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道这个名字，在物理学界是用不着介绍的。以朗道命名的物理学名词多不胜数，而且遍布从流体力学到量子场论的各个领域：朗道—霍夫湍流理论、朗道能级、朗道阻尼、朗道抗磁性、朗道—金兹伯格理论……他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建立了低温下液态氦的超流动性理论，并为此赢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不过，使他对物理学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有一项更重要原因，这就是他同他的学生栗弗席兹合著的九大卷理论物理学教程。这部成书于四五十年代的巨著，不仅培育了整整一个富有成果的苏联物理学派，也教导了全世界一代又一代的物理学生，以至今天哈佛大学图书馆里以朗道为作者的书目，依然四倍于美国人引以为傲的物理学大师费曼的著作。套用我们当年常用的句式来概括，那就是：这套教程“够我们物理学界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了”。
说朗道是个传奇人物，固然是因为他的天才和科学上的贡献，然而他鲜明的个性、古怪的脾气以及他同苏联国家机器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也是重要原因。尤其是，他在1938年被秘密警察逮捕的经历，长期笼罩着一团迷雾，从而使他成为物理学界内外经久不息的话题。
这一切要从他的少年时代说起。十月革命爆发的时候，朗道9岁，正是加入少先队的年龄。从他的早年经历看，苏联的党和政府为培养这个少年天才不能不说费了一番心血。朗道的故乡是今天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首都、里海边上的石油城巴库市。他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是油田上的工程师。朗道14岁就进巴库大学，两年后转到了列宁格勒技术物理学院。1927年，19岁的朗道大学毕业。两年后，人民教育委员会（教育部）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项联合计划将他送到欧洲各物理学重镇游学：在哥本哈根随玻尔工作一年，其间又到过英国、德国、瑞士、荷兰等国。在剑桥，他结识了在那里工作的俄国同胞——彼得•卡皮查（Пётр Леонидович Капица）。访问期间，朗道根据卡皮查提出的问题，建立了金属中电子的抗磁性理论。这次见面使卡皮查见识了这位年轻人的非凡才能，也成为他们二人数十年合作的开端。
1932 年，24岁的朗道已成为学术带头人，被任命为哈尔科夫的乌克兰技术物理研究所的理论部主任。在那里，他的研究工作成果斐然：有两年的时间，他以平均每六个星期一篇的速度发表论文。他一边从事他的开创性工作——关于第二类相变的研究，一边在大学里教课，并开始编写那套著名的教科书，这使他很快带出了一批年轻人，成为世界物理学研究前沿的一支突起的异军。
1937年，朗道离开哈尔科夫，来到了莫斯科卡皮查为所长的物理问题研究所——卡皮查自1921年起就在剑桥卢瑟福主持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工作，1929年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930年成为那里的蒙德实验室的主任。1934年，他同往常一样回国探亲访友，却被通知说斯大林下令取消了他的出境许可，要他留下来为祖国服务。为了创造条件让卡皮查继续原来的研究，苏联政府把剑桥的整个实验室设备买了下来运送到莫斯科，并且成立了这个研究所。可见，它完全是苏联当局“因神设庙”，专门为不情愿的“海归”卡皮查成立的。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科研机构。2002年，五十年代在那里师从卡皮查的我国物理学家管惟炎先生在他的口述历史中回忆道：
物理问题研究所就在莫斯科大学附近一条大道上，一栋欧洲庄园式的建筑，仿照卡皮查在剑桥时的实验室，现在叫卡皮查研究所，当时卡皮查还在，不能以他命名。苏联科学院另有一个较大的物理研究所，那是综合的。物理问题研究所是很特殊的，专门为卡皮查建的，研究员加工作人员大约只有三十几人，规模很小，但是影响很大……
卡皮查的研究所有很多特点，第一个就是人很少，他学生也收得很少，原来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吴有训到莫斯科访问，我随他做翻译，去见了卡皮查。他就提出一个问题，像你们这么好的师资、设备，为什么不多收一点学生？卡皮查就说不能多收，多收以后，我们自己就做不了事，做不了实验。[管惟炎 2002]
后来的历史证明，对苏维埃科学而言，政府当年打造这个“小庙”的决策——虽然实施的手法迹近绑架——是何等富有远见：这里出了至少半打科学院院士和三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正合了我国的一句老话：“庙小神灵大”。
朗道来到物理问题研究所后，卡皮查把研究所理论部主任的位子给了他。按说，在这样良好的研究条件下，朗道可以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为物理学做出难以估量的贡献。可惜的是，到莫斯科才一年，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暴把朗道卷进漩涡中心，几乎使他惨遭灭顶之灾——1938年4月28日，朗道突然被安全部门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在哈尔科夫研究所的同事和亲密朋友、追随他来到莫斯科同一研究所的柯立兹和卢默尔。那一年，朗道刚好30岁。
