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加州花坊的文章，谈到郭世英，想起旧事。
文化大革命中，郭沫若家的两个儿子：郭民英和郭世英都用自杀的手段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的母亲郭沫若夫人于立群在两个儿子自杀后也自杀了。瞧这一家子多惨。
我认为父母应该教育孩子，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下生存下去。用电影芙蓉镇里右派秦书田的话讲“要活下去，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就有未来。文化大革命中，数不清的人或受不了折磨拷打批斗，或受不了羞辱委屈，或受不了生活艰难，上吊跳楼抹脖子跳海跳河。他们除了闹一个“自绝于党和人民”，只给自己的家庭带来永不磨灭的痛苦。但那些熬过土改肃反，四清，五七年反右，文化大革命斗争的，都得到了平反。现在或在国内或在国外，大多数或生活事业蒸蒸日上，或欢度晚年。所以人一定要经得起考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郭沫若家肯定没有对孩子进行这样的教育，才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郭民英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四个孩子，1943年11月出生于重庆。他热爱音乐，对于音乐尤具天赋，竟然无师自通地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专业是小提琴。1964年的一天，郭民英将家中的一架盘式录音机带到班上，与同学们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结果犯了忌：一是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二是宣扬所谓“洋名古”。有学生于这年9月1日上书毛泽东，以阶级斗争观点反映中央音乐学院存在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9月16日编印的《群众反映》上读到此信后，于9月27日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写了一个批示：“此件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求群众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毛泽东在署名之后又加写两行文字：一行是“古为中用，洋为中用”，一行是“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 关于此信的内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编者在第11册的《关于〈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的批语》一文的注释中有一定介绍。
音乐学院因此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浪潮。到1965年春夏间，郭民英心灰意冷，无意继续学业，黯然神伤地离开了中央音乐学院。由郭沫若夫妇向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自登门求助，安排郭民英去了海军部队。 郭民英入伍后，一度对海洋生活感觉新鲜，又以擅长音乐，很快成为部队十分紧缺的文艺宣传人才，并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但他始终不能自拔于失去他心爱的音乐专业。“文革”开始之初，1967年4月12日，谁也没有料到，郭民英没有留下任何相关的文字，竟悄悄地结束了自己年仅24岁的生命。
郭世英是郭沫若与于力群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博闻强记的天赋，好学深思的习性，使郭世英在同龄人里显得异乎寻常。1962年秋，郭世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名传京都的101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他研读尼采、弗洛伊德、萨特，深受俄罗斯文学熏陶又不乏民粹主义影响。但他就读北大未满一年，1963年夏季被迫中断学业，下放到河南铁泛区西华农场劳动。事情的缘由须从“X诗社”说起。1962年岁末或1963年年初，郭世英与101中学的同学，后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的张鹤慈，以及叶蓉青、孙经武、金蝶等人结成X诗社。 这群对现实氛围深感窒息的文学青年，在文学的切磋中，不可能不涉及到对现实政治的指点激扬。郭世英向诗社同学们倾吐他的苦闷。关心现行政治，现行教育的种种弊端，修正主义是否全无真理，共产主义是否乌托邦，X诗社的这些涉世极浅而又真诚任性的青年学子，他们不加掩饰的言谈举止，在当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情势下，无疑成为“阶级敌人争夺青年一代”的绝好例证。1963年初夏，有人向有关部门检举告发了X诗社的离经叛道。毛泽东在北京市委报送的一份反映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的简报中提及张东荪-张鹤慈之父，称之为“那样个别的人”，并与“严重的敌特分子”相提并论。公安人员很快对此案进行了处理。X诗社成员无一不交代自己的“反动”思想。X诗社的学生们张鹤慈、孙经武、叶蓉青三人则以“反动学生”定罪判刑。只有大学一年级生郭世英下放河南西华农场劳动——这是一种尚有若干人身自由的改造，显然是照顾到郭沫若的声望才从轻发落。郭世英在两年的劳动中，意趣确乎大变，对于原先钟情的哲学已不再在意，而对日日伺弄的棉花栽培发生了兴趣。1965年秋，在自己并不愿意的情况下，经不住双亲的劝说，他终于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农业大学重续学业。他期待在植物栽培学方面经过深造之后，重新返回农场。殊不料不到一个学年（正与当年就读北大哲学系一样），“文革”开场。许多高校的造反派大揪“反动学生”。郭世英就读的北京农业大学的一伙人非法绑架了他，并私设公堂，刑讯逼供。郭世英从三层楼上关押他的房间里破窗而出，以死抗争。他死时，年仅26岁。
我们现在可以自由的倾听音乐，我们可以大声地激动得争论不同的观点，这其实就是幸福。我们现在应该珍惜我们的幸福。
