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４年２月２８日，蒋介石在台北举行的“国父纪念日”大会上就国际形势发表长篇讲话，强烈谴责在外岛“停火”和“###”的设想是“荒谬绝伦”，称“大陆台澎均我土地，中华民国领土不容任何人割裂”，斥责提出此主张的“民主国家”是“不守正义”、“不讲公理”、“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自私自利者”。
现在看来，蒋介石还真是条汉子！因为反对###，蒋介石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凸显出来。这是一个各种政治利益交织的一仗。因此，金门必须留在蒋介石手里。金门在，蒋介石就不会和美国人穿一条裤子，台海国共两党之争就永远是中国的内政。
打，要打痛，打出自己的威风来；但不能打跑，不能把美蒋打到一块去，不能打出两个“中国”来。大陈岛作战方案恰好符合了后来国家大战略发展的要求，打中了美蒋分歧的死穴。
“目标，一江山！”这是军队行动时下达命令的术语。炮兵指挥员的口令是：“目标，一江山，??高地，两个齐射，放！”航空兵指挥员的口令是：“目标，一江山，分三个批次，起飞！”登陆兵指挥员的口令是：“目标，一江山，成展开队形，冲击！”……
一江山岛成了整个大陈战役的首要的突击目标。
但是，把攻打一江山岛作为整个战役的突破口，却费尽了周折。
从宁波驱车向南沿着去温州的高速公路跑上两个小时，就到了中国最发达的经济区长三角南翼的城市台州。在台州海面，星罗棋布地散布着１０６个大小岛礁，主岛大陈，成众星捧月之势。这里是浙江最大的渔场，在历史的鼎盛时期，它曾是个繁华的海上渔镇。战前，蒋介石偕宋美龄专程上岛，临海伫立，家乡奉化虽只一水相隔，但已成千山万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往日繁华，已是过眼烟云。他站立的这块石头，被当今有些商业头脑的人，包装炒做一番，成了大陈旅游一景。
１９５１年９月，胡宗南进驻大陈；１９５３年８月，刘濂一接替，增调了四个军官战斗团，守军总兵力达一个加强师１８０００余人，同时又整编了流窜的海匪武装共６个突击大队，并配有海军１０艘战舰。建立起以大陈为核心，包括鱼山、一江山、披山、南麂山等岛的大陈防卫区。美国也在岛上设立名为“西方企业公司”的情报机构。大陈成为了蒋介石在浙江当面反攻复国的指挥中心和海军进攻大陆沿海的前进锚地。
华东军区作战会议曾几次研究过这个问题。父亲在回顾这件往事时说：“当时争得比较凶的是首战放在哪里打。”
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当时的浙东前线总指挥部参谋长王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先攻上下大陈或先攻一江山岛或先攻披山三个方案中，开始主张先攻大陈的占多数，他们认为敌指挥中心在大陈，只要当胸一拳，毁其心脏，其余岛屿，自可不战而得；主张先攻披山的也不少，认为该岛守敌较弱，容易取得首战的胜利；根据敌情、地形和可能集中的船只等情况而选择一江山为进攻目标的，却不是很多……”（注：王德《华东战场参谋笔记》）
很明显，这次战役的基本形势对我军是有利的，优势在我一方。大陈守军不足２万人，且又分踞于６个岛屿，岛间首尾相距正面达２００公里，各岛无法在战术上取得配合和支援。同时，这个敌人远离台湾，按当年装备的性能，海上航行要１０～２０个小时，飞机支援的留空时间最多也就２０分钟。没有航母这个作战平台，支援大陈的远海作战是无法想像的。在大陈海域，我军完全可以取得制空、制海权。
敌方的强项是，经过多年设防，已构建形成了永久性的防御工事。地堡、堑壕、雷场、各种障碍物遍布整个岛屿和水际滩头。敌火力密集，且有坦克作为反突击的力量，敌舰驻防大陈海区，与陆上相互呼应。大陈各岛四周全系岩岸陡壁，纵深山地纵横，海面遍布暗礁，利防而不利攻。
我方的困难是，大陈主岛距离大陆５０公里以上，只能靠舰炮和航空火力支援，而用于火力支援的舰只和轰炸、强击航空兵又不足，难以形成对上陆部队有效的火力掩护。
基于对敌我双方基本情况的分析，作战会议形成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以突袭的方式，使用一部兵力攻击大陈外围的一江山岛，吸引敌注意，集中主力直取上、下大陈，在敌人没有做出反应前，一举攻占大陈。
