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成立于新中国诞生的翌日，迄今已历一个甲子。在这60年当中，外交部一共产生了10位外长。作为国政运作的重要部门，外交部承载着新中国对外交往的使命，10位外长的职业生涯和荣辱沉浮正是新中国外交史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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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妇为少米之炊的粗线条外交
在1949年建国以前，中共举党处于一种准军事化体制下。这一特殊环境催生了一大批良将悍卒充任各级官员，但他们多缺乏海外经验和外语能力，甚至连外国人都没接触过。两者兼备的大概只有红军时代就存在的莫斯科派和1920年前后赴欧勤工俭学的旅欧派。前者因政治错误被边缘化，且海外经验单一；后者活到建国的不算多，位列高层的只有周恩来、陈毅、邓小平和李富春。彼时陈、邓俱派驻地方，李富春主攻经济，于是周恩来当仁不让，以国务院总理（1954年以前称政务院）身份兼任新中国第一任外长。至于驻外使节，除了驻苏大使王稼祥，都从高级军官中选拔，短期培训后上岗，这就是著名的“将军大使”。
周恩来，江苏淮安人，南开大学肄业，素有才德。又先后在日、英、法、德留过学，见识广博，视野开阔。建国前长期担任党的外联工作，与外国人打过不少交道，其中不乏美苏的政界人士，外交经验丰富。这位新外长上台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取得外国对新中国的承认。
建国时冷战业已展开，社资阵营各自抱团，中国与苏联建交毫无悬念，在外交部成立当天中苏建交，随后社会主义各国纷至沓来。1950年，毛泽东、周恩来先后到访莫斯科，盘桓3个月，终于与苏联缔结了同盟互助条约，铸就了中国外交的基轴。当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响应苏联建议，不情愿地卷入战争，从而与西方正式对敌。中国以血的代价赢得盟友的信任，向社会主义阵营纳上了投名状。此后，苏联投桃报李，援助不断，中苏迅速进入蜜月期。而在外交层面相对应的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常常与苏联打配合，共同遏制美国。
看起来似乎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外交，但这不是全部。周恩来很早就提出过层级外交的概念，即根据各国对台湾的态度，灵活定位双边关系——可以建交的建交；时机不成熟的，可以先建立较低级别的关系；再不成至少维持商贸关系。譬如1950年第一批建交国中既有社会主义盟友，也有北欧三国那样的非主流西方国家，还有战后新独立的亚洲邻国如印度、缅甸。到了1953年，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周恩来首次公开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而奠定了新中国未来60年的外交原则。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周恩来参加的首次国际性会议，议题涉及朝鲜和印度支那三国的善后问题。由于上述四国都与中国接壤，并因意识形态产生分裂和内战，且中国不同程度卷入，所以日内瓦会议实际上是美苏两大阵营的第一次“文斗”。当时朝鲜战争结束不久，火药味仍浓，在和美国人交涉时如何把握分寸是个难题。第一次与会，周恩来就一直在犹豫“对杜勒斯（美国务卿）该凶点还是缓和点”。
作为新中国外交的第一场大仗，周恩来准备很充分。反观美国，提不出具备较高可行性的方案，只是一味反对，再加上杜勒斯对中国的排斥表现得过于明显，惹人反感，在道义上迅速落了下风。虽然会议因分歧太大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成果，仅仅实现停火，但周恩来在会议落幕时已经一跃成为国际外交界的一线明星，并与一些西方外交名人如英国外相艾登结为好友。
1955年的万隆亚非会议是周恩来第二场外交秀。因有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在前，周的出席愈显非常。与会国制度、宗教、意识形态各异，彼此成见和误解不少。会议一开始，就有伊拉克代表抨击社会主义。考虑到分歧仅靠言语难以弥合，周恩来没有做正面解释，而是选择迂回侧击，提出了求同存异的理念，将会议从互相攻讦的边缘拉了回来。之后又有锡兰总理发难、中立国家和亲西方国家争执，都被“求同存异”神器一一化解。
周恩来凭借两次国际会议为中国开拓了宝贵的外交空间，并展现了中国外交部不盲从苏联的独立姿态。可是，就在周恩来四处出击之际，大后方却不安稳了。变故起于苏联，准确地说是赫鲁晓夫上台之后。赫鲁晓夫在内政上较开明，但在外交上有些鲁莽，表现出一种农民式的短视和功利。他认识到美国的强大和世界大战的毁灭性后果，努力促成美苏缓和。这并没有错，但他顾此失彼，在处理阵营内部关系上简单粗暴，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严重。中苏首次公开分歧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认为全盘否定斯大林会导致本阵营思想混乱，中苏由此陷入为期10年的论战。这仅仅是个开始，中苏之间还存在利益分歧，譬如苏美谈判削减核武和中国渴望发展核武之间的矛盾。至1958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
彼时中国揭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1957年毛泽东出席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会时受苏联“15年赶超美国”口号刺激，跟着提出“超英赶美”的构想。周恩来认为不切实际，因此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被毛泽东当面批评。2月，周恩来就被免去外长职务。免职后的周恩来只作为总理主攻内政，但在缺乏大将的背景下，他仍旧是外交系统实质上的统帅，直至他去世，中国外交的绝大多数大事都是由他主导。
第二任外长是陈毅。
这个十元帅中唯一新四军系统出身的四川人可算中共干部中的奇葩：他爱穿皮衣，戴墨镜，性格开朗高调，说话犀利刚硬，是唯一一个敢在毛主席面前开玩笑的高官。但论及外交经验，只随党代表团外访过几次。所以，陈毅前半个任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跟着周恩来当实习生，虽然在1961年独立率团参加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但总体而言难脱周恩来的底色，包括1964年中法建交也是周恩来担当主操盘手。
陈毅上台时中苏关系正全面恶化，两国两党间口水仗不断，陈毅因炮击金门一事被赫鲁晓夫质问时就与之有过争执。至1960年，苏联毁约撤走专家，中苏同盟名存实亡。外部环境的恶化促使毛泽东趋向强硬外交，周恩来的理性温和显然不对毛泽东的口味，而陈毅符合要求。
1964年是陈毅外交生涯的转折点。当年中国不仅与西方大国法国建交，更成为拥核国家。有了资本，陈毅的外交愈加强硬，最著名的当属1965年9月29日在北京答记者问时的讲话。笔者查看过当年新闻简报录像，陈毅当时的言论非常强硬，火药味甚浓，且神情举止激动，有些失态。从这件事来看，陈毅远非一个出色的外交官，仅仅记者提问就让他控制不住情绪了。这一点，他本人也有自知之明，早在调入外交系统前就向周恩来坦陈自己性格太冲动，不适合搞外交。从周恩来的回答来看，选用陈毅主要是毛泽东的意思。
