以为他对自己的极左世界观剖析得很真实，很到位，但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显然触犯时忌，难怪要遭“斩尾”之厄运。
老徐思想的与时俱进，使我们之间的共识和交流也增多。从他转发给我的材料，如《顾准临终情况》、《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访谈》以及网上热传的小说《如焉》等，即可看出一个大概。我也不时发给他一些东西，一次给他我写的两篇杂感，他回信颇有感概：“文章两篇拜读，联系现实，文风犀利，但触及时弊，特别提到‘一把手’等，当然是敏感问题，编辑部是害怕的，但作者只管写，因为不痛不痒的东西，于我辈实在是没有多大意思的”。去年春天《炎黄春秋》发表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反响巨大，有对它的“革命大批判”，更有热烈的共鸣。网上连续刊登一次支持并进一步阐术谢韬观点的研讨会记录，由于我的疏忽，我先给老徐发去记录“之二”，他次日回信：“昨天认真看了您发来的谢文专题研讨会发言，觉得是充分说理的。但您发来的是‘之二’，不知有没有‘之一’。如有，请一并发来一读。”迫切心态可掬。我马上将“之一”补上，后来又陆续发去“之三”至“之五”。
经历大浮大沉之后，徐景贤解剖自己时，“开始觉得原本不是长在自己脖子上的脑袋，终于逐步复位到自己的颈项上来了”；他说，“我们自称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却容不得言论自由，更容不得出版自由，而马克思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过：‘没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我们真是愧对‘老祖宗’了！”于是他醒悟了：“我期待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黎明，早日降临！”作为一位曾经的政治家，这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作为交往四十多年的朋友，我更觉得他是一个好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的真诚反思，一定会赢得更多人的尊敬。
安息吧，老徐。我们也和你一样，“期待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黎明，早日降临！”
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６日初稿３月１日改定
·吴立昌·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３１日上午，我收到徐景贤９点２４分发来的一组照片，主人公是已届９２高龄的美国知名绘本作家塔莎老奶奶，正在莳花锄草、绘画写作、饲养家畜、含饴弄孙，她开心地说，“每天、每分、每秒，我都很享受着唷！”“对我而言，随着年岁增长，日子过得更充实”。为什么长我四岁的徐景贤此时发给我这组照片？因为我不久前生了一场大病，说话不便。他十分关心，不断用电子邮件与我联系。当他知道我已拔去导尿管，也觉得“心里放下一块石头”，并说，“我开刀时和你一样，麻醉后小便不通，真是‘憋死了’。此种痛苦，只有过来人才体会得到”。这次他是想以塔莎老奶奶的精神鼓起我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和勇气。病后感悟颇多，其一为：市场经济大潮中，唯亲情和友情才是无价物——这组照片自然也是无价的。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收到这组照片的那天晚上，又惊悉发照片劝慰我的徐景贤竟于下午遽然逝世。告知家人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打开电脑再一次凝视着这组照片，默默感受那尽在不言中的拳拳友情。除了哀斯人之远去，叹人生之无常，我又能说些什么！而今，逝者远离我们近三个月了。“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地球仍在运转，人们照常生活。但痛定思痛，与故友四十余年交往的点点滴滴，却怎么也挥之不去。三年前我曾在一段回顾自己写作经历的文字中写道：“当年与我共事的合作者中，有的先扶摇直上后一落千丈，有的‘文革’后又从原来的青年才俊提升为学界文坛名流，也有的与我一样始终是‘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然而，不管他们怎样浮浮沉沉或不浮不沉，我仍一律视为朋友（除非他自以为‘非庸’而不屑与庸人的我为伍），因为他们命运的浮沉从根本上讲并不取决于自己。”对于徐景贤，我的态度是莫问浮沉叙友情，当然也不乏因年长于我且有阅历有才干有诚信而产生的对他的尊敬。