另一种意见是，战役分３个阶段。首先以海、空军和岸炮部队实施预先打击，夺取战区制空、制海权；然后攻占外围屏障一江山岛，建立炮兵阵地，摧毁大陈防御体系；最后发起对大陈主岛的攻击。
会议上，争论是激烈的，气氛是紧张的。不难看出，争论双方潜在的立论基础是对使用兵力数量和可能的评估上。
按照我军解放战争和入朝作战的经验来看（那时我军还没有作战条令），予敌３到５倍的优势，这一仗就可以打了。持一举攻占意见的同志认为，现在无论在兵力还是在火力上都远远超出这个比例，应该是有胜利把握的。何况，直取大陈可以保证战役的突然性，而分阶段的行动，等于把意图告诉了对方。愚蠢！
反方当然也不示弱。华东军区的所在地南京，是何许地方？是当时军事思想最为活跃的地方。江南多才子，这且不说，重要的是，新中国的第一所高等军事学院建在这里，由我国著名的军事家刘伯承元帅执掌。华东和其他战区的大批的部队指挥员和高级参谋人员来到他的麾下，按现代战争的标准，回炉锻造。刘帅年轻时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这所学院的大门上写着这样一段赫赫有名的话：“一切战术要适合一定的历史时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现了，则军队的组织形式与指挥也要随之改变。”这大概就是刘帅办学的宗旨吧。虽然取得政权才短短的几年，但人民解放军中新的因子生长起来了。有这么一部分人，他们开始直面一场新的战争，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审视和挑战曾经有过赫赫战功的前辈们了。
他们首先对使用的兵力兵器做了详细的计算。海上的登陆作战和我们过去习惯的陆地攻防作战有着本质的不同。由于没有地形可以遮蔽和利用，部队的战场机动完全要靠火力来掩护，也就是说获取绝对的海、空优势，是登陆作战最基本的条件。他们是这样计算的：
从世界主要国家军队渡海登陆作战的原则看，登陆和抗登陆双方的兵力对比通常是３～５比１，也就是，防御方如果是一个师，进攻一方至少应该是３个师以上。同时，按美军在仁川登陆的情况看，一个登陆兵通常需要５～７个保障兵。摆在华东军区面前的问题是，打这样的一场仗究竟需要动用多少兵力呢？
据此，大陈守军一个加强师约２万人，我方登陆部队则应在６～１０万人，保障人员应不少于３０～７０万人。如果取其下线，按６万登陆兵计算，那么需要多少登陆舰艇呢？一艘登陆艇装载５０人，一艘登陆舰是５００人，再加上火炮、装备，这样算下来，仅装载登陆兵的登陆舰船就不下几百艘，这还不算其他战斗舰艇和辅助舰艇。
再者，大陈岛是个不足１２平方公里的小岛，敌人苦心经营多年，部署完善，工事坚固，火力密集，属于要塞式的防御。对这样的岛屿进攻，在作战样式上，华东军区当时给它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称之为“对中等筑城海岛的进攻作战”（注：华东军区《大陈战役总结》）。现在看来，这应该是个创举，它在登陆作战中引进了一个新的概念。这与美军的诺曼底登陆、仁川登陆，以及我军对海南岛的登陆在作战性质上都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属于在宽大正面的作战行动，突袭成功的可能性大，主要战斗发生在抢占滩头后抗击敌人的反突击阶段。而大陈和一江山作战，近似于美军硫磺岛、###作战，主要在于抢滩上陆，夺取滩头阵地。由于敌人部署密集，上陆地段狭小，突袭的可能性很小，只能强攻。再则，大陈与金门不同，它远离大陆５０多公里，我军炮火无法掩护，全靠海空军的火力，无形中增大了对装备兵器的要求等级。对这样一个小岛，兵力多了摆不开，少了突击力量不够，只能是在狭小正面上，多波梯次地投入，这就更加增大了在战役准备阶段隐蔽企图的困难和航渡中编队组织的难度。这样一分析，直接攻打大陈，显然是胃口太大。因此，战役的首次突击目标应该是大陈外围的一江山岛……
华东的作战参谋们对组织这场战役的分析，在当时应该是很了不起的。在短短几年内，就由指挥筹划单一陆军的运动战，发展到诸军兵种的合同作战。当然，现在下这个结论还太早，一切要看这一仗打得怎么样才好说。
但他们竟遭到了斥责：“你们吃了几碗干饭？给老子上课啊！”
