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争权内幕：蒋介石三次下野》作者：王舜祁
东山再起(1)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错综复杂，紧张激烈。蒋介石纵横捭阖，坐观其变，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终于在1928年1月重返南京，主持中枢。
蒋介石下野后的国内局势是：国民党内存在三个中央、两个国民政府，即武汉中央、南京中央、上海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北方为孙传芳、张昌宗为首的直鲁联军所盘踞，东北为张作霖的领地。摆在国民党面前的任务是三党合流，统一全党，继续北伐，统一全国。
蒋介石应各派呼声下野，加快了宁汉合流的步伐。
1927 年8月17日，掌握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在得知蒋介石已经离开南京后，发表了一个《迁宁宣言》，针对蒋介石的专权，提出要以党治国、以党治军，实质上汪精卫想以党的代表身分，掌握党政军大权。南京政府的回应是，先派了一个军长胡宗铎作为代表，前往联络。1927年8月21日，武汉党政要员汪精卫、谭延闽、孙科、宋子文、陈公博、顾孟馀，以及掌握军事的实力人物唐生智、张发奎等人，渡长江东下，到庐山与胡宗铎会面。胡宗铎提出，南京方面将派出胡汉民、邓泽如、古应芬、伍朝枢、张静江、戴季陶等作为代表，前来谈判。汪精卫对这些名单不感兴趣，指名要掌握南京政府实权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第1军军长何应钦等人作为谈判对象。
经南京高级军事将领会议决定，派遣桂系一号人物李宗仁前往庐山谈判。李宗仁于8月22日中午到达庐山，同时到达的还有冯玉祥的代表刘骥。经过谈判，在合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决定9月3日以前武汉政府迁往南京，两府合并，武汉改设政治分会；谭延闽、孙科作为武汉政府的代表，先到南京具体安排合流事宜；同时安排双方军力，对付大举南犯的孙传芳部队。
当时，南京四周的军事形势非常严峻。蒋介石下野后，宁汉争吵，内部火拼，北洋军阀欣喜若狂，张作霖、孙传芳把此当成恢复北洋军阀统治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两人都主张趁南京内部混乱之际，发兵南下，收复失地。孙传芳唯恐张作霖南下与自己抢地盘，抢先收罗旧部残兵，分兵三路，向南杀来，此时已兵临长江。8月24日早晨，李宗仁与谭延闯、孙科乘决川舰从九江返回南京。8月25日后半夜，孙传芳指挥所部第2、4、7、8、10、11、12、13、14等10个师和4个旅约6万余人，渡过长江，直逼南京。渡江成功后，孙部于8月26 日攻下栖霞山和龙潭车站。这两个军事要地，分别位于南京东面约10、30公里处，向西直
逼国都南京，向东可以沿沪宁铁路进军镇江、苏州、上海，威胁南京政府主要基地。孙传芳一再扬言，要到南京、上海过中秋节(那年中秋为公历9月10日)，军情非常紧急。
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调集重兵，亲临前线指挥，反击孙部。龙谭战役成为国民党战史上至关重要的三大战役之一。
8 月30日清晨，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下令从三方面围攻龙潭车站。李宗仁指挥刚刚夺回栖霞山的夏威第7军和他兼领的两个师，胡宗铎的第19军，自栖霞山由西向龙潭进攻；何应钦指挥驻扎南京东郊的第1军2、14、22等师，由南向龙潭车站进攻；白崇禧指挥东线第l军的3个师，向龙潭进攻。至次日下午2时，战斗结束，南京方面伤亡8000余人，俘虏敌人师、旅长几十人，官兵4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火炮数十门，孙传芳乘小汽艇逃走，南京转危为安。蒋介石评价龙潭战役是：“关系首都之安危，革命之成败，在国民革命战史上实占重要地位；而战斗之激烈，可与棉湖、松口、汀泗桥、武昌、南昌诸役相埒，或且过之。”
北洋军阀乘隙南犯，使宁汉双方深感继续分裂、内讧的危险性，增强了宁汉合流的紧迫感，从而加快了宁汉合流的进程。
9 月5日，汪精卫、徐谦、陈公博、顾孟馀等武汉要员到达南京。南京街头到处可见反汪标语。汪精卫一看，南京气氛于己不利，就于第二天赶往上海。李宗仁怕汪精卫在上海搅鬼，也跟踪到沪。汪精卫在上海到处碰壁。他想见以上海为基地的西山会议派，这批老右派对这位假“左派”成见很深，不予理睬；他要见正在上海的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胡汉民与汪向有仇怨，不共戴天，因而来了个关门拒见；他要领衔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完成三党合并，其他两派都不买帐。汪精卫企图通过合流恢复他在北伐前那样主党的地位成为泡影，因而大失所望。
