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红枪会zt
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长期混战。洛阳地处中原，为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华北一带大小战役，无不波及此地，使得豫西各县民穷财尽，土匪遍地。广大群众为了抗拒军、匪，往往利用迷信，自发组合，逐渐形成了一种武装组织，用来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这就是洛阳红枪会发展的时代背景。
红枪会起源于清代的白莲教、义和团，是一种利用封建迷信组合起来的具有群众性的武装组织。民国初年发源于山东，迅速蔓延到河南、河北、陕西及江苏北部。其首领称为 “老师”，老师设坛收徒，练功习武。老师的话，会徒要无条件服从。凡是入会的必须是年青力壮的小伙子，入会时首先要举行仪式。按照规定是“法不传六耳”(即不让第三者听见)，人会者必须单独进祭神的屋，在老师教导下到神前烧香磕头，喝符水，念咒语，传授戒条。他们声称喝符念咒，就可以枪炮不入，还可以治疑难病症，连打人身体内的子弹都能起出来。其戒条共十条，有：不准传法语；不准偷法倒流；不准背师忘友；不准偷盗；不准奸淫；不准欺骗等等。
因为红枪会是群众性的组织，约束并不很严，所以人会的人时多时少。在环境对他们有利的时候，村子中的青壮年就会全数参加；环境不利时，人员就会大量减少。城市中这种情况更为突出。
清末民初，豫西地区即有红枪会。当时，洛阳农村凋蔽，土匪充斥，抢劫、绑票、勒赎危害甚大。于是，民国初年，洛阳乡间就有了“金钟罩”(红枪会初名)的组织，秘密传徒。“金钟罩”每每与土匪为敌，常予土匪以打击，土匪闻“金钟罩”之名即避匿逃窜。因此，他们博得不少乡民的称道，因而成为半公开的组织。到民国十三年(1924年)始名为红枪会。会徒插持长枪，上缀红缨为标志。红枪会的口号是“防匪自卫，保障地方安全”。在这一旗帜之下，一时乡村贫民、豪霸子弟等纷纷参加。他们各立门户，一旦系上红布腰带，就可以扬眉吐气，通行无阻。至此，红枪会声名大振。他们夜聚明散，以防匪扰，继而村村联合，号为“红学”。设有红学之处，土匪逃匿、绝迹。
由于参加红枪会的人越来越多，势力日益壮大，遂发生与驻军冲突事件。1924年胡(景翼)憨(玉琨)战争以后，镇嵩军的残部万选才、李万如等残部仍然暗聚余众，盘踞在伏牛山中，公开派款派粮，鱼肉乡村。一些散兵游勇，三五成群，到处窜扰，打家劫舍，拦路抢劫，闹得民不聊生。土匪公然在洛阳的四关拉起票子。国民二军打败憨玉琨后，张治公、樊钟秀部进入洛阳，秩序大乱，恣意抢劫，许多商店门口都贴起“本号被劫一空”、“本号被抢x次”等条子。同时，由于语言不通，发生隔阂，市民被陕军殴打的事时有发生。老百姓一看到戴红箍帽子(樊钟秀部)和操陕西口音的军人，无不侧目避之。在此军民仇恨日益加深的情况下，红枪会乘机而起，进一步扩大会众。洛阳西南乡胡家嘴村有老者葛清，首先设立红学，号召青壮年参加。东关的王维周、北窑的何凤鸣等也聚众响应。一时间，偃师、孟津、新安等县以及伊河、洛河两岸的村庄，到处都出现了红学，他们同仇敌忾，对抗国民二军。
这时，力量壮大了的红枪会，逐渐被官府利用。当时，河洛道道尹阎凤诏为巩固他的统治地位，企图利用红枪会御匪，便允许一些野心家们以红枪会为基础，挂起了民团的旗帜。从此，红枪会的实权就落入王维周、何凤鸣、王连三和邓文魁等人之手，成为他们升官发财的资本。