是啊！这些分析，这些名词，听起来是那么的陌生，甚至都有危言耸听之嫌了，也不看看是在谁面前掰呼？
“首长啊！这可不是您当年啊……”参谋长王德这句多少带有打圆场的话还没讲完，“啪！”的一声，有位首长拍了桌子：“我他妈操你姥姥的！”
“不他妈就是两万吗，老子一仗就消灭了他十几万。不要在这里长别人的威风。我就不信，还有操不开的Ｘ！”首长真的动肝火了。
父亲在晚年回忆时是这样表述他当时的意见的：“直接打大陈本岛，我认为这样有危险，把握不大。守敌虽不足２万人，但在我陆海空三军协同登陆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一下子投入一个整师是很困难的；同时，登陆编队在航渡中要经过头门山和一江山，必定会受到敌人侧射火力的袭击。而首战选在一江山，这些就可以避免了。一江山守敌１０００余人，距大陆近，在我岸炮火力射程之内，可以弥补我舰炮火力和轰炸航空兵的不足。更重要的是有把握保证在美军没有做出反应前，短时间内一举突袭成功。一江山又是大陈的门户和前哨据点，俞大维（注：国民党国防部长）自己就说过，一江不保，大陈难守。从一江山打进去后，可俯瞰大陈，大陈就是瓮中之鳖，唾手可得了。我们计划打下一江山后，把炮兵送上去，三五天后，一举夺取大陈。一江山既是敌人外围的强点，又是它整个防御体系中的弱点；首先攻占它是必须的，也是有把握的。”
怎样考虑美国出兵的问题？他的看法是：“美国不应该会出兵，也不应该会引发中美之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取决于我军突然而迅速地行动。退一步说，如果美军干预，我已先期占领了一江山，站稳了脚。即使撤，我也撤得回来。”
他在这里用了“不应该”三个字，这只是个推理判断的结果，是个主观性的词汇。作为军事上的判断，恐怕只能是这样的，因为风险是无时不在的。所以，力争首战速战速决，抢在美军没有做出反应前，造成既成事实，使局面不可逆转，应该是这一战的目标，也是最高指挥员把握的关节。
“那种把大陈一口吃掉的办法，雄心可嘉，但力不从心。”
父亲统领的是一群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实战经验，又经过刘帅亲自教育的，具备了新型知识结构的参谋人员。
战争将检验他们。
父亲回忆说，“他们一定要坚持，只有拿到军委去了。他们的主意也不能说坏，但困难和风险太大了，特别是在当时。彭老总批准了我的方案。”
人是需要鼓励和安慰的。父亲说：“王德同志遭到训斥后很难受，我跟他讲，算了，不要在意这些，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吧。”他还说，刘帅当时也在南京，宽慰我，说上面还是有数的。我到北京汇报工作，去看望罗帅，他那时住在东交民巷，也和我打了招呼，闷头把工作做好，不要在意别人说些什么。
父亲曾对我说过：“调我任参谋长时，陈老总要我兼个副司令，我都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后来军委考虑到几个大战区的领导人都兼了地方工作，军事工作主要在参谋长这里，所以给参谋长都下了个副司令的命令。华北的杨成武、中南的黄永胜、东北的邓华、西北的彭绍辉、西南的李达、华东就是我了。我还是坚持自己不兼。我对陈老总说，我们华东不乏战将，我就不要兼了吧，这个位置留给其他同志会更有利于工作和团结，我会全力做好我的参谋工作的。陈说，那你一定要这样，就自己和彭老总去说吧……”
我的父亲真是天真得可爱，他怎么就不想想，华东是不乏战将，但华东也不乏骄兵悍将！他又一次因为推辞职务，而使自己居于人下，当意见相左时，他别无选择，不是放弃，就是得罪。这样的情况他以前经历过，后来又有过多次。
这种对待名誉地位的态度，在陈老总领导下，在领导层中形成了一种风气。父亲回忆：“当时要叶飞同志也兼个副司令，但叶飞也是这个态度，说我把福建的工作做好就行了。”早在这以前，陈毅就对曾在新四军工作过的同志说，三野部队是由新四军和山东八路军两部分组成的，在任职上，新四军的同志风格要高一些。在新四军长期工作的钟期光和来自山东兵团的唐亮资历、职务相当，但钟期光主动提出，政治部主任由唐亮担任，自己做副主任。在淮海战役中，三野和二野协同作战，二野堵截增援的黄维兵团，围上了，打不下来。三野上去，才把黄维吃掉，三野一些同志为此沾沾自喜。陈老总知道后大发脾气，召集三野的干部开会，他说，你们得意个屁！二野为了挺进大别山，把重火器都扔掉了，攻坚能力当然会受影响。如果没有二野牵制住敌人，我们能打得这么顺利？打了几个胜仗，穿上缴获来的呢子军装，拿了汤姆式（二战时期的美式冲锋枪）就以为了不起了，耀武扬威的。就你们，进了大上海，连个冲水马桶都不会用，土包子！