初识徐景贤是在１９６４年春天，我从工作单位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被临时借调到市委宣传部文艺处，任务是编写一个剧目梗概类的资料，时间约两个月。与我具体联系的就是文艺处干事徐景贤，很年青，瘦瘦长长的，背有点点驼，挺和蔼可亲，周围的人都叫他小徐。我更年青，当然不会老三老四跟着叫小徐，叫老徐又觉有点突兀，于是就稳妥地尊称他一声徐景贤同志。任务完成回到所里已经入夏，为了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我和几位年青同事在副所长叶以群带领下，进驻丁香花园，“拿起笔做刀枪”，说是参加文艺领域的阶级斗争。没几天，徐景贤也带了电影局几位搞电影批判的同志来了。两支人马合并为上海市委写作班文艺组，叶、徐二位分任正副组长，徐稍后又任整个写作班的支部书记。由于他比这儿多数人稍长几岁，又是领导，所以宣传部的“小徐”升格为“老徐”，而且此后，不管其地位怎么变，作为朋友的我们，一直仍以“老徐”相称。以群是老一辈理论家，平时不苟言笑，我们对他更多的是敬畏。老徐与我们可说是同辈，相处无拘无束，穿着也与我们一样，十分简朴随便。有一次他要去接待外宾，没有像样的衣服，见我前几天曾穿过一件浅灰色“的卡”（“的确凉”卡其）中山装，身材又与他相当，便借了去。那个年月，年青人穿毛料衣服，不仅奢侈，而且不合身份，“的卡”便宜又挺括，所以我也买了一件，没想到这时倒解了老徐燃眉之急。
写作班年青人，基本“全天候”在岗。以群多半上午来，老徐除了晚上回家或部里有其它事，大多时间都与我们在一起。叶、徐来了后，主要工作就是传达精神，讨论选题，明确分工，审阅文稿，提出修改意见。老徐既是领导，又是写手，具体修改，动笔撰稿，样样拿得起，勤奋又快捷。在一年多点时间里，我和他合作撰写过好多篇。那时写作班以二三人甚至更多人集体写作为主，发表时也大多署“丁”字当头的笔名，而我和老徐合作用真名发表的倒有两篇。当年刊登二文的报纸他早就没了，后来我将复印件送去，他便惊喜地当作史料保存起来。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正当人们沉痛纪念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牺牲的革命烈士殉难１５周年时，空政文工团来沪演出歌剧《江姐》。我们看完演出，《解放日报》便火急约稿，老徐就叫我和他合写。随着小说《红岩》深入人心，江姐的形象也为万民所景仰。记得小说刚出版，洛阳纸贵一书难求。我那时正处大学毕业前夕，为了让大家都能很快读到，班里便将弄到的两本书拆散，一页页粘贴在宿舍走廊的墙壁上，几十个同学就是这样凑着昏黄灯光读完了全书。老徐写过同类题材的报告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对《红岩》的理解自然更胜一筹。正基于此，当我们从舞台上观赏到江姐形象后，对英雄发自肺腑的热爱和崇敬，促使我们加班加点一口气写了六七千字赞《江姐》的评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解放日报》为了加大对歌剧的宣传力度，还将其刊于“学术阵地”专栏。走笔至此，忽然想起日前见到《扬子晚报》一篇文章，题为《江姐儿子成美国终身教授》。历史真是有趣，但也令人生畏。
第二篇写于１９６５年年初。１９６２年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邵荃麟提出要重视中间状态的人物，后来被江青概括为“写中间人物”论。１９６４年下半年，在毛泽东第二个文艺批示强大压力下，文化部及其所属各协会不得不再次整风，邵荃麟的主张自然是批判靶子之一。写作班闻风而上，决定由老徐和我以及从南京大学借调到华东局“内刊”（《未定文稿》）写反修文章的青年教师叶子铭三人合作。我记得讨论提纲是在老徐家里，那是常熟路延庆路拐角处的瑞华公寓楼上，房间挺大，西北朝向有点冷，屋内陈设同主人衣着一样，简朴而随便。讨论了一上午也未结束，老徐留我们便饭，还拿出一个扁平的小小沙丁鱼罐头以示款待。讨论了大半天，然后分工，各自回去写一段，再由老徐统稿，题为《“中间人物”是一个反对兴无灭资的概念》，署三人名字发表于《文汇报》，洋洋洒洒几乎占了整个一版。究竟写了点啥，今天看来实在荒唐。然而，当年我们确实很认真严肃。在讨论和写作过程中，也碰到一些困惑，但还是信多疑少，甚至不敢有疑，因为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分派的政治任务，焉能有“自己”容身之地。其实，对批判对象的结论早就有了，我们做的就是怎么通过断章取义、以偏概全、无限上纲等手法，使那“结论”能够自圆其说罢了。对于这样一个批判套路，老徐能躲得过吗？凡奉命批判的每一个人能躲得过吗？
１９６５年冬，文艺组分两批下乡搞四清，我参加的是由叶以群带领的第一批，老徐负责第二批。不过等我们半年后回来时，“文革”锣鼓已经敲响，第二批轮换也就作罢。这段日子各个单位都忙着搞运动，最令人震惊的是叶以群被批斗得含冤离世，老徐和我们一样，心里非常难受，且无法理解。不像“全天候”的我们，他要常回原单位。有时也和我们聚在一起，互通情况，交流感受。此时写作任务相对减少，我们留守在武康路２号（写作班已从丁香花园迁于此），白天有时上街看大字报，晚上则去延安西路３３号市委门口值班，应付北京红卫兵的冲击。大家一起议论时，皆对大字报揭发的内容半信半疑，对红卫兵的行动觉得幼稚可笑又可恶。老徐性格较为平和，虽与我们有同感，但言词并不像我们那么偏激。这年冬天，大约已是写作班造反以后，有个姓李的北京红卫兵打人致死，有关方面要老徐去处理。讯问肇事者时我也在场，那是嘉定一个公社礼堂的后台，气温很低，北风乱窜。讯问时，老徐始终态度冷静，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尽量想把事件来龙去脉弄清楚。只是听到肇事者竟然在将人打伤后还要用开水浇时，才被激怒，说了一句“真是惨无人道！”