可以说，1960年代之于中国外交是个漂浮期，因为任何国家的外交都必须有战略基轴支撑全局。可美国早得罪了，苏联又合不来，就连印度也瞅准机会下手。周任内打下的外交版图上东欧沦陷，亚洲不稳，西欧难以深入。中国就像一只紧缩的刺猬，虽然扎人，但难掩虚弱的本质。在缺乏基轴的前提下，中国的外交突围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一方面与邻国划定边界，用领土的让步巩固邦谊，另一方面将手伸向了非洲大陆。非洲多为欧洲国家殖民地，与中国无历史积怨，美苏暂时未深入渗透，是最好的突破口。非洲因此成为1960年代中国外交惨淡中的一抹亮色，后来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时76张赞成票中非洲就占了26张。
好景不长，陈毅刚摸出点门道就因所谓“二月逆流”而地位摇摇欲坠。“文革”对于中国外交的伤害极大，在海外酿成过不少难以挽回的损失和恶劣影响，譬如火烧英国代办处，冲击苏联大使馆，强迫在京外国人佩戴毛泽东像章等。陈毅也被造反派批斗，常常上午被批斗完，下午又得会见外宾。外交部最后在周恩来力保并动用军队后才恢复正常工作，但陈毅事实上丧失了领导地位。
1969年2月，出于避风头的考虑，陈被安排下放工厂做调研。同年3月，爆发珍宝岛冲突，中苏翻脸。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高层决定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老帅组建学习小组，负责分析国际形势，为中央外交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就是在这种不在其职谋其政的状态下，陈毅等四老帅创造性地提出联美抗苏的构想，陈毅更是提议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打破冰层。他的建议最终打动高层，成为中美建交的前奏。
1970年，中美恢复大使级谈判。之后捷报频频：1971年美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密访中国，确定尼克松来年访华事宜；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然而，此时的陈毅已经因结肠癌奄奄一息。1972年1月6日，陈毅病逝，离尼克松访华仅差一个半月。
建国60年，周陈二人的任期就占去1/3多，从中苏同盟到联美抗苏，他们两度铸造了新中国的战略基轴，功不可没。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譬如1960年代签署的几个边界条约，其后遗症至今仍未消除。外交本就是系统复杂的高智力工程，要做出正确的决策不仅需要决策者的判断，还必须依靠基层人员的智力和情报支持。作为一个新生国家，中国缺少该类人才，在第一批职业外交官成长起来之前，外交部大致是个草台班子。这使得周恩来犹如诸葛亮，虽事必躬亲却总难免出现失误。少数人的出色并不能改变整体的粗线条特征。
以点控面，固本培元
陈毅逝世后，他的老部下姬鹏飞升任部长。
姬鹏飞，山西临猗县人，1910年出生。新四军出身，是第一批调到外交战线的“将军大使”之一。他在东德驻节两年，1955年起就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文革”期间，和许多外交官一样，他也受到冲击，之后复出。彼时外交部分三股势力：以姬鹏飞为首的老派、以周恩来重点培养的乔冠华为首的新派，以及靠造反上台，以王海容、唐闻生一帮年轻女翻译组成的“通天派”。通天派的小姐们捣蛋厉害，办事则基本指望不上。而在业务派中，毛泽东最终选择了军人出身的姬鹏飞继任。
虽说是业务派，军人根性的姬鹏飞外交才能却很平庸，最要命的是交流沟通能力欠佳。但他运气很好，一上台就迎来了尼克松访华、中日关系正常化，而这些都是前任留下的遗产，当真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受美国的刺激，许多国家打消疑虑纷纷与中国建交，包括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国家，新中国迎来第二轮建交浪潮。
对姬鹏飞而言，表面的荣光难掩落寞。与美国谈判，常常是周恩来对尼克松，乔冠华对基辛格，他对国务卿罗切斯。了解尼克松政权底细的人都知道究竟谁在主导谈判，其他谈判也大致如此，外交部事实上处于周-乔体制下。最终，他的消极表现令毛泽东不满，内部的通天派也起哄，姬鹏飞于1974年被免职，外长一职改由副部长乔冠华接任。
乔冠华，江苏盐城人，1913年出生。天赋异禀，多次跳级插班，16岁就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又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博士，因与日共往来被当局驱逐，又改去德国图宾根大学，于1936年毕业。回国后从事新闻工作，1939年经廖承志介绍加入中共，1942年到重庆接受周恩来直接领导，在《新华日报》主持国际专栏，接触外事工作。很快，这位喝过洋墨水的才子加老乡得到周恩来的器重，并成为得力助手。此公性格豁达，才华横溢，书生气质浓厚，称得上狂生一个。建国后，历任外交部新闻局长、亚洲司司长、部长助理、副部长等职。他参加过建国后几乎所有重要外交活动，包括板门店谈判、两次日内瓦会议、珍宝岛谈判以及联合国大会，无论资历、能力还是政绩都称得上最佳人选。
由于对美进展缓慢，乔冠华将中国外交基轴放到了联合国。此时的中国早已度过了“只要能建交就是最大胜利”的困窘期，而在国力衰弱的局面下，联合国这个平台往往能帮助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1970年代的中国外交大致以联合国为重心。
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膀胱癌。1973年起恶化，至1974年不得不住院治疗，日常工作转交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代理。在外交部，毛泽东信赖乔，昵称他“乔老爷”。然而，内部的造反派更得宠。无论于公于私，乔冠华都不可能绕过造反派，以及他们身后的“四人帮”。再加上周恩来病重，于是乔冠华选择和“四人帮”势力搞妥协，这为他日后下台埋下了伏笔。当然，也有说法认为乔在“文革”前期被整怕了，所以向“四人帮”献媚。总之，乔的转变大致是与毛泽东介绍的章含之结婚后开始的。
如果说周恩来是诸葛亮，乔冠华就是马谡——有周坐镇，自可大显身手，一旦独立领军，书生意气的结果就是仕途上的街亭之败。1976年，周、毛相继辞世，同年“四人帮”垮台，在搜查王洪文家时发现了一份内阁名单，乔冠华大名赫然在上，但调查中又找不出乔与“四人帮”勾结的任何证据。其实，外交是只懂打砸抢和政治投机的造反派玩不来的高级游戏，关于这一点“四人帮”心知肚明，既然在外交部无亲信可用，找一个不敌对、好相处的业务派是最明智的选择。但不管怎么说，上了这份名单，瓜田李下就很难说清。1976年12月乔离职接受审查，外交部的帅印交到了副部长黄华手中。
黄华，河北磁县人，与乔同年，也是名校毕业。不过，和乔年轻时只读圣贤书不同，黄华是个学运领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1936年在陕北苏区任翻译，协助过埃德加·斯诺、史沫莱特采访。在当时文盲半文盲扎堆的延安，大学生实属凤毛麟角，再加上还是学运领袖，黄华直至建国前都一直在党中央任职，甚至担任过朱德的秘书。建国后，被调至外交部。
黄华参加了板门店谈判，并任西欧非洲司司长，后随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万隆会议。1960~1971年先后驻节加纳、埃及和加拿大。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他作为首任大使驻节联合国，直至乔冠华解职才回国接任外长。
黄华任内的主要工作就是继续深化与西方的关系，其中作为全球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的美日是重中之重。当时与美国未正式建交，与日关系仅仅实现正常化，必须有一份新的条约加以确认。1978年，经过艰苦的谈判，中美决定建交，与日本也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同年随邓小平访问美国。黄华的职业生涯到达巅峰。