南京发生惨案后，西山会议派在国民党内势力下降，蒋介石开始把矛头对准汪精卫。汪精卫、张发奎等逃到广州后，准备利用家乡优势，发展实力。当时主宰广东的是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留守广东的李济深。李是广西人，属桂系。部分广东人士，有狭隘地方主义情绪，对广西人统治广东人一直不满，汪精卫、张发奎就利用这种情绪驱逐李济深。11月16日，汪精卫以参加“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 为名，将李济深骗往上海，使驻扎在广州的桂系部队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在广州的张发奎则以“实现汪主席‘救党’主张”为名，指挥其第四军，包围留守广州的桂系15军军部，围攻军长黄绍兹。
汪精卫、张发奎倒桂夺权，激起国民党内几方面的反对，也给蒋介石以可乘之机。11月24日，25位国民党各派代表举行谈话会，采纳蒋介石的意见，决定于12月3日举行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这次会议成为声讨汪精卫的专门会议，不少代表联合一起，同声指责汪精卫。李宗仁支持吴稚晖、张静江等中央监察委员提出的“对汪精卫等主使张(发奎)、黄(琪翔)叛变检举案”，上汪精卫大当的李济深也提出了“粤委员附逆者应当退席听审案”，南京
政府下达了###张发奎和第四军的命令。汪精卫处于四面楚歌的地位，想求访胡汉民的解救，胡拒而不见，结果只好求救于蒋介石。会上，虽然具体动机不一，但各派一致同意蒋介石复职。胡汉民为压制从武汉方面赶来夺权的汪精卫，坚决要求蒋介石复职；吴稚晖、张静江、陈果夫等人一直在等蒋介石如何上台，所以在会上当然力主蒋介石复出；最早###的西山会议派对蒋介石发动###政变深表佩服，把消灭共产主义势力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因而也把票投给了蒋介石；在会上因受谴责而走投无路的汪精卫，为取得蒋介石的支持，也于12月10日领衔提案，“敬请蒋介石复职”；逼蒋下台的实力派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见汪精卫已请蒋出山，赶紧发表声明，拥护蒋介石复职。远在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也致电蒋介石：
“甚盼我兄克日出山，主持军政，俾得早日完成革命大业。倘能得如前请，弟等负弩，愿听指挥。不惟弟等私愿得遂，大局实利赖之。”12月14日，四川实力派刘湘致电蒋介石，表示：“此闻中央全体会议一致决议，敦请我公继续出任总司令职权，逖听之下，无任欢欣。”
正当张发奎与桂系在广州城郊争战时，城内守卫空虚。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发动武装起义。这时南京方面对汪精卫的指责突然升级，甚至有人说他有通共嫌疑，或者说他是引发广州起义的罪人。蒋介石和胡汉民为了挤走汪精卫，更是不遗余力。
12月16日，国民政府下令查处汪精卫。汪精卫在一片责骂声中，再次出走。12月17日，他离开上海经香港，去了法国。蒋介石出山复职，又去掉了一个障碍。
逼走汪精卫以后，蒋介石还有一个不好对付的胡汉民。胡汉民是孙中山1925年离广州北上时指定的代理大元帅，好摆党内###、资深领袖的架势，动辄对蒋介石、张静江、吴雅晖、陈果夫等人指手划脚，因此，亲蒋势力利用胡汉民的弱点，策划了一场刺激性的进攻。
胡汉民要求中央查办汪精卫及其追随者，不能让他们一走了之。在智囊们的建议下，蒋介石有意不办。蒋介石还故意拉汪精卫派中的一部分粤系委员参加四中全会，以激起胡汉民等人的不满。胡汉民对蒋介石如此不把他当作一回事，受到莫大刺激，呕气于1928年1月25日，与孙科、伍朝枢一起，离开上海，前往欧洲考察。这样，阻挠蒋介石复职的障碍和对手一一扫除，给他重新上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利用矛盾排除政敌的同时，蒋介石还通过各方面活动，促成自己上台。吴稚晖、张静江、张群等谋士常在周围替他出谋划策，并四出活动，为其复职制造舆论，疏通关系；在南京的蒋系势力如陈果夫等，处处与桂系为难，使其无法稳定局势；外交方面，黄郛和宋子文加紧同日美帝国主义的联络。由于南京的局势始终处在动荡和混乱之中，而国民党内各个派系又没有一个人能够统领全局，于是要求蒋介石复职成为各个派系、代表人物的共同呼声。
1928年1月2日，南京政府致电蒋介石：“立即旋都复职，共竞革命全功。贵总司令许身党国，必有以副中枢付托之重，慰国人喁喁之望也。”