朗道入狱的前因后果，是科学史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部分原因是，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此保持沉默。朗道本人也守口如瓶，因为苏维埃时代的犯人出狱时都要签下严守秘密的保证书。半个世纪以后的1989年，已经是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开放年代，朗道妻子的侄女出版了她的朗道传记的第四个版本，书中声称朗道1938年的被捕是因为被他辞退的一个的学生心生怨恨，诬告老师充当德国间谍。她还指名道姓地把这个人公诸于世。朗道对学生的严厉是出了名的，这样的解释似乎不无根据。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学生还在人世，虽然当年为朗道所不容，却自称不减对老师的尊敬。看到这个陷自己于遗臭万年的指控，当然不依不饶，于是把传记作者告上了法庭。审案的法官要求克格勃查阅朗道的档案，里边确实没有发现这个学生的密报，被告只得登报道歉了事。
不过，由于这场官司，克格勃的人员有机会打开尘封了几十年的案卷，发现了一段令他们吃惊的历史。到了1991年，朗道在克格勃的档案公开刊登在当时的一份名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的期刊上，总标题是“列夫•朗道：狱中一年”，这段历史的真相因而终于大白于天下。这些绝密档案包括对朗道的审讯记录、他的个人自白以及其他有关文件。剔除这类材料中必然会有的许多污蔑不实之词，人们从中看到，朗道这个苏维埃科学的光荣标志，原来真的犯过相当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样的罪行。他被捕的原因，并不像众多斯大林时期的冤假错案那样纯属无中生有。朗道和他的同伙，确曾有过推翻斯大林和苏维埃政权的企图，而且从事过 “有纲领、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
朗道的档案中有一份他参与起草的传单。内容如下：
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
同志们！
十月革命的伟大事业已经遭到可耻的背叛，全国淹没在血流和污秽之中。几百万无辜的人被投入监狱，人们不知道哪一天会轮到自己。
同志们，你们难道没有看出来，斯大林集团已经完成了一次法西斯政变！社会主义成了空洞的词句，报纸充斥了谎言。斯大林对于真正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没有两样。为了保住手中的权力，他摧毁我们的祖国，使她沦为德国法西斯野兽的猎物。
我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唯一出路就是，为了社会主义，同斯大林和希特勒法西斯作斗争。
同志们，组织起来，不要害怕内务部的屠夫们！他们只会杀害手无寸铁的囚犯、抓捕无辜的民众、掠夺国家财产以及凭空制造冤案。
曾经推翻了沙皇和资本家的我国无产阶级必将推翻法西斯独裁者及其集团。
劳动节——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节日——万岁！
下面的落款是：反法西斯工人党。这份传单预定在五一劳动节散发，不过内务部（克格勃的前身）提前三天动手，把这个反革命集团——当局的文件上称为“反苏集团 ”——一网打尽。1938年正是大清洗年代的后期，斯大林的政敌此时大多已经遭到肉体消灭，幸存者也悉数缴械投降，而两三个青年科学家竟然胆敢将恶毒攻击的矛头直指斯大林，在当时极为罕见，其中的任何一个词句，拿出来都能成为将作者置于死地的铁证。
朗道走上反斯大林道路的过程是颇值得仔细追踪的，虽然这方面的资料不多。早年在哥本哈根接触过他的人们的记忆中，他是一个热诚的共产主义者，对自己的革命祖国非常自豪。当时西方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有许多妖魔化的舆论，年青的访问学者朗道想必在同事面前常有说“不”的表现，才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替他想想，确实找不出他要反苏的理由。从国际大气候来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是西方资本主义大萧条的年头，朗道在西欧所看到的，正应验了列宁的“资本主义走向垄断和腐朽”的预言。从朗道自己的经历来说，虽说生在旧社会，却是长在红旗下，党和政府待他可谓不薄。1934年，他未经论文答辩就被授予博士学位，第二年升为正教授。事实上，朗道在早年确实是爱党爱苏维埃的好青年。虽然没有入党，他常将自己和同道称为共产主义者，而将他痛恨的人斥为“法西斯分子”。直到1935年，他还在《消息报》上发表了“资产阶级和当代物理学”这样的文章，批判资产阶级的宗教迷信和金钱权力，盛赞“党和政府为我国物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会”。
不过，朗道的政治观点却在那些年里经历了一次——借用他研究领域里的一个名词——“相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秘密档案中审讯纪要的说词，“促使朗道参加到反苏物理学家集团中去的因素，是对自己父亲的被捕不满和怨恨”。在“情况介绍”一栏里，有这样的文字：“朗道的父亲曾因破坏石油工业而被判处集中营监禁十年的徒刑（后来予以释放）。他承认，因父亲被捕而产生怨恨和复仇心理，促使他参加了哈尔科夫技术物理研究所的反苏集团。”安全部门的这个说法令人生疑，因为“破坏石油工业”这样的罪名，那是要枪毙的，怎么又在括号里说放了呢？何况，在朗道的亲笔交待里，没有任何文字提到他父亲被捕。苏联解体以后，朗道的外甥女为此写信到她外祖父生前居住过的城市列宁格勒和巴库查询。列宁格勒克格勃的答复是：没有她外祖父被捕的纪录。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国家安全部的答复是：朗道的父亲曾在1929年被捕，不过原因是“非法持有革命前制造的金币”；半年后，当局决定按当时的兑换率付给他苏联的钞票并且予以释放。看来，这项所谓破坏石油工业的罪行，以及“朗道承认”之类的说法，无非是安全部门的习惯性做法：或凭空、或夸大地编造出一些“事实”和口供，来证明敌对势力“反苏 ”，无不是出于自私狭隘的动机和不可告人的目的。