可仅仅3年后，变故发生。先是不堪重负的苏联投来橄榄枝，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对华态度出现软化。另一方面，里根任内的新保守主义给刚刚起步的中美关系笼上了阴影，他在竞选时就放言要与台湾复交。这样一来，中共内部出现两个声音：继续联美抗苏还是与苏联重新携手？
面对这样的变局，黄华稳健有余，却缺乏敏锐，大致还是按1972年的思路来，有时甚至显得僵化。譬如1981年10月的坎昆南北首脑会议上就曾错判，仍突出反苏反修。再加上1982年7月驻莫桑比克大使馆的唐健生杀人案影响恶劣，外交部和黄华备受指责。11月，勃列日涅夫病死，作为谋求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探路石，黄华被派去莫斯科开展“葬礼外交”。回国后，就被免去外长职务，去了全国人大。
从年龄上看，姬、乔、黄属于同一代际。但从专业和历史角度看，姬仅仅是个旧派的过渡性角色，真正主导1970年代中国外交的是乔、黄为首的业务派。这两人的外交思维一脉相承——以点控面，固本培元。所谓的以点控面，指的是有重点的外交。而当时的两个重点就是美国和联合国，譬如乔冠华从1971年到1976年每逢联大必亲自带团前往。至于固本培元，指的是巩固原来的老朋友，再去慢慢发展新朋友。
周恩来、陈毅、姬鹏飞、乔冠华、黄华之后，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空降过来的吴学谦成为新中国第六任外长。
吴学谦，江苏嘉定人（1958年后嘉定改属上海），1921年生，1948年成为地下党上海市委成员；建国后先在团中央工作了9年，后任职于中联部，长期与西亚和非洲未建交国家打交道；“文革”时受冲击，1982年4月转至外交部任副部长，仅仅7个月后就取黄华而代之。
吴学谦上台时的中国已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交也要为经济工作服务。吴一上台，中国便批准了加入关贸总协定（WTO前身）的申请报告。在政治领域，吴主要负责中苏关系正常化和中英香港谈判，后来还兼对台工作。对苏关系由于党内意见不统一，中方步子不敢迈得太大，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3年内相继去世，也使得谈判难以连贯，一直拖拉着；香港谈判倒是比较顺利，吴外长和英国外相关系也不错。
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党总书记职务，作为老部下的吴学谦亦受到牵连，但安然过关，至1988年更担任李鹏手下主管外交的副总理。
或许是青年时代长期从事反国民党学生运动的缘故，吴的气质更像一个学生干部，官场纠葛甚少，是个纯粹的职业外交官僚。他好读书，性格严谨，做事踏实，甚至有些刻板。譬如外交部在他任内才允许外事人员出国带家属，但他本人却从来不带；外交官外访时抽空游山玩水本是常事，唯独吴不好此道。吴最大的优点在于勤勉肯干，但1988年底，他因健康问题被免去外长职务，由副部长钱其琛接手。
钱其琛，江苏嘉定人，1928年生于学术世家，14岁入党，从事学运工作，但未读过大学。建国头几年，他供职于团机关，1954年派往苏联中央团校，毕业后在驻苏使馆工作，1963年回国到高教部（1966年并入教育部）担当留学生工作；“文革”时受冲击，被下放；1972年恢复工作后，重新派驻莫斯科任使馆参赞；1974年升任驻几内亚大使，1976年回国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1982年任副部长，年仅54岁，这端赖胡耀邦倡导的干部年轻化、知识化新风所赐。
钱其琛从进入外交系统那天起就与俄国人结下了不解之缘。1950年代留学正逢中苏蜜月期，1960年代回国正值翻脸，1970年代受冲击也与留苏不无关系，1980年代中苏关系缓解，钱其琛迎来了外交生涯的第二春。自1982年起，他就在谈判桌上与苏联人就消除“三大障碍”软磨硬泡，但直到立场温和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事情才出现转机。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可是苏联的路也快到尽头了。
1989年于中国和全球局势都是一个大变之年。对中国而言，由于遭受西方制裁，关贸总协定谈判被迫中止。而在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亦动荡不安，前景不妙。东欧剧变后，1989年底美苏马耳他峰会明确宣布结束冷战。钱其琛上台仅一年，就面临立国40年未遇之大变局。当时邓小平提出了28字方针，其中最富盛名的就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对钱而言，如何适应后冷战时代的新环境和应付中美苏力量平衡打破后的短期副作用，乃是中国外交的远近期目标。
该方针在钱任内具体表现为三个层次：若非原则问题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的底线；与俄、欧、日深化关系，以多元外交分散风险的中程目标；与世界接轨，加速融入国际社会的长远任务。以此观之，除了1996年台海危机外，中国都极力避免和美国正面冲突。在多元外交方面，钱其琛虽非第一人，但今天中国外交的大势却肇基于其任内。譬如1989年，他就借赴日参加昭和天皇葬礼之机与东南亚第一大国印尼交涉，结束了双方自1965年以来的敌对状态。1991年，钱其琛出访原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时提出“三超越”原则，即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的差异。三原则虽较理想化，但符合冷战结束初期的国际气候。而在国际化方面，钱参加的各类区域及国际政经会议就很多，入世谈判也在他任内获得根本性突破。
值得一提的还有吴学谦设想、而由钱一手创建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这一制度是外交部自身与世界接轨的表现。在硬实力不如人，缺少话语权的前提下，发言人事实上成为了中国外交的一张软王牌，于中国外交突出重围功不可没。
吴、钱二人生于1920年代，建国时恰逢青春，故接受过较系统的外交培训，是第一代职业外交官僚的杰出代表。这批职业外交官的冒头，标志着粗放型的中国外交开始转向细化。同时，转型客观上又是受冷战结束大气候的威压所致。正由于两者的契合，才有了1990年代稳中求升的外交新局面。
有所侧重的倾斜外交
钱其琛于1998年3月卸任，接任的是唐家璇。
与其他外长皆擅一门西方语言不同，1938年出生的唐家璇虽然也学过英语，但却是靠日语专业吃饭。这个江苏镇江人的工作履历较为简单，从在广电系统担任翻译到调入外交部，再到外派，一直担任涉日事务。不过，这按部就班、波澜不惊的仕途在1991年起了深刻变化。在日军遗留化武伤人事件中唐家璇的强硬表现博得高层赞赏，同年被破格调回外交部担任部长助理，历任副部长、部党委书记，直至成为部长。
唐的上位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冷战的结束对中国外交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不仅中美关系恶化，就连1990年代前期还不错的中日关系也因历史、教科书等问题出现裂痕。而美日同盟不仅未因冷战结束而解除，反倒重新强化。这无疑令中国感到不安。另外，因台海危机而激化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对决策造成的舆论压力也不容忽视。世纪之交的中国外交大致分两条主线：继续对美缓和；开始对日强硬。是高层选择了唐来贯彻实施该策略，而非唐的上位促成了对日强硬。除了唐，好几位外交实权人物如武大伟、王毅都是涉日背景。