父亲在个人名利前的豁达态度，的确给他的工作带来许多人为的困难，但我认为，党是看到的。党内许多领导同志，特别是直接领导过他、接触过他的，周恩来、刘少奇、陈毅、彭德怀、粟裕、黄克诚、刘伯承、罗荣桓、叶剑英、邓小平、罗瑞卿等都了解他的人品。对这个主观意志很强，喜欢标新立异，且又浑身长刺的张爱萍，即使他顶撞过他们，或许与他们意见相左，但对他都是给予信任和宽容的。
许多分歧的背后往往是理念的差异。是的，隔海相望，区区两万之众，十来个孤岛，这对一支曾经有过２０年战争经验的军队来说，的确是个不起眼的小仗。数百万的敌军都在我们手中灰飞烟灭了，我军有的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这理应是我们的骄傲。但如果我们睁开眼睛，看看世界呢！就在我军通过运动战几十万几十万的歼灭敌人的时候，在苏德战场上、在北非战场上，上千辆坦克的会战层出不迭。轰炸伦敦、柏林，动辄就是上千架飞机。在太平洋战场上，双方上百艘战舰对峙，一战就是击沉三四艘航母，击落数百架战机。这种高度工业化社会的战争规律，将是今后我军面临的课题，值得我们去认识、去思考。在朝鲜，我们骄傲，因为我们和世界级拳王美国碰撞过，但那是山地作战。面对大海又会怎样呢？
一条海峡，真就这么难吗？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４日至２８日，我１０兵团２８军攻打金门，登陆部队３个多团９０８６人全军覆没。
时任１０兵团司令的叶飞在谈到金门失利时说：
“最重要最主要的教训就是，当时蒋军有海军，有空军，在解放战争中基本没有被消灭，而我军空中没有掩护，海上也没有海军支援。渡海攻取厦门之战，第一批登陆部队使用足够装载８个团兵力的船只，在敌空军轰炸下，已经非常危险，幸而克服了这个危险，顺利攻克厦门。好事往往会变成坏事，我们因攻取厦门的胜利，而没有重视渡海作战中的困难，没有接受这个教训，结果在攻金门时碰了这个钉子。”
叶飞，是我军战功赫赫的将军。正因为如此，他的话，字字是血，是１０兵团９０００多官兵用生命换取的教训。
面对汪洋一片的茫茫大海，没有绝对优势的海军和空军，武力攻台就是一句口号。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我们过去的运动战、歼灭战是农业社会的产物的话，那么渡海登陆作战，就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台湾海峡之战，是一场实力的较量之战。解放台湾将是一场检验国家综合实力的战争，是一场比拼现代化程度的战争，是一场打钢铁、打高技术的战争。为什么台湾问题久拖不决？关键在于国家的实力和军队的现代化程度。一切历史的光荣，都要在这条海峡面前重新检验。
我的这些话，即使放在改革开放了２０多年后的今天，也未必能得到主流意识的赞同，何况半个世纪前呢？这是两个不同观念的较量。看看我军多年来的教材吧，四渡赤水、陕北三战三捷、三大战役……这些贯穿着战场机动特色的战例，我不否认它的辉煌，但在掌握了制空权、制天权的天基平台的对手面前如何保障军队的机动和生存呢？
现在还可以找到父亲当年发表在《人民前线》上的文章：“目前我军正在进行着的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建设，就是一个伟大而艰巨的学习运动。”（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２５日《人民前线》杂志１５１期）。他对所属部队的干部说：不要总以为自己的部队过去如何能打仗，有战功，看不到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变化。不要总是老子、老子的称呼自己，什么“老子的部队如何如何；老子革命多年；老子什么时候就当了什么干部……”（〈张爱萍军事文选〉１３３页摘要）。
“老子当年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这是很多将领挂在嘴边的常话。他们大多来自赤贫的农民，揭竿而起，一把菜刀杀出来，一身血污，坐了天下，今天他们眼里还有谁呢？无怪毛泽东说：游击队不可冒“油”，野战军不可撒“野”。