历史的真相，或许可以从下列若干事件中找到一些线索：1936年，他曾同一位到访的西方物理学家说：“我估计总的形势会有所宽松，斯大林现在也赞成自由选举了。”从中可以感到朗道已经对当时的苏联缺乏民主有所不满了，虽然还心存期待。可是，1936年8月莫斯科大学物理研究所的副所长、老布尔什维克党员鲍里斯•盖森②被捕，四个月后遭到枪毙。朗道的朋友，理论物理学家马特维•勃朗斯坦也在同时被抓，在次年的二月遭到处决。他们都属于物理学界在大清洗中的第一批受害者。朗道当时不到30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又是一个“生不逢时”），自己的同事、朋友不明不白地“人间蒸发”，这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大概是导致朗道对苏维埃制度彻底失望、促使他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那张传单的第一句话就反映了作者的愤慨。
朗道被捕当天，研究所所长卡皮查就给斯大林上书。他也被蒙在鼓里，同大家的猜测一样，认为自己这位鹤立鸡群的下属得罪人太多，因而遭到诬告。信中写道:
斯大林同志，
我所科学家朗道在今天早晨被捕。虽然只有29岁，他同福克已是我们苏联最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
他在磁学和量子论方面的论文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引用。去年，他发表了关于恒星辐射能源的出色研究成果，这项工作有可能回答以下的问题：太阳和恒星的能量为什么没有随时间发生明显的减弱？为什么没有枯竭？
玻尔和其他主要科学家都认为，朗道的这些思想有远大前途。
我可以肯定，失去科学家朗道将使苏维埃科学，乃至世界科学蒙受明显而严重的损害。当然，一个人聪明才智再大，也不允许他违反我国的法律。朗道如果有罪的话，他理应受到惩处。
不过我恳求您明察他的非凡的天赋，下令慎重审理他的案子。
在我看来，朗道性格方面的缺点亦广为人知，这一点也请您明察。他喜欢跟人争论，而且言词锋利。他喜好挑别人的毛病——尤其是地位崇高的老人、科学院院士的毛病。一旦发现，就加以张扬嘲笑，这使他树敌甚多。
他在我们的研究所里也是个不易相处的人。不过加以提醒尚能改正。由于他的特殊天赋，我常宽容他的行为。而且，我也不大相信朗道会有不忠诚的行为，尽管他有性格上的缺点。
朗道还年轻，还能为科学做许多工作。只有他科学上的同事才能说这样的话。因此，我给您写这封信。
考虑到“大清洗”时代的恐怖气氛，即使是写如此婉委的信，可以想象，也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信中也透露了朗道恶劣的群众关系。如果当局愿意稍加利用，很容易使朗道灭顶于群众斗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例如，不必公布他那张传单——那样会造成反动内容的扩散，只要找一两个“苦大仇深”的学生带头控诉他专横跋扈的学阀作风，或者动员某个受过他奚落的院士出来斥责他从“狂妄自大发展到同党分庭抗礼”，然后发动全所员工对他的反动言论直到生活作风各个方面，深入揭发批判，不愁没有足够的材料把他搞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如果这还不能把朗道的反革命气焰打下去，那就把群众揭发材料登上《真理报》，加一个编者按什么的，定能使广大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把肺都气炸了”，引来全国的愤怒声讨。不过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苏联的专政机关不走群众路线，内务部对朗道的案子采取了完全秘密的审讯。
朗道档案里的记录显示，他的罪名极为严重：反革命组织的头目。在最初的时间里他被每天罚站七个小时，而且受到种种威吓。可怜他一介书生，狂傲有余，如何顶得住无产阶级专政软硬兼施、宽严相济的强大威力？坚持了两个月之后，他坦白了自己参与的“反苏”活动。在他的档案里，一份出于他亲笔的六页纸的交待里写道：“传单出于柯立兹之手，我总体上同意它的内容，提了修改意见。”另一份审讯记录则记载了这两个“反苏分子”的“风险评估”：朗道认为散发传单太冒险，柯立兹的意见是这样的政治破坏活动有可能引起人们注意并产生重大影响，最后朗道赞成了他的估计。其实，不用他交待，人们也可以从这份传单的一针见血和直截了当的风格看出朗道参与的痕迹。此外，他索性“竹筒倒豆子”，交待了自己的“反苏”思想，档案里那份亲笔交待记录了他的自白：“1937年初，我们得出了结论，那就是党已经堕落，苏维埃政府已经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了一小撮统治集团的利益，因此，国家的利益要求我们推翻现有的政权，在苏联建立一个保留集体农庄和国有财产、然而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民主原则上的国家。”
看来，这种“公有制加资产阶级民主” 就是朗道及其同伙的“反革命理论纲领”。为了这样一种不同政见，柯立兹付出的代价是在古拉格度过了二十年。刑满释放已经是赫鲁晓夫时代，即使到了这时候，当局也没有为他平反。卢默尔同传单关系不大，则在一家劳改科研机构关了十年。比较起来，朗道的命运要好得多——他只过了一年的铁窗生活。那是因为，当许多老科学家正在为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小子终于栽了跟斗而窃喜的时候，卡皮查却在等待时机把他营救出来。
卡皮查也许不清楚朗道系狱的真实原因，但深知朗道天才的价值。然而，他也知道，要从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底下救人，弄不好自己也会赔进去。所以他在给斯大林的上书里没有要求放人。等了一年，他感到事态有所冷却，内务部又换了新的头目贝利亚。而且自己的地位有所加强——他正被委以把科研基地转移到大后方的重任，因而同高层领导多有接触；而且他最近还发明了一种对冶金工业十分重要的制氧技术。于是在1939年4月6日，他给当时苏联的第二号人物莫洛托夫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口气稍微加强了一点，是这样写的：