1928年1月7日，蒋介石正式表示“愿意”复职总司令，向国民政府上交复职书；9日发表《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电》，宣称要“歼除奉、鲁军阀，实现总理之遗教，早出斯民于水火”；18日，正式复任总司令。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于1928年2月2日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中执监委31人。出席这届全会的人员，与二届全会选出的中执、监委委员比较，有很大变化。在二届全会选出的36名中执委中，中###员谭平山、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已被开除党籍，李大钊已被害，朱季恂已病故，徐谦被停止职权；在24名候补中执委中，中###员毛泽东、夏曦、韩麟符、董用威、屈武、邓颖超、许苏魂已被开除党籍，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也已被开除，路友于去世，陈其瑗被停止职权。这样候补中执委中有10人替补为正式。在12名中监委中，中###员高语罕被开除党籍，8名候补中监委中，中###员江浩被开除党籍，谢晋被停止职权，黄绍兹替补为正式。在这种情况下，会议仍缺席25人，几乎将近一半。
会议开了6天，主要是完成了宁汉沪合流后中央机构的调整和重组。会议第二天，决定由蒋介石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蒋介石、谭延闽、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等12人为常委。同时，决定各级党部，一律暂时停止活动，各地党员在3个月内一律重新登记；各省由中央指定人选，成立“党务指导委员会”，以便将国民党统一到蒋介石的意志上来。
会议选举蒋介石、戴季陶、丁惟汾、于右任、谭延闿5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不设中常委主席，日常事务由秘书处负责；选举蒋介石为组织部长，戴季陶为宣传部长，丁惟汾为训练部长，戴季陶、于右任、丁惟汾为秘书处成员。会议组成以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等9人为委员的民众训练委员会。这些新组成的中央党部机构，蒋介石的力量占了绝对优势。
会议决定军事委员会恢复主席制，军委会主席由总司令兼任，并选举蒋介石、何应钦、张群、贺耀祖、冯玉祥、阎锡山、钱大钧、刘峙、顾祝同、陈焯(奉化人)等73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于右任、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朱培德、程潜、冯玉祥、杨树庄、蒋介石、阎锡山、谭延闿等12人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使蒋介石更加有力地掌握了军权。
会议选举蒋介石、谭延闽、戴季陶、黄郛(蒋介石结拜兄弟)、张静江、宋子文、何应钦、孔祥熙等51人为国民政府委员；谭延闽、蔡元培、张静江、李烈钧、于右任为国民政府常委；谭延闽为国民政府主席。会议同时决定政府主要机构负责人，其中外交部长黄郛，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王伯群、劳工部长马超俊等均系蒋介石系统人马。谭延闽属于中性人物，为蒋介石所便于控制。这样，国民政府的实权，也落到了蒋介石的手里。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全面确立了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他作为中常委兼组织部长、民众训练委员会常委，控制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他作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通过一批位居要津的亲信和幕僚，成为事实上的政府控制者；他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军队总司令，更加牢固地掌握了军权。总之，经过辞职、复职，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府、军队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提高。蒋介石以后22年间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活动，基本上是沿着二届四中全会所确定的主线走下去。因此，这次会议既是蒋介石第一次下野的最后终结，也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对他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东山再起(1)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错综复杂，紧张激烈。蒋介石纵横捭阖，坐观其变，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终于在1928年1月重返南京，主持中枢。
