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罗瑞卿专案组的七个月 ·汪春耀·

我在罗瑞卿专案组的七个月

·汪春耀·

编者按：本文作者汪春耀，曾任公安部二局一处处长、副局级调研员等职；１９６
７年７月，曾参与罗瑞卿专案组，参加了对罗瑞卿“历史问题”的审查工作。

◇　经层层筛选被抽调去“罗案组”

１９６７年７月，我从公安部机关抽调去设在国防部大院内的罗瑞卿专案组（
以下简称“罗案组”，同年１０月移设在总参翠微路招待所内）１９６８年３月回
公安部学习班（当时机关绝大多数干部已进学习班）。在那里７个多月中，我被分
派参加罗瑞卿“历史问题”的审查事务，并随王亚志（当时是总参作战部副处长，
曾任彭德怀国防部长办公室秘书和周总理办公室军事秘书。现为总装备部离休干部
）、张英华（当时是总政保卫部副处长。现为国防大学离休干部）两位师级干部做
记录和参加外调工作。所谓“罗瑞卿问题”是１９６５年１２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扩大会议（简称“上海会议”）上，罗被林彪、叶群一伙指责为“反对突出政治
”、“反林彪”开始的；１９６６年３月军委扩大会议（简称“京西宾馆会议”）
上，罗又被诬陷为“篡军反党”、“反毛主席”；“文革”开始又被妄加“彭罗陆
杨反党集团”、“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等罪名。正当罗瑞卿在北京医院治疗
腿骨伤时，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１日被红卫兵劫出。后在周总理过问下，红卫兵才
将他送交北京卫戍区“监护”，直至１９７３年１１月解除“监护”，期间一直在
卫戍部队营房或３０１医院治疗。

１９６７年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设“罗案组”（起初称“５０７”组）。上面
领导人三易其主，头几个月是肖华；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军队系统审查对象归中央专
案审查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因肖华已被揪斗，改由杨成武领导；１９６
８年３月“杨余傅事件”后，由吴法宪领导，上面“二办”的领导是黄永胜。我到
“罗案组”时，连同师级干部总共１０多个人。起初去那里的人还有点荣誉感，因
凡是抽调去的，都是从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工作能力方面，经过层层筛选才去的
。我在那里虽然只有七个月，却是我四十年公安保卫工作生涯中难以忘却的日子。

◇　被“监护”初期罗瑞卿就发出了抗争之声

揭发所谓“罗瑞卿问题”是“文革”前就开始的，“文革”开始后又变本加厉
。１９６７年春夏间，林彪、江青、谢富治一伙，竟不顾罗瑞卿腿骨伤不能行动，
操纵军事机关、公安部和高等院校不断对罗进行大会批斗。其时“罗案组”除军队
总部和公安部外，其他批斗大会均不去参加。那几个月他遭受大会批斗至少二、三
十次。在多次批斗大会后，我多次听他坚定地说“我根本没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
思想的事”；对“反林彪”、“伸手”“要权”等等也说“根本没有的事”。只听
他说过“无非有的重要事情向林彪请示，林不表态，自己有些急躁情绪”这些话；
对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他认为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说“彭真是中央政法
小组组长，是公安部长的上级，是上下级关系”，“陆定一抗日战争期间任过八路
军‘前指’政治部副主任，我是主任，那时并不在一个战区，解放后从未有私人来
往”；还说“同杨尚昆仅仅都是四川人而已”。当时两位师级干部和我只管“历史
问题”，对这些抗争的话，既不表态，也不写什么简报向上反映。当时，我等小人
物不可能清楚上面的实情。但在向上送材料的事情上有过教训。１９６７年８月间
，负责“监护”的单位给“罗案组”送来一份材料，是清华大学批斗大会上，造反
派“勒令”罗交待“八路军政治工作手册”是如何出笼的？因为“手册”中有“拥
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的词句。罗阐明“手册”并非个人亲自撰写，而是先由延安
有文才的人起草的，其中提到有陈伯达参加。当材料转送上面的办公室（当时尚未
设“二办”）后，“罗案组”支部书记柴瑞林（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已故）被叫去
训斥一番，意思是涉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那还了得。柴回来传达时说“以
后往上送什么材料要多动动脑子，谨慎再谨慎”等等。所以，当时“罗案组”对揭
批的所谓“反林彪”、“反毛主席”等等大问题均缄默，互相也不议论。

