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不是反腐败也不能反腐败
何蜀
△「文革」不能反腐败
近年来,谈到腐败问题,人们普遍都已达成这样的共识: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消除腐败的关键在于对权力的制衡和监督.
那么,「文革」中,民众有了毛所谓的「大民主」,权力是不是得到了制衡和监督呢?也许有人会认为,那些被公开揭发出各种问题,被批斗、打倒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他们的权力不是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制衡和监督吗?其实,那只是一种假象.因为,第一,当时根本就没有监督权力的机制,也没有相关的法律,仅有的一个「公安六条」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愅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也只是用来监督和限制民众「大民主」权力的;第二,所谓的「大民主」只是一种表面上的民主假象,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走资派」是因为民众认为应该打倒就能打倒的,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全都是由上面特别是毛根据政治需要而决定的.
比如,当时的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武光,新疆的造反派和首都红卫兵中著名的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等都认定他是革命干部,将他救出新疆,送到北航校内保护起来,但是一旦「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央专案组为了打倒刘少奇的需要,炮制「刘仁与武光将王光美打入我军调部」冤案,把武光定为「叛徒」,在周恩来和康生的严令下,北航红旗也不得不乖乖交出武光并立即与之「划清界限」.而另一位新疆领导人王恩茂(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新疆造反派和首都三司等红卫兵都坚决要打倒他,但是毛始终没有同意,周恩来就再三给造反派做工作,宣称王恩茂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将他安排为副主任.但是新疆造反派仍然要想打倒他,自治区革委会甚至发起批判王恩茂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独立王国」问题.中共九大前夕,１９６９年１月１２日,周恩来按照毛的意图为中央起草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电报,明确指示:「新疆自治区出席九大的代表应包括王恩茂同志在内.……如说服谠员干部和谠内外革命群众需要时间才能选出,可先将王恩茂同志全家送来北京,以便继续工作.」 经毛批准,王恩茂全家由专机接往北京,他被安排出席中共九大并「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又比如,当时的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浙江省造反派一派(省联总)要打倒他,一派(红暴派)要保他,当周恩来按照毛的意见代表中央多次表态对江华要保时,保江华的红暴派就提出「坚决解放江华,舍得一身剐,敢把江华扶上马!」但是一旦毛改了主意,决定不保江华了,江华就立即被中央宣布为「中国赫鲁晓夫在浙江的代理人」打倒.而曾经死保过江华的红暴派则灰溜溜地被毛称为「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了.
又比如,当时的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军事院校和总后勤部机关的造反派拚命要打倒他,写了大量的批判材料,甚至还编了《打倒邱会作》的歌来唱,把邱会作关押批斗并加以肉体折磨(打断一根肋骨,肩胛骨骨膜、两片肌肉断裂,造成终身残疾).但是一旦「无产阶级司令部」表态不能打倒,叶群向造反派宣读了林彪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联名签署的字条「立即放出邱会作」 ,造反派就不得不规规矩矩放出邱会作(以后批邱的造反干将们反而都被打成了「反革命」).
再比如,重庆「一月夺权」时,造反派对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本来是坚决要打倒的(因为辛易之曾代表市委处理两派学生冲突的「八一五」事件,被造反派认定为「镇压八一五事件的刽子手」),但是重庆驻军谠委决定要将辛易之作为革命干部结合进夺权后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革联会,八一五派不得不被迫表示拥护,并专门召开了批判市委主要负责人鲁大东的大会,让辛易之上台发言揭发批判鲁大东以作「火线亮相」.但是在１９６８年筹建「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时,「无产阶级司令部」给了辛易之一个「滑头滑脑」的评价,由重庆驻军领导人主持的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就不得不将辛易之抛开,并赶紧布置人员替鲁大东写出「深刻检查」,以让其过关并作为革命干部突击结合进革命委员会.
当年这样的假民主闹剧实在是太多了.有的地方还一度有群众组织宣布将某位被打倒的「走资派」「开除谠籍」,但是过后才知道那是根本就不算数的.
实际上,「文革」不但没有使权力得到监督,恰恰使得领导者特别是最高领导者的权力变成了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
毛通过「文革」变成了拥有绝对权力的大独裁者.林彪提出谁反对毛就「全谠共诛之、全国共讨之」;首都红卫兵中最能造反的三司提出「谁反对毛就砸烂谁的狗头」.谁要对毛稍有不同意见,轻则受批判,重则以「恶攻」(即「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罪名被处决.这方面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罄竹难书.
除了毛以外,其他在位的当权者也都是不能随便批评的.臭名昭著的「公安六条」中明确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在具体执行中,这一条还扩大到了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有成员都不能批评.
在毛一手领导搞起来的祸及全国、长达数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明确规定:凡是把斗争矛头「三指向」——即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包括毛、林彪、周恩来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任何一个成员)、指向解放军(主要指各地驻军「支左」工作的负责人)、指向「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主要指革命委员会中的军队干部和个别老干部)的,都是「五一六」,都是「现行反革命」,大批无辜者遭到前所未有的严刑逼供和精神折磨,许多人被整得致伤、致病、致残、致死,全国受害者不计其数,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是曾经相信和实行过所谓「大民主」的造反派领袖和骨干.他们为了那一点点短暂而虚幻的「大民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军队「三支两军」,是「文革」中产生大规模权力腐败的一个重要诱因.毛发动和支持的造反、夺权,使得各级谠政机关陷于瘫痪.为了稳定局势以保障「文革」得以顺利进行,毛把军队推上了取代谠政机关的位置.在各级谠政领导干部均遭「炮轰」、「火烧」,一个个威风扫地之时,一些军队领导人却获得了空前的权力,他们可以对自己不熟、不懂甚至一窍不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研、司法等各方面事务发号施令,可以随意支配各种社会资源,可以把无辜民众「以革命的名义」关进「牛棚」或「学习班」,掌握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杀予夺之权……在这样的情况下,突然拥有了极大权力的军队干部,很难不受权力的腐蚀而大搞「以权谋私」.当年在重庆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的五十四军,在１９８５年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中,部队谠委总结了在重庆「三支两军」中所犯的三大错误,其中之一就是:「个别'三支两军’人员,以权谋私,造成了不良影响.」 实际上,「支左」部队干部的种种以权谋私恶行,在许多地区和单位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这是人所共知的.
