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位最高的胡风分子彭柏山
及时对自己的文艺观点提出自我批评，那么上面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将这件事情公开的提出来。
彭柏山同时还告诉胡风，你的问题不搞清楚，得不到彻底的解决，就不要急着搬到北京去，去了也没有用。
胡风听从了彭柏山的话，认为自己现在急着搬到北京去也没有用的。一来工作的事情一直被搁着不理，搬去了也没有什么意思，二来只要将自己的事情弄清楚了，随时都可以搬，也用不着这么着急，现在自己远在上海，离那些人远一点也有好处，否则对自己不利。
不久，彭柏山告诉胡风，说是周扬将到上海来，让胡风好好的与他谈谈。
于是，胡风遵照彭柏山的建议，在上海专门找过周扬，但两个人谈得很不投机。
在谈话中，周扬指责胡风是在“抽象地看党”，是“个人英雄主义”。并说胡风已经将全国的党员作家都“批评尽了”。同时还指责了胡风当年在重庆时，与乔冠华等人的“才子集团”的亲密关系。至于工作问题，周扬则同意回北京后再商量一下，并约胡风如果有机会到北京再谈。
在这种情况下，彭柏山建议胡风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将自己的情况反映一下。并同时劝胡风，应该写一些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心得体会之类的文章，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以此将自己的问题解决。
要是在过去，个性倔强的胡风是不会听这样的话的，这次他却听从了彭柏山的劝告，写了一篇题为《学习，为了实践》的理论文章，谈了自己学习、纪念“讲话”的体会。
彭柏山想帮助胡风解决工作的问题未能实现，可是却通过他的老部下刘雪苇，为胡风解决了几个友人的工作问题，他们是罗洛、何满子、王元化、张中晓、张禹、耿庸等人，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了“胡风分子”。
也就是这个时候，胡风开始着手准备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反映自己的情况。
四
彭柏山开始是作为“胡风分子”拘捕的，在审讯中主要也是追问他与胡风集团的关系，可是不知怎么，后来又冒出了一个新的更为严重的问题，说彭柏山是出卖早期党的领导人之一的郭亮的凶手。
专案办公室每天加紧审讯，可是审去审来也审不出一个结果。
于是，负责彭柏山一案的宋若侠便多次赴湖南调查，回来后对于所说的彭柏山带领国民党特工人员抓郭亮的事情基本上给予了否定。
1956年宋若侠调离“胡风专案”办公室，他的办公室负责人的位置由公安部新派来的方治华接任。
这年4月，我从四川调查尚丁、曾卓的特嫌问题回来，就被方治华叫住，让我同他一同去新康花园审讯彭柏山。
当彭柏山被带进审讯室时，他显得很平静，坐在我们的对面，用一双显得有些忧郁的目光看着我们。
方治华问道：“彭柏山，你想一想，你的问题还有什么没有谈的?”
彭柏山说：“该说的我都向组织上说了，现在没有什么要谈的了。”
问：“你怎么这么肯定?”
答：“是的，就这么肯定，因为我不会编造事实。”
问：“彭柏山，你曾经是党的高级干部，你应该知道你问题的严重性。”
答：“是的，我知道。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不能随意乱说。”
从审讯的情况来看，彭柏山态度不错，没有我审讯张中晓时的那种抵触情绪和拒绝回答问题的现象，他是每问必答，有根有据，也从不牵连别人，只谈自己的事情，遇着有关的人，他都说主要是自己的责任，与别人没有关系。
当问到与胡风的关系时，他也毫不隐瞒，一点一点的都作了交待，特别是近一年多来，他如何为胡风的工作问题想办法，又如何动员胡风找周扬面谈等等，与我们掌握的事实基本相同。只是他认为这些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正常交往与活动，根本就没有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目的，更没有反党的意图。而我们则认为他与胡风的这些活动，都是在进行一种反革命阴谋。
对于公安机关的说法，他表示不能接受。
我由于刚外调回来，不太了解情况。加之在调查尚丁“军统特务”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了一些事情，感觉到胡风集团一案有着许多与事实不符的人为的因素。在当时的形势下，我虽然也有“左”的思想，做过一些“左”的事情，但作为一名办案人员，尊重事实应该是最基本的东西，这一点我还是始终不能忘记的。对于彭柏山一案，我一开始就有看法，但又不好说，因此在陪同方治华对其进行审讯时，我一言未发。
审讯下来后，方治华问我为什么不说话。我说彭柏山与胡风的那些事情，都比较清楚了，我问还是那一套，没有什么好问的。
后来，审讯接触到了最实质性的问题，关于郭亮之死。
郭亮，湖南长沙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工人运动。1927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先后任中共湖南、湖北省委书记。1928年3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被杀害。
方治华问：“你认识郭亮吗?”