◇　所谓“入党问题”和“假党员”之真相

在审查“历史问题”过程中，起初并无所谓“入党问题”。最初，我随王、张
两位处长访问陈伯钧上将（高等军事学院院长，与罗瑞卿在武汉军校同学），了解
武汉军校概况。当向陈提及罗瑞卿时，陈风趣地说“罗是大高个，我是小个子，一
到列队，他在队首，我在队尾”（罗本人也说过此事）。陈并提到“在军校与罗没
有在一起有过党组织生活活动”（陈１９２７年５月在武汉军校经熊修武介绍入党
。见《炎黄春秋》２００２年第１１期第１４页），也没有显出“入党问题”。只
是“罗案组”从中央组织部借来罗瑞卿档案后，发现他写的简历和干部登记表中，
前后写过三个入党介绍人，这不符合党章。而且延安整风时和全国解放后写的入党
介绍人，前后有一个人不同。何以如此，需要弄清原因。在我随王亚志两次去四川
寻根溯源地调查后，得知三个入党介绍人，只有一人仍在世。但翻遍此人几厚本档
案，却找不出此人加入过共产党的片纸只语，只有社会关系中多处写有与罗瑞卿是
军校同学，关系甚好的内容。自此，“罗瑞卿问题”就派生出一个“入党问题”。
当时，肖华也不来过问具体事。而“罗案组”对所谓的“大问题”，既无权也无法
做什么查证工作。只好用上海话讲“炒冷饭”式的，将“入党问题”的前次情况反
复外调，外调回来再同本人面对面磨合这段历史情节。直至１９６７年１１月，双
方都心照不宣，就像窗户纸一捅就破的时候，是罗自己主动讲了这件事。时间是１
１月中旬一个上午，地点在卫戍区罗道庄营房。那天９时许，当王、张两位处长和
我刚坐下，罗就抢先说：“诸位（这是他对讯问、记录人的称呼）今天别先问什么
，我先讲吧！”紧接着说：“以前写的简历中入党地点和时间不是事实……”几句
话后，王、张处长立即说：“这很好，那你就写个简要材料吧！”我即把笔和纸递
给他。他稍加思索，写了近三百字的材料，写的时候手略有颤抖。上款抬头写“伟
大领袖毛主席”，下面写的大意是以前写的入党时间、地点等不是事实，这件事对
党中央、毛主席隐瞒了三十九年等等。还写“我如果当时找不到党的依靠，不仅无
法革命，连生存都成问题”等（引号内的话，见他女儿罗峪平著《非凡的年代》一
书第３９页。该书１９８７年７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结尾写了“认罪”词句
。他签了名，署明年月日，将材料交给我们。接着王亚志对他说了几句安慰性的话
，并说：“现在×××仍在世，你大概解放后接到他的来信（×××在１９４９年
建国后见报载罗任公安部长曾给罗写过信），以后就不写　×××是入党介绍人了
吧！不过自己主动讲清总是好的。”前面半个多小时这一幕就结束了。当天下午“
罗案组”就把罗写的材料上报。王、张处长和我等人意料不到这一“入党问题”很
快就被林彪、江青一伙演变成刮揪“假党员”妖风的源头。过了几天，１１月下旬
一个星期日，当时“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召集军队系统高级干部开会（“罗案
组”的人列席了此会）。主持人吴法宪（是我唯一一次见到这个矮矮胖胖的人物）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吴法宪开头讲的话，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篇‘大树
特树’文章发表后，像大炮一样把罗瑞卿轰出缺口了……”不久，江青就所谓“假
党员”问题写下了“懿旨”，指令其他专案组对所有审查对象都要查“入党问题”
；还要造反派对单位领导人的入党也要审查。造反派再层层加码。１９６８年揪“
假党员”妖风就弥漫各地，使在战争年代和地下入党的老党员深受其害。对所谓“
假党员”一说，当时王亚志就向我说：“这并非是个什么大问题。”因为张英华在
调查中，经欧阳钦（‘文革’前任黑龙江省委书记）证实：罗瑞卿在１９２８年１
０月由原武汉军校的一位同学，在上海与中央军委欧阳钦（当时负责联络工作）联
系上，后由军委安排，几经周折于１９２９年初进入闽西苏区傅伯翠部参加红军。
罗瑞卿的“入党问题”只是件“入党没有组织手续”的“憾事”（引号内的话，见
《非凡的年代》一书第３９页、４０页）。至今，罗瑞卿的入党即以“１９２８年
１０月转入中国共产党”（见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７日《人民日报》上《永远的丰碑
》一文）。以上就是审查罗瑞卿“历史问题”过程中，所谓“假党员”一说的事实
真相。

◇　把罗瑞卿打成“特务”和“地下黑公安部的头目”的那伙人

其实，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借罗瑞卿“入党问题”大刮揪“假党员
”妖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正的目的是妄图把罗瑞卿打成特务和搞成“地下
黑公安部”的头目，置之死地而后快。１９６８年３月以后的事我没有亲历其境。
有两件事还记得清楚：一件是“江办”（或“叶办”）给“罗案组”转来安徽一个
劳改犯检举“罗瑞卿是特务”的材料。王、张处长一看就淡然一笑。因为罗瑞卿从
青年时代到参加红军，以至解放后从来没有改过姓名，假如是一个暗藏的国民党特
务，那是不可思议的。但又不得不调查，结果当然是子虚乌有。原来那个劳改犯解
放初被公安机关“逆用”（解放初公安机关利用国民党特务等人员进行反特工作）
时，在同反动分子交往中，妄论过“罗瑞卿是咱们的人”这类话，仅此而已。另一
件是康生“批示”将××（此人在延安抗大与罗瑞卿结过婚，１９３９年７月罗瑞
卿率抗大总校师生开赴华北敌后办学，她留在延安，不久去了重庆，后在国民党《
黄埔日报》当过记者，解放后在南京当教员）从南京押解来北京，要“罗案组”审
查她的特务问题，妄图以此搞出罗瑞卿是特务的材料。审查××另有专人负责，我
只附带调查过此人一段历史。王、张处长后来对我说根本没有××是特务的证据，
只是康生在延安曾说过“坦克（堂客的谐音，湖南等地指妻子的俗语）开到床上来
了”这样的话。康生后来就说“××是个老特务”。可见康生居心何其险恶、卑鄙
。后来，在我离开“罗案组”前没几天，公安部徐子荣、杨奇清、汪金祥、凌云、
严佑民几位副部长，以及我的顶头上司李钊等先后被逮捕，关押进秦城监狱，交由
“罗案组”合并审查。目的是妄图搞出一个以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如
１９６８年４月１日，在谢富治、李震（１９６６年由沈阳军区副政委调任公安部
常务副部长，谢富治死后任部长，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２１日自缢）为首的公安部领
导小组向中央文革小组写了“关于公安部改组情况的报告”，其内容有诬陷“罗瑞
卿、徐子荣、汪金祥等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资敌通敌”、“里通外国”等等
；１９６８年５月２０日，李震等人写出“地下黑公安部里通苏修罪行简报”上报
，继续捏造“地下黑公安部”，歪曲事实，以此诬告迫害罗瑞卿和徐子荣等几位副
部长。所有这些足以说明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挖空心思妄图把罗瑞卿
打成特务和“地下黑公安部”头目。

◇　“罗案组”内“也颇具有正义感的人”

１９９６年４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罗瑞卿传》第５８１页中写有：“审
讯人员中也颇具有正义感的人，他们对吴法宪这一伙的做法表示了怀疑，结果被说
成‘右倾’撵出了专案组。”从事实情况看，领导我的王亚志、张英华就是这样的
人。１９６８年期间，他俩因持“罗瑞卿是特务无证据”的立场，当年１１月王亚
志被居心不良者向吴法宪告密状，遭批斗多日，甚至诬他是“坐探”，被押解回原
单位学习班，后送“五七干校”劳动；张英华遭批判后被扣上“认识上不去”、“
包庇”等等帽子，撵回原单位学习班。后来，我们在谈及此情时，他俩感叹地说：
“这比起遭大难的罗瑞卿和含冤而死的老帅不知好了多少倍吗！”我在“罗案组”
没有任何违纪之事，得益于两位前辈的影响。比如在我当记录时从未听到过他俩高
嗓门说话，更没有“突击逼供”。我随他俩外调前后三个多月，无论对方是何许人
，均实事求是，心平气和地交谈，特别是严格掌握避开造反派干扰的原则。王亚志
曾同我在重庆向任白戈（重庆市委第一书记）调查。当时，任被造反派劫持关押在
重庆医学院。王亚志坚持与任交谈时绝对不允许造反派在旁边，才前去同任见面；
我随张英华在北京向部级干部调查，为避开造反派，张让我事先通过保卫干部相约
后才去的。我随王亚志住在重庆５４军军部客房（小招待所），王得知那里住有中
央文革的人，嘱我切不可与这些人接触；当王亚志得知谢富治将从武汉乘飞机来重
庆也要住在那里，为避免节外生枝，第二天他就偕我去了成都。王亚志不愧任过周
总理办公室军事秘书。我们虽然相处只７个月，但至今我都非常感激他俩，他俩也
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　《世纪》　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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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文革】