当时领导干部特别是军队领导干部最令人切齿痛恨的腐败行为,是利用职权凌辱、奸淫女知青.「１９７３年６月,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前,国务院知青办曾经对各地知青状况进行了摸底调查.根据辽宁、四川、吉林、安徽等２４个省、市、区的不完全统计,１９６９年以来共发生迫害知青案件２.３万余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约占７０％,这就是说,被官方确认的这类案件就有大约１.６万起.」据１９７３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统计各生产建设兵团的发案情况,「黑龙江兵团,１９６８年以来发生奸污女知青案件３６５起;内蒙古兵团,自１９６９年以来,发生同类案件２４７起;据对云南兵团４个师、２个独立团的不完全统计,发生同类案件１３９起;广州兵团的发案数为１９３起.」「云南兵团一师的干部中,有１０３人犯有奸污、猥亵女知青的罪行.其中,连级干部７１人,营级干部７人,团级干部２人.１９７３年５月因奸污女知青而受处理的１００名江苏、浙江、安徽兵团干部中,师级干部１人,团级干部５１人,连级干部４８人.在广州兵团,作案的师级干部２人,团级干部３８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三十四团谠委６名常委中,强奸、猥亵女知青的就有４名.……兵团司令员何凤山及５个师级干部竟无一清白,均有调戏或奸污女知青的行为.某师师长,不仅奸污了２名女知青,还奸污了１名女知青的母亲.」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师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都是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奸污、猥亵女知青多达数十人.有的被黄奸污后,又落入李的魔手.两犯罪不可逭,１９７３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１０４号文件,通告全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上述事例足以说明,现在有人认为在「文革」时期干部都很廉洁,至少是不敢腐败,因而不存在腐败问题,这完全是一种错觉.当然,在那时极端「革命」的政治形势和极度贫困的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有今天动辄贪污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或包养若干情妇、随意狎玩「小姐」的腐败分子,那时的客观环境不同,腐败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在「公权私用」、「以权谋私」这个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
正是在刘少奇、林彪两个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先后被「摧毁」,中共经过「吐故纳新」,成为「更加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之际,权力不受制衡和监督的政治弊端反而得到恶性发展,社会上洪水泛滥般地出现了为民众所深恶痛绝的「走后门」问题.
「走后门」的腐败之风,对无权又无钱的普通民众是极大的祸害.当时上山下乡的普通家庭出身的知识青年,无法凭借父辈的关系通过「走后门」参军、招工、招干、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等各种方法脱离苦海,要想回城,必须设法给有关领导干部行贿来打通这道「后门」,这已经成为社会上无人不知的半公开的「潜规则」.当时在西南师范学院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和监督劳动、学习的著名学者吴宓,在日记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帮他做家务的女工唐昌敏,幼子贺国昭(初中毕业生)下乡当知青四年后,面临想争取调回来而无钱贿赂干部「走后门」的困难.唐昌敏与丈夫贺文彬求助于吴宓.吴宓在１９７３年１月７日日记中记载:「贺文彬与唐昌敏之幼女贺国琼已回家,现随父在废品公司任职,月薪１８元余.今惟幼子贺国昭仍在农村劳动,１９７３九月可望归家,每月须交际费１０元,即购茶叶等,馈献其在乡之领导人,以求得放归,云.宓当允议,愿在宓月薪收入为今之三十九元时,每月当济助贺文彬此项五元;宓月薪收入为二百七十二元时,每月当济助贺文彬此项十元云.」 １月３１日记载:「贺文彬又为谋贺国昭得由农村调回,求宓月给１０元,买茶叶等送贿领导人.」 ２月１日记载:「今夕,付与贺文彬１０元,为新年送贿在乡领导人(以后每月五元),俾贺国昭得早日释放回家.」
从吴宓日记中的这些点滴记载,即可看出当时广大民众面对「走后门」这个腐败痼疾时的无奈处境.
当时「走后门」问题还突出表现在各地高等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上,因为废除了被视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高考制度,高校招生一律由「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归根结底就是领导批准),这就给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大开方便之门.１９７２年５月１日,中共中央面对高校招生问题成灾的局面,不得不经毛批示「同意」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其中指出:「当前值得认真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走后门’现象,有些地区和单位情况比较严重.据反映,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甚至用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有些招生主管部门和负责招生工作的干部,不按谠的原则办事,讲私人交情,私送名额,或强令招生人员违章接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学.」 即使从这些为了维护「形势大好」的宣传口径而大大淡化了的说法中,也可以看出当时问题的严重程度.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０日,福建省莆田县郊城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为儿子下乡当知青后所遇到的严重生活困难给毛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反映:「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他愤怒抨击了「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李庆霖这样的言论,若是换一个时候,必定被打成「诬蔑大好形势」的「右派言论」或「反革命言论」,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毛急于收揽人心、改善自身形象的需要,竟意外地得到了毛的复信和赠款三百元,毛不但没有指责他的言论,还在给他的回信中承认:「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中共中央也赶紧于１９７３年６月１０日发出《中共中央转发李庆霖来信和毛的复信》,并要求「传达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号召各地认真学习并严格检查知青工作.这也等于是公开承认了「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腐败现实是确实存在的.
然而,毛对「走后门」的态度却并非与民众「心连心」.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５日,在江青策动召开的谠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毛的亲信迟群在讲话中「打民意牌」,谴责了民众反映十分强烈的「走后门」问题.据《毛传》称:「这里所讲'走后门’,直接针对的是叶剑英一个儿子在空军当飞行员,一个女儿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英文.」(但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些情况,而只看到自己身边的各级领导干部大走后门的现实.)１月３０日,叶剑英致信毛作「检讨」.２月１５日,毛给叶剑英写信,谈到「走后门」问题时说:「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走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按照毛这封信的精神,中共中央迅即于２月２０日发出通知,提出对「走后门」问题应该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到运动后期妥善处理.这个中央文件和毛的指示传达下来后,广大无权无势而希望对领导干部的「以权谋私」加以限制的民众大失所望.也正因为如此,「走后门」之风才在那个「最革命」的年代里愈演愈烈,弥漫全社会,医生有权开病假证明,售货员有权抢先买到紧俏商品,司机有权开公车办私事……各行各业都盛行起了「走后门」.