造反后，老徐先是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负责人，接着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稍后又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他便成了高层领导，而我只是在其所属某部门整天忙些杂事，同他接触越来越少。往后写作班几经变动，我仍只是一具体“写手”，而且是党外的，同他更隔了好几层，除了在台下听他做报告，连面也见不着。虽然我更赞赏他的才干，但私心觉得还是以前的老徐，并没有将他看得如同过去老市委书记那样神圣。１９６８年秋，妻子去外地工作，我便准备调离上海，所以回到编制所在的原单位作协。二三年后对方城市总算发来了调令，行前我给老徐写了一封告别信，不料他竟找我去话别，还问我，“你真的要离开上海吗？”又表示，如能找到合适的对调对象，他可助我一臂之力。随后分居问题得以顺利解决，我又被调至市委写作组下属的《鲁迅传》写作组。老徐遗体告别仪式上，有挽联称他“用权不为私”，沙叶新回忆说，文革十年身居要职，“但他一人得道，家人并未就此升天”。详情不知，可我信。当初我一没求他，二非他家人，他却帮我解决困难，算不算为私？或上纲曰：这是为了多留一支“黑笔杆”。某虽不才，他惜才之意也许有之，窃以为这扯不上“为私”。请问：与眼下那些“一人得道”之后还要包庇纵容配偶子女、至爱亲朋疯狂弄权敛财的大小贪官相比，究竟谁能律己，谁有品格，谁更像“人”？！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是得胜的政治家眼里的历史。“不以成败论英雄”，这是局外人或是老百姓的价值观，他们更看重“王”“寇”作为人的品质，尤其是在一个人说了算的“口含天宪”年代。那时候，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老二开始，谁说了也不算，到头来都得听老大使唤，做他的“工具”。当然，位高权重者被上面当“工具”使唤的同时又能使唤其下面的众多“工具”。我曾在一篇杂感中说过：“‘一言堂’之所以形成，发言的固然难辞其咎，但是同时还有许多各个层次、直接间接聆听发言的‘听众’在，他们革命经验丰富，马列主义水平按理说应该很高，为什么也辨不明真假马列，分不清路线正误？为什么只知举手拥护、甚至明知有错也不敢表示任何异议？‘堂’内发言者的想法和意志不正是通过他们层层传达下去，并由他们带领‘堂’外的包括拿笔杆的文人在内的芸芸众生去付诸实践的吗？”当年老徐就是“一言堂”内的重要角色，一件大规格大尺寸的“工具”。这是卷入高层政治斗争漩涡的每个人必不可免的结果。根子在制度，邓小平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毋庸置疑，老徐属于后一种情况，而那些贪官才是利用当下制度之缺陷“任意横行”的坏人。
再次见到老徐已是二十余年后的１９９０年代中了，他饱尝铁窗风味十五年，保外就医三年，终于刑满，虽说政治权利还要被剥夺四年，但毕竟可与家人一起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他先是住在内环线西侧一处公房内，我曾和二三友人去看过他。当时说了些什么已记不清，但看得出他的心情是高兴的，只是说话还较拘谨。不久，老徐搬到天平路和女儿同住，与我家相距只有一站路。一天，我邀请他和早期写作班一些同事来我家聚会。除了老徐简单介绍了他在狱中和释放后的情况，严肃话题不多，多的是对当年趣事的回忆。老徐发觉我们没有将沉沦人生谷底近二十年的老朋友忘记，那爽朗的谈笑声便显示出他内心的欣慰。此后我和他隔三差五总有着联系，有时去他家拜访，有时参与朋友聚会。
老徐在狱中写了无数检查和交代，同时也在对他所经历的十年不断进行反思，再加他的记忆力本来就强，这就使他的回忆录不仅写得顺利，而且可信。我清楚稿子写好托人携带出境时，还碰到不少麻烦。正在为他担心时，想不到《十年一梦》于２００３年末在香港出版了，而且很快售罄，２００４年２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一出，他就送我一本。“敝帚自珍”是谦词，亦人情之常。我就不止一次听他讲起：又是第几次印刷了；求书者众，书价又贵，有点不堪重负；书流入境内，倒未引起多少麻烦，某书店还置一内部书架供应，等等。在分享他喜悦的同时，我发觉他更在意读者尤其是一些代表性人士的具体评价。他说有关方面对该书总体印象是比较客观，公正，还有一些上面没有掌握的材料。不少退下来的、现职的高干甚至企业界老总都在找这本书看，因为他们想从中了解上海的“文革”史。说到这儿时，老徐高兴之余，又有一种因预期之写作目标实现而舒一口气的神态。他的写作原则是只写事实，不谈观点。