袁升平文革回忆录（节选二）

·袁升平·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斗争下，江青反革命集团垮台了
，“女皇”的美梦破灭了，山东军民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但是斗争并未结束。跟随
江青一伙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压群众，保自己，阻挠广大军
民对江青一伙罪行的彻底清算，阻挠对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
同志在江青一伙制造的山东大冤案中欠了账，但却姿态不高，他们先后几次到山东
，不作检讨，还给投机钻营的人定调子、出主意，说什么大冤案是“毛主席健在，
周总理主持的”，妄图为江青一伙开脱罪责，为自己掩盖错误制造借口。山东军民
及时予以识破，继续坚持斗争，一次又一次地向党中央揭露和反映他们的问题。直
到江青一伙垮台后的１９７７年９月中旬，在党中央和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
同志的关怀下，我才从囚禁中重见光明，立即投入了山东军民的斗争行列，向党中
央揭露山东冤案的真象，问题才逐步得到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１９７
９年２月６日，党中央批复了杨得志同志和我的申诉报告，指出：“关于对原山东
省委、济南军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的结论是不恰
当的，应予纠正。”关于撤销袁升平同志“十大代表的资格，是不对的。”决定撤
销１９７３　年的３５号文件。２月２４日，山东省委写信给我和杨得志同志，谈
到：“过去对你们的问题的错误处理，山东省委是负有重要责任的。我们的主要错
误是，贯彻中央（１９７３）４号文件时，在地、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把你们二位同
志作为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进行批评，是错误的。后来，‘四人帮’
进一步插手整袁升平同志，妄图从袁升平同志身上打开缺口，打倒杨得志同志，搞
乱军队，搞垮军区、省委和各级党委，为王效禹翻案，让‘四人帮’在山东的亲信
×××一伙上台掌权，搞篡权复辟。我们没有识破‘四人帮’整袁升平同志的阴谋
，错误地在全省开展了‘揭袁批袁’，不但伤害了袁升平同志，而且伤害了一大批
部队和地方的干部、群众，在全省引起了混乱，造成了严重后果。”“今年１月９
日在省委工作会议上，×××同志代表省委常委作了检查”。

１９７９年８月　２４日，中央下达６１号文件，向全党批发总政的复查报告
，全面推翻江青一伙强加于我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平反恢复名誉。并指出：“由
此而受到株连的同志和家属子女的问题，一律平反，做好落实政策的善后工作。”
至此，特大冤案才得到平反澄清，历史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

真理是不可侮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我坚信，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各级党
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山东军民在新长征的斗争中，在总结和发扬过去经验的基础上
，一定会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时，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的起诉书
历数了这伙反革命的滔天罪行，我看到许多老同志和数以千万计的人民群众遭到了
他们的诬陷、迫害，思绪久久不能平静……

回想十年动乱时的山东，我也经历了一场令人不能忘记的斗争。

当时，我作为济南部队和山东省主要负责人之一，积极参与了山东军民与林彪
、江青一伙的斗争，因此，被他们诬蔑为“山东问题的总根子”、“翻文化大革命
案的罪魁祸首”……于１９７３年８月党的“十大”前夕，撤销了我的“十大”代
表资格和济南军区第二政委、中共山东省委第二书记等职务，在北京监禁４年多。
同时，他们还勒令山东各地和济南军区所属部队，掀起了狂热的“揭袁批袁”运动
，给山东军民带来了惨重的灾难，以致外国报纸报道说：“山东省，那里的一个党
和军队的重要人物受到谴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终于把颠倒的历史颠倒了过来。所有遭受林彪、江青一伙迫害的干部
和群众得到了平反和昭雪，正义得到了伸张。作为我个人，过去的事情也就过去了
，但是，我感到这是事关我党我军的一段历史，我作为当事人，有责任把它忠实地
记录下来，以使我们大家从历史的明镜中，吸取可贵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征途中，
紧跟党中央，胜利前进。

◇　“五七”事件

斗争是从这开始的。１９６７　年２月３日，王效禹在康生、陈伯达、王力、
关锋的授意下，秘密窜到济南，篡夺了山东省党政领导大权。一个青岛市副市长一
跃而成为省革委主任、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第一政委，这自然是受到林彪、江青
一伙的赏识。林彪对他大加称赞，说他是“三红”、“四最”的干部。不久，中央
文革又向济南军区发出了所谓“四个支持”的指示，要我们支持王效禹、支持以王
效禹为首的省革委、支持“三结合”、支持三大左派组织。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尽管我们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
但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坚定信念，出于服从命令听指挥，对于王效禹这个“新人”
及其“新生事物”，我们还是注意尊重和支持的。当时确定杨得志等同志分工参加
省革委“三结合”，我分工抓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机关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
了支左指挥部。全区抽调十几万名指战员投入　“三支两军”，这对稳定当时十分
混乱的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被赶下台的大批领导干部重新参加了工作，分裂的群
众联合起来了，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这种比较稳定的局势没有维持多久
，就被王效禹一伙破坏了。我们和王效禹之间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
分歧。他们对两派群众要分“革”与“保”，要求自己一派掌权；把解放干部说成
是“走资派复辟”；把“三结合”革委会说成是“大杂烩”，要“踢开”、“砸烂
”；把我们抓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工作，说成是　“以生产压革命”……分歧越来越
大，斗争越来越尖锐。正在这时，林彪、江青一伙在北京整老帅，反所谓“二月逆
流”和“带枪的刘邓路线”。王效禹一伙如获至宝，立即在全省发动了所谓反“五
月逆流”，首先把矛头指向了支左解放军。军区党委常委、副司令员杨国夫同志，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王效禹的上级，他奉命参加“三结合”，任省革委常委，
分工负责生产指挥部的领导工作。然而，王效禹出于反军乱军的需要，竟在“反逆
流”中对他发动突然袭击，公开点名批判，并进而把矛头指向杨得志同志。“揪出
保守势力的黑后台”、“拔掉反革命逆流的根子”、“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
打倒杨得志”、“打倒杨国夫”等反军乱军的标语、口号，贴满全省各地，群众组
织重新分裂，“三结合”革委会瘫痪瓦解，生产再次遭到破坏。他们的这些罪恶活
动，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干部和全军区指战员的抵制和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军
区党委向党中央、毛主席发出电报，表明了态度，对王效禹的所作所为提出了批评
意见。