1926年，吴佩孚部与国民二军相战，国民二军岳维峻部兵败西退，路过洛阳。红枪会会众一看报仇的时机来到，于是年三月五日夜发动了邙岭、东关、北窑、象庄、召村以及西北乡各村镇的群众，对岳维峻部进行突然袭击。会众蜂拥而来，有的持步枪，有的拿各色缨子的矛子枪、大刀及叉耙等农具，他们分头行动，一部分去拆断东陡沟的铁路；一部分在东陡沟、金谷园、东西车站和东关一带夹道围攻；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号称有二十万众的国民二军，由于将士返陕心切，无心恋战，因此士气低落，纷纷溃逃，丢掉的枪支弹药不计其数，连高级军官们乘坐的小卧车也抛弃在路旁。当时红枪会因为“仇陕”的积怨很深，“杀老陕”就成了会众的口号。如遇到流散溃兵，经历声叱问是老陕者，会众即执枪就戮，无一幸免。一时二军官兵被杀者难以计数。曾有一个二军的陕籍士兵，无路可走，吓得爬上铁路旁千佛寺大殿前的匾额后面，不敢出声，后竟饿死腐烂在上边，直到夏季臭气大发，才被人们发现。这一场厮杀死伤的惨重可见一斑。
红枪会正值兴盛之时，却遭到了张治公的绞杀。当时，盘踞在陕南白河县一带的刘镇华旧部张治公，被吴佩孚委任为“讨贼联军第一路总司令”，率部星夜经南阳向洛阳进发。已占据洛阳的红枪会首领认为张治公是洛阳人，一定要比其它杂牌军队好一些，所以在3月中旬，就集合部分群众在沿途摆着贺桌，从洛河南把张治公迎进城中。张治公进驻洛阳后，吴佩孚又委任他为陕潼护军使，并在城内道尹公署(即现在青年宫一带)挂起了“陕潼护军使公署”的牌子。张治公首先用拉拢收买的手段，假惺惺地关心、整顿红枪会，并且很快掌握了有关领导人名单。之后，由于红枪会的会众反对张治公部将士在洛阳抢夺奸淫、无恶不作的行为，致使双方矛盾逐步激化起来。
红枪会经过酝酿串连，决定在1927年4月21日会众齐集唐寺阅，准备攻打洛阳城，痛打张治公部。而当时张治公部力量分散，所以，他一面在城内布防，一面命县长周相甫及地方士绅前往劝阻，结果无效。红枪会进入东关，包围城垣。张治公又派河洛道尹王幼桥往东关调解，同时调集力量来洛阳镇压红枪会。
红枪会乃群众性组织，各村各点，各自为政，指挥不统一，战斗经验差，出动人员虽多，但不堪一击。所以，被张治公军一阵冲杀，就被打退了。张治公之部见人就杀，财物被劫、房屋被焚、受祸之惨、群众死亡之数、财产被抢烧数字，无法统计。红枪会很快转入衰落。
红枪会遭到张治公的屠杀之后，又遭到冯玉祥的压制，逐渐瓦解。1927年5月20日，冯玉祥攻占洛阳。冯玉祥曾在十字街召开群众大会，下令民间不准私藏枪支，有枪支的应及时缴出，否则以军法从事。会后，他又多次派人明查暗访。由于此时的红枪会已今非昔比，力量明显减弱，因此，有不少人非常害怕，趁夜深人静时将枪支、刀矛偷偷扔掉。从此以后，洛阳一带各色各样的红枪会便无形瓦解了。
洛阳红枪会是一场自发的农民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愚昧落后、破坏力强、成份复杂、被人利用等致命的弱点。加上客观形势的变化，致使坚持斗争15年之久的洛阳红枪会从兴盛走向了衰落。但它打击了北洋军阀及各地方武装的统治，也使土匪猖獗之势得到控制，对保护地方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一定作用。