蒋介石下野后的国内局势是：国民党内存在三个中央、两个国民政府，即武汉中央、南京中央、上海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北方为孙传芳、张昌宗为首的直鲁联军所盘踞，东北为张作霖的领地。摆在国民党面前的任务是三党合流，统一全党，继续北伐，统一全国。
蒋介石应各派呼声下野，加快了宁汉合流的步伐。
1927 年8月17日，掌握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在得知蒋介石已经离开南京后，发表了一个《迁宁宣言》，针对蒋介石的专权，提出要以党治国、以党治军，实质上汪精卫想以党的代表身分，掌握党政军大权。南京政府的回应是，先派了一个军长胡宗铎作为代表，前往联络。1927年8月21日，武汉党政要员汪精卫、谭延闽、孙科、宋子文、陈公博、顾孟馀，以及掌握军事的实力人物唐生智、张发奎等人，渡长江东下，到庐山与胡宗铎会面。胡宗铎提出，南京方面将派出胡汉民、邓泽如、古应芬、伍朝枢、张静江、戴季陶等作为代表，前来谈判。汪精卫对这些名单不感兴趣，指名要掌握南京政府实权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第1军军长何应钦等人作为谈判对象。
经南京高级军事将领会议决定，派遣桂系一号人物李宗仁前往庐山谈判。李宗仁于8月22日中午到达庐山，同时到达的还有冯玉祥的代表刘骥。经过谈判，在合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决定9月3日以前武汉政府迁往南京，两府合并，武汉改设政治分会；谭延闽、孙科作为武汉政府的代表，先到南京具体安排合流事宜；同时安排双方军力，对付大举南犯的孙传芳部队。
当时，南京四周的军事形势非常严峻。蒋介石下野后，宁汉争吵，内部火拼，北洋军阀欣喜若狂，张作霖、孙传芳把此当成恢复北洋军阀统治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两人都主张趁南京内部混乱之际，发兵南下，收复失地。孙传芳唯恐张作霖南下与自己抢地盘，抢先收罗旧部残兵，分兵三路，向南杀来，此时已兵临长江。8月24日早晨，李宗仁与谭延闯、孙科乘决川舰从九江返回南京。8月25日后半夜，孙传芳指挥所部第2、4、7、8、10、11、12、13、14等10个师和4个旅约6万余人，渡过长江，直逼南京。渡江成功后，孙部于8月26 日攻下栖霞山和龙潭车站。这两个军事要地，分别位于南京东面约10、30公里处，向西直
逼国都南京，向东可以沿沪宁铁路进军镇江、苏州、上海，威胁南京政府主要基地。孙传芳一再扬言，要到南京、上海过中秋节(那年中秋为公历9月10日)，军情非常紧急。
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调集重兵，亲临前线指挥，反击孙部。龙谭战役成为国民党战史上至关重要的三大战役之一。
8 月30日清晨，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下令从三方面围攻龙潭车站。李宗仁指挥刚刚夺回栖霞山的夏威第7军和他兼领的两个师，胡宗铎的第19军，自栖霞山由西向龙潭进攻；何应钦指挥驻扎南京东郊的第1军2、14、22等师，由南向龙潭车站进攻；白崇禧指挥东线第l军的3个师，向龙潭进攻。至次日下午2时，战斗结束，南京方面伤亡8000余人，俘虏敌人师、旅长几十人，官兵4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火炮数十门，孙传芳乘小汽艇逃走，南京转危为安。蒋介石评价龙潭战役是：“关系首都之安危，革命之成败，在国民革命战史上实占重要地位；而战斗之激烈，可与棉湖、松口、汀泗桥、武昌、南昌诸役相埒，或且过之。”
北洋军阀乘隙南犯，使宁汉双方深感继续分裂、内讧的危险性，增强了宁汉合流的紧迫感，从而加快了宁汉合流的进程。
9 月5日，汪精卫、徐谦、陈公博、顾孟馀等武汉要员到达南京。南京街头到处可见反汪标语。汪精卫一看，南京气氛于己不利，就于第二天赶往上海。李宗仁怕汪精卫在上海搅鬼，也跟踪到沪。汪精卫在上海到处碰壁。他想见以上海为基地的西山会议派，这批老右派对这位假“左派”成见很深，不予理睬；他要见正在上海的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胡汉民与汪向有仇怨，不共戴天，因而来了个关门拒见；他要领衔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完成三党合并，其他两派都不买帐。汪精卫企图通过合流恢复他在北伐前那样主党的地位成为泡影，因而大失所望。