４月３０日，张春桥、姚文元借口奉中央命令，来到济南。他们自称“要做各
方面的工作”，“正确解决山东问题”，实际上一屁股坐在了王效禹一边，火上加
油，反军压民，使得王效禹的反动气焰更为嚣张。

张、姚一到济南，坐车去街上转了一下。张春桥看到一些拥军标语，十分反感
地对迎接他们的省革委和军区领导同志说：“凭我的经验，一看就知道是‘老保’
贴的，你们不要上当啊！”我当时听了很生气，便脱口而出：“左派就不应该拥护
解放军吗？！”他没有吭声，但满脸不高兴。

在安排他们活动日程时，张、姚自己分工：张春桥重点做支左解放军的工作，
姚文元重点做两派群众的工作。我们尊重他们的意见，很快安排驻济部队、机关的
排以上干部集会，请他们讲话，希望他们能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讲些有利于问题解
决的话。但他们大讲解放军要如何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介绍他们在上海如何亲
造反派、爱造反派、保护造反派、支持造反派；如何分化保守派、瓦解保守派、打
垮保守派、消灭保守派的经验，动员支左指战员掉屁股、转弯子、“同造反派团结
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他们的讲话，只在少数同志中引起共鸣，上
当受骗而转弯掉向，但绝大多数同志依然坚决执行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在派性斗争
尖锐激烈、形势急骤变化的严峻考验下，坚守岗位，忍辱负重，做了大量艰苦细致
的工作。

接着，张、姚又在做两派群众工作的幌子下，施展权术，大搞阴谋诡计，残酷
镇压他们认为是保守派的群众。５月５日，原定在八一礼堂由张、姚给群众作报告
，报告前他们即串通王效禹，只给拥王的少数派群众发票，多数派群众组织一张票
也不给。这些组织派代表找省革委，要求在礼堂外广场拉线收听，王效禹以“保守
势力嚣张，不能保证首长安全”为借口，取消了报告。广大群众受到歧视和污辱，
异常气愤，各系统、各单位纷纷派代表，陆续来到省革委大院，要求王效禹作解释
和解决听报告的问题。王效禹一伙在张、姚授意、指使下，策划了一个大阴谋。他
自己躲在省公安厅，指令省革委机关人员全部撤出，对其亲信说：“群众愿进就进
，愿砸就砸，不要理睬，让他们彻底暴露！”“要引导他们犯错误，冲省革委大院
，冲省公安厅，那他们的错误就犯定了，他们就输光了。”下午，他召集×××、
刘崇玉等坏人开会，作出了调集另一派群众围攻省革委大院的计划。

广大革命群众没有识破王效禹的阴谋，仅仅为了争取听报告的权力，显示自己
的力量，进入了省革委大院。人越来越多，这正中了野心家、阴谋家的圈套。

杨得志同志和我很快得知了情况，感到事态严重，如继续发展下去，武斗必不
可免。于是，我们去找张春桥、姚文元，要求他们劝王效禹同我们一道做群众工作
，避免发生冲突。不料他们听也不听，若无其事。我们又和王效禹联系，他竟蛮横
地说：“群众的事由群众解决，你们军区不要插手！”后来我们才知道，就在那天
下午的会议上，王效禹发出了镇压群众的命令：“第一步，先调二三十万人把进入
大院的群众包围起来，把水电给他们掐断，断绝对外联系，周围所有路口统统把死
，外面要有送饭的就留下吃掉，围它三天，不行就一个礼拜，然后就开展政治攻势
；第二步，派人实行逐个分割包围，最后清理一下，把为首的逮起来。”他们还具
体成立了四个指挥部。

当晚７时半，省革委大院被围得水泄不通。９时，王效禹指使一些人将省革委
电话总机电缆全部切断，接着用石头、瓦块等从四面八方抛向院内。密集的人群中
许多人被砸伤，有的流血不止，晕倒在地。这时，王效禹却一面拍发电报欺骗中央
，攻击济南军区领导“顽固坚持刘邓路线，挑动群众冲击省革委，公开武斗，打伤
打昏群众数千人。”一面又指使一些人组成敢死队，潜入大院，胡写乱画，打砸器
物，伪造现场，栽赃陷害。

５月７日凌晨４时，一些人假冒济南军区名义，进入大院，公然宣布：“冲击
省革委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随后，指使一些人手持绳索、棍棒、灭火器、鞭子
等器物，在宣传车指挥下涌进大院，对被围群众分割围攻。他们勒令院内群众人人
手举稻草，倒戴帽子，低头弯腰，逐个通过设置好的一二里长的人群走廊，边走边
挨打，从早６点到下午两点，整整搞了８个小时，不少人还被画上标记，实施逮捕
。事后统计，这次事件有近万人遭受殴打侮辱，３００多人被非法逮捕关押，有的
受刑不过，含恨而死，有的被打致残，有的终生留下后遗症，惨状目不忍睹。

５月７日下午，王效禹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省革委大院，他嚷道：“把现场保
护起来，请济南军区的同志来看看，也请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来看看。机关干部不
要急着上班，先展览一星期。”　其实王效禹指使一些人到省革委胡作非为，伪造
现场的情况，在省革委执勤的部队，都及时向军区领导作了报告，我们完全了解。
当王效禹要杨得志同志和我通知军区党委常委，参观所谓“老保冲击省革委罪行展
览”时，大家付之一笑，没有一个人去看。事后，王效禹咬牙切齿地说：“军区就
是不支持我！”