由于权宜性太强，又只看到了中日关系的美国因素，却忽略了中日自身的变化，这样的倾斜策略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1998年11月中日关系转冷。另一方面，中美关系也未因缓和策略取得进展，相反还发生1999年驻南斯拉夫使馆被“误炸”事件。2001年，新保守主义的布什共和党政府一上台，就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而更强硬的小泉纯一郎执掌日本无异于雪上加霜。
缓美迫日的策略显然难以为继，2001年由此成为中国外交的又一转型之年。当年9·11事件爆发，中国在第一时间发电慰问，并表示将协助美国反恐，从而取得美国的初步认同。而2002年起恶化的朝核问题也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通过9·11和朝核问题，中方深刻认识到汗水比口水值钱，语言解释远不如实务合作来得有效。2003年，中国正式介入朝核问题，之前又恰逢党十六大和两会换届，唐家璇的外长职务随之解除，升任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
总的来说，唐家璇是10位外长中性格最不显山露水，同时最不好评价的一位。外界对他的印象除了四平八稳的作派和内敛阴柔的作风外大致无他。而无论职业表现还是公开言论，看上去都不很像一位外交官，反倒更像一个老练的政治家。
唐家璇之后，接任的是李肇星。
李肇星，1940年生于山东青岛的农民家庭，北大毕业后经短暂进修调入外交系统。在他的职业道路上有两位引路人：岳父秦力真和恩师钱其琛。就影响的深远程度而言，钱的作用更大一些。1970年代，李在肯尼亚大使馆工作了7年，后调回新闻司干了5年，接着又外派莱索托两年；1985年至1990年担任新闻司副司长和新闻发言人，外交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是由他担任翻译；其后任部长助理，1993年出任驻联合国大使，1995年回国任副部长；1998年出任驻美大使，2001年再回国任副部长。在唐家璇外长任内，让接班呼声甚高的李派驻华盛顿一段时间，也是决策层外交战略调整的表现。
李的履历表放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都是令人称羡的：基层经历、总部任职、大国派驻一应俱全。若非当年对日外交的需要，刚从纽约回国不久的他，也有接替钱其琛担任外长的资格。这一步晚，对他的仕途牵制颇大。当李任驻美大使时，中美关系坠入低谷，所以在他就任外长后，修补改善中美关系、维持合作就成为工作重点，尤其是在朝核问题上的政治合作必须维持下去。问题是，布什政权鹰派色彩浓厚，平壤也不好说话。结果，2006年朝鲜首次核试验，宣告了六方会谈的失败。尽管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关系并未解除，但中国外交威信受损和美国对中国期望降低的事实不是几句外交辞令就可以抹杀的。也就是说，李肇星没能完成最重要的任务。这个责任不应由李承担，因为负责六方会谈的并非知美派，而是亚洲司出身的知日派。李任内忙得最多的是应付中美之间的经济摩擦。
综观李的4年任期，除了帮助中国企业大规模重返非洲外，似乎找不出更多可圈可点之处。倒是他在新闻司练就的嘴皮子和写诗的爱好为他挣了不少加分。他的公开言论很多，虽不乏才思敏捷的应对，却总让人感到一丝刻意的强硬。这种强硬作风在驻美时就多有表现，可说是发言人的职业惯性和后冷战初期特殊政治环境的综合产物。只是，身在外长高位，很大程度上却仍在干发言人的活，这究竟是个人定位问题还是无奈的选择，只有李自己知道了。
李一开口，最高兴的是记者和部分爱国青年。但在笔者看来，李肇星任内最值得称道的成绩不在外交业务，而在于推行外交部自身的平民化路线。他上网和网友聊天，和学生交流，开放外交部档案给公众，甚至开放外交部供公众参观，这些务虚的姿态短期内效果不错，同时更是外交部职能及工作作风转变的开始。长期以来，外交部总给人一种高高在上之感，与公众距离甚远。由于其业务与公众生活没有多少交集，公众也无所谓。但随着对外交往扩大深入，国人海外遇险的事情增多，外交部“两耳不闻布衣事，一心只为朝廷计”的传统作风深受诟病。自李任内起，外交部的“为国服务”开始向“为民服务”转变。2004年，新设的涉外安全事务司就是负责保护中国公民海外权益。
在10位外长中，城市或城镇出身者占多数，少有几个农村出身也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李肇星是唯一一个纯农家出身。他凭借自身努力成为外长，并推进外交部的大众化，本身就颇具政治象征意义。
2007年，李肇星因到退休年龄而卸任，接力棒传到了副部长杨洁篪手中。
杨洁篪生于1950年的上海，是首位建国后出生的外长。杨的外交履历较简单，从最早任英文翻译到任驻美使馆秘书、参赞，接着在总部美洲司任职，再到外派美国任公使；1995年回国任部长助理，1998年升任副外长；中美关系恶化后，重新派往美国任大使；2004年任满回国，担任副外长，直到2007年转正。从加入外交部那天起，杨的工作都和美国打交道，34年中有12年在美国度过，是个很纯粹的美国通。选用这么个美国通接替同是美国通的李肇星，决策层的意图不言自明。
杨的运气很好，虽然一度因“文革”而辍学，却赶上了顺风车，被外交部选送到英国名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与他同一批的王光亚、龙永图、周文重、沙祖康等人也都成为后冷战时代中国外交的中坚力量。回国后，杨因外语水平出色被安排到翻译室。1970年代，他曾担任过老布什的翻译，并与布什家族结下了不错的私人关系，老布什甚至昵称他为“老虎杨”（虎年出生，名字带“虎”）。当然，此时杨不会未卜先知老小布什日后先后成为美国总统。但正由于这份交情，杨仕途顺利，不仅屡屡创下外交部的年龄纪录——最年轻的驻美大使和最年轻的副外长、外长，更促成小布什破例邀请江泽民主席到德克萨斯州的私人农场作客。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杨洁篪的仕途固然有私交的幸运成分在内，但接任外长反倒与之关系不大。毕竟2007年的小布什政权已经日薄西山，要走私人路线时间上太迟，更何况私交的融洽并不能扭转国家哲学层面的分歧。个人能力和战略需要是杨得以上位的主要原因。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后，上任大使不久的杨就通过答CNN记者问的方式取得美国主流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这是他外交生涯中的一大亮点，也为他赢得了美国政界的认可和信任。所以，在李肇星之后的知美派当中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杨洁篪的性格气质和两位前任迥异，看不到强硬的气息，反倒和更早的吴学谦神似。这样的性格在外交领域自然不能为公众提供低层次的审美冲动，譬如杨一上台就有网民说小家子气的上海人做外长中国外交必定要软弱，但于事业则利远大于弊。另外，去年发端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中美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广阔的空间，杨大有可为之处甚多。
新旧世纪之交的中国外交可以说是一个寻找支柱的过程。自苏联解体起，中国的外交思路几经变动，但最终还是将战略基轴锁定到中美关系上。在新闻司、亚洲司出身的外长各领风骚四五年后，美洲司科班出身的杨洁篪终于能够以对美外交统揽全局，可算是一大突破。然而，中美制度、价值理念、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距决定了此途多歧路。在有关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涉外领域，作为国务委员的戴秉国不时出面分担外长的重任，譬如参加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战略对话，临时代表胡锦涛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对话会。这种中国特色的外事安排，与中国外交在原则性和灵活性上维持平衡的方针，以及外交部在开展棘手和复杂工作时需要中联部、安全部、商务部等部门的大力配合是分不开的。(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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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妇为少米之炊的粗线条外交