毛为什么会对「走后门」这样宽容呢?原来他自己就已牵涉其中.毛后来对他的亲信「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说:「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你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去上大学,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能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再来看看当时领导干部搞腐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任人唯亲.
毛曾斥责过林彪等人把自己老婆安排为办公室主任的作法,然而,他自己在这方面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他发动「文革」之时,就派出他的老婆江青充当「急先锋」,并在「文革」之初即任命江青担任了权倾朝野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很快就掌握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全部实权),江青当时还不是中共中央委员,却可以一句话就宣布打倒政治局常委陶铸,还可以参与领导打倒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专案审查工作并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在为打倒刘少奇立下「丰功伟绩」之后,毛便钦定其跃升中央政治局委员.
同时,毛还派出自己和江青的女儿李讷(化名肖力,刚从大学毕业,在《解放军报》作挂名编辑)充当「联络员」,鼓动北京高校红卫兵的造反运动并搜集有关情报,１９６７年初又派李讷去《解放军报》夺权,先后打倒了胡痴和赵易亚两任负责人,制造了打击大批无辜者的所谓「阴谋绑架暗害肖力」的「一8226;二○专案」和「阴谋颠覆以肖力为首的军报红色政权」的「三二四专案」等冤案,把《解放军报》搞得乌烟瘴气.「据统计后来全社有９０％以上的同志,都因为被认为'反对’过肖力而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惩处、批判,至少是认罪作检查.」「演出了一场又一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人间惨剧」.
此后,毛又任用自己的表侄孙女王海容(「文革」中从大学毕业生迅速提拔为外交部副部长)当「联络员」,「王海容由于能在中南海行走的特殊条件,成了外交部通向毛的一道后门.她的汇报在毛处能起作用,毛也通过她下达指示.」王海容与外交部另一位能常见到毛的翻译唐闻生一起被称为「王、唐二小姐」,「通天人物」,因为毛授权她们可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被称为「见习政治局委员」,连周恩来也不得不为一些国家大事托她们向毛转呈意见.
而「周恩来挨批大多同外事有关,这同通天人物对周的不满不无关系.」王海容在外交部领导班子里「动辄反右倾,批判指责老干部,训斥别人」,「集体领导制度和部长的决定权形同虚设,大小事情听命于小姐传达的最高指示,人称'无字天书’.」王、唐二小姐在「批极左、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运动中,被她们打击的群众和老干部不胜枚举.因为,她们以特殊的身份进入了领导班子,对这些运动的推行有着特殊的影响……」
最后,毛还把侄子毛远新调来充当凌驾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上的「联络员」,一切「圣旨」均由其传达,全国上下必须照办.
实际上,在「文革」中、后期被轻描淡写地称之为「不正之风」的领导干部「特殊化」,「以权谋私」等等恶行,就是一种腐败,在这方面,毛是一个突出的典型.
当「高稿酬」被当作「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罪行遭到猛烈批判,全国各出版社和报刊社都已停止向作家、作者支付稿费之后,唯有毛能继续通过其《毛选集》、《毛著作选读》、《毛语录》、《毛诗词》等等的反复再版和一些文章、讲话的发表和出版单行本而按照最高标准获取巨额稿费.
当全国民众购买香烟都要凭票限量供应,许多烟民不得不到处设法讨要烟票或寻找烟草替代品时,毛却可以不受限制地大吸高级香烟和进口雪茄烟,甚至一度为了他的健康而专门在中南海附近设了个小型卷烟厂,为他生产特制雪茄烟.
当全国民众都被剥夺了观看传统戏曲的权利,只能翻来覆去看「八个样板戏」的时候,当有的传统戏曲爱好者自娱自乐演唱传统戏曲而被视为「文艺黑线回潮」甚至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时候,惟有毛可以随心所欲欣赏传统戏曲,而且是专门组织名演员为他一个人表演.１９７４年底,北京电视台派出专门人员赴长沙执行特殊的「政治任务」,专门为正在长沙的毛摄制和播出传统戏曲节目,为此特地在湖南省电视台增设了第五频道.１９７５年１月２日播出时被观众看到,有「革命觉悟高」者打电话质问为什么播出「旧戏曲」?摄制组只得停止通过电视台频道播出,而和演员进驻湖南省委招待处,为住在湖南省第九招待所六号楼的毛专门摄制和直播传统戏曲节目(至２月下旬毛离开长沙为止).
随后,从１９７５年初到１９７６年初,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为了满足毛的个人欲求,中共中央又调集了全国大批最好的演员(其中不少是被打成「文艺黑线人物」的著名演员,有的此前还被关在「牛棚」中或在劳动改造)和各剧团中最拔尖的器乐演奏员,动用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和当时最好的技术设备,专门为毛录制古典诗词和传统戏曲.这方面的情况,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当事人写出了回忆.但却大多没有想到这是「革命」年代里一种特殊的腐败,而认为这是毛为抢救传统戏曲作出了贡献.其实,这种「贡献」与那位被中共历史学家范文澜称为「著名的浪子」、「标准的暴君」的隋炀帝纯粹为了个人享乐而开凿大运河之类的「贡献」,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不同的只是,隋炀帝没有打出「革命需要」、「政治任务」的招牌.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批专门为毛演唱和录制的传统戏曲中,就有在「文革」中遭到了猛烈批判的《游龙戏凤》.１９６９年３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发表驻中国京剧团工人、解放军毛思想宣传队和中国京剧团革命委员会的《举红灯破黑线大闹京剧革命》,文中将《游龙戏凤》称为「荒淫无耻、下流低级」的「毒草戏」.１９６９年９月３日《人民日报》发表冀师文、任文宣《遮羞布下的豺狼本相——批判大叛徒刘少奇关于文艺问题的一次谈话》,斥责刘少奇「盛赞美化封建统治者下流淫荡生活、腐蚀人们灵魂的《游龙戏凤》,还硬要我们去'继承’.」而在打倒并整死了刘少奇,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最革命」的「中央领导」们却专门为供红墙深宫里的伟大领袖独自欣赏而组织拍摄和录制了张学津演唱,刘长瑜演,李世济唱的《游龙戏凤》和韩凤田的大擂拉戏双人唱腔《游龙戏凤》等.同样一出戏,刘少奇看,就是「荒淫无耻、下流低级」,而领导打倒了刘少奇的毛看,难道就变成了健康纯洁、上流高级?