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长期混战。洛阳地处中原，为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华北一带大小战役，无不波及此地，使得豫西各县民穷财尽，土匪遍地。广大群众为了抗拒军、匪，往往利用迷信，自发组合，逐渐形成了一种武装组织，用来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这就是洛阳红枪会发展的时代背景。
红枪会起源于清代的白莲教、义和团，是一种利用封建迷信组合起来的具有群众性的武装组织。民国初年发源于山东，迅速蔓延到河南、河北、陕西及江苏北部。其首领称为 “老师”，老师设坛收徒，练功习武。老师的话，会徒要无条件服从。凡是入会的必须是年青力壮的小伙子，入会时首先要举行仪式。按照规定是“法不传六耳”(即不让第三者听见)，人会者必须单独进祭神的屋，在老师教导下到神前烧香磕头，喝符水，念咒语，传授戒条。他们声称喝符念咒，就可以枪炮不入，还可以治疑难病症，连打人身体内的子弹都能起出来。其戒条共十条，有：不准传法语；不准偷法倒流；不准背师忘友；不准偷盗；不准奸淫；不准欺骗等等。
因为红枪会是群众性的组织，约束并不很严，所以人会的人时多时少。在环境对他们有利的时候，村子中的青壮年就会全数参加；环境不利时，人员就会大量减少。城市中这种情况更为突出。
清末民初，豫西地区即有红枪会。当时，洛阳农村凋蔽，土匪充斥，抢劫、绑票、勒赎危害甚大。于是，民国初年，洛阳乡间就有了“金钟罩”(红枪会初名)的组织，秘密传徒。“金钟罩”每每与土匪为敌，常予土匪以打击，土匪闻“金钟罩”之名即避匿逃窜。因此，他们博得不少乡民的称道，因而成为半公开的组织。到民国十三年(1924年)始名为红枪会。会徒插持长枪，上缀红缨为标志。红枪会的口号是“防匪自卫，保障地方安全”。在这一旗帜之下，一时乡村贫民、豪霸子弟等纷纷参加。他们各立门户，一旦系上红布腰带，就可以扬眉吐气，通行无阻。至此，红枪会声名大振。他们夜聚明散，以防匪扰，继而村村联合，号为“红学”。设有红学之处，土匪逃匿、绝迹。
由于参加红枪会的人越来越多，势力日益壮大，遂发生与驻军冲突事件。1924年胡(景翼)憨(玉琨)战争以后，镇嵩军的残部万选才、李万如等残部仍然暗聚余众，盘踞在伏牛山中，公开派款派粮，鱼肉乡村。一些散兵游勇，三五成群，到处窜扰，打家劫舍，拦路抢劫，闹得民不聊生。土匪公然在洛阳的四关拉起票子。国民二军打败憨玉琨后，张治公、樊钟秀部进入洛阳，秩序大乱，恣意抢劫，许多商店门口都贴起“本号被劫一空”、“本号被抢x次”等条子。同时，由于语言不通，发生隔阂，市民被陕军殴打的事时有发生。老百姓一看到戴红箍帽子(樊钟秀部)和操陕西口音的军人，无不侧目避之。在此军民仇恨日益加深的情况下，红枪会乘机而起，进一步扩大会众。洛阳西南乡胡家嘴村有老者葛清，首先设立红学，号召青壮年参加。东关的王维周、北窑的何凤鸣等也聚众响应。一时间，偃师、孟津、新安等县以及伊河、洛河两岸的村庄，到处都出现了红学，他们同仇敌忾，对抗国民二军。
这时，力量壮大了的红枪会，逐渐被官府利用。当时，河洛道道尹阎凤诏为巩固他的统治地位，企图利用红枪会御匪，便允许一些野心家们以红枪会为基础，挂起了民团的旗帜。从此，红枪会的实权就落入王维周、何凤鸣、王连三和邓文魁等人之手，成为他们升官发财的资本。