现在看来，蒋介石还真是条汉子！因为反对###，蒋介石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凸显出来。这是一个各种政治利益交织的一仗。因此，金门必须留在蒋介石手里。金门在，蒋介石就不会和美国人穿一条裤子，台海国共两党之争就永远是中国的内政。
打，要打痛，打出自己的威风来；但不能打跑，不能把美蒋打到一块去，不能打出两个“中国”来。大陈岛作战方案恰好符合了后来国家大战略发展的要求，打中了美蒋分歧的死穴。
“目标，一江山！”这是军队行动时下达命令的术语。炮兵指挥员的口令是：“目标，一江山，??高地，两个齐射，放！”航空兵指挥员的口令是：“目标，一江山，分三个批次，起飞！”登陆兵指挥员的口令是：“目标，一江山，成展开队形，冲击！”……
一江山岛成了整个大陈战役的首要的突击目标。
但是，把攻打一江山岛作为整个战役的突破口，却费尽了周折。
从宁波驱车向南沿着去温州的高速公路跑上两个小时，就到了中国最发达的经济区长三角南翼的城市台州。在台州海面，星罗棋布地散布着１０６个大小岛礁，主岛大陈，成众星捧月之势。这里是浙江最大的渔场，在历史的鼎盛时期，它曾是个繁华的海上渔镇。战前，蒋介石偕宋美龄专程上岛，临海伫立，家乡奉化虽只一水相隔，但已成千山万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往日繁华，已是过眼烟云。他站立的这块石头，被当今有些商业头脑的人，包装炒做一番，成了大陈旅游一景。
１９５１年９月，胡宗南进驻大陈；１９５３年８月，刘濂一接替，增调了四个军官战斗团，守军总兵力达一个加强师１８０００余人，同时又整编了流窜的海匪武装共６个突击大队，并配有海军１０艘战舰。建立起以大陈为核心，包括鱼山、一江山、披山、南麂山等岛的大陈防卫区。美国也在岛上设立名为“西方企业公司”的情报机构。大陈成为了蒋介石在浙江当面反攻复国的指挥中心和海军进攻大陆沿海的前进锚地。
华东军区作战会议曾几次研究过这个问题。父亲在回顾这件往事时说：“当时争得比较凶的是首战放在哪里打。”
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当时的浙东前线总指挥部参谋长王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先攻上下大陈或先攻一江山岛或先攻披山三个方案中，开始主张先攻大陈的占多数，他们认为敌指挥中心在大陈，只要当胸一拳，毁其心脏，其余岛屿，自可不战而得；主张先攻披山的也不少，认为该岛守敌较弱，容易取得首战的胜利；根据敌情、地形和可能集中的船只等情况而选择一江山为进攻目标的，却不是很多……”（注：王德《华东战场参谋笔记》）
很明显，这次战役的基本形势对我军是有利的，优势在我一方。大陈守军不足２万人，且又分踞于６个岛屿，岛间首尾相距正面达２００公里，各岛无法在战术上取得配合和支援。同时，这个敌人远离台湾，按当年装备的性能，海上航行要１０～２０个小时，飞机支援的留空时间最多也就２０分钟。没有航母这个作战平台，支援大陈的远海作战是无法想像的。在大陈海域，我军完全可以取得制空、制海权。
敌方的强项是，经过多年设防，已构建形成了永久性的防御工事。地堡、堑壕、雷场、各种障碍物遍布整个岛屿和水际滩头。敌火力密集，且有坦克作为反突击的力量，敌舰驻防大陈海区，与陆上相互呼应。大陈各岛四周全系岩岸陡壁，纵深山地纵横，海面遍布暗礁，利防而不利攻。
我方的困难是，大陈主岛距离大陆５０公里以上，只能靠舰炮和航空火力支援，而用于火力支援的舰只和轰炸、强击航空兵又不足，难以形成对上陆部队有效的火力掩护。
基于对敌我双方基本情况的分析，作战会议形成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以突袭的方式，使用一部兵力攻击大陈外围的一江山岛，吸引敌注意，集中主力直取上、下大陈，在敌人没有做出反应前，一举攻占大陈。
另一种意见是，战役分３个阶段。首先以海、空军和岸炮部队实施预先打击，夺取战区制空、制海权；然后攻占外围屏障一江山岛，建立炮兵阵地，摧毁大陈防御体系；最后发起对大陈主岛的攻击。
会议上，争论是激烈的，气氛是紧张的。不难看出，争论双方潜在的立论基础是对使用兵力数量和可能的评估上。