莫洛托夫同志，
最近我在对接近绝对零度时液氦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将可对这个现代物理学中最奥秘的领域有所澄清。我准备在今后几个月内将部分工作予以发表。不过我需要理论家的帮助。在苏联，只有朗道一个人从事我所要求的这方面理论研究，可惜，过去一年他一直在监狱里。
我一直抱有他能够获释出狱的希望，坦率地说，我不相信朗道会是国家的罪犯。我不能相信，因为像朗道这样聪明而有天赋的青年科学家，年仅三十，已经在欧洲获得公认的声誉，他是一个有雄心的人，在科学上成果累累，不可能有动机、精力和时间从事其他的活动。
当然，朗道说话尖刻而且不知分寸，加上他的机智，制造了许多乐于看到他倒霉的敌人。但是，尽管存在这些毛病，我没有注意到他有任何卑劣的行为。
我说了这么多话，无疑闯进了内务部的禁区。不过，我还是要指出以下几点特别的原因：
1. 朗道已经入狱一年，调查还没有结束，这样长的时间是不寻常的
2. 我作为他工作的研究所所长，对他被控告的罪行毫无所知。
3. 最重要的是，苏维埃和全世界的科学界已经有一年的时间被原因不明地剥夺了朗道的智慧。
4. 朗道的健康恶化，如果他瘐死狱中，那将使我们全体苏联人民蒙羞。
为此，我向你请求,能否催促内务部加快朗道案件的审理？如果做不到，能否像他们利用工程师囚犯那样利用朗道的大脑在监狱里从事科学研究？
在给莫洛托夫写信的前一天，他还给贝利亚出具了担保书：
我郑重提出释放物理学教授朗道的请求。
我个人向内务部保证朗道在我的研究所内不会从事反对苏维埃政府的反革命活动，我还以最大努力保证他不会参与研究所以外的反革命活动。
可以看出，卡皮查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为了把朗道救出铁窗，他不惜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押进去了。
朗道这种直接攻击斯大林个人的案子，估计除了斯大林本人，任何人都不敢做出宽大处理的决定。也许，卡皮查关于朗道人才难得，以及保护朗道关乎苏联国家荣辱的说辞，终于说服了斯大林，使得朗道在被捕一年零两天之后得以保释出狱。据他的家人后来说，释放的命令下达时，朗道已经虚弱得不能行走了，在监狱里经过一段时间的护理，才使他恢复健康和体重，能够自己走出监狱。朗道事后说：“我在监狱里蹲了一年时间，当时我以为最多只有半年可活。”
卡皮查说得很准，出狱后几个月之内，朗道成功地完成了低温下液态氦超流动性的理论解释。出狱后的朗道确实没有再从事什么反革命活动——他不能连累自己的保人卡皮查。而且，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看来也使他明白，天生其才，不是让他干策划于密室、呼啸于闹市、救万民于水火这一类勾当的，他的使命是在书斋里潜心穷究自然界的奥秘。因此，遇到敏感的政治话题，他有时会学着马戏团小丑的腔调说：“我是胆小鬼！我是个懦夫！”来绕开。一年的牢狱之灾，换来三十而知天命，倒未尝不是“坏事变好事”。
1940年，卡皮查又给莫洛托夫写了一封信，询问能否提名朗道为科学院院士的候选人。信中说:
莫洛托夫同志！
随着科学院选举的临近，因为瓦维洛夫院士生病，施密特嘱我同约飞和瓦维洛夫等主要科学家讨论院士候选人的名单问题。科学界的舆论显示朗道是一个有力的候选人，不过人们不知道他仍在我的监护之下。我也不知道，政府里除您以外还有谁知道这件事。因此，我必须向您请示，朗道这种身份是否妨碍他的提名。
我要向您报告，朗道性格已有改善。他现在性情较以前平和，也更加自律。如果继续下去，他将能重新做人，被大家接受。他在科学上和从前一样努力工作，过去一年里完成了两项重大的研究。
为了在这件事上不再打扰您，如果在本周末前我没有收到您的反对意见，我将认为朗道是被允许提名为院士候选人的。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朗道的释放是最高领导同卡皮查之间的一项秘密协议。多年以后，卡皮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对于朗道在这一年里的遭遇只用一句话带过：“朗道在物理问题研究所一直工作到去世，只是在1938年有过一年的中断。”
无法查明卡皮查对朗道的监护延续多久。只知道卫国战争爆发以后，卡皮查的研究所被征召到原子弹的研究中来。苏联核武器研制的最高领导正是克格勃的头目贝利亚。老谋深算的卡皮查以善于同克里姆林宫打交道而著称，这时却犯了个错误，他竟然冒失地向斯大林进言说，贝利亚不适于领导这项工作。贝利亚权倾一时，本来是要杀掉他的，不过斯大林知道卡皮查有国际影响，把他的老命保了下来。但从此卡皮查自己也成了被“监护”的对象，直到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被赫鲁晓夫处决为止。有一段时间，卡皮查被软禁在莫斯科郊外，朗道跟他的地位调了个个儿，成为少数有勇气每月去探访他的人之一。
朗道在苏联的核武器研制计划中从事的不是物理研究，他做的是应用数学和数值计算方面的工作。当年他在氢弹计划的计算中发明的特殊数学方法，在1958年部分解密，收进后来出版的《朗道论文选》里，同他的其他论文放在一起，显得不太协调。朗道没有深入参与苏联核武器研究，一方面大概是领导对他还不大放心，另一方面也是朗道本人不热心，他认为一个有理性的人应该尽可能远离这类研究工作。有意思的是，尽管克格勃始终监控着朗道的思想动向，当局一直都知道他对于核武器研究的厌恶态度，却仍然两次授予斯大林奖金，以褒奖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并在1954年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朗道跟人说：“我用不着怕他了。”从此离开了核武器的研究。