在1949年建国以前，中共举党处于一种准军事化体制下。这一特殊环境催生了一大批良将悍卒充任各级官员，但他们多缺乏海外经验和外语能力，甚至连外国人都没接触过。两者兼备的大概只有红军时代就存在的莫斯科派和1920年前后赴欧勤工俭学的旅欧派。前者因政治错误被边缘化，且海外经验单一；后者活到建国的不算多，位列高层的只有周恩来、陈毅、邓小平和李富春。彼时陈、邓俱派驻地方，李富春主攻经济，于是周恩来当仁不让，以国务院总理（1954年以前称政务院）身份兼任新中国第一任外长。至于驻外使节，除了驻苏大使王稼祥，都从高级军官中选拔，短期培训后上岗，这就是著名的“将军大使”。
周恩来，江苏淮安人，南开大学肄业，素有才德。又先后在日、英、法、德留过学，见识广博，视野开阔。建国前长期担任党的外联工作，与外国人打过不少交道，其中不乏美苏的政界人士，外交经验丰富。这位新外长上台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取得外国对新中国的承认。
建国时冷战业已展开，社资阵营各自抱团，中国与苏联建交毫无悬念，在外交部成立当天中苏建交，随后社会主义各国纷至沓来。1950年，毛泽东、周恩来先后到访莫斯科，盘桓3个月，终于与苏联缔结了同盟互助条约，铸就了中国外交的基轴。当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响应苏联建议，不情愿地卷入战争，从而与西方正式对敌。中国以血的代价赢得盟友的信任，向社会主义阵营纳上了投名状。此后，苏联投桃报李，援助不断，中苏迅速进入蜜月期。而在外交层面相对应的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常常与苏联打配合，共同遏制美国。
看起来似乎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外交，但这不是全部。周恩来很早就提出过层级外交的概念，即根据各国对台湾的态度，灵活定位双边关系——可以建交的建交；时机不成熟的，可以先建立较低级别的关系；再不成至少维持商贸关系。譬如1950年第一批建交国中既有社会主义盟友，也有北欧三国那样的非主流西方国家，还有战后新独立的亚洲邻国如印度、缅甸。到了1953年，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周恩来首次公开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而奠定了新中国未来60年的外交原则。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周恩来参加的首次国际性会议，议题涉及朝鲜和印度支那三国的善后问题。由于上述四国都与中国接壤，并因意识形态产生分裂和内战，且中国不同程度卷入，所以日内瓦会议实际上是美苏两大阵营的第一次“文斗”。当时朝鲜战争结束不久，火药味仍浓，在和美国人交涉时如何把握分寸是个难题。第一次与会，周恩来就一直在犹豫“对杜勒斯（美国务卿）该凶点还是缓和点”。
作为新中国外交的第一场大仗，周恩来准备很充分。反观美国，提不出具备较高可行性的方案，只是一味反对，再加上杜勒斯对中国的排斥表现得过于明显，惹人反感，在道义上迅速落了下风。虽然会议因分歧太大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成果，仅仅实现停火，但周恩来在会议落幕时已经一跃成为国际外交界的一线明星，并与一些西方外交名人如英国外相艾登结为好友。
1955年的万隆亚非会议是周恩来第二场外交秀。因有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在前，周的出席愈显非常。与会国制度、宗教、意识形态各异，彼此成见和误解不少。会议一开始，就有伊拉克代表抨击社会主义。考虑到分歧仅靠言语难以弥合，周恩来没有做正面解释，而是选择迂回侧击，提出了求同存异的理念，将会议从互相攻讦的边缘拉了回来。之后又有锡兰总理发难、中立国家和亲西方国家争执，都被“求同存异”神器一一化解。
周恩来凭借两次国际会议为中国开拓了宝贵的外交空间，并展现了中国外交部不盲从苏联的独立姿态。可是，就在周恩来四处出击之际，大后方却不安稳了。变故起于苏联，准确地说是赫鲁晓夫上台之后。赫鲁晓夫在内政上较开明，但在外交上有些鲁莽，表现出一种农民式的短视和功利。他认识到美国的强大和世界大战的毁灭性后果，努力促成美苏缓和。这并没有错，但他顾此失彼，在处理阵营内部关系上简单粗暴，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严重。中苏首次公开分歧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认为全盘否定斯大林会导致本阵营思想混乱，中苏由此陷入为期10年的论战。这仅仅是个开始，中苏之间还存在利益分歧，譬如苏美谈判削减核武和中国渴望发展核武之间的矛盾。至1958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
彼时中国揭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1957年毛泽东出席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会时受苏联“15年赶超美国”口号刺激，跟着提出“超英赶美”的构想。周恩来认为不切实际，因此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被毛泽东当面批评。2月，周恩来就被免去外长职务。免职后的周恩来只作为总理主攻内政，但在缺乏大将的背景下，他仍旧是外交系统实质上的统帅，直至他去世，中国外交的绝大多数大事都是由他主导。
第二任外长是陈毅。
这个十元帅中唯一新四军系统出身的四川人可算中共干部中的奇葩：他爱穿皮衣，戴墨镜，性格开朗高调，说话犀利刚硬，是唯一一个敢在毛主席面前开玩笑的高官。但论及外交经验，只随党代表团外访过几次。所以，陈毅前半个任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跟着周恩来当实习生，虽然在1961年独立率团参加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但总体而言难脱周恩来的底色，包括1964年中法建交也是周恩来担当主操盘手。
陈毅上台时中苏关系正全面恶化，两国两党间口水仗不断，陈毅因炮击金门一事被赫鲁晓夫质问时就与之有过争执。至1960年，苏联毁约撤走专家，中苏同盟名存实亡。外部环境的恶化促使毛泽东趋向强硬外交，周恩来的理性温和显然不对毛泽东的口味，而陈毅符合要求。
1964年是陈毅外交生涯的转折点。当年中国不仅与西方大国法国建交，更成为拥核国家。有了资本，陈毅的外交愈加强硬，最著名的当属1965年9月29日在北京答记者问时的讲话。笔者查看过当年新闻简报录像，陈毅当时的言论非常强硬，火药味甚浓，且神情举止激动，有些失态。从这件事来看，陈毅远非一个出色的外交官，仅仅记者提问就让他控制不住情绪了。这一点，他本人也有自知之明，早在调入外交系统前就向周恩来坦陈自己性格太冲动，不适合搞外交。从周恩来的回答来看，选用陈毅主要是毛泽东的意思。
可以说，1960年代之于中国外交是个漂浮期，因为任何国家的外交都必须有战略基轴支撑全局。可美国早得罪了，苏联又合不来，就连印度也瞅准机会下手。周任内打下的外交版图上东欧沦陷，亚洲不稳，西欧难以深入。中国就像一只紧缩的刺猬，虽然扎人，但难掩虚弱的本质。在缺乏基轴的前提下，中国的外交突围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一方面与邻国划定边界，用领土的让步巩固邦谊，另一方面将手伸向了非洲大陆。非洲多为欧洲国家殖民地，与中国无历史积怨，美苏暂时未深入渗透，是最好的突破口。非洲因此成为1960年代中国外交惨淡中的一抹亮色，后来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时76张赞成票中非洲就占了26张。