按照我军解放战争和入朝作战的经验来看（那时我军还没有作战条令），予敌３到５倍的优势，这一仗就可以打了。持一举攻占意见的同志认为，现在无论在兵力还是在火力上都远远超出这个比例，应该是有胜利把握的。何况，直取大陈可以保证战役的突然性，而分阶段的行动，等于把意图告诉了对方。愚蠢！
反方当然也不示弱。华东军区的所在地南京，是何许地方？是当时军事思想最为活跃的地方。江南多才子，这且不说，重要的是，新中国的第一所高等军事学院建在这里，由我国著名的军事家刘伯承元帅执掌。华东和其他战区的大批的部队指挥员和高级参谋人员来到他的麾下，按现代战争的标准，回炉锻造。刘帅年轻时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这所学院的大门上写着这样一段赫赫有名的话：“一切战术要适合一定的历史时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现了，则军队的组织形式与指挥也要随之改变。”这大概就是刘帅办学的宗旨吧。虽然取得政权才短短的几年，但人民解放军中新的因子生长起来了。有这么一部分人，他们开始直面一场新的战争，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审视和挑战曾经有过赫赫战功的前辈们了。
他们首先对使用的兵力兵器做了详细的计算。海上的登陆作战和我们过去习惯的陆地攻防作战有着本质的不同。由于没有地形可以遮蔽和利用，部队的战场机动完全要靠火力来掩护，也就是说获取绝对的海、空优势，是登陆作战最基本的条件。他们是这样计算的：
从世界主要国家军队渡海登陆作战的原则看，登陆和抗登陆双方的兵力对比通常是３～５比１，也就是，防御方如果是一个师，进攻一方至少应该是３个师以上。同时，按美军在仁川登陆的情况看，一个登陆兵通常需要５～７个保障兵。摆在华东军区面前的问题是，打这样的一场仗究竟需要动用多少兵力呢？
据此，大陈守军一个加强师约２万人，我方登陆部队则应在６～１０万人，保障人员应不少于３０～７０万人。如果取其下线，按６万登陆兵计算，那么需要多少登陆舰艇呢？一艘登陆艇装载５０人，一艘登陆舰是５００人，再加上火炮、装备，这样算下来，仅装载登陆兵的登陆舰船就不下几百艘，这还不算其他战斗舰艇和辅助舰艇。
再者，大陈岛是个不足１２平方公里的小岛，敌人苦心经营多年，部署完善，工事坚固，火力密集，属于要塞式的防御。对这样的岛屿进攻，在作战样式上，华东军区当时给它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称之为“对中等筑城海岛的进攻作战”（注：华东军区《大陈战役总结》）。现在看来，这应该是个创举，它在登陆作战中引进了一个新的概念。这与美军的诺曼底登陆、仁川登陆，以及我军对海南岛的登陆在作战性质上都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属于在宽大正面的作战行动，突袭成功的可能性大，主要战斗发生在抢占滩头后抗击敌人的反突击阶段。而大陈和一江山作战，近似于美军硫磺岛、###作战，主要在于抢滩上陆，夺取滩头阵地。由于敌人部署密集，上陆地段狭小，突袭的可能性很小，只能强攻。再则，大陈与金门不同，它远离大陆５０多公里，我军炮火无法掩护，全靠海空军的火力，无形中增大了对装备兵器的要求等级。对这样一个小岛，兵力多了摆不开，少了突击力量不够，只能是在狭小正面上，多波梯次地投入，这就更加增大了在战役准备阶段隐蔽企图的困难和航渡中编队组织的难度。这样一分析，直接攻打大陈，显然是胃口太大。因此，战役的首次突击目标应该是大陈外围的一江山岛……
华东的作战参谋们对组织这场战役的分析，在当时应该是很了不起的。在短短几年内，就由指挥筹划单一陆军的运动战，发展到诸军兵种的合同作战。当然，现在下这个结论还太早，一切要看这一仗打得怎么样才好说。
但他们竟遭到了斥责：“你们吃了几碗干饭？给老子上课啊！”
是啊！这些分析，这些名词，听起来是那么的陌生，甚至都有危言耸听之嫌了，也不看看是在谁面前掰呼？
“首长啊！这可不是您当年啊……”参谋长王德这句多少带有打圆场的话还没讲完，“啪！”的一声，有位首长拍了桌子：“我他妈操你姥姥的！”
“不他妈就是两万吗，老子一仗就消灭了他十几万。不要在这里长别人的威风。我就不信，还有操不开的Ｘ！”首长真的动肝火了。