朗道在1934年后再也没有出过国。每次接到国外的邀请，他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的模式：“我的日程都已经预先排定，请原谅不克分身往访。”赫鲁晓夫时代，他曾尝试申请出国，为了审批他的申请，党中央向克格勃调阅了朗道在1947到1957年间的谈话记录。这是克格勃根据“来自朗道周围的侦探们所作的密报和侦察技术手段提供的大量情报”编撰的。这份资料让我们有机会窥视到前苏联国家安全部门运作之一斑，也从一个侧面提供了朗道的思想演变的线索。
说朗道是个传奇人物，固然是因为他的天才和科学上的贡献，然而他鲜明的个性、古怪的脾气以及他同苏联国家机器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也是重要原因。尤其是，他在1938年被秘密警察逮捕的经历，长期笼罩着一团迷雾，从而使他成为物理学界内外经久不息的话题。
这一切要从他的少年时代说起。十月革命爆发的时候，朗道9岁，正是加入少先队的年龄。从他的早年经历看，苏联的党和政府为培养这个少年天才不能不说费了一番心血。朗道的故乡是今天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首都、里海边上的石油城巴库市。他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是油田上的工程师。朗道14岁就进巴库大学，两年后转到了列宁格勒技术物理学院。1927年，19岁的朗道大学毕业。两年后，人民教育委员会（教育部）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项联合计划将他送到欧洲各物理学重镇游学：在哥本哈根随玻尔工作一年，其间又到过英国、德国、瑞士、荷兰等国。在剑桥，他结识了在那里工作的俄国同胞——彼得•卡皮查（Пётр Леонидович Капица）。访问期间，朗道根据卡皮查提出的问题，建立了金属中电子的抗磁性理论。这次见面使卡皮查见识了这位年轻人的非凡才能，也成为他们二人数十年合作的开端。
1932 年，24岁的朗道已成为学术带头人，被任命为哈尔科夫的乌克兰技术物理研究所的理论部主任。在那里，他的研究工作成果斐然：有两年的时间，他以平均每六个星期一篇的速度发表论文。他一边从事他的开创性工作——关于第二类相变的研究，一边在大学里教课，并开始编写那套著名的教科书，这使他很快带出了一批年轻人，成为世界物理学研究前沿的一支突起的异军。
1937年，朗道离开哈尔科夫，来到了莫斯科卡皮查为所长的物理问题研究所——卡皮查自1921年起就在剑桥卢瑟福主持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工作，1929年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930年成为那里的蒙德实验室的主任。1934年，他同往常一样回国探亲访友，却被通知说斯大林下令取消了他的出境许可，要他留下来为祖国服务。为了创造条件让卡皮查继续原来的研究，苏联政府把剑桥的整个实验室设备买了下来运送到莫斯科，并且成立了这个研究所。可见，它完全是苏联当局“因神设庙”，专门为不情愿的“海归”卡皮查成立的。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科研机构。2002年，五十年代在那里师从卡皮查的我国物理学家管惟炎先生在他的口述历史中回忆道：
物理问题研究所就在莫斯科大学附近一条大道上，一栋欧洲庄园式的建筑，仿照卡皮查在剑桥时的实验室，现在叫卡皮查研究所，当时卡皮查还在，不能以他命名。苏联科学院另有一个较大的物理研究所，那是综合的。物理问题研究所是很特殊的，专门为卡皮查建的，研究员加工作人员大约只有三十几人，规模很小，但是影响很大……
卡皮查的研究所有很多特点，第一个就是人很少，他学生也收得很少，原来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吴有训到莫斯科访问，我随他做翻译，去见了卡皮查。他就提出一个问题，像你们这么好的师资、设备，为什么不多收一点学生？卡皮查就说不能多收，多收以后，我们自己就做不了事，做不了实验。[管惟炎 2002]
后来的历史证明，对苏维埃科学而言，政府当年打造这个“小庙”的决策——虽然实施的手法迹近绑架——是何等富有远见：这里出了至少半打科学院院士和三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正合了我国的一句老话：“庙小神灵大”。
朗道来到物理问题研究所后，卡皮查把研究所理论部主任的位子给了他。按说，在这样良好的研究条件下，朗道可以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为物理学做出难以估量的贡献。可惜的是，到莫斯科才一年，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暴把朗道卷进漩涡中心，几乎使他惨遭灭顶之灾——1938年4月28日，朗道突然被安全部门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在哈尔科夫研究所的同事和亲密朋友、追随他来到莫斯科同一研究所的柯立兹和卢默尔。那一年，朗道刚好30岁。
朗道入狱的前因后果，是科学史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部分原因是，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此保持沉默。朗道本人也守口如瓶，因为苏维埃时代的犯人出狱时都要签下严守秘密的保证书。半个世纪以后的1989年，已经是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开放年代，朗道妻子的侄女出版了她的朗道传记的第四个版本，书中声称朗道1938年的被捕是因为被他辞退的一个的学生心生怨恨，诬告老师充当德国间谍。她还指名道姓地把这个人公诸于世。朗道对学生的严厉是出了名的，这样的解释似乎不无根据。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学生还在人世，虽然当年为朗道所不容，却自称不减对老师的尊敬。看到这个陷自己于遗臭万年的指控，当然不依不饶，于是把传记作者告上了法庭。审案的法官要求克格勃查阅朗道的档案，里边确实没有发现这个学生的密报，被告只得登报道歉了事。