有了伟大领袖的表率作用,「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中的腐败之风也就通行无阻了.
当时全国民众住房都十分紧缺,「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几代人同住一个房间)的家庭十分常见,新婚夫妻没有住房只能各住单身宿舍的情况也很平常.然而,「文革旗手」江青却可以独自(加上为她服务的工作人员)住一栋楼,并且可以随意换楼.江青原住钓鱼台十一号楼,因为她怀疑楼房里被安了窃听装置,就提出要搬到好几年没人住的空着的十号楼.周恩来得知后马上同意并通知汪东兴负责办理.「钓鱼台当时共有１８栋楼,其中两栋是工作人员用房,一栋是综合活动楼,其余的１５栋是接待楼.江青一个人就住过三栋接待楼,还霸占着综合活动楼……」此外,「江青不但长期独占着两栋楼,还有４匹军马长期供她独用,即使是到北戴河休息,去八达岭游玩,马匹也上专列与她一同前往.放映厅的近百部电影片,由她一个霸占着,没有她同意谁也不敢拿出去看……」
那个无才无德的叶群,仅仅因为是「毛的亲密战友和和接班人」林彪的夫人,就由毛钦定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她倚仗权势,化公为私,侵占公家的图书,掠夺文物管理处收存的文物(其中许多是「文革」中抄家收缴的私人藏品),她贪得无厌地派「林办」工作人员去拿了一次又一次,「所有带回的东西,都是'给钱’的,但这种'给钱’比不给还糟糕,还恶劣,几百元、几千元的东西,只给几角钱,几元钱,象征性的拿点钱,就把拿变成买,把非法变成合法……」而且这种「以权谋私」是有「制度」保证的,因为文物管理处的「革委会有指示:'首长’们拿这些东西,都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又不像旧社会资本家变成自己可以买卖的私人财产.'再说,要照实收,咱们的领导同志,哪来那么多的钱?’」
叶群还经常叫秘书以「林办」的名义搜罗山珍海味和应季水果.有一次,为了拉拢陈伯达,她甚至让秘书设法从南方运来陈伯达想吃的螃蟹,秘书感到为难,她就亲自布置:「怕运输耽误时间,你可以找空军帮忙嘛!用飞机带,当天就送到了.还怕吃不上鲜活的?如果还不行,就让他们多运点,总不能都在途中死了吧?……」
因为权力得不到制衡与监督,在「最革命」的年代里因为「最革命」的表现而被破格提拔到高位的「新生力量」,也会迅速走向腐败.刘庆棠和王洪文,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芭蕾舞演员刘庆棠,当年「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一号英雄人物」洪常青的扮演者,因得到江青的赏识,爬上了中共九大主席团成员和国务院文化组领导成员、文化部副部长的高位.他不但在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中不择手段疯狂整人,被人们称作「台上是洪常青,台下是南霸天」,而且在生活上极度腐化堕落,利用权势大肆残害、污辱女演员,「帮助安排工作,给丈夫落户口,避免挨斗……只要有求于他的女演员,都有可能落入他的'魔掌’,成为泄欲工具.有一个比他小二十多岁的姑娘,竟长期被他霸占……」「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竟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离女浴室不远的地方……刘庆棠时常半开着门窥守在门旁,看见零星洗完澡走来的姑娘,便一本正经地请人家到办公室谈话……」「这些事情反映到'四人帮’那里,一个'小节无害’的结论使刘庆棠轻易过了关,他照样当他的副部长.」
在毛亲自物色的刘少奇、林彪这先后两位接班人都被当成「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打倒之后,毛重新挑选的接班人、上海工人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被毛破格提拔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十大「选出」的这个新班子曾被称为标志了中共的「兴旺发达、后继有人」.这位代表「后继有人」的王副主席,在登上权力高峰之际就得意忘形,迅速腐败,连跟他一起造反的「战友」、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副主任徐景贤也实在看不下去了,于１９７５年３月１０日给张春桥、姚文元写信告状,告王洪文在十届二中全会短短的三天会议期间就请了两次客.在１９７４年一年中至少请了三次客;而且每次都有内部影片招待:第一次饭后看英国片《女间谍》,第二次饭后看美国彩色片《十诫》,第三次饭后看《跳不完的舞》.在钓鱼台住所请吃还嫌不够,又专门到新建的北京饭店设了一席「北京最高水平的菜」.在四届人大期间,王洪文在钓鱼台请了两次客.第一次吃的是中国菜,做菜的是从上海「莫有财」菜馆调去的厨师,席间喝了很多酒,吃完饭又留全体看美国电影《巴顿将军》,一直搞到清晨.第二次请客吃的是法国菜,是特意把锦江饭店的花师傅(四届人大代表)接到钓鱼台去专门做的,那天吃的法国名菜「烙蛤蜊」等.烙蛤蜊用的盆子是专门从上海运去的,宴会完全仿照接待西哈努克的规格,每人面前斟满了白兰地、葡萄酒、茅台、香槟等名酒.吃完法国菜又放映了西德片.而王洪文的这种大肆挥霍、请客吃饭是有制度保证的,有人告诉徐景贤:「洪文同志请客有特别费用可以报销」.除此之外,王洪文还封官许愿、索要礼物和钱.徐景贤在信中忧心忡忡地说:「十大以后,特别是十届二中全会以后,我对洪文同志的担心增加了.」 这正说明,在「文革」那样极端「革命」的年代里,王洪文进入「最革命」的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后,由于拥有了不受监督和制衡的权力,便「立竿见影」地迅速走向了腐败.
回顾真实的而不是经过筛选、剪裁的历史,就应该承认这个明白无误的道理:「文革」不是反腐败,「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也不能反腐败,反而还不断产生着新的、更为严重的腐败.