1926年，吴佩孚部与国民二军相战，国民二军岳维峻部兵败西退，路过洛阳。红枪会会众一看报仇的时机来到，于是年三月五日夜发动了邙岭、东关、北窑、象庄、召村以及西北乡各村镇的群众，对岳维峻部进行突然袭击。会众蜂拥而来，有的持步枪，有的拿各色缨子的矛子枪、大刀及叉耙等农具，他们分头行动，一部分去拆断东陡沟的铁路；一部分在东陡沟、金谷园、东西车站和东关一带夹道围攻；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号称有二十万众的国民二军，由于将士返陕心切，无心恋战，因此士气低落，纷纷溃逃，丢掉的枪支弹药不计其数，连高级军官们乘坐的小卧车也抛弃在路旁。当时红枪会因为“仇陕”的积怨很深，“杀老陕”就成了会众的口号。如遇到流散溃兵，经历声叱问是老陕者，会众即执枪就戮，无一幸免。一时二军官兵被杀者难以计数。曾有一个二军的陕籍士兵，无路可走，吓得爬上铁路旁千佛寺大殿前的匾额后面，不敢出声，后竟饿死腐烂在上边，直到夏季臭气大发，才被人们发现。这一场厮杀死伤的惨重可见一斑。
红枪会正值兴盛之时，却遭到了张治公的绞杀。当时，盘踞在陕南白河县一带的刘镇华旧部张治公，被吴佩孚委任为“讨贼联军第一路总司令”，率部星夜经南阳向洛阳进发。已占据洛阳的红枪会首领认为张治公是洛阳人，一定要比其它杂牌军队好一些，所以在3月中旬，就集合部分群众在沿途摆着贺桌，从洛河南把张治公迎进城中。张治公进驻洛阳后，吴佩孚又委任他为陕潼护军使，并在城内道尹公署(即现在青年宫一带)挂起了“陕潼护军使公署”的牌子。张治公首先用拉拢收买的手段，假惺惺地关心、整顿红枪会，并且很快掌握了有关领导人名单。之后，由于红枪会的会众反对张治公部将士在洛阳抢夺奸淫、无恶不作的行为，致使双方矛盾逐步激化起来。
红枪会经过酝酿串连，决定在1927年4月21日会众齐集唐寺阅，准备攻打洛阳城，痛打张治公部。而当时张治公部力量分散，所以，他一面在城内布防，一面命县长周相甫及地方士绅前往劝阻，结果无效。红枪会进入东关，包围城垣。张治公又派河洛道尹王幼桥往东关调解，同时调集力量来洛阳镇压红枪会。
红枪会乃群众性组织，各村各点，各自为政，指挥不统一，战斗经验差，出动人员虽多，但不堪一击。所以，被张治公军一阵冲杀，就被打退了。张治公之部见人就杀，财物被劫、房屋被焚、受祸之惨、群众死亡之数、财产被抢烧数字，无法统计。红枪会很快转入衰落。
红枪会遭到张治公的屠杀之后，又遭到冯玉祥的压制，逐渐瓦解。1927年5月20日，冯玉祥攻占洛阳。冯玉祥曾在十字街召开群众大会，下令民间不准私藏枪支，有枪支的应及时缴出，否则以军法从事。会后，他又多次派人明查暗访。由于此时的红枪会已今非昔比，力量明显减弱，因此，有不少人非常害怕，趁夜深人静时将枪支、刀矛偷偷扔掉。从此以后，洛阳一带各色各样的红枪会便无形瓦解了。
洛阳红枪会是一场自发的农民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愚昧落后、破坏力强、成份复杂、被人利用等致命的弱点。加上客观形势的变化，致使坚持斗争15年之久的洛阳红枪会从兴盛走向了衰落。但它打击了北洋军阀及各地方武装的统治，也使土匪猖獗之势得到控制，对保护地方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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