彭柏山摇着头说：“不认识。”
方治华说：“可是有人说你认识。”
答：“别人说是别人的话，但我真的不认识。”
方治华说：“我们希望你能向组织上老实交待，不要隐瞒，否则后果得由你自己负责，我想这个道理你是明白的。”
答：“我当然明白，但我不能无中生有，这样做也是欺骗组织嘛。”
方治华见彭柏山始终不肯接触实质性的事情，就追问道：“你知道郭亮是怎么死的吗?”
答：“从党的报刊上知道，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
方治华：“请你说详细一点。”
答：“我就只知道这么多。”
方治华见这样审下去没有结果，就单刀直入地说：“有人揭发说，你曾带人去抓过郭亮。”
彭柏山一听立刻站了起来，显得很激动，大声地说：“这是有人故意造谣迫害!”
方治华说：“你先别激动，我们也没有给你任意定罪，但你得说出让人信服的理由来。”
彭柏山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他很快的冷静了下来，朝我们笑了笑说：“你们能相信这样的话吗?在胡风的问题上我可能有错误，但这郭亮之死与我却毫无关系。你们想一想，我现在才多大岁数，1928年郭亮死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社会上的普通青年，还没有加入党组织，而且后来我主要在上海参加‘左联’的文艺工作，怎么会认识郭亮?怎么有可能带人到湖南去抓他?这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吗?难道你们也相信这样的话?”
彭柏山于是与我们展开了说理“斗争”，我们听了觉得他的那些话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审讯无法再进行下去。
我们将对彭柏山的审讯情况通过“胡风专案”办公室向上级作了汇报，但最后还是将他定成了“胡风分子”。
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彭柏山在河南省又遭受到严重的摧残，最后被迫害致死。 一场悲剧以生命的结束为代价!
该文章转自 华程网 www.huachengnz.com 原文链接：http://www.huachengnz.com/article/view_22502_2.html
及时对自己的文艺观点提出自我批评，那么上面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将这件事情公开的提出来。
彭柏山同时还告诉胡风，你的问题不搞清楚，得不到彻底的解决，就不要急着搬到北京去，去了也没有用。
胡风听从了彭柏山的话，认为自己现在急着搬到北京去也没有用的。一来工作的事情一直被搁着不理，搬去了也没有什么意思，二来只要将自己的事情弄清楚了，随时都可以搬，也用不着这么着急，现在自己远在上海，离那些人远一点也有好处，否则对自己不利。
不久，彭柏山告诉胡风，说是周扬将到上海来，让胡风好好的与他谈谈。
于是，胡风遵照彭柏山的建议，在上海专门找过周扬，但两个人谈得很不投机。
在谈话中，周扬指责胡风是在“抽象地看党”，是“个人英雄主义”。并说胡风已经将全国的党员作家都“批评尽了”。同时还指责了胡风当年在重庆时，与乔冠华等人的“才子集团”的亲密关系。至于工作问题，周扬则同意回北京后再商量一下，并约胡风如果有机会到北京再谈。
在这种情况下，彭柏山建议胡风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将自己的情况反映一下。并同时劝胡风，应该写一些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心得体会之类的文章，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以此将自己的问题解决。
要是在过去，个性倔强的胡风是不会听这样的话的，这次他却听从了彭柏山的劝告，写了一篇题为《学习，为了实践》的理论文章，谈了自己学习、纪念“讲话”的体会。
彭柏山想帮助胡风解决工作的问题未能实现，可是却通过他的老部下刘雪苇，为胡风解决了几个友人的工作问题，他们是罗洛、何满子、王元化、张中晓、张禹、耿庸等人，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了“胡风分子”。
也就是这个时候，胡风开始着手准备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反映自己的情况。
四
彭柏山开始是作为“胡风分子”拘捕的，在审讯中主要也是追问他与胡风集团的关系，可是不知怎么，后来又冒出了一个新的更为严重的问题，说彭柏山是出卖早期党的领导人之一的郭亮的凶手。
专案办公室每天加紧审讯，可是审去审来也审不出一个结果。
于是，负责彭柏山一案的宋若侠便多次赴湖南调查，回来后对于所说的彭柏山带领国民党特工人员抓郭亮的事情基本上给予了否定。
1956年宋若侠调离“胡风专案”办公室，他的办公室负责人的位置由公安部新派来的方治华接任。
这年4月，我从四川调查尚丁、曾卓的特嫌问题回来，就被方治华叫住，让我同他一同去新康花园审讯彭柏山。
当彭柏山被带进审讯室时，他显得很平静，坐在我们的对面，用一双显得有些忧郁的目光看着我们。
方治华问道：“彭柏山，你想一想，你的问题还有什么没有谈的?”