何蜀
△「文革」不能反腐败
近年来,谈到腐败问题,人们普遍都已达成这样的共识: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消除腐败的关键在于对权力的制衡和监督.
那么,「文革」中,民众有了毛所谓的「大民主」,权力是不是得到了制衡和监督呢?也许有人会认为,那些被公开揭发出各种问题,被批斗、打倒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他们的权力不是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制衡和监督吗?其实,那只是一种假象.因为,第一,当时根本就没有监督权力的机制,也没有相关的法律,仅有的一个「公安六条」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愅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也只是用来监督和限制民众「大民主」权力的;第二,所谓的「大民主」只是一种表面上的民主假象,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走资派」是因为民众认为应该打倒就能打倒的,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全都是由上面特别是毛根据政治需要而决定的.
比如,当时的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武光,新疆的造反派和首都红卫兵中著名的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等都认定他是革命干部,将他救出新疆,送到北航校内保护起来,但是一旦「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央专案组为了打倒刘少奇的需要,炮制「刘仁与武光将王光美打入我军调部」冤案,把武光定为「叛徒」,在周恩来和康生的严令下,北航红旗也不得不乖乖交出武光并立即与之「划清界限」.而另一位新疆领导人王恩茂(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新疆造反派和首都三司等红卫兵都坚决要打倒他,但是毛始终没有同意,周恩来就再三给造反派做工作,宣称王恩茂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将他安排为副主任.但是新疆造反派仍然要想打倒他,自治区革委会甚至发起批判王恩茂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独立王国」问题.中共九大前夕,１９６９年１月１２日,周恩来按照毛的意图为中央起草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电报,明确指示:「新疆自治区出席九大的代表应包括王恩茂同志在内.……如说服谠员干部和谠内外革命群众需要时间才能选出,可先将王恩茂同志全家送来北京,以便继续工作.」 经毛批准,王恩茂全家由专机接往北京,他被安排出席中共九大并「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又比如,当时的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浙江省造反派一派(省联总)要打倒他,一派(红暴派)要保他,当周恩来按照毛的意见代表中央多次表态对江华要保时,保江华的红暴派就提出「坚决解放江华,舍得一身剐,敢把江华扶上马!」但是一旦毛改了主意,决定不保江华了,江华就立即被中央宣布为「中国赫鲁晓夫在浙江的代理人」打倒.而曾经死保过江华的红暴派则灰溜溜地被毛称为「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了.
又比如,当时的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军事院校和总后勤部机关的造反派拚命要打倒他,写了大量的批判材料,甚至还编了《打倒邱会作》的歌来唱,把邱会作关押批斗并加以肉体折磨(打断一根肋骨,肩胛骨骨膜、两片肌肉断裂,造成终身残疾).但是一旦「无产阶级司令部」表态不能打倒,叶群向造反派宣读了林彪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联名签署的字条「立即放出邱会作」 ,造反派就不得不规规矩矩放出邱会作(以后批邱的造反干将们反而都被打成了「反革命」).
再比如,重庆「一月夺权」时,造反派对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本来是坚决要打倒的(因为辛易之曾代表市委处理两派学生冲突的「八一五」事件,被造反派认定为「镇压八一五事件的刽子手」),但是重庆驻军谠委决定要将辛易之作为革命干部结合进夺权后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革联会,八一五派不得不被迫表示拥护,并专门召开了批判市委主要负责人鲁大东的大会,让辛易之上台发言揭发批判鲁大东以作「火线亮相」.但是在１９６８年筹建「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时,「无产阶级司令部」给了辛易之一个「滑头滑脑」的评价,由重庆驻军领导人主持的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就不得不将辛易之抛开,并赶紧布置人员替鲁大东写出「深刻检查」,以让其过关并作为革命干部突击结合进革命委员会.
当年这样的假民主闹剧实在是太多了.有的地方还一度有群众组织宣布将某位被打倒的「走资派」「开除谠籍」,但是过后才知道那是根本就不算数的.
实际上,「文革」不但没有使权力得到监督,恰恰使得领导者特别是最高领导者的权力变成了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
毛通过「文革」变成了拥有绝对权力的大独裁者.林彪提出谁反对毛就「全谠共诛之、全国共讨之」;首都红卫兵中最能造反的三司提出「谁反对毛就砸烂谁的狗头」.谁要对毛稍有不同意见,轻则受批判,重则以「恶攻」(即「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罪名被处决.这方面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罄竹难书.
除了毛以外,其他在位的当权者也都是不能随便批评的.臭名昭著的「公安六条」中明确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在具体执行中,这一条还扩大到了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有成员都不能批评.
在毛一手领导搞起来的祸及全国、长达数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明确规定:凡是把斗争矛头「三指向」——即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包括毛、林彪、周恩来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任何一个成员)、指向解放军(主要指各地驻军「支左」工作的负责人)、指向「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主要指革命委员会中的军队干部和个别老干部)的,都是「五一六」,都是「现行反革命」,大批无辜者遭到前所未有的严刑逼供和精神折磨,许多人被整得致伤、致病、致残、致死,全国受害者不计其数,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是曾经相信和实行过所谓「大民主」的造反派领袖和骨干.他们为了那一点点短暂而虚幻的「大民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军队「三支两军」,是「文革」中产生大规模权力腐败的一个重要诱因.毛发动和支持的造反、夺权,使得各级谠政机关陷于瘫痪.为了稳定局势以保障「文革」得以顺利进行,毛把军队推上了取代谠政机关的位置.在各级谠政领导干部均遭「炮轰」、「火烧」,一个个威风扫地之时,一些军队领导人却获得了空前的权力,他们可以对自己不熟、不懂甚至一窍不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研、司法等各方面事务发号施令,可以随意支配各种社会资源,可以把无辜民众「以革命的名义」关进「牛棚」或「学习班」,掌握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杀予夺之权……在这样的情况下,突然拥有了极大权力的军队干部,很难不受权力的腐蚀而大搞「以权谋私」.当年在重庆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的五十四军,在１９８５年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中,部队谠委总结了在重庆「三支两军」中所犯的三大错误,其中之一就是:「个别'三支两军’人员,以权谋私,造成了不良影响.」 实际上,「支左」部队干部的种种以权谋私恶行,在许多地区和单位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这是人所共知的.