父亲在晚年回忆时是这样表述他当时的意见的：“直接打大陈本岛，我认为这样有危险，把握不大。守敌虽不足２万人，但在我陆海空三军协同登陆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一下子投入一个整师是很困难的；同时，登陆编队在航渡中要经过头门山和一江山，必定会受到敌人侧射火力的袭击。而首战选在一江山，这些就可以避免了。一江山守敌１０００余人，距大陆近，在我岸炮火力射程之内，可以弥补我舰炮火力和轰炸航空兵的不足。更重要的是有把握保证在美军没有做出反应前，短时间内一举突袭成功。一江山又是大陈的门户和前哨据点，俞大维（注：国民党国防部长）自己就说过，一江不保，大陈难守。从一江山打进去后，可俯瞰大陈，大陈就是瓮中之鳖，唾手可得了。我们计划打下一江山后，把炮兵送上去，三五天后，一举夺取大陈。一江山既是敌人外围的强点，又是它整个防御体系中的弱点；首先攻占它是必须的，也是有把握的。”
怎样考虑美国出兵的问题？他的看法是：“美国不应该会出兵，也不应该会引发中美之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取决于我军突然而迅速地行动。退一步说，如果美军干预，我已先期占领了一江山，站稳了脚。即使撤，我也撤得回来。”
他在这里用了“不应该”三个字，这只是个推理判断的结果，是个主观性的词汇。作为军事上的判断，恐怕只能是这样的，因为风险是无时不在的。所以，力争首战速战速决，抢在美军没有做出反应前，造成既成事实，使局面不可逆转，应该是这一战的目标，也是最高指挥员把握的关节。
“那种把大陈一口吃掉的办法，雄心可嘉，但力不从心。”
父亲统领的是一群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实战经验，又经过刘帅亲自教育的，具备了新型知识结构的参谋人员。
战争将检验他们。
父亲回忆说，“他们一定要坚持，只有拿到军委去了。他们的主意也不能说坏，但困难和风险太大了，特别是在当时。彭老总批准了我的方案。”
人是需要鼓励和安慰的。父亲说：“王德同志遭到训斥后很难受，我跟他讲，算了，不要在意这些，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吧。”他还说，刘帅当时也在南京，宽慰我，说上面还是有数的。我到北京汇报工作，去看望罗帅，他那时住在东交民巷，也和我打了招呼，闷头把工作做好，不要在意别人说些什么。
父亲曾对我说过：“调我任参谋长时，陈老总要我兼个副司令，我都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后来军委考虑到几个大战区的领导人都兼了地方工作，军事工作主要在参谋长这里，所以给参谋长都下了个副司令的命令。华北的杨成武、中南的黄永胜、东北的邓华、西北的彭绍辉、西南的李达、华东就是我了。我还是坚持自己不兼。我对陈老总说，我们华东不乏战将，我就不要兼了吧，这个位置留给其他同志会更有利于工作和团结，我会全力做好我的参谋工作的。陈说，那你一定要这样，就自己和彭老总去说吧……”
我的父亲真是天真得可爱，他怎么就不想想，华东是不乏战将，但华东也不乏骄兵悍将！他又一次因为推辞职务，而使自己居于人下，当意见相左时，他别无选择，不是放弃，就是得罪。这样的情况他以前经历过，后来又有过多次。
这种对待名誉地位的态度，在陈老总领导下，在领导层中形成了一种风气。父亲回忆：“当时要叶飞同志也兼个副司令，但叶飞也是这个态度，说我把福建的工作做好就行了。”早在这以前，陈毅就对曾在新四军工作过的同志说，三野部队是由新四军和山东八路军两部分组成的，在任职上，新四军的同志风格要高一些。在新四军长期工作的钟期光和来自山东兵团的唐亮资历、职务相当，但钟期光主动提出，政治部主任由唐亮担任，自己做副主任。在淮海战役中，三野和二野协同作战，二野堵截增援的黄维兵团，围上了，打不下来。三野上去，才把黄维吃掉，三野一些同志为此沾沾自喜。陈老总知道后大发脾气，召集三野的干部开会，他说，你们得意个屁！二野为了挺进大别山，把重火器都扔掉了，攻坚能力当然会受影响。如果没有二野牵制住敌人，我们能打得这么顺利？打了几个胜仗，穿上缴获来的呢子军装，拿了汤姆式（二战时期的美式冲锋枪）就以为了不起了，耀武扬威的。就你们，进了大上海，连个冲水马桶都不会用，土包子！