好景不长，陈毅刚摸出点门道就因所谓“二月逆流”而地位摇摇欲坠。“文革”对于中国外交的伤害极大，在海外酿成过不少难以挽回的损失和恶劣影响，譬如火烧英国代办处，冲击苏联大使馆，强迫在京外国人佩戴毛泽东像章等。陈毅也被造反派批斗，常常上午被批斗完，下午又得会见外宾。外交部最后在周恩来力保并动用军队后才恢复正常工作，但陈毅事实上丧失了领导地位。
1969年2月，出于避风头的考虑，陈被安排下放工厂做调研。同年3月，爆发珍宝岛冲突，中苏翻脸。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高层决定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老帅组建学习小组，负责分析国际形势，为中央外交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就是在这种不在其职谋其政的状态下，陈毅等四老帅创造性地提出联美抗苏的构想，陈毅更是提议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打破冰层。他的建议最终打动高层，成为中美建交的前奏。
1970年，中美恢复大使级谈判。之后捷报频频：1971年美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密访中国，确定尼克松来年访华事宜；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然而，此时的陈毅已经因结肠癌奄奄一息。1972年1月6日，陈毅病逝，离尼克松访华仅差一个半月。
建国60年，周陈二人的任期就占去1/3多，从中苏同盟到联美抗苏，他们两度铸造了新中国的战略基轴，功不可没。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譬如1960年代签署的几个边界条约，其后遗症至今仍未消除。外交本就是系统复杂的高智力工程，要做出正确的决策不仅需要决策者的判断，还必须依靠基层人员的智力和情报支持。作为一个新生国家，中国缺少该类人才，在第一批职业外交官成长起来之前，外交部大致是个草台班子。这使得周恩来犹如诸葛亮，虽事必躬亲却总难免出现失误。少数人的出色并不能改变整体的粗线条特征。
以点控面，固本培元
陈毅逝世后，他的老部下姬鹏飞升任部长。
姬鹏飞，山西临猗县人，1910年出生。新四军出身，是第一批调到外交战线的“将军大使”之一。他在东德驻节两年，1955年起就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文革”期间，和许多外交官一样，他也受到冲击，之后复出。彼时外交部分三股势力：以姬鹏飞为首的老派、以周恩来重点培养的乔冠华为首的新派，以及靠造反上台，以王海容、唐闻生一帮年轻女翻译组成的“通天派”。通天派的小姐们捣蛋厉害，办事则基本指望不上。而在业务派中，毛泽东最终选择了军人出身的姬鹏飞继任。
虽说是业务派，军人根性的姬鹏飞外交才能却很平庸，最要命的是交流沟通能力欠佳。但他运气很好，一上台就迎来了尼克松访华、中日关系正常化，而这些都是前任留下的遗产，当真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受美国的刺激，许多国家打消疑虑纷纷与中国建交，包括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国家，新中国迎来第二轮建交浪潮。
对姬鹏飞而言，表面的荣光难掩落寞。与美国谈判，常常是周恩来对尼克松，乔冠华对基辛格，他对国务卿罗切斯。了解尼克松政权底细的人都知道究竟谁在主导谈判，其他谈判也大致如此，外交部事实上处于周-乔体制下。最终，他的消极表现令毛泽东不满，内部的通天派也起哄，姬鹏飞于1974年被免职，外长一职改由副部长乔冠华接任。
乔冠华，江苏盐城人，1913年出生。天赋异禀，多次跳级插班，16岁就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又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博士，因与日共往来被当局驱逐，又改去德国图宾根大学，于1936年毕业。回国后从事新闻工作，1939年经廖承志介绍加入中共，1942年到重庆接受周恩来直接领导，在《新华日报》主持国际专栏，接触外事工作。很快，这位喝过洋墨水的才子加老乡得到周恩来的器重，并成为得力助手。此公性格豁达，才华横溢，书生气质浓厚，称得上狂生一个。建国后，历任外交部新闻局长、亚洲司司长、部长助理、副部长等职。他参加过建国后几乎所有重要外交活动，包括板门店谈判、两次日内瓦会议、珍宝岛谈判以及联合国大会，无论资历、能力还是政绩都称得上最佳人选。
由于对美进展缓慢，乔冠华将中国外交基轴放到了联合国。此时的中国早已度过了“只要能建交就是最大胜利”的困窘期，而在国力衰弱的局面下，联合国这个平台往往能帮助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1970年代的中国外交大致以联合国为重心。
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膀胱癌。1973年起恶化，至1974年不得不住院治疗，日常工作转交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代理。在外交部，毛泽东信赖乔，昵称他“乔老爷”。然而，内部的造反派更得宠。无论于公于私，乔冠华都不可能绕过造反派，以及他们身后的“四人帮”。再加上周恩来病重，于是乔冠华选择和“四人帮”势力搞妥协，这为他日后下台埋下了伏笔。当然，也有说法认为乔在“文革”前期被整怕了，所以向“四人帮”献媚。总之，乔的转变大致是与毛泽东介绍的章含之结婚后开始的。
如果说周恩来是诸葛亮，乔冠华就是马谡——有周坐镇，自可大显身手，一旦独立领军，书生意气的结果就是仕途上的街亭之败。1976年，周、毛相继辞世，同年“四人帮”垮台，在搜查王洪文家时发现了一份内阁名单，乔冠华大名赫然在上，但调查中又找不出乔与“四人帮”勾结的任何证据。其实，外交是只懂打砸抢和政治投机的造反派玩不来的高级游戏，关于这一点“四人帮”心知肚明，既然在外交部无亲信可用，找一个不敌对、好相处的业务派是最明智的选择。但不管怎么说，上了这份名单，瓜田李下就很难说清。1976年12月乔离职接受审查，外交部的帅印交到了副部长黄华手中。
黄华，河北磁县人，与乔同年，也是名校毕业。不过，和乔年轻时只读圣贤书不同，黄华是个学运领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1936年在陕北苏区任翻译，协助过埃德加·斯诺、史沫莱特采访。在当时文盲半文盲扎堆的延安，大学生实属凤毛麟角，再加上还是学运领袖，黄华直至建国前都一直在党中央任职，甚至担任过朱德的秘书。建国后，被调至外交部。
黄华参加了板门店谈判，并任西欧非洲司司长，后随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万隆会议。1960~1971年先后驻节加纳、埃及和加拿大。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他作为首任大使驻节联合国，直至乔冠华解职才回国接任外长。
黄华任内的主要工作就是继续深化与西方的关系，其中作为全球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的美日是重中之重。当时与美国未正式建交，与日关系仅仅实现正常化，必须有一份新的条约加以确认。1978年，经过艰苦的谈判，中美决定建交，与日本也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同年随邓小平访问美国。黄华的职业生涯到达巅峰。
可仅仅3年后，变故发生。先是不堪重负的苏联投来橄榄枝，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对华态度出现软化。另一方面，里根任内的新保守主义给刚刚起步的中美关系笼上了阴影，他在竞选时就放言要与台湾复交。这样一来，中共内部出现两个声音：继续联美抗苏还是与苏联重新携手？