文化大革命中，郭沫若家的两个儿子：郭民英和郭世英都用自杀的手段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的母亲郭沫若夫人于立群在两个儿子自杀后也自杀了。瞧这一家子多惨。
我认为父母应该教育孩子，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下生存下去。用电影芙蓉镇里右派秦书田的话讲“要活下去，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就有未来。文化大革命中，数不清的人或受不了折磨拷打批斗，或受不了羞辱委屈，或受不了生活艰难，上吊跳楼抹脖子跳海跳河。他们除了闹一个“自绝于党和人民”，只给自己的家庭带来永不磨灭的痛苦。但那些熬过土改肃反，四清，五七年反右，文化大革命斗争的，都得到了平反。现在或在国内或在国外，大多数或生活事业蒸蒸日上，或欢度晚年。所以人一定要经得起考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郭沫若家肯定没有对孩子进行这样的教育，才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郭民英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四个孩子，1943年11月出生于重庆。他热爱音乐，对于音乐尤具天赋，竟然无师自通地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专业是小提琴。1964年的一天，郭民英将家中的一架盘式录音机带到班上，与同学们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结果犯了忌：一是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二是宣扬所谓“洋名古”。有学生于这年9月1日上书毛泽东，以阶级斗争观点反映中央音乐学院存在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9月16日编印的《群众反映》上读到此信后，于9月27日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写了一个批示：“此件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求群众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毛泽东在署名之后又加写两行文字：一行是“古为中用，洋为中用”，一行是“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 关于此信的内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编者在第11册的《关于〈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的批语》一文的注释中有一定介绍。
音乐学院因此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浪潮。到1965年春夏间，郭民英心灰意冷，无意继续学业，黯然神伤地离开了中央音乐学院。由郭沫若夫妇向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自登门求助，安排郭民英去了海军部队。 郭民英入伍后，一度对海洋生活感觉新鲜，又以擅长音乐，很快成为部队十分紧缺的文艺宣传人才，并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但他始终不能自拔于失去他心爱的音乐专业。“文革”开始之初，1967年4月12日，谁也没有料到，郭民英没有留下任何相关的文字，竟悄悄地结束了自己年仅24岁的生命。
郭世英是郭沫若与于力群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博闻强记的天赋，好学深思的习性，使郭世英在同龄人里显得异乎寻常。1962年秋，郭世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名传京都的101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他研读尼采、弗洛伊德、萨特，深受俄罗斯文学熏陶又不乏民粹主义影响。但他就读北大未满一年，1963年夏季被迫中断学业，下放到河南铁泛区西华农场劳动。事情的缘由须从“X诗社”说起。1962年岁末或1963年年初，郭世英与101中学的同学，后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的张鹤慈，以及叶蓉青、孙经武、金蝶等人结成X诗社。 这群对现实氛围深感窒息的文学青年，在文学的切磋中，不可能不涉及到对现实政治的指点激扬。郭世英向诗社同学们倾吐他的苦闷。关心现行政治，现行教育的种种弊端，修正主义是否全无真理，共产主义是否乌托邦，X诗社的这些涉世极浅而又真诚任性的青年学子，他们不加掩饰的言谈举止，在当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情势下，无疑成为“阶级敌人争夺青年一代”的绝好例证。1963年初夏，有人向有关部门检举告发了X诗社的离经叛道。毛泽东在北京市委报送的一份反映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的简报中提及张东荪-张鹤慈之父，称之为“那样个别的人”，并与“严重的敌特分子”相提并论。公安人员很快对此案进行了处理。X诗社成员无一不交代自己的“反动”思想。X诗社的学生们张鹤慈、孙经武、叶蓉青三人则以“反动学生”定罪判刑。只有大学一年级生郭世英下放河南西华农场劳动——这是一种尚有若干人身自由的改造，显然是照顾到郭沫若的声望才从轻发落。郭世英在两年的劳动中，意趣确乎大变，对于原先钟情的哲学已不再在意，而对日日伺弄的棉花栽培发生了兴趣。1965年秋，在自己并不愿意的情况下，经不住双亲的劝说，他终于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农业大学重续学业。他期待在植物栽培学方面经过深造之后，重新返回农场。殊不料不到一个学年（正与当年就读北大哲学系一样），“文革”开场。许多高校的造反派大揪“反动学生”。郭世英就读的北京农业大学的一伙人非法绑架了他，并私设公堂，刑讯逼供。郭世英从三层楼上关押他的房间里破窗而出，以死抗争。他死时，年仅2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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