回顾历史时免不了的为尊者讳、避重就轻、自我辩解甚至文过饰非一类通病，《十年一梦》里确实不易寻觅。看得出来，作者是在努力将他参与的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一一厘清，有时虽坦陈当时自己的一些想法，但又力避用今天的眼光进行批判，做“事后诸葛亮”。其实与尊重历史同步，观点亦在其中；上海“文革”十年期间，包括作者自己，什么人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读者也就了然于心。在一次交谈时，老徐也曾为他披露的一件从无人道及的史料忧虑过：１９７５年，除毛远新，国务院某高层领导也向毛泽东汇报过“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从而促使毛下决心“批邓”。书出来后，他听说该领导在部队工作的儿子要找他。他说他有材料在，倒不怕当面对质，怕的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这事后来他再没提起，想已不了了之。
近几年老徐用了电脑后，我们多了个“伊妹儿”通道，交流文稿，共享资讯，联系更为频繁。他在境内以笔名发表的文章常常转发给我看，如记叙他的入党介绍人丁景唐晚年文化生活的《老丁半日谈》、指出王蒙自传史实错讹的《王蒙的“硬伤”》等。当后者被多家媒体转载以及王蒙为此检讨的情况，他便及时转告。一篇短文能产生如此效果，真为他高兴。在境外发表的他也不忘发来让我阅读，如张春桥病故后写的《张春桥片断》，就弥补了《十年一梦》未曾涉及的张氏另一侧面。又如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情况，颇受社会关注，而他在书中仅作为“文革”序曲写了一小节。他告诉我，为此他曾于２００５年年末写了《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来龙去脉》一篇长文，用笔名给了北京某刊，其中最后一段“解剖我到写作班时的心态”，有两千多字，但发表时删去。此文随后又被上海某报转载，后来他干脆将全文投给香港《明报月刊》用真名发表（２００６年２月号）。他及时转给我后，我以为他对自己的极左世界观剖析得很真实，很到位，但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显然触犯时忌，难怪要遭“斩尾”之厄运。
老徐思想的与时俱进，使我们之间的共识和交流也增多。从他转发给我的材料，如《顾准临终情况》、《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访谈》以及网上热传的小说《如焉》等，即可看出一个大概。我也不时发给他一些东西，一次给他我写的两篇杂感，他回信颇有感概：“文章两篇拜读，联系现实，文风犀利，但触及时弊，特别提到‘一把手’等，当然是敏感问题，编辑部是害怕的，但作者只管写，因为不痛不痒的东西，于我辈实在是没有多大意思的”。去年春天《炎黄春秋》发表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反响巨大，有对它的“革命大批判”，更有热烈的共鸣。网上连续刊登一次支持并进一步阐术谢韬观点的研讨会记录，由于我的疏忽，我先给老徐发去记录“之二”，他次日回信：“昨天认真看了您发来的谢文专题研讨会发言，觉得是充分说理的。但您发来的是‘之二’，不知有没有‘之一’。如有，请一并发来一读。”迫切心态可掬。我马上将“之一”补上，后来又陆续发去“之三”至“之五”。
经历大浮大沉之后，徐景贤解剖自己时，“开始觉得原本不是长在自己脖子上的脑袋，终于逐步复位到自己的颈项上来了”；他说，“我们自称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却容不得言论自由，更容不得出版自由，而马克思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过：‘没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我们真是愧对‘老祖宗’了！”于是他醒悟了：“我期待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黎明，早日降临！”作为一位曾经的政治家，这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作为交往四十多年的朋友，我更觉得他是一个好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的真诚反思，一定会赢得更多人的尊敬。
安息吧，老徐。我们也和你一样，“期待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黎明，早日降临！”
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６日初稿３月１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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