南京发生惨案后，西山会议派在国民党内势力下降，蒋介石开始把矛头对准汪精卫。汪精卫、张发奎等逃到广州后，准备利用家乡优势，发展实力。当时主宰广东的是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留守广东的李济深。李是广西人，属桂系。部分广东人士，有狭隘地方主义情绪，对广西人统治广东人一直不满，汪精卫、张发奎就利用这种情绪驱逐李济深。11月16日，汪精卫以参加“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 为名，将李济深骗往上海，使驻扎在广州的桂系部队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在广州的张发奎则以“实现汪主席‘救党’主张”为名，指挥其第四军，包围留守广州的桂系15军军部，围攻军长黄绍兹。
汪精卫、张发奎倒桂夺权，激起国民党内几方面的反对，也给蒋介石以可乘之机。11月24日，25位国民党各派代表举行谈话会，采纳蒋介石的意见，决定于12月3日举行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这次会议成为声讨汪精卫的专门会议，不少代表联合一起，同声指责汪精卫。李宗仁支持吴稚晖、张静江等中央监察委员提出的“对汪精卫等主使张(发奎)、黄(琪翔)叛变检举案”，上汪精卫大当的李济深也提出了“粤委员附逆者应当退席听审案”，南京
政府下达了###张发奎和第四军的命令。汪精卫处于四面楚歌的地位，想求访胡汉民的解救，胡拒而不见，结果只好求救于蒋介石。会上，虽然具体动机不一，但各派一致同意蒋介石复职。胡汉民为压制从武汉方面赶来夺权的汪精卫，坚决要求蒋介石复职；吴稚晖、张静江、陈果夫等人一直在等蒋介石如何上台，所以在会上当然力主蒋介石复出；最早###的西山会议派对蒋介石发动###政变深表佩服，把消灭共产主义势力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因而也把票投给了蒋介石；在会上因受谴责而走投无路的汪精卫，为取得蒋介石的支持，也于12月10日领衔提案，“敬请蒋介石复职”；逼蒋下台的实力派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见汪精卫已请蒋出山，赶紧发表声明，拥护蒋介石复职。远在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也致电蒋介石：
“甚盼我兄克日出山，主持军政，俾得早日完成革命大业。倘能得如前请，弟等负弩，愿听指挥。不惟弟等私愿得遂，大局实利赖之。”12月14日，四川实力派刘湘致电蒋介石，表示：“此闻中央全体会议一致决议，敦请我公继续出任总司令职权，逖听之下，无任欢欣。”
正当张发奎与桂系在广州城郊争战时，城内守卫空虚。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发动武装起义。这时南京方面对汪精卫的指责突然升级，甚至有人说他有通共嫌疑，或者说他是引发广州起义的罪人。蒋介石和胡汉民为了挤走汪精卫，更是不遗余力。
12月16日，国民政府下令查处汪精卫。汪精卫在一片责骂声中，再次出走。12月17日，他离开上海经香港，去了法国。蒋介石出山复职，又去掉了一个障碍。
逼走汪精卫以后，蒋介石还有一个不好对付的胡汉民。胡汉民是孙中山1925年离广州北上时指定的代理大元帅，好摆党内###、资深领袖的架势，动辄对蒋介石、张静江、吴雅晖、陈果夫等人指手划脚，因此，亲蒋势力利用胡汉民的弱点，策划了一场刺激性的进攻。
胡汉民要求中央查办汪精卫及其追随者，不能让他们一走了之。在智囊们的建议下，蒋介石有意不办。蒋介石还故意拉汪精卫派中的一部分粤系委员参加四中全会，以激起胡汉民等人的不满。胡汉民对蒋介石如此不把他当作一回事，受到莫大刺激，呕气于1928年1月25日，与孙科、伍朝枢一起，离开上海，前往欧洲考察。这样，阻挠蒋介石复职的障碍和对手一一扫除，给他重新上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利用矛盾排除政敌的同时，蒋介石还通过各方面活动，促成自己上台。吴稚晖、张静江、张群等谋士常在周围替他出谋划策，并四出活动，为其复职制造舆论，疏通关系；在南京的蒋系势力如陈果夫等，处处与桂系为难，使其无法稳定局势；外交方面，黄郛和宋子文加紧同日美帝国主义的联络。由于南京的局势始终处在动荡和混乱之中，而国民党内各个派系又没有一个人能够统领全局，于是要求蒋介石复职成为各个派系、代表人物的共同呼声。
1928年1月2日，南京政府致电蒋介石：“立即旋都复职，共竞革命全功。贵总司令许身党国，必有以副中枢付托之重，慰国人喁喁之望也。”
