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有没有谁为此承担军法责任

如果没有严明军纪约束，战时任何军队都可能对平民变成野兽。

倭寇将领松井石根，其实在南京屠杀中的直接责任还不如倭国亲王朝香宫鸠彦，前者只是装聋作哑放纵部下，后者干脆直接下指令屠杀。在东京审判中，松井只需因为“指挥官责任”原则和普通战争罪的"不作为"就足以被判绞死。

在美国南北战争中，谢尔曼等指挥官什么时候申明过纪律约束，北军曾有什么人因烧杀抢而曾遭到执行军法，以警效尤？军官只需“开放军纪”不闻不问不罚，下面的人就会无法无天，无恶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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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审判中，松井石根就是根据“指挥官责任”原则而被定罪的。

在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的理论和实践中，“指挥官责任”已成为一个常用术语，也是追究高级军事指挥官和社会高层官员个人刑事责任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从法律方面来看，指挥官的刑事责任一般是指这两种情况：（1）指挥官命令下属或其他人员实施犯罪；（2）指挥官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下属将要实施犯罪而没有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来阻止犯罪，或是在行为发生后知道但没有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来惩罚罪犯。

根据“指挥官责任”（command responsibility）原则，军事指挥官如果“知道或者由于当时的情况理应知道”其部队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犯罪行为，以及该军事指挥官没有采取在其权力范围内的“必要而合理的措施”以防止或制止这些犯罪行为的实施，那他（她）也应对这些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审讯中，松井石根试图为他所犯下的罪行进行开脱。在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和美国检察官莫罗出庭指控以松井石根为首的侵华日军使中国南京居民深陷极大的痛苦和暴力之中，妇女遭到野兽班的奸淫，一群群侵华日军暴徒用枪弹、刺刀不停地制造举世罕见的死亡和恐怖等事件之后，松井石根出庭为自己辩护。

松井石根为自己辩解说：“虽然我采取了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但我的部队攻占南京时，在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大概还是有一些情绪失控的士兵和军官干出胡作非为的事情来的。这是十分遗憾的，我是后来才听到这种过失的。”莫罗质问道：“你作为进攻南京的最高指挥官，怎么能说后来才听说发生这种‘过失’呢？”

松井石根说：“攻打南京的当时，我正在距该城140公里的苏州卧床养病，并不知道他们违抗我的命令，竟干出这班暴行来。12月17日我到达南京后，从宪兵司令部那里第一次听到这种意外事件并严惩肇事者，因此，把全部罪责都加在日本军官和士兵头上是不公平的，我是在日本投降后才第一次听到南京惨案的。”

松井石根强调他在大屠杀时并不知情。然而，据在法庭作证的国际安全区西方人士说，他们除了对日军进行规劝以外，曾通过新闻记者向世界舆论通报日军的暴行，并将这种种暴行作成“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向日军当局每天提出两次抗议。然而，日军当局从未理睬，亦不置复，依然任其部下肆虐如故。

针对这一情况检察官曾讯问松井石根是否看到过这些“备忘录”？松井石根答称：“看到过”。检察官又接着问他是否采取过什么行动？松井答称：“我出过一张整肃军纪的布告。贴在某寺庙门口。”检察官问道：“你认为在浩大的南京城内，到处杀人如麻，每天成千成万的中国男女被屠杀、被强奸，这样一张布告会有什么效力吗？”松井哑然，无言以对。

松井石根继而又供称：“我还派了宪兵维持秩序。”检察官问共多少名宪兵？松井答：“记不清，大约几十名。”检察官问：“你认为在好几万日军到处疯狂地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情况下，这样少数的宪兵能起制止作用吗？”松井于沉思后低
声答称：“我想能够。”于是，检察官方面遂传讯证人。证人根据他所目睹的事实，在法庭上证明当时南京全城总共才有日本宪兵17名，就是这17名宪兵，非但不制止任何侵华日军暴行，而且自己也加入了暴行的行列，特别是抢劫财物或者从强盗士兵手中做第二次抢劫。在证人证言面前，松井石根无地自容。

所以，作为最高的军事指挥官松井石根，在日本军队占领南京后纵容他们实行野蛮的屠杀。他辩护时提到了生病，然而，他的疾病并没有阻碍他指挥作战行动。他的军队犯下了极其野蛮的战争罪行，这些部队属于他指挥。他知道这类暴行，但没有去预防，更没有惩治，如果不是他故意纵容部下，南京大屠杀事件便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其规模亦必然会小得多。因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后裁决：松井石根是南京大屠杀案的主犯和祸首，并判处他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