父亲在个人名利前的豁达态度，的确给他的工作带来许多人为的困难，但我认为，党是看到的。党内许多领导同志，特别是直接领导过他、接触过他的，周恩来、刘少奇、陈毅、彭德怀、粟裕、黄克诚、刘伯承、罗荣桓、叶剑英、邓小平、罗瑞卿等都了解他的人品。对这个主观意志很强，喜欢标新立异，且又浑身长刺的张爱萍，即使他顶撞过他们，或许与他们意见相左，但对他都是给予信任和宽容的。
许多分歧的背后往往是理念的差异。是的，隔海相望，区区两万之众，十来个孤岛，这对一支曾经有过２０年战争经验的军队来说，的确是个不起眼的小仗。数百万的敌军都在我们手中灰飞烟灭了，我军有的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这理应是我们的骄傲。但如果我们睁开眼睛，看看世界呢！就在我军通过运动战几十万几十万的歼灭敌人的时候，在苏德战场上、在北非战场上，上千辆坦克的会战层出不迭。轰炸伦敦、柏林，动辄就是上千架飞机。在太平洋战场上，双方上百艘战舰对峙，一战就是击沉三四艘航母，击落数百架战机。这种高度工业化社会的战争规律，将是今后我军面临的课题，值得我们去认识、去思考。在朝鲜，我们骄傲，因为我们和世界级拳王美国碰撞过，但那是山地作战。面对大海又会怎样呢？
一条海峡，真就这么难吗？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４日至２８日，我１０兵团２８军攻打金门，登陆部队３个多团９０８６人全军覆没。
时任１０兵团司令的叶飞在谈到金门失利时说：
“最重要最主要的教训就是，当时蒋军有海军，有空军，在解放战争中基本没有被消灭，而我军空中没有掩护，海上也没有海军支援。渡海攻取厦门之战，第一批登陆部队使用足够装载８个团兵力的船只，在敌空军轰炸下，已经非常危险，幸而克服了这个危险，顺利攻克厦门。好事往往会变成坏事，我们因攻取厦门的胜利，而没有重视渡海作战中的困难，没有接受这个教训，结果在攻金门时碰了这个钉子。”
叶飞，是我军战功赫赫的将军。正因为如此，他的话，字字是血，是１０兵团９０００多官兵用生命换取的教训。
面对汪洋一片的茫茫大海，没有绝对优势的海军和空军，武力攻台就是一句口号。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我们过去的运动战、歼灭战是农业社会的产物的话，那么渡海登陆作战，就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台湾海峡之战，是一场实力的较量之战。解放台湾将是一场检验国家综合实力的战争，是一场比拼现代化程度的战争，是一场打钢铁、打高技术的战争。为什么台湾问题久拖不决？关键在于国家的实力和军队的现代化程度。一切历史的光荣，都要在这条海峡面前重新检验。
我的这些话，即使放在改革开放了２０多年后的今天，也未必能得到主流意识的赞同，何况半个世纪前呢？这是两个不同观念的较量。看看我军多年来的教材吧，四渡赤水、陕北三战三捷、三大战役……这些贯穿着战场机动特色的战例，我不否认它的辉煌，但在掌握了制空权、制天权的天基平台的对手面前如何保障军队的机动和生存呢？
现在还可以找到父亲当年发表在《人民前线》上的文章：“目前我军正在进行着的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建设，就是一个伟大而艰巨的学习运动。”（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２５日《人民前线》杂志１５１期）。他对所属部队的干部说：不要总以为自己的部队过去如何能打仗，有战功，看不到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变化。不要总是老子、老子的称呼自己，什么“老子的部队如何如何；老子革命多年；老子什么时候就当了什么干部……”（〈张爱萍军事文选〉１３３页摘要）。
“老子当年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这是很多将领挂在嘴边的常话。他们大多来自赤贫的农民，揭竿而起，一把菜刀杀出来，一身血污，坐了天下，今天他们眼里还有谁呢？无怪毛泽东说：游击队不可冒“油”，野战军不可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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