不过，由于这场官司，克格勃的人员有机会打开尘封了几十年的案卷，发现了一段令他们吃惊的历史。到了1991年，朗道在克格勃的档案公开刊登在当时的一份名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的期刊上，总标题是“列夫•朗道：狱中一年”，这段历史的真相因而终于大白于天下。这些绝密档案包括对朗道的审讯记录、他的个人自白以及其他有关文件。剔除这类材料中必然会有的许多污蔑不实之词，人们从中看到，朗道这个苏维埃科学的光荣标志，原来真的犯过相当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样的罪行。他被捕的原因，并不像众多斯大林时期的冤假错案那样纯属无中生有。朗道和他的同伙，确曾有过推翻斯大林和苏维埃政权的企图，而且从事过 “有纲领、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
朗道的档案中有一份他参与起草的传单。内容如下：
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
同志们！
十月革命的伟大事业已经遭到可耻的背叛，全国淹没在血流和污秽之中。几百万无辜的人被投入监狱，人们不知道哪一天会轮到自己。
同志们，你们难道没有看出来，斯大林集团已经完成了一次法西斯政变！社会主义成了空洞的词句，报纸充斥了谎言。斯大林对于真正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没有两样。为了保住手中的权力，他摧毁我们的祖国，使她沦为德国法西斯野兽的猎物。
我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唯一出路就是，为了社会主义，同斯大林和希特勒法西斯作斗争。
同志们，组织起来，不要害怕内务部的屠夫们！他们只会杀害手无寸铁的囚犯、抓捕无辜的民众、掠夺国家财产以及凭空制造冤案。
曾经推翻了沙皇和资本家的我国无产阶级必将推翻法西斯独裁者及其集团。
劳动节——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节日——万岁！
下面的落款是：反法西斯工人党。这份传单预定在五一劳动节散发，不过内务部（克格勃的前身）提前三天动手，把这个反革命集团——当局的文件上称为“反苏集团 ”——一网打尽。1938年正是大清洗年代的后期，斯大林的政敌此时大多已经遭到肉体消灭，幸存者也悉数缴械投降，而两三个青年科学家竟然胆敢将恶毒攻击的矛头直指斯大林，在当时极为罕见，其中的任何一个词句，拿出来都能成为将作者置于死地的铁证。
朗道走上反斯大林道路的过程是颇值得仔细追踪的，虽然这方面的资料不多。早年在哥本哈根接触过他的人们的记忆中，他是一个热诚的共产主义者，对自己的革命祖国非常自豪。当时西方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有许多妖魔化的舆论，年青的访问学者朗道想必在同事面前常有说“不”的表现，才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替他想想，确实找不出他要反苏的理由。从国际大气候来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是西方资本主义大萧条的年头，朗道在西欧所看到的，正应验了列宁的“资本主义走向垄断和腐朽”的预言。从朗道自己的经历来说，虽说生在旧社会，却是长在红旗下，党和政府待他可谓不薄。1934年，他未经论文答辩就被授予博士学位，第二年升为正教授。事实上，朗道在早年确实是爱党爱苏维埃的好青年。虽然没有入党，他常将自己和同道称为共产主义者，而将他痛恨的人斥为“法西斯分子”。直到1935年，他还在《消息报》上发表了“资产阶级和当代物理学”这样的文章，批判资产阶级的宗教迷信和金钱权力，盛赞“党和政府为我国物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会”。
不过，朗道的政治观点却在那些年里经历了一次——借用他研究领域里的一个名词——“相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秘密档案中审讯纪要的说词，“促使朗道参加到反苏物理学家集团中去的因素，是对自己父亲的被捕不满和怨恨”。在“情况介绍”一栏里，有这样的文字：“朗道的父亲曾因破坏石油工业而被判处集中营监禁十年的徒刑（后来予以释放）。他承认，因父亲被捕而产生怨恨和复仇心理，促使他参加了哈尔科夫技术物理研究所的反苏集团。”安全部门的这个说法令人生疑，因为“破坏石油工业”这样的罪名，那是要枪毙的，怎么又在括号里说放了呢？何况，在朗道的亲笔交待里，没有任何文字提到他父亲被捕。苏联解体以后，朗道的外甥女为此写信到她外祖父生前居住过的城市列宁格勒和巴库查询。列宁格勒克格勃的答复是：没有她外祖父被捕的纪录。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国家安全部的答复是：朗道的父亲曾在1929年被捕，不过原因是“非法持有革命前制造的金币”；半年后，当局决定按当时的兑换率付给他苏联的钞票并且予以释放。看来，这项所谓破坏石油工业的罪行，以及“朗道承认”之类的说法，无非是安全部门的习惯性做法：或凭空、或夸大地编造出一些“事实”和口供，来证明敌对势力“反苏 ”，无不是出于自私狭隘的动机和不可告人的目的。
历史的真相，或许可以从下列若干事件中找到一些线索：1936年，他曾同一位到访的西方物理学家说：“我估计总的形势会有所宽松，斯大林现在也赞成自由选举了。”从中可以感到朗道已经对当时的苏联缺乏民主有所不满了，虽然还心存期待。可是，1936年8月莫斯科大学物理研究所的副所长、老布尔什维克党员鲍里斯•盖森②被捕，四个月后遭到枪毙。朗道的朋友，理论物理学家马特维•勃朗斯坦也在同时被抓，在次年的二月遭到处决。他们都属于物理学界在大清洗中的第一批受害者。朗道当时不到30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又是一个“生不逢时”），自己的同事、朋友不明不白地“人间蒸发”，这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大概是导致朗道对苏维埃制度彻底失望、促使他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那张传单的第一句话就反映了作者的愤慨。