面对这样的变局，黄华稳健有余，却缺乏敏锐，大致还是按1972年的思路来，有时甚至显得僵化。譬如1981年10月的坎昆南北首脑会议上就曾错判，仍突出反苏反修。再加上1982年7月驻莫桑比克大使馆的唐健生杀人案影响恶劣，外交部和黄华备受指责。11月，勃列日涅夫病死，作为谋求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探路石，黄华被派去莫斯科开展“葬礼外交”。回国后，就被免去外长职务，去了全国人大。
从年龄上看，姬、乔、黄属于同一代际。但从专业和历史角度看，姬仅仅是个旧派的过渡性角色，真正主导1970年代中国外交的是乔、黄为首的业务派。这两人的外交思维一脉相承——以点控面，固本培元。所谓的以点控面，指的是有重点的外交。而当时的两个重点就是美国和联合国，譬如乔冠华从1971年到1976年每逢联大必亲自带团前往。至于固本培元，指的是巩固原来的老朋友，再去慢慢发展新朋友。
周恩来、陈毅、姬鹏飞、乔冠华、黄华之后，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空降过来的吴学谦成为新中国第六任外长。
吴学谦，江苏嘉定人（1958年后嘉定改属上海），1921年生，1948年成为地下党上海市委成员；建国后先在团中央工作了9年，后任职于中联部，长期与西亚和非洲未建交国家打交道；“文革”时受冲击，1982年4月转至外交部任副部长，仅仅7个月后就取黄华而代之。
吴学谦上台时的中国已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交也要为经济工作服务。吴一上台，中国便批准了加入关贸总协定（WTO前身）的申请报告。在政治领域，吴主要负责中苏关系正常化和中英香港谈判，后来还兼对台工作。对苏关系由于党内意见不统一，中方步子不敢迈得太大，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3年内相继去世，也使得谈判难以连贯，一直拖拉着；香港谈判倒是比较顺利，吴外长和英国外相关系也不错。
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党总书记职务，作为老部下的吴学谦亦受到牵连，但安然过关，至1988年更担任李鹏手下主管外交的副总理。
或许是青年时代长期从事反国民党学生运动的缘故，吴的气质更像一个学生干部，官场纠葛甚少，是个纯粹的职业外交官僚。他好读书，性格严谨，做事踏实，甚至有些刻板。譬如外交部在他任内才允许外事人员出国带家属，但他本人却从来不带；外交官外访时抽空游山玩水本是常事，唯独吴不好此道。吴最大的优点在于勤勉肯干，但1988年底，他因健康问题被免去外长职务，由副部长钱其琛接手。
钱其琛，江苏嘉定人，1928年生于学术世家，14岁入党，从事学运工作，但未读过大学。建国头几年，他供职于团机关，1954年派往苏联中央团校，毕业后在驻苏使馆工作，1963年回国到高教部（1966年并入教育部）担当留学生工作；“文革”时受冲击，被下放；1972年恢复工作后，重新派驻莫斯科任使馆参赞；1974年升任驻几内亚大使，1976年回国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1982年任副部长，年仅54岁，这端赖胡耀邦倡导的干部年轻化、知识化新风所赐。
钱其琛从进入外交系统那天起就与俄国人结下了不解之缘。1950年代留学正逢中苏蜜月期，1960年代回国正值翻脸，1970年代受冲击也与留苏不无关系，1980年代中苏关系缓解，钱其琛迎来了外交生涯的第二春。自1982年起，他就在谈判桌上与苏联人就消除“三大障碍”软磨硬泡，但直到立场温和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事情才出现转机。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可是苏联的路也快到尽头了。
1989年于中国和全球局势都是一个大变之年。对中国而言，由于遭受西方制裁，关贸总协定谈判被迫中止。而在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亦动荡不安，前景不妙。东欧剧变后，1989年底美苏马耳他峰会明确宣布结束冷战。钱其琛上台仅一年，就面临立国40年未遇之大变局。当时邓小平提出了28字方针，其中最富盛名的就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对钱而言，如何适应后冷战时代的新环境和应付中美苏力量平衡打破后的短期副作用，乃是中国外交的远近期目标。
该方针在钱任内具体表现为三个层次：若非原则问题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的底线；与俄、欧、日深化关系，以多元外交分散风险的中程目标；与世界接轨，加速融入国际社会的长远任务。以此观之，除了1996年台海危机外，中国都极力避免和美国正面冲突。在多元外交方面，钱其琛虽非第一人，但今天中国外交的大势却肇基于其任内。譬如1989年，他就借赴日参加昭和天皇葬礼之机与东南亚第一大国印尼交涉，结束了双方自1965年以来的敌对状态。1991年，钱其琛出访原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时提出“三超越”原则，即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的差异。三原则虽较理想化，但符合冷战结束初期的国际气候。而在国际化方面，钱参加的各类区域及国际政经会议就很多，入世谈判也在他任内获得根本性突破。
值得一提的还有吴学谦设想、而由钱一手创建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这一制度是外交部自身与世界接轨的表现。在硬实力不如人，缺少话语权的前提下，发言人事实上成为了中国外交的一张软王牌，于中国外交突出重围功不可没。
吴、钱二人生于1920年代，建国时恰逢青春，故接受过较系统的外交培训，是第一代职业外交官僚的杰出代表。这批职业外交官的冒头，标志着粗放型的中国外交开始转向细化。同时，转型客观上又是受冷战结束大气候的威压所致。正由于两者的契合，才有了1990年代稳中求升的外交新局面。
有所侧重的倾斜外交
钱其琛于1998年3月卸任，接任的是唐家璇。
与其他外长皆擅一门西方语言不同，1938年出生的唐家璇虽然也学过英语，但却是靠日语专业吃饭。这个江苏镇江人的工作履历较为简单，从在广电系统担任翻译到调入外交部，再到外派，一直担任涉日事务。不过，这按部就班、波澜不惊的仕途在1991年起了深刻变化。在日军遗留化武伤人事件中唐家璇的强硬表现博得高层赞赏，同年被破格调回外交部担任部长助理，历任副部长、部党委书记，直至成为部长。
唐的上位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冷战的结束对中国外交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不仅中美关系恶化，就连1990年代前期还不错的中日关系也因历史、教科书等问题出现裂痕。而美日同盟不仅未因冷战结束而解除，反倒重新强化。这无疑令中国感到不安。另外，因台海危机而激化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对决策造成的舆论压力也不容忽视。世纪之交的中国外交大致分两条主线：继续对美缓和；开始对日强硬。是高层选择了唐来贯彻实施该策略，而非唐的上位促成了对日强硬。除了唐，好几位外交实权人物如武大伟、王毅都是涉日背景。
由于权宜性太强，又只看到了中日关系的美国因素，却忽略了中日自身的变化，这样的倾斜策略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1998年11月中日关系转冷。另一方面，中美关系也未因缓和策略取得进展，相反还发生1999年驻南斯拉夫使馆被“误炸”事件。2001年，新保守主义的布什共和党政府一上台，就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而更强硬的小泉纯一郎执掌日本无异于雪上加霜。