当时领导干部特别是军队领导干部最令人切齿痛恨的腐败行为,是利用职权凌辱、奸淫女知青.「１９７３年６月,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前,国务院知青办曾经对各地知青状况进行了摸底调查.根据辽宁、四川、吉林、安徽等２４个省、市、区的不完全统计,１９６９年以来共发生迫害知青案件２.３万余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约占７０％,这就是说,被官方确认的这类案件就有大约１.６万起.」据１９７３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统计各生产建设兵团的发案情况,「黑龙江兵团,１９６８年以来发生奸污女知青案件３６５起;内蒙古兵团,自１９６９年以来,发生同类案件２４７起;据对云南兵团４个师、２个独立团的不完全统计,发生同类案件１３９起;广州兵团的发案数为１９３起.」「云南兵团一师的干部中,有１０３人犯有奸污、猥亵女知青的罪行.其中,连级干部７１人,营级干部７人,团级干部２人.１９７３年５月因奸污女知青而受处理的１００名江苏、浙江、安徽兵团干部中,师级干部１人,团级干部５１人,连级干部４８人.在广州兵团,作案的师级干部２人,团级干部３８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三十四团谠委６名常委中,强奸、猥亵女知青的就有４名.……兵团司令员何凤山及５个师级干部竟无一清白,均有调戏或奸污女知青的行为.某师师长,不仅奸污了２名女知青,还奸污了１名女知青的母亲.」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师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都是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奸污、猥亵女知青多达数十人.有的被黄奸污后,又落入李的魔手.两犯罪不可逭,１９７３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１０４号文件,通告全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上述事例足以说明,现在有人认为在「文革」时期干部都很廉洁,至少是不敢腐败,因而不存在腐败问题,这完全是一种错觉.当然,在那时极端「革命」的政治形势和极度贫困的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有今天动辄贪污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或包养若干情妇、随意狎玩「小姐」的腐败分子,那时的客观环境不同,腐败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在「公权私用」、「以权谋私」这个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
正是在刘少奇、林彪两个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先后被「摧毁」,中共经过「吐故纳新」,成为「更加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之际,权力不受制衡和监督的政治弊端反而得到恶性发展,社会上洪水泛滥般地出现了为民众所深恶痛绝的「走后门」问题.
「走后门」的腐败之风,对无权又无钱的普通民众是极大的祸害.当时上山下乡的普通家庭出身的知识青年,无法凭借父辈的关系通过「走后门」参军、招工、招干、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等各种方法脱离苦海,要想回城,必须设法给有关领导干部行贿来打通这道「后门」,这已经成为社会上无人不知的半公开的「潜规则」.当时在西南师范学院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和监督劳动、学习的著名学者吴宓,在日记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帮他做家务的女工唐昌敏,幼子贺国昭(初中毕业生)下乡当知青四年后,面临想争取调回来而无钱贿赂干部「走后门」的困难.唐昌敏与丈夫贺文彬求助于吴宓.吴宓在１９７３年１月７日日记中记载:「贺文彬与唐昌敏之幼女贺国琼已回家,现随父在废品公司任职,月薪１８元余.今惟幼子贺国昭仍在农村劳动,１９７３九月可望归家,每月须交际费１０元,即购茶叶等,馈献其在乡之领导人,以求得放归,云.宓当允议,愿在宓月薪收入为今之三十九元时,每月当济助贺文彬此项五元;宓月薪收入为二百七十二元时,每月当济助贺文彬此项十元云.」 １月３１日记载:「贺文彬又为谋贺国昭得由农村调回,求宓月给１０元,买茶叶等送贿领导人.」 ２月１日记载:「今夕,付与贺文彬１０元,为新年送贿在乡领导人(以后每月五元),俾贺国昭得早日释放回家.」
从吴宓日记中的这些点滴记载,即可看出当时广大民众面对「走后门」这个腐败痼疾时的无奈处境.
当时「走后门」问题还突出表现在各地高等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上,因为废除了被视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高考制度,高校招生一律由「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归根结底就是领导批准),这就给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大开方便之门.１９７２年５月１日,中共中央面对高校招生问题成灾的局面,不得不经毛批示「同意」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其中指出:「当前值得认真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走后门’现象,有些地区和单位情况比较严重.据反映,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甚至用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有些招生主管部门和负责招生工作的干部,不按谠的原则办事,讲私人交情,私送名额,或强令招生人员违章接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学.」 即使从这些为了维护「形势大好」的宣传口径而大大淡化了的说法中,也可以看出当时问题的严重程度.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０日,福建省莆田县郊城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为儿子下乡当知青后所遇到的严重生活困难给毛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反映:「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他愤怒抨击了「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李庆霖这样的言论,若是换一个时候,必定被打成「诬蔑大好形势」的「右派言论」或「反革命言论」,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毛急于收揽人心、改善自身形象的需要,竟意外地得到了毛的复信和赠款三百元,毛不但没有指责他的言论,还在给他的回信中承认:「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中共中央也赶紧于１９７３年６月１０日发出《中共中央转发李庆霖来信和毛的复信》,并要求「传达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号召各地认真学习并严格检查知青工作.这也等于是公开承认了「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腐败现实是确实存在的.
然而,毛对「走后门」的态度却并非与民众「心连心」.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５日,在江青策动召开的谠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毛的亲信迟群在讲话中「打民意牌」,谴责了民众反映十分强烈的「走后门」问题.据《毛传》称:「这里所讲'走后门’,直接针对的是叶剑英一个儿子在空军当飞行员,一个女儿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英文.」(但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些情况,而只看到自己身边的各级领导干部大走后门的现实.)１月３０日,叶剑英致信毛作「检讨」.２月１５日,毛给叶剑英写信,谈到「走后门」问题时说:「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走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按照毛这封信的精神,中共中央迅即于２月２０日发出通知,提出对「走后门」问题应该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到运动后期妥善处理.这个中央文件和毛的指示传达下来后,广大无权无势而希望对领导干部的「以权谋私」加以限制的民众大失所望.也正因为如此,「走后门」之风才在那个「最革命」的年代里愈演愈烈,弥漫全社会,医生有权开病假证明,售货员有权抢先买到紧俏商品,司机有权开公车办私事……各行各业都盛行起了「走后门」.