朗道被捕当天，研究所所长卡皮查就给斯大林上书。他也被蒙在鼓里，同大家的猜测一样，认为自己这位鹤立鸡群的下属得罪人太多，因而遭到诬告。信中写道:
斯大林同志，
我所科学家朗道在今天早晨被捕。虽然只有29岁，他同福克已是我们苏联最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
他在磁学和量子论方面的论文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引用。去年，他发表了关于恒星辐射能源的出色研究成果，这项工作有可能回答以下的问题：太阳和恒星的能量为什么没有随时间发生明显的减弱？为什么没有枯竭？
玻尔和其他主要科学家都认为，朗道的这些思想有远大前途。
我可以肯定，失去科学家朗道将使苏维埃科学，乃至世界科学蒙受明显而严重的损害。当然，一个人聪明才智再大，也不允许他违反我国的法律。朗道如果有罪的话，他理应受到惩处。
不过我恳求您明察他的非凡的天赋，下令慎重审理他的案子。
在我看来，朗道性格方面的缺点亦广为人知，这一点也请您明察。他喜欢跟人争论，而且言词锋利。他喜好挑别人的毛病——尤其是地位崇高的老人、科学院院士的毛病。一旦发现，就加以张扬嘲笑，这使他树敌甚多。
他在我们的研究所里也是个不易相处的人。不过加以提醒尚能改正。由于他的特殊天赋，我常宽容他的行为。而且，我也不大相信朗道会有不忠诚的行为，尽管他有性格上的缺点。
朗道还年轻，还能为科学做许多工作。只有他科学上的同事才能说这样的话。因此，我给您写这封信。
考虑到“大清洗”时代的恐怖气氛，即使是写如此婉委的信，可以想象，也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信中也透露了朗道恶劣的群众关系。如果当局愿意稍加利用，很容易使朗道灭顶于群众斗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例如，不必公布他那张传单——那样会造成反动内容的扩散，只要找一两个“苦大仇深”的学生带头控诉他专横跋扈的学阀作风，或者动员某个受过他奚落的院士出来斥责他从“狂妄自大发展到同党分庭抗礼”，然后发动全所员工对他的反动言论直到生活作风各个方面，深入揭发批判，不愁没有足够的材料把他搞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如果这还不能把朗道的反革命气焰打下去，那就把群众揭发材料登上《真理报》，加一个编者按什么的，定能使广大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把肺都气炸了”，引来全国的愤怒声讨。不过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苏联的专政机关不走群众路线，内务部对朗道的案子采取了完全秘密的审讯。
朗道档案里的记录显示，他的罪名极为严重：反革命组织的头目。在最初的时间里他被每天罚站七个小时，而且受到种种威吓。可怜他一介书生，狂傲有余，如何顶得住无产阶级专政软硬兼施、宽严相济的强大威力？坚持了两个月之后，他坦白了自己参与的“反苏”活动。在他的档案里，一份出于他亲笔的六页纸的交待里写道：“传单出于柯立兹之手，我总体上同意它的内容，提了修改意见。”另一份审讯记录则记载了这两个“反苏分子”的“风险评估”：朗道认为散发传单太冒险，柯立兹的意见是这样的政治破坏活动有可能引起人们注意并产生重大影响，最后朗道赞成了他的估计。其实，不用他交待，人们也可以从这份传单的一针见血和直截了当的风格看出朗道参与的痕迹。此外，他索性“竹筒倒豆子”，交待了自己的“反苏”思想，档案里那份亲笔交待记录了他的自白：“1937年初，我们得出了结论，那就是党已经堕落，苏维埃政府已经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了一小撮统治集团的利益，因此，国家的利益要求我们推翻现有的政权，在苏联建立一个保留集体农庄和国有财产、然而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民主原则上的国家。”
看来，这种“公有制加资产阶级民主” 就是朗道及其同伙的“反革命理论纲领”。为了这样一种不同政见，柯立兹付出的代价是在古拉格度过了二十年。刑满释放已经是赫鲁晓夫时代，即使到了这时候，当局也没有为他平反。卢默尔同传单关系不大，则在一家劳改科研机构关了十年。比较起来，朗道的命运要好得多——他只过了一年的铁窗生活。那是因为，当许多老科学家正在为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小子终于栽了跟斗而窃喜的时候，卡皮查却在等待时机把他营救出来。
卡皮查也许不清楚朗道系狱的真实原因，但深知朗道天才的价值。然而，他也知道，要从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底下救人，弄不好自己也会赔进去。所以他在给斯大林的上书里没有要求放人。等了一年，他感到事态有所冷却，内务部又换了新的头目贝利亚。而且自己的地位有所加强——他正被委以把科研基地转移到大后方的重任，因而同高层领导多有接触；而且他最近还发明了一种对冶金工业十分重要的制氧技术。于是在1939年4月6日，他给当时苏联的第二号人物莫洛托夫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口气稍微加强了一点，是这样写的：
莫洛托夫同志，
最近我在对接近绝对零度时液氦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将可对这个现代物理学中最奥秘的领域有所澄清。我准备在今后几个月内将部分工作予以发表。不过我需要理论家的帮助。在苏联，只有朗道一个人从事我所要求的这方面理论研究，可惜，过去一年他一直在监狱里。