彭柏山说：“该说的我都向组织上说了，现在没有什么要谈的了。”
问：“你怎么这么肯定?”
答：“是的，就这么肯定，因为我不会编造事实。”
问：“彭柏山，你曾经是党的高级干部，你应该知道你问题的严重性。”
答：“是的，我知道。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不能随意乱说。”
从审讯的情况来看，彭柏山态度不错，没有我审讯张中晓时的那种抵触情绪和拒绝回答问题的现象，他是每问必答，有根有据，也从不牵连别人，只谈自己的事情，遇着有关的人，他都说主要是自己的责任，与别人没有关系。
当问到与胡风的关系时，他也毫不隐瞒，一点一点的都作了交待，特别是近一年多来，他如何为胡风的工作问题想办法，又如何动员胡风找周扬面谈等等，与我们掌握的事实基本相同。只是他认为这些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正常交往与活动，根本就没有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目的，更没有反党的意图。而我们则认为他与胡风的这些活动，都是在进行一种反革命阴谋。
对于公安机关的说法，他表示不能接受。
我由于刚外调回来，不太了解情况。加之在调查尚丁“军统特务”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了一些事情，感觉到胡风集团一案有着许多与事实不符的人为的因素。在当时的形势下，我虽然也有“左”的思想，做过一些“左”的事情，但作为一名办案人员，尊重事实应该是最基本的东西，这一点我还是始终不能忘记的。对于彭柏山一案，我一开始就有看法，但又不好说，因此在陪同方治华对其进行审讯时，我一言未发。
审讯下来后，方治华问我为什么不说话。我说彭柏山与胡风的那些事情，都比较清楚了，我问还是那一套，没有什么好问的。
后来，审讯接触到了最实质性的问题，关于郭亮之死。
郭亮，湖南长沙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工人运动。1927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先后任中共湖南、湖北省委书记。1928年3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被杀害。
方治华问：“你认识郭亮吗?”
彭柏山摇着头说：“不认识。”
方治华说：“可是有人说你认识。”
答：“别人说是别人的话，但我真的不认识。”
方治华说：“我们希望你能向组织上老实交待，不要隐瞒，否则后果得由你自己负责，我想这个道理你是明白的。”
答：“我当然明白，但我不能无中生有，这样做也是欺骗组织嘛。”
方治华见彭柏山始终不肯接触实质性的事情，就追问道：“你知道郭亮是怎么死的吗?”
答：“从党的报刊上知道，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
方治华：“请你说详细一点。”
答：“我就只知道这么多。”
方治华见这样审下去没有结果，就单刀直入地说：“有人揭发说，你曾带人去抓过郭亮。”
彭柏山一听立刻站了起来，显得很激动，大声地说：“这是有人故意造谣迫害!”
方治华说：“你先别激动，我们也没有给你任意定罪，但你得说出让人信服的理由来。”
彭柏山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他很快的冷静了下来，朝我们笑了笑说：“你们能相信这样的话吗?在胡风的问题上我可能有错误，但这郭亮之死与我却毫无关系。你们想一想，我现在才多大岁数，1928年郭亮死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社会上的普通青年，还没有加入党组织，而且后来我主要在上海参加‘左联’的文艺工作，怎么会认识郭亮?怎么有可能带人到湖南去抓他?这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吗?难道你们也相信这样的话?”
彭柏山于是与我们展开了说理“斗争”，我们听了觉得他的那些话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审讯无法再进行下去。
我们将对彭柏山的审讯情况通过“胡风专案”办公室向上级作了汇报，但最后还是将他定成了“胡风分子”。
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彭柏山在河南省又遭受到严重的摧残，最后被迫害致死。 一场悲剧以生命的结束为代价!
该文章转自 华程网 www.huachengnz.com 原文链接：http://www.huachengnz.com/article/view_22502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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