1928年1月7日，蒋介石正式表示“愿意”复职总司令，向国民政府上交复职书；9日发表《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电》，宣称要“歼除奉、鲁军阀，实现总理之遗教，早出斯民于水火”；18日，正式复任总司令。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于1928年2月2日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中执监委31人。出席这届全会的人员，与二届全会选出的中执、监委委员比较，有很大变化。在二届全会选出的36名中执委中，中###员谭平山、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已被开除党籍，李大钊已被害，朱季恂已病故，徐谦被停止职权；在24名候补中执委中，中###员毛泽东、夏曦、韩麟符、董用威、屈武、邓颖超、许苏魂已被开除党籍，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也已被开除，路友于去世，陈其瑗被停止职权。这样候补中执委中有10人替补为正式。在12名中监委中，中###员高语罕被开除党籍，8名候补中监委中，中###员江浩被开除党籍，谢晋被停止职权，黄绍兹替补为正式。在这种情况下，会议仍缺席25人，几乎将近一半。
会议开了6天，主要是完成了宁汉沪合流后中央机构的调整和重组。会议第二天，决定由蒋介石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蒋介石、谭延闽、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等12人为常委。同时，决定各级党部，一律暂时停止活动，各地党员在3个月内一律重新登记；各省由中央指定人选，成立“党务指导委员会”，以便将国民党统一到蒋介石的意志上来。
会议选举蒋介石、戴季陶、丁惟汾、于右任、谭延闿5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不设中常委主席，日常事务由秘书处负责；选举蒋介石为组织部长，戴季陶为宣传部长，丁惟汾为训练部长，戴季陶、于右任、丁惟汾为秘书处成员。会议组成以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等9人为委员的民众训练委员会。这些新组成的中央党部机构，蒋介石的力量占了绝对优势。
会议决定军事委员会恢复主席制，军委会主席由总司令兼任，并选举蒋介石、何应钦、张群、贺耀祖、冯玉祥、阎锡山、钱大钧、刘峙、顾祝同、陈焯(奉化人)等73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于右任、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朱培德、程潜、冯玉祥、杨树庄、蒋介石、阎锡山、谭延闿等12人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使蒋介石更加有力地掌握了军权。
会议选举蒋介石、谭延闽、戴季陶、黄郛(蒋介石结拜兄弟)、张静江、宋子文、何应钦、孔祥熙等51人为国民政府委员；谭延闽、蔡元培、张静江、李烈钧、于右任为国民政府常委；谭延闽为国民政府主席。会议同时决定政府主要机构负责人，其中外交部长黄郛，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王伯群、劳工部长马超俊等均系蒋介石系统人马。谭延闽属于中性人物，为蒋介石所便于控制。这样，国民政府的实权，也落到了蒋介石的手里。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全面确立了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他作为中常委兼组织部长、民众训练委员会常委，控制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他作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通过一批位居要津的亲信和幕僚，成为事实上的政府控制者；他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军队总司令，更加牢固地掌握了军权。总之，经过辞职、复职，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府、军队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提高。蒋介石以后22年间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活动，基本上是沿着二届四中全会所确定的主线走下去。因此，这次会议既是蒋介石第一次下野的最后终结，也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对他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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