毛为什么会对「走后门」这样宽容呢?原来他自己就已牵涉其中.毛后来对他的亲信「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说:「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你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去上大学,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能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再来看看当时领导干部搞腐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任人唯亲.
毛曾斥责过林彪等人把自己老婆安排为办公室主任的作法,然而,他自己在这方面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他发动「文革」之时,就派出他的老婆江青充当「急先锋」,并在「文革」之初即任命江青担任了权倾朝野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很快就掌握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全部实权),江青当时还不是中共中央委员,却可以一句话就宣布打倒政治局常委陶铸,还可以参与领导打倒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专案审查工作并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在为打倒刘少奇立下「丰功伟绩」之后,毛便钦定其跃升中央政治局委员.
同时,毛还派出自己和江青的女儿李讷(化名肖力,刚从大学毕业,在《解放军报》作挂名编辑)充当「联络员」,鼓动北京高校红卫兵的造反运动并搜集有关情报,１９６７年初又派李讷去《解放军报》夺权,先后打倒了胡痴和赵易亚两任负责人,制造了打击大批无辜者的所谓「阴谋绑架暗害肖力」的「一8226;二○专案」和「阴谋颠覆以肖力为首的军报红色政权」的「三二四专案」等冤案,把《解放军报》搞得乌烟瘴气.「据统计后来全社有９０％以上的同志,都因为被认为'反对’过肖力而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惩处、批判,至少是认罪作检查.」「演出了一场又一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人间惨剧」.
此后,毛又任用自己的表侄孙女王海容(「文革」中从大学毕业生迅速提拔为外交部副部长)当「联络员」,「王海容由于能在中南海行走的特殊条件,成了外交部通向毛的一道后门.她的汇报在毛处能起作用,毛也通过她下达指示.」王海容与外交部另一位能常见到毛的翻译唐闻生一起被称为「王、唐二小姐」,「通天人物」,因为毛授权她们可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被称为「见习政治局委员」,连周恩来也不得不为一些国家大事托她们向毛转呈意见.
而「周恩来挨批大多同外事有关,这同通天人物对周的不满不无关系.」王海容在外交部领导班子里「动辄反右倾,批判指责老干部,训斥别人」,「集体领导制度和部长的决定权形同虚设,大小事情听命于小姐传达的最高指示,人称'无字天书’.」王、唐二小姐在「批极左、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运动中,被她们打击的群众和老干部不胜枚举.因为,她们以特殊的身份进入了领导班子,对这些运动的推行有着特殊的影响……」
最后,毛还把侄子毛远新调来充当凌驾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上的「联络员」,一切「圣旨」均由其传达,全国上下必须照办.
实际上,在「文革」中、后期被轻描淡写地称之为「不正之风」的领导干部「特殊化」,「以权谋私」等等恶行,就是一种腐败,在这方面,毛是一个突出的典型.
当「高稿酬」被当作「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罪行遭到猛烈批判,全国各出版社和报刊社都已停止向作家、作者支付稿费之后,唯有毛能继续通过其《毛选集》、《毛著作选读》、《毛语录》、《毛诗词》等等的反复再版和一些文章、讲话的发表和出版单行本而按照最高标准获取巨额稿费.
当全国民众购买香烟都要凭票限量供应,许多烟民不得不到处设法讨要烟票或寻找烟草替代品时,毛却可以不受限制地大吸高级香烟和进口雪茄烟,甚至一度为了他的健康而专门在中南海附近设了个小型卷烟厂,为他生产特制雪茄烟.
当全国民众都被剥夺了观看传统戏曲的权利,只能翻来覆去看「八个样板戏」的时候,当有的传统戏曲爱好者自娱自乐演唱传统戏曲而被视为「文艺黑线回潮」甚至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时候,惟有毛可以随心所欲欣赏传统戏曲,而且是专门组织名演员为他一个人表演.１９７４年底,北京电视台派出专门人员赴长沙执行特殊的「政治任务」,专门为正在长沙的毛摄制和播出传统戏曲节目,为此特地在湖南省电视台增设了第五频道.１９７５年１月２日播出时被观众看到,有「革命觉悟高」者打电话质问为什么播出「旧戏曲」?摄制组只得停止通过电视台频道播出,而和演员进驻湖南省委招待处,为住在湖南省第九招待所六号楼的毛专门摄制和直播传统戏曲节目(至２月下旬毛离开长沙为止).
随后,从１９７５年初到１９７６年初,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为了满足毛的个人欲求,中共中央又调集了全国大批最好的演员(其中不少是被打成「文艺黑线人物」的著名演员,有的此前还被关在「牛棚」中或在劳动改造)和各剧团中最拔尖的器乐演奏员,动用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和当时最好的技术设备,专门为毛录制古典诗词和传统戏曲.这方面的情况,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当事人写出了回忆.但却大多没有想到这是「革命」年代里一种特殊的腐败,而认为这是毛为抢救传统戏曲作出了贡献.其实,这种「贡献」与那位被中共历史学家范文澜称为「著名的浪子」、「标准的暴君」的隋炀帝纯粹为了个人享乐而开凿大运河之类的「贡献」,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不同的只是,隋炀帝没有打出「革命需要」、「政治任务」的招牌.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批专门为毛演唱和录制的传统戏曲中,就有在「文革」中遭到了猛烈批判的《游龙戏凤》.１９６９年３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发表驻中国京剧团工人、解放军毛思想宣传队和中国京剧团革命委员会的《举红灯破黑线大闹京剧革命》,文中将《游龙戏凤》称为「荒淫无耻、下流低级」的「毒草戏」.１９６９年９月３日《人民日报》发表冀师文、任文宣《遮羞布下的豺狼本相——批判大叛徒刘少奇关于文艺问题的一次谈话》,斥责刘少奇「盛赞美化封建统治者下流淫荡生活、腐蚀人们灵魂的《游龙戏凤》,还硬要我们去'继承’.」而在打倒并整死了刘少奇,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最革命」的「中央领导」们却专门为供红墙深宫里的伟大领袖独自欣赏而组织拍摄和录制了张学津演唱,刘长瑜演,李世济唱的《游龙戏凤》和韩凤田的大擂拉戏双人唱腔《游龙戏凤》等.同样一出戏,刘少奇看,就是「荒淫无耻、下流低级」,而领导打倒了刘少奇的毛看,难道就变成了健康纯洁、上流高级?