王效禹并未就此罢休，为“扩大战果”，把所谓“冲击省革委”定为“反革命
事件”，把受骗进入省革委大院的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他们拟写文
稿，企图以省革委和济南军区的名义联合下达通知。这是置广大群众于死地的阴谋
，军区当然拒绝签署，并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杨得志同志和我去找张春桥、姚
文元，要他们对此事表态。我们根据中央有关对待群众和群众组织要慎重的指示，
根据中央军委４月份发的命令：“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对待
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
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坚决反对把所谓“冲击省革委事件”
定为“反革命事件”，坚决反对把被诱入省革委大院的一派群众组织定为反革命组
织。强调一定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命令。这时，张春桥不得不装模作样
地说：“要再考虑考虑”。其实，就在围攻镇压群众刚刚结束时，张春桥紧紧握着
王效禹的手表示祝贺，姚文元则连声说：“祝贺你们！祝贺你们打了一个大胜仗！
”　“我们永远和你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所谓“五七事件”过去了，没想到张、姚从此对我痛恨至极，将我看作眼中钉
、肉中刺，必欲拔去而后快。这次事件也为后来江青一伙整我埋下了伏笔。

◇　“九大”预备会上的斗争

１９６８年１１月，王效禹继“反逆流”之后，又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进
一步把矛头指向广大干部、群众和解放军。矛盾斗争达到了高峰。

遵照毛主席“要解放老干部”的指示，我们在全省范围内恢复了一些老干部的
职务，从各级领导班子中清除了极少数坏人，这些人要么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要
么是有民愤的打砸抢分子。王效禹很快发现，领导班子中不见他的这些得力“战友
”和可靠“门生”了，他像被挖了祖坟那样发作起来，认为是“复旧了”，便在全
省发动“反复旧”运动。

于是，他又施展“文革”初期的故伎，单独接见，上下串连，重拉队伍，另立
山头，制造事端，挑动武斗，全省形势再次恶化。他以被清除出各级领导班子的打
砸抢分子为骨干，从上至下建立“文攻武卫”棒子队，一个一个去砸“三结合”的
革委会。在全省范围内挑动起大规模武斗，制造了惨不忍睹的“临沂血案”。他调
集全省１３个地、市的棒子队，把大批干部、群众赶至山东与江苏两省交界的临沂
地区的马陵山上，宣布他们为“马陵山土匪”，进行大围剿。部分干部群众跑到部
队营房，指战员们视为亲人加以保护。王效禹又命令棒子队围攻部队，狂叫“投降
就是二０四师，不投降就是七十四师（解放战争中，被我军在沂蒙山区消灭的国民
党张灵甫部）的下场！”并冲进营房，砸烂门窗、揭去屋顶，对被困群众、干部和
指战员进行毒打捆绑，并作为“战俘”关押审讯。二０四师政委孙子斌同志和临沂
军分区政委庞世泽同志被押送济南遭到残酷迫害。

当时，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转不完的弯子、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
检讨、请不完的罪；挨不完的毒打、流不完的泪。”　王效禹“反复旧”邪风的蔓
延，使武斗逐步升级，不仅祸害山东全省，而且波及江苏、河南、四川、河北等地
，加剧了整个形势的混乱。

周总理得知山东情况十分复杂，武斗时有发生，生产每况愈下，心中十分忧虑
。１９６９年４月党的“九大”前夕，他对我们说：“是否可以利用“九大”预备
会的时间，把来开会的省里的、军区的领导同志找来好好谈一谈，互相交换一下意
见，顾全大局，多解决群众之间、工作之间的一些问题，抓紧时间进行，不要等正
式开会了再谈。如果最后有的问题不好解决，我可以参加谈一谈”。周总理的心情
我们十分理解，他感到形势不能再乱了，再乱国家就要有危机，就要出现各种可以
想见的巨大困难。

◇　“文化大革命”中准备出击的武斗人员

于是，我们本着总理指示，请王效禹来谈，但没谈多久就怎么也谈不拢了。我
们又改作个别谈，由杨得志、我和他谈。我向他提出，如果对军队支左有什么意见
，可以提出批评；如果有什么要求，也希望提出，只要开诚布公就行。王效禹开始
不谈，我们再三表明诚意，他却吱吱唔唔，东拉西扯，不谈心里话，后来转了好大
一个弯，才说：“你们不支持省革委，不支持我，我不满意。”听完，杨得志同志
和我都说：“我们不存在支持谁和不支持谁的问题，对两派群众都一样，我们两方
面做工作，如果我们不支持省革委，难道它能存在吗？”我表示说：“形势在发展
，应当有新内容。现在还突出自己怎么能行？‘北京有个红太阳，山东有个红月亮
’，这种提法怎么能行？”王效禹诡辩说他不知道。我说：“你明明听到了，可为
什么从不制止呢？”

就在这次谈话中，王效禹还坚持要摧毁不同意他的观点的群众组织，我们坚决
反对；对“五七事件”，我们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谈来谈去，各讲各的，直到快
吃午饭，才不欢而散。

最后，终于开了一个全体会议，由军委办事组吴法宪来参加，预备会华东组召
集人许世友同志主持。许世友同志开了个头：“山东究竟有什么问题？听听大家的
意见。”接着会议就改由王洪文主持。这一下，会议大受干扰。先是北海舰队政委
易耀彩同志发言，讲了青岛问题。接着，我就从山东“二三夺权”开始，针对存在
的问题，一一谈了我个人的意见。我谈到王效禹不搞大联合，搞派性，挑动两派武
斗等等，越说越激动，一下子过了一个多小时。快到１１点１刻，王洪文插了嘴：
　“时间差不多了，是不是就开到这，下午再接着开。”然后他别有用心地说：“
袁升平同志今天上午讲的这些问题，听起来没有一点至关重要的，如果光扯这些琐
碎的事，那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了。”听到这，我很气愤，于是，我打断王洪文
的话，对他说：“我讲的是王效禹挑动武斗的问题，怎么能说不重要？你讲这些话
有什么根据？你没去过山东，怎么知道我讲的不重要？你不要用掌握会议的权利来
干扰解决山东问题，应当采取正确的态度。”最后，我建议，像这样的情况，今天
下午的会不要再开了。

散了会，我边走边对许世友同志说：“你怎么把会议推给王洪文主持？”他笑
笑说：“这些事你不明白，算了吧。”我又讲：　“不管怎么样，这样的会不能再
开了，不然，不管预备会还是正式会，我都不参加了。”许世友同志有意思地说：
“好好，下午的会不开了。”下午，会果真没开。

别人告诉我，那次会散了后，王洪文、王效禹就跑到张春桥那里告状，商量对
策，说我的态度如何如何恶劣，把矛头指向他们，也就是指向造反派。江青、张春
桥阴险毒辣，一直记着，后来整我时他们多次叫嚷：“你袁大头就是一贯不支持造
反派！”