我一直抱有他能够获释出狱的希望，坦率地说，我不相信朗道会是国家的罪犯。我不能相信，因为像朗道这样聪明而有天赋的青年科学家，年仅三十，已经在欧洲获得公认的声誉，他是一个有雄心的人，在科学上成果累累，不可能有动机、精力和时间从事其他的活动。
当然，朗道说话尖刻而且不知分寸，加上他的机智，制造了许多乐于看到他倒霉的敌人。但是，尽管存在这些毛病，我没有注意到他有任何卑劣的行为。
我说了这么多话，无疑闯进了内务部的禁区。不过，我还是要指出以下几点特别的原因：
1. 朗道已经入狱一年，调查还没有结束，这样长的时间是不寻常的
2. 我作为他工作的研究所所长，对他被控告的罪行毫无所知。
3. 最重要的是，苏维埃和全世界的科学界已经有一年的时间被原因不明地剥夺了朗道的智慧。
4. 朗道的健康恶化，如果他瘐死狱中，那将使我们全体苏联人民蒙羞。
为此，我向你请求,能否催促内务部加快朗道案件的审理？如果做不到，能否像他们利用工程师囚犯那样利用朗道的大脑在监狱里从事科学研究？
在给莫洛托夫写信的前一天，他还给贝利亚出具了担保书：
我郑重提出释放物理学教授朗道的请求。
我个人向内务部保证朗道在我的研究所内不会从事反对苏维埃政府的反革命活动，我还以最大努力保证他不会参与研究所以外的反革命活动。
可以看出，卡皮查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为了把朗道救出铁窗，他不惜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押进去了。
朗道这种直接攻击斯大林个人的案子，估计除了斯大林本人，任何人都不敢做出宽大处理的决定。也许，卡皮查关于朗道人才难得，以及保护朗道关乎苏联国家荣辱的说辞，终于说服了斯大林，使得朗道在被捕一年零两天之后得以保释出狱。据他的家人后来说，释放的命令下达时，朗道已经虚弱得不能行走了，在监狱里经过一段时间的护理，才使他恢复健康和体重，能够自己走出监狱。朗道事后说：“我在监狱里蹲了一年时间，当时我以为最多只有半年可活。”
卡皮查说得很准，出狱后几个月之内，朗道成功地完成了低温下液态氦超流动性的理论解释。出狱后的朗道确实没有再从事什么反革命活动——他不能连累自己的保人卡皮查。而且，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看来也使他明白，天生其才，不是让他干策划于密室、呼啸于闹市、救万民于水火这一类勾当的，他的使命是在书斋里潜心穷究自然界的奥秘。因此，遇到敏感的政治话题，他有时会学着马戏团小丑的腔调说：“我是胆小鬼！我是个懦夫！”来绕开。一年的牢狱之灾，换来三十而知天命，倒未尝不是“坏事变好事”。
1940年，卡皮查又给莫洛托夫写了一封信，询问能否提名朗道为科学院院士的候选人。信中说:
莫洛托夫同志！
随着科学院选举的临近，因为瓦维洛夫院士生病，施密特嘱我同约飞和瓦维洛夫等主要科学家讨论院士候选人的名单问题。科学界的舆论显示朗道是一个有力的候选人，不过人们不知道他仍在我的监护之下。我也不知道，政府里除您以外还有谁知道这件事。因此，我必须向您请示，朗道这种身份是否妨碍他的提名。
我要向您报告，朗道性格已有改善。他现在性情较以前平和，也更加自律。如果继续下去，他将能重新做人，被大家接受。他在科学上和从前一样努力工作，过去一年里完成了两项重大的研究。
为了在这件事上不再打扰您，如果在本周末前我没有收到您的反对意见，我将认为朗道是被允许提名为院士候选人的。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朗道的释放是最高领导同卡皮查之间的一项秘密协议。多年以后，卡皮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对于朗道在这一年里的遭遇只用一句话带过：“朗道在物理问题研究所一直工作到去世，只是在1938年有过一年的中断。”
无法查明卡皮查对朗道的监护延续多久。只知道卫国战争爆发以后，卡皮查的研究所被征召到原子弹的研究中来。苏联核武器研制的最高领导正是克格勃的头目贝利亚。老谋深算的卡皮查以善于同克里姆林宫打交道而著称，这时却犯了个错误，他竟然冒失地向斯大林进言说，贝利亚不适于领导这项工作。贝利亚权倾一时，本来是要杀掉他的，不过斯大林知道卡皮查有国际影响，把他的老命保了下来。但从此卡皮查自己也成了被“监护”的对象，直到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被赫鲁晓夫处决为止。有一段时间，卡皮查被软禁在莫斯科郊外，朗道跟他的地位调了个个儿，成为少数有勇气每月去探访他的人之一。
朗道在苏联的核武器研制计划中从事的不是物理研究，他做的是应用数学和数值计算方面的工作。当年他在氢弹计划的计算中发明的特殊数学方法，在1958年部分解密，收进后来出版的《朗道论文选》里，同他的其他论文放在一起，显得不太协调。朗道没有深入参与苏联核武器研究，一方面大概是领导对他还不大放心，另一方面也是朗道本人不热心，他认为一个有理性的人应该尽可能远离这类研究工作。有意思的是，尽管克格勃始终监控着朗道的思想动向，当局一直都知道他对于核武器研究的厌恶态度，却仍然两次授予斯大林奖金，以褒奖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并在1954年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朗道跟人说：“我用不着怕他了。”从此离开了核武器的研究。
朗道在1934年后再也没有出过国。每次接到国外的邀请，他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的模式：“我的日程都已经预先排定，请原谅不克分身往访。”赫鲁晓夫时代，他曾尝试申请出国，为了审批他的申请，党中央向克格勃调阅了朗道在1947到1957年间的谈话记录。这是克格勃根据“来自朗道周围的侦探们所作的密报和侦察技术手段提供的大量情报”编撰的。这份资料让我们有机会窥视到前苏联国家安全部门运作之一斑，也从一个侧面提供了朗道的思想演变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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