有了伟大领袖的表率作用,「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中的腐败之风也就通行无阻了.
当时全国民众住房都十分紧缺,「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几代人同住一个房间)的家庭十分常见,新婚夫妻没有住房只能各住单身宿舍的情况也很平常.然而,「文革旗手」江青却可以独自(加上为她服务的工作人员)住一栋楼,并且可以随意换楼.江青原住钓鱼台十一号楼,因为她怀疑楼房里被安了窃听装置,就提出要搬到好几年没人住的空着的十号楼.周恩来得知后马上同意并通知汪东兴负责办理.「钓鱼台当时共有１８栋楼,其中两栋是工作人员用房,一栋是综合活动楼,其余的１５栋是接待楼.江青一个人就住过三栋接待楼,还霸占着综合活动楼……」此外,「江青不但长期独占着两栋楼,还有４匹军马长期供她独用,即使是到北戴河休息,去八达岭游玩,马匹也上专列与她一同前往.放映厅的近百部电影片,由她一个霸占着,没有她同意谁也不敢拿出去看……」
那个无才无德的叶群,仅仅因为是「毛的亲密战友和和接班人」林彪的夫人,就由毛钦定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她倚仗权势,化公为私,侵占公家的图书,掠夺文物管理处收存的文物(其中许多是「文革」中抄家收缴的私人藏品),她贪得无厌地派「林办」工作人员去拿了一次又一次,「所有带回的东西,都是'给钱’的,但这种'给钱’比不给还糟糕,还恶劣,几百元、几千元的东西,只给几角钱,几元钱,象征性的拿点钱,就把拿变成买,把非法变成合法……」而且这种「以权谋私」是有「制度」保证的,因为文物管理处的「革委会有指示:'首长’们拿这些东西,都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又不像旧社会资本家变成自己可以买卖的私人财产.'再说,要照实收,咱们的领导同志,哪来那么多的钱?’」
叶群还经常叫秘书以「林办」的名义搜罗山珍海味和应季水果.有一次,为了拉拢陈伯达,她甚至让秘书设法从南方运来陈伯达想吃的螃蟹,秘书感到为难,她就亲自布置:「怕运输耽误时间,你可以找空军帮忙嘛!用飞机带,当天就送到了.还怕吃不上鲜活的?如果还不行,就让他们多运点,总不能都在途中死了吧?……」
因为权力得不到制衡与监督,在「最革命」的年代里因为「最革命」的表现而被破格提拔到高位的「新生力量」,也会迅速走向腐败.刘庆棠和王洪文,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芭蕾舞演员刘庆棠,当年「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一号英雄人物」洪常青的扮演者,因得到江青的赏识,爬上了中共九大主席团成员和国务院文化组领导成员、文化部副部长的高位.他不但在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中不择手段疯狂整人,被人们称作「台上是洪常青,台下是南霸天」,而且在生活上极度腐化堕落,利用权势大肆残害、污辱女演员,「帮助安排工作,给丈夫落户口,避免挨斗……只要有求于他的女演员,都有可能落入他的'魔掌’,成为泄欲工具.有一个比他小二十多岁的姑娘,竟长期被他霸占……」「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竟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离女浴室不远的地方……刘庆棠时常半开着门窥守在门旁,看见零星洗完澡走来的姑娘,便一本正经地请人家到办公室谈话……」「这些事情反映到'四人帮’那里,一个'小节无害’的结论使刘庆棠轻易过了关,他照样当他的副部长.」
在毛亲自物色的刘少奇、林彪这先后两位接班人都被当成「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打倒之后,毛重新挑选的接班人、上海工人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被毛破格提拔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十大「选出」的这个新班子曾被称为标志了中共的「兴旺发达、后继有人」.这位代表「后继有人」的王副主席,在登上权力高峰之际就得意忘形,迅速腐败,连跟他一起造反的「战友」、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副主任徐景贤也实在看不下去了,于１９７５年３月１０日给张春桥、姚文元写信告状,告王洪文在十届二中全会短短的三天会议期间就请了两次客.在１９７４年一年中至少请了三次客;而且每次都有内部影片招待:第一次饭后看英国片《女间谍》,第二次饭后看美国彩色片《十诫》,第三次饭后看《跳不完的舞》.在钓鱼台住所请吃还嫌不够,又专门到新建的北京饭店设了一席「北京最高水平的菜」.在四届人大期间,王洪文在钓鱼台请了两次客.第一次吃的是中国菜,做菜的是从上海「莫有财」菜馆调去的厨师,席间喝了很多酒,吃完饭又留全体看美国电影《巴顿将军》,一直搞到清晨.第二次请客吃的是法国菜,是特意把锦江饭店的花师傅(四届人大代表)接到钓鱼台去专门做的,那天吃的法国名菜「烙蛤蜊」等.烙蛤蜊用的盆子是专门从上海运去的,宴会完全仿照接待西哈努克的规格,每人面前斟满了白兰地、葡萄酒、茅台、香槟等名酒.吃完法国菜又放映了西德片.而王洪文的这种大肆挥霍、请客吃饭是有制度保证的,有人告诉徐景贤:「洪文同志请客有特别费用可以报销」.除此之外,王洪文还封官许愿、索要礼物和钱.徐景贤在信中忧心忡忡地说:「十大以后,特别是十届二中全会以后,我对洪文同志的担心增加了.」 这正说明,在「文革」那样极端「革命」的年代里,王洪文进入「最革命」的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后,由于拥有了不受监督和制衡的权力,便「立竿见影」地迅速走向了腐败.
回顾真实的而不是经过筛选、剪裁的历史,就应该承认这个明白无误的道理:「文革」不是反腐败,「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也不能反腐败,反而还不断产生着新的、更为严重的腐败.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