王效禹见到王洪文明显地倾向他，气焰又嚣张起来，把山东出现的问题统统归
罪于解放军，并坚持要彻底摧毁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要彻底清算所谓“复辟倒退
”的老干部。这些话引起到会代表的愤慨，纷纷起来据理驳斥。这样，不但没有统
一思想，我们同王效禹的分歧越来越大，斗争越来越激烈。

◇　王效禹下台

由于王洪文的阻挠破坏，“九大”预备会没能落实周总理解决山东问题的指示
，王效禹在王洪文支持下，所表现出的嚣张气焰，使我们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
时，华东各省代表纷纷要求尽早解决山东问题。因为王效禹以山东的“红月亮”自
居，把济南称为“红色革命圣地”，支持华东各省以及全国跑到山东去的打、砸、
抢分子，搞的四邻不安。我们也感到，不彻底清算王效禹的罪行，山东问题是不可
能解决的。为此，我们下了决心，把王效禹的问题彻底揭开，并建议中央在“九大
”闭幕后，留下山东代表解决问题。中央批准了这个建议。

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４日，“九大”闭幕后，山东在京的２７位代表专题集会，
同王效禹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斗争。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分析了当时山东动乱的
根源。追随过王效禹的同志，揭露了他的不少严重问题。会上，张春桥、姚文元、
王洪文态度十分消极，时而到会听一下。我们根据会上揭发的材料，提出了解决山
东问题的十条措施，于５月２４日报告了党中央。中央作了重要批示，给王效禹定
了“方向性”　的错误，冠以“资产阶级政客”的头衔，经毛主席签发，以中央１
９６９年第２６号文件，印发山东地方系统公社以上、驻军营以上单位，并转发全
党全军。山东军民听到这一喜讯，拍手称快，人心大顺，感到说出了心里话，称之
为“红十条”。从此，山东形势出现了可喜的转变。

然而，王效禹的下台，也有人很不高兴，他们感到，挖了墙脚，危及房梁。

◇　在庐山会议上

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山东有杨得志和我等
７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参加。

会议第三天清早，到会同志每人收到一份大会秘书处印发的华北组第一号简报
（总第六号）。简报上写着：“有人妄图否定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虽然
没有点名，大家从议论中知道指的是张春桥。“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突出特点之一
，是毛主席的地位空前提高，以至发展到个人崇拜。当时，我们对华北组简报的真
实背景一无所知，而张春桥一伙在“文革”中的劣迹，早已令人厌恶。当得知“反
对毛主席的人”就是张春桥时，我们的愤怒之情油然而生。发言正在激烈进行中，
华东组召集人许世友同志从中央政治局开会回来，突然宣布：“会议休会！”没有
讲任何休会原因和背景。随即，他向各省市小组召集人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不要揪
人”　和收回华北组简报的指示，但也没有讲原因和背景。这样，会议虽然停止了
，简报收回了，但激烈情绪并没有平静下来，华北组简报仍然在起作用。加之山东
小组除张延成、易耀彩在华东大组会上发言外，其它五人均未发言表态，我们感到
在对待毛主席的态度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不表态或态度不鲜明是不应该的。
于是，山东小组便在２６日上午，仿照华东大组其他小组的作法，召开会议，联名
写了一封表态信。信中写道：

“在我们党的九大以后的今天，有人竟敢妄图否认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
。这是极端反动的思想。对此，我们表示极大的愤慨！
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我们强烈要求：
一、犯错误的人一定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请罪；
二、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进行批判，将这些反动思想彻底批臭！犯错误的人要向全会
作深刻检讨或书面检讨；
三、犯错误的人立即离开中央；
四、到基层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彻底改造反动的世界观。”

信封上写是“呈伟大领袖毛主席华东组山东小组”。

写这封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真实感情主要是两点：第一，确实出
于对毛主席的朴素感情；第二，确实出于对张春桥之流的愤慨。他们一伙在“文革
”中暴发与横行，特别是他们在山东的恶劣表演，与会者普遍有公愤，我们更是深
有感触。这不仅反映在“表态信”上，而且流露在闲谈中。华东组的饭堂离杨得志
同志住所很近，饭前饭后，大家围坐在他门前的大树下闲谈，话题常常是对张春桥
之流的痛斥。韩先楚同志说：“你们山东有材料，你们说嘛。”我说：“打仗的时
候看不见他们，现在出来掌权了！上海市委竟代替了党中央，他们在中央胡捣，这
样的人要离开中央，不能在中央工作。极左派篡权，一定要下来，要下放。”这种
愤慨情绪，在休会期间，一直延续了三四天。

９月１日，毛主席在８月３１日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发给与会同志。毛主席
运用马列主义的认识论，批判了陈伯达关于“天才”问题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号召
党的高级干部加强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这时候，我们认识到山东小组的“表
态信”在“天才”问题上上了陈伯达的当。但当时因为我们对林彪和陈伯达的阴谋
勾当毫无所知，思想上又为对张春桥一伙的愤慨情绪所支配，也就没有认识到“表
态信”是上当受骗。后来，毛主席对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又进一步明确指出：“
多年来不学马列，在庐山闹出了笑话”和“少数人发难，欺骗蒙蔽二百多个中央委
员。”我们当时的思想统一在毛主席的结论上。所以在“九·一三事件”林彪自取
灭亡之后，我们也一直没有觉得“表态信”有什么大的问题。然而，后来整我时，
江青一伙却把“表态信”和我在闲谈时对他们的痛斥，当成“重炮”猛轰，对我恨
得咬牙切齿。

◇　江青赴青岛

１９７１年８月初，我们接到中办通知：江青要到青岛休息，由李作鹏、吴法
宪陪同，要我们热情接待。因为江青是政治局委员，中办又通知热情接待，经研究
，我们决定以青岛市革委为主，军区管理局、保卫部、北海舰队和青岛警备区派人
参加，联合组成接待办公室，北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孙训担任接待办公室主任。

８月４日，江青到达青岛。因省里正在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时间安排很紧
，青岛又有专门接待班子，所以我们没有赶到青岛去迎接她。在会议安排妥当后，
我们于　８月６日到青岛作了礼节性看望，并简要汇报了山东工作，介绍了一些山
东名胜古迹情况。生活上，交待接待班子尽量安排好些。当时我们考虑她是来休息
，不是视察工作，省里正在开着会，所以我们陪同她玩了４天之后，于８月１０日
告别她回到了济南继续开会。

谁知，在野心家、阴谋家江青看来，杨得志、袁升平，来前不迎，离前先走，
是目无江青，不识抬举。就在我们离开青岛的第二天，她不辞而别，愤然回了北京
，原计划并安排妥当的济南和她的老家诸城之行，也生气不去了。