缓美迫日的策略显然难以为继，2001年由此成为中国外交的又一转型之年。当年9·11事件爆发，中国在第一时间发电慰问，并表示将协助美国反恐，从而取得美国的初步认同。而2002年起恶化的朝核问题也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通过9·11和朝核问题，中方深刻认识到汗水比口水值钱，语言解释远不如实务合作来得有效。2003年，中国正式介入朝核问题，之前又恰逢党十六大和两会换届，唐家璇的外长职务随之解除，升任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
总的来说，唐家璇是10位外长中性格最不显山露水，同时最不好评价的一位。外界对他的印象除了四平八稳的作派和内敛阴柔的作风外大致无他。而无论职业表现还是公开言论，看上去都不很像一位外交官，反倒更像一个老练的政治家。
唐家璇之后，接任的是李肇星。
李肇星，1940年生于山东青岛的农民家庭，北大毕业后经短暂进修调入外交系统。在他的职业道路上有两位引路人：岳父秦力真和恩师钱其琛。就影响的深远程度而言，钱的作用更大一些。1970年代，李在肯尼亚大使馆工作了7年，后调回新闻司干了5年，接着又外派莱索托两年；1985年至1990年担任新闻司副司长和新闻发言人，外交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是由他担任翻译；其后任部长助理，1993年出任驻联合国大使，1995年回国任副部长；1998年出任驻美大使，2001年再回国任副部长。在唐家璇外长任内，让接班呼声甚高的李派驻华盛顿一段时间，也是决策层外交战略调整的表现。
李的履历表放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都是令人称羡的：基层经历、总部任职、大国派驻一应俱全。若非当年对日外交的需要，刚从纽约回国不久的他，也有接替钱其琛担任外长的资格。这一步晚，对他的仕途牵制颇大。当李任驻美大使时，中美关系坠入低谷，所以在他就任外长后，修补改善中美关系、维持合作就成为工作重点，尤其是在朝核问题上的政治合作必须维持下去。问题是，布什政权鹰派色彩浓厚，平壤也不好说话。结果，2006年朝鲜首次核试验，宣告了六方会谈的失败。尽管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关系并未解除，但中国外交威信受损和美国对中国期望降低的事实不是几句外交辞令就可以抹杀的。也就是说，李肇星没能完成最重要的任务。这个责任不应由李承担，因为负责六方会谈的并非知美派，而是亚洲司出身的知日派。李任内忙得最多的是应付中美之间的经济摩擦。
综观李的4年任期，除了帮助中国企业大规模重返非洲外，似乎找不出更多可圈可点之处。倒是他在新闻司练就的嘴皮子和写诗的爱好为他挣了不少加分。他的公开言论很多，虽不乏才思敏捷的应对，却总让人感到一丝刻意的强硬。这种强硬作风在驻美时就多有表现，可说是发言人的职业惯性和后冷战初期特殊政治环境的综合产物。只是，身在外长高位，很大程度上却仍在干发言人的活，这究竟是个人定位问题还是无奈的选择，只有李自己知道了。
李一开口，最高兴的是记者和部分爱国青年。但在笔者看来，李肇星任内最值得称道的成绩不在外交业务，而在于推行外交部自身的平民化路线。他上网和网友聊天，和学生交流，开放外交部档案给公众，甚至开放外交部供公众参观，这些务虚的姿态短期内效果不错，同时更是外交部职能及工作作风转变的开始。长期以来，外交部总给人一种高高在上之感，与公众距离甚远。由于其业务与公众生活没有多少交集，公众也无所谓。但随着对外交往扩大深入，国人海外遇险的事情增多，外交部“两耳不闻布衣事，一心只为朝廷计”的传统作风深受诟病。自李任内起，外交部的“为国服务”开始向“为民服务”转变。2004年，新设的涉外安全事务司就是负责保护中国公民海外权益。
在10位外长中，城市或城镇出身者占多数，少有几个农村出身也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李肇星是唯一一个纯农家出身。他凭借自身努力成为外长，并推进外交部的大众化，本身就颇具政治象征意义。
2007年，李肇星因到退休年龄而卸任，接力棒传到了副部长杨洁篪手中。
杨洁篪生于1950年的上海，是首位建国后出生的外长。杨的外交履历较简单，从最早任英文翻译到任驻美使馆秘书、参赞，接着在总部美洲司任职，再到外派美国任公使；1995年回国任部长助理，1998年升任副外长；中美关系恶化后，重新派往美国任大使；2004年任满回国，担任副外长，直到2007年转正。从加入外交部那天起，杨的工作都和美国打交道，34年中有12年在美国度过，是个很纯粹的美国通。选用这么个美国通接替同是美国通的李肇星，决策层的意图不言自明。
杨的运气很好，虽然一度因“文革”而辍学，却赶上了顺风车，被外交部选送到英国名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与他同一批的王光亚、龙永图、周文重、沙祖康等人也都成为后冷战时代中国外交的中坚力量。回国后，杨因外语水平出色被安排到翻译室。1970年代，他曾担任过老布什的翻译，并与布什家族结下了不错的私人关系，老布什甚至昵称他为“老虎杨”（虎年出生，名字带“虎”）。当然，此时杨不会未卜先知老小布什日后先后成为美国总统。但正由于这份交情，杨仕途顺利，不仅屡屡创下外交部的年龄纪录——最年轻的驻美大使和最年轻的副外长、外长，更促成小布什破例邀请江泽民主席到德克萨斯州的私人农场作客。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杨洁篪的仕途固然有私交的幸运成分在内，但接任外长反倒与之关系不大。毕竟2007年的小布什政权已经日薄西山，要走私人路线时间上太迟，更何况私交的融洽并不能扭转国家哲学层面的分歧。个人能力和战略需要是杨得以上位的主要原因。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后，上任大使不久的杨就通过答CNN记者问的方式取得美国主流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这是他外交生涯中的一大亮点，也为他赢得了美国政界的认可和信任。所以，在李肇星之后的知美派当中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杨洁篪的性格气质和两位前任迥异，看不到强硬的气息，反倒和更早的吴学谦神似。这样的性格在外交领域自然不能为公众提供低层次的审美冲动，譬如杨一上台就有网民说小家子气的上海人做外长中国外交必定要软弱，但于事业则利远大于弊。另外，去年发端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中美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广阔的空间，杨大有可为之处甚多。
新旧世纪之交的中国外交可以说是一个寻找支柱的过程。自苏联解体起，中国的外交思路几经变动，但最终还是将战略基轴锁定到中美关系上。在新闻司、亚洲司出身的外长各领风骚四五年后，美洲司科班出身的杨洁篪终于能够以对美外交统揽全局，可算是一大突破。然而，中美制度、价值理念、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距决定了此途多歧路。在有关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涉外领域，作为国务委员的戴秉国不时出面分担外长的重任，譬如参加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战略对话，临时代表胡锦涛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对话会。这种中国特色的外事安排，与中国外交在原则性和灵活性上维持平衡的方针，以及外交部在开展棘手和复杂工作时需要中联部、安全部、商务部等部门的大力配合是分不开的。(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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