江青赴青岛，“休息”是假，搞阴谋诡计，妄图扩大影响，网罗亲信是真。她
到青岛的当天，一下飞机，便径直来到青岛的游览闹区栈桥，抛头露面，显耀自己
。保卫人员提出，这样做安全难以保障。江青装腔作势地说：“你们就是不相信群
众！”李作鹏连忙帮腔：“首长群众关系好，游兴正浓，愿意到哪就到哪，你们不
要阻拦。”江青还夸耀自己同林副主席的亲密关系，津津乐道地介绍，林彪如何支
持她到部队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她把刊登有她拍摄的林彪装作学毛主席著作照片
的《人民画报》到处送人。她同陪伴她的林彪反党集团的主犯李作鹏、吴法宪打得
火热，整天吃喝玩乐，打扑克、游泳、看电影、逛大街，形影不离。李作鹏和吴法
宪交待把接待规格定为“特级”，还亲自联系，用专机从广州为她运来良种西瓜。

然而，仅仅时过一月，“九·一三事件”就发生了。江青为了掩盖她同林彪及
其一伙的肮脏关系，竟然摇身一变，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说在青岛时“有人
监视”她。下令清查，将参与接待工作的服务员、炊事员、司机、放映员、警卫战
士、办公室干部等三百余人，集中到济南办了半年多的“学习班”，逐个审查，勒
令交待问题。实际上这是妄图追逼这些同志承认，我和杨得志同志是　“监视”她
的后台，以便加罪于我们。这样既可解我们对她不忠之恨，又可表明她的“清白”
。可是，因为完全是无稽之谈，结果没有搞出任何名堂来。但北海舰队政治部主任
孙训，却在审查中被迫自杀身亡。

◇　于、浩、刘山东之行

１９７２　年７月间，我们接到一个通知，说国务院文化组于会泳、浩亮、刘
庆棠等人要来山东看看。到济南的那天，省革委、军区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前去迎接
，军区领导人也到山东宾馆看望。当晚省革委设宴款待。过了两天，他们提出要以
军区名义请他们吃饭，我没有答应。他们又提出向军区要“灵芝草”，我告诉卫生
部给了他们二斤，他们还嫌少，大造舆论说军区不请吃饭、不热情，二斤灵芝草太
小气。几天之后他们到曲阜、泰山、青岛、烟台、威海、蓬莱、内长山游逛，去一
处吃一处，招待费竟达１万多元。他们演《红嫂》的舞剧组，在八一礼堂排演，请
我去看，我没去看，又说我蔑视“样板剧。”

１９７２　年９月１１日，我到内长山要塞区检查工作，看望守岛部队。次日
上午，在听取汇报时，政治部副主任兼长岛县县委书记邹本堂，首先谈了于会泳、
浩亮、刘庆棠等人去胶东半岛游逛的情况。他说：“他们本来计划于８月６日到长
山，据说在烟台同接待单位关系搞得紧张，提前于８月１日来到长山。我们按常规
接待，中午给他们包了水饺，他们４人只吃了７个，有的咬一口就丢了，找炊事员
要饼干吃。听说，在烟台就反映他们架子大，没有工农兵感情，和解放军没有话说
。烟台招待所备有毛巾，他们嫌不新，要特备香皂和每人三条新毛巾，一条洗脸，
一条洗脚，一条洗澡。招待所不能开支，省委陪同的同志只好自己拿六块钱上街买
。”后来到烟台地委报销，地委书记、副军长陈福胜同志讲：“没有这笔开支。”

到长山岛后，反映最大的，是县吕剧团编演了一个反映军民关系的小戏《双剑
岛》，听说样板戏“专家”来了，全团同志满怀希望，突击排练加工，在岛外休假
的同志，接到电报星夜赶回，为他们专场演出，请这些“专家”和“首长”指导。
开始，他们很得意，连声说好，还答应演完登台接见演员。但当演出结束后，一千
多观众热烈鼓掌，欢迎上台，连续４次，每次掌声长达两三分钟，他们就是不上台
。驻军政委刘汝贤和县委领导，一再邀请他们给演员以鼓励，并表示，戏如果有什
么问题，请留下意见让他们修改。但这几个人还是坐着不动，场面十分尴尬，使领
导被动，群众哗然，台上台下不欢而散。

巧的是，演员们回到剧团，打开收音机，正好赶上播放浩亮的《红灯记》唱腔
。大家愤怒的斥责：“什么革命戏、革命人！台上是李玉和，台下是鸠山！他们如
此高贵，好像我们不是人似的。”后来得知，他们不上台，是认为这个戏民兵和解
放军都出了场，太突出解放军了，方向不对头。他们的这一谬论，使守岛军民更加
愤怒。

听刘汝贤等同志汇报到这里，我觉得：这些人也太不像话了，搞了几个“样板
戏”，唱来唱去还是这么一套，可到处游山玩水，享受不应有的荣誉、地位；但又
考虑到，他们是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便说：“这些人来，招待一下是应该的，你们
接待是热情的。他们脱离群众不好。要告诉同志们不要随便议论，有意见按组织原
则反映。”

曾昭林副司令员接着汇报说：“他们不仅生活上特殊，还要求参观岛上的机密
军事设施。”我一听，这可是个原则问题，忙问是怎么回事。这时，随同我检查工
作的军区作战科长易元秋同志告诉我，他们在来长山之前，就已经看了新式武器装
备，总参追查，叶副主席在批示中给予了批评。我一听更急了：“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怎么不知道？”易科长解释说：“电话是在首长出发前的晚上接到的，当时很
晚了，没有当即报告。”我批评说：“重大事情再晚也应报告。”易科长当即给军
区打电话，连夜将叶副主席批示的电话记录送给了我，上写道：“叶剑英副主席对
有的部门擅自组织无关人员参观保密阵地和军事设施一事，批示：‘这样不请示、
不报告是不对的，应批评’。”我当即在电话记录上批了几句：“这样重要的情况
和叶副主席的重要批示，不报告、不传达，是不应该的，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应
从中吸取教训。”我又亲自向驻军领导传达了叶副主席的批示，并指出：“参观军
事设施，上面没有指示，不应该安排。今后不管谁来，都应按保密规定和组织原则
办理。”

我到连队时，下面的指战员对于、浩、刘也反映十分强烈。我一面按上述口径
做大家的工作，一面交待随同的工作人员，找一些接触过他们的同志座谈，把情况
搞清楚、搞准确。

回到济南，我按组织原则，就这个问题向军区党委常委写了专题报告。报告中
除如实反映上述事实外，还归纳了几个问题，里面提到干部、战士对于、浩、刘意
见很大。有的说：“这些人眼睛里没有工农兵，修正主义味道太浓”，还有的说：
“我们宁愿不看戏，也不能要这样的人”。

当时在家的军区常委同志都看了这个报告，方正同志还批道：“建议将这些人
的表现情况，如实向中央反映。”我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气候，这个材料没有再上报
，批交党委秘书室保存。但我们的这些正确看法和做法，通过军区和省里一些人打
的小报告，很快送到了江青一伙手里。说我整了于、浩、刘的黑材料，是“胆大包
天”的“反党行为”和“政治谣言”。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几个人游逛胶东，是江青亲自安排的，难怪江青一伙得知
情况后，暴跳如雷，强令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委进行清查。更有甚者，他们竟然借此
大反叶副主席和总参谋部。张春桥搞突然袭击，调走了总参处理于、浩、刘参观军
事设施问题的文件、记录和叶副主席的指示，随后盗用中央名义，连续三次压总参
检讨。针对叶副主席的批示，张春桥在一份材料上连提了二十多个质问，什么“你
们不了解他们是什么人吗？难道这种工作性质的人就不能看军事装备吗？怀疑他们
是干特务吗？是你们认为不请示、应批评吗？你们这种态度我不同意”，等等。诬
蔑总参“正气不能伸张，邪气得不到抵制”，要把总参的　“政治空气换一换”。
江青后来更为恶毒地攻击总参“是林彪的总参”。王洪文则谩骂总参是“维持会”
。

◇　青岛会议

党的“九大”以后，山东清算了王效禹的极“左”错误，召开了党代表大会，
并经中央批准，成立了新的中共山东省委，随后成立了各级党委。杨得志同志任省
委第一书记，我任省委第二书记；白如冰、苏毅然、秦和珍等一大批老干部，重新
走上重要领导岗位。毛主席路过济南时，我们还表示欢迎谭启龙同志回山东工作，
主席说谭启龙同志另有安排。徐建春、郝建秀、张富贵等劳动模范和群众代表，也
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全省形势稳定，工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起
色。　１９７０年山东省农业会议的经验，中央在全国推广。

但是，对比之下，青岛的形势却落后了。市委尚未成立，核心小组内部思想不
统一，群众积极性不高，工农业生产拖了全省的后腿，社会秩序混乱，反革命分子
活动猖狂。青岛干部和群众纷纷来信来访，要求省委帮助解决问题。省委多次派工
作组去，但没有解决问题，矛盾越来越突出。

省委认为，青岛是国防前哨，是全省的重要工业基地，又是全国的重要港口之
一，它的问题不解决，影响全省以至全国。省委决定：由杨得志同志率工作组帮助
青岛解决问题。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１６日，我们省委４名常委来到青岛，参加市党
的核心小组召开的批林整风会议。

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我们集体或分头逐个找部、局
以上负责人谈话，到群众中座谈。经过分析研究，大家觉得，青岛工作之所以落后
，主要是由于市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思想不统一，步调不一致，工作不得力。领导分
歧，表现在以青岛驻军支左代表和地方干部各为一方。分歧的焦点，某部支左代表
主张，青岛的批林整风，要“上批林彪，下批×、×、×”，并特别强调，要公开
点名批判青岛驻军原政委兼市核心小组组长×××同志，以“分清路线是非”，“
重新调整班子”；地方干部代表认为，王效禹及坏头头×××下台３年多了，××
×离开市核心小组一年多了，青岛落后，主要责任在现领导。主张“批林”联系实
际，主要是清算极“左”路线，不宜以×划线站队，重新打击地方干部。“整风”
主要解决市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不同意整人。经过我们全面分析，青岛的问题，
受青岛驻军影响很深。“文化大革命”以来，青岛驻军广大指战员在支左工作中做
了大量工作，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驻军某部领导内部路线斗争反复几
次，通过支左，影响到地方上反复多变，造成了地方干部和群众思想混乱，工作被
动。而×××同志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军队内部。“九·一三事件”后，经中央和军
委批准，对他进行了“离职审查”，没有发现重大问题，当时也没有做结论。

因此，我们认为，以地方干部为主的多数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并接受了驻军同
志的正确意见，经集体反复研究定稿，由我代表省委讲话。主要讲了认识上要有“
四个区别”，就是对待×的问题，军内和军外要加以区别；与市核心小组的集体领
导要加以区别；与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要加以区别；与广大支
左人员的成绩要加以区别。并指出，对×××同志的问题，在没有定性结论之前，
只在内部讲，不公开点名批判。整风要坚持“三个为主”：领导问题同下面问题，
以解决领导问题为主；当前问题与过去问题，以解决当前问题为主；政策原则问题
与一般问题，以解决政策原则问题为主。这些意见的核心，是保护广大地方干部和
群众，支持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不要再搞重新划线、站队、整人。到会绝大多数
同志拥护这些意见，现在看，这些意见仍然是正确的；可是当时×××、×××同
志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是“和稀泥，不讲路线斗争”，后来竞说我们“捂盖子，
保×××”。

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又将青岛情况和省委解决问题的措施，发电请示中央，内
容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九大”以来青岛形势估价问题；二是×××同志的错误
问题；三是逐步撤回军代表，由地方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发挥地方干部积极性
的问题。并具体汇报了上述“四个区别”、“三个为主”和市领导的两种不同意见
。

１１月１２日下午，纪登奎同志给杨得志同志来电话说：省委给中央的电报，
周总理批示请政治局研究答复。中央政治局研究后，先电话上打个招呼。拟同意省
委的意见，同意多数人的意见，准备给省委发复电，并请毛主席批发。

这时，我们认为，省委解决青岛问题的意见，既得到青岛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支
持，又得到了中央的同意，问题可以圆满解决了。

但是，时隔四天之后，１１月１７日早上，纪登奎同志又电话通知：省委给中
央关于青岛问题的电报，毛主席已经阅示，周总理到主席那里去了，要中央政治局
帮助解决一下青岛问题。因此，中央决定，请省委杨得志、袁升平、白如冰、秦和
珍４同志和青岛去４名同志（驻军两名：马忠全、邓龙翔；地方干部两名；刘众前
、郑干）到京解决问题。

当日上午１０时３０分，中央派的飞机降落青岛，下午２时４０分，我们高兴
地登上飞机，直去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