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事件过程, 西路军的行动根本上就是遵照了老毛主持的中央所发的指示。
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于甘孜会师北进。
7月27日，西北局成立，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
8月底，中央令红四方面军控制甘南，占领岷州，武山，通渭地区。
9月，共产国际批准红军夺取宁夏，甘西，打通国际路线计划。
9月18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发布通庄静会战役纲领。拟以红四方面军北进独立迎击胡宗南.数日后，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决定改变计划，西渡黄河。中央电令：按原计划行动。
10月9日，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于会宁会师。长征结束。
10月11日，中央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令红四方面军一个军进至黄河靖远段造船，于11月10 日前完成渡河准备。拟以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与红四方面军3个军渡河攻宁。10月16日，蒋介石下达“进剿令”。蒋军总攻准备渡河的红军。10月25日，红四方面军30军渡河。10月26－29日，5军、9军渡河。10月29日，中央令31军渡河，次日改变决定，留下31军。10月30日，蒋军关麟征师进抵靖远。河西红军5，9，30三个军与河东红军被切断。10月30日，中央电令暂停宁夏战役计划。
11月3日，中央电令河西红军西进。红军与马步芳部全线激战。
11月6日，陈昌浩，徐向前等制定“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平番，大靖，古浪，凉州〕，决定西进，于平大古凉占据立足点，策应河东红军渡河。
11月8日，中央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作战新计划”。以一方面军，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出陕南，四方面军河东2个军组成北路军，待机入晋，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打通苏联。西路军正式成立。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
11月9日，西路军集结完毕，准备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平番大靖古浪凉州）
11月11日，中央来电询问西路军行动意见。西路军领导决定西进。
11月13日，中央致电共产国际，通报西路军计划
11月16－18日，古浪战斗失利，9军损失三分之一。2000人。9军军长孙玉清撤职，以李聚奎 接任。
11月19日，中央电示“停止西进，原地建立根据地”
11月21日，西路军进至凉州至永昌一线，并停止于此一带。
11月22日，马家军开始大举进攻红军。
11月24日，徐向前致电中央：形势不利，请求重新考虑行动计划。
11月25日，中央复电：就地坚持
11月22日－－12月上旬，西路军与马家军连续激战，兵力减至15000人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
12月18日，中央电示：西进，夺取甘、肃2州
12月22，24，中央2次电示：停止西进，改为东进
12月27日，中央电示：仍然西进
12月底，西路军再次西进
1937年1月上旬，西路军进至临泽，高台一带。中央电示：停止西进，原地建立根据地
1月12－20日，马家军猛攻高台，高台失守，5军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牺牲。
1月16日，中央连续电示：准备东进
1月23日，西路军领导致电中央：部队需要休整。中央电示：坚决完成任务
2月1开始，西路军与马家军在倪家营子血战40天
2月上旬，西路军领导提出：如要完成西进任务，请调4，31军支援（四方面军部队〕，否则力量不够，只能东出青海。
2月17日，中央电示：原地坚持，适时西进，不会派4，31军支援，不得东进青海“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
2月21日，西路军自行决定东返，从倪家营子突围。
2月22日，陈昌浩害怕中央不同意，决定重返倪家营子。
2月26日，中央电示：甲。固守50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
2月27日，五昼夜激战后，西路军无法支持，军政委员会一致决定再次突围。同日，援西军成立，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
3月5日，援西军出动
3月6日，西路军于临泽以南之三道流沟被围，激战5昼夜
3月11日，西路军突围。为争夺进祁连山的梨园口山口，一日激战，9军仅剩2个团与31军2个团全部拼光。9军政委陈海松牺牲。
3月12日，中央电示：西路军或冲向蒙古或就地分散游击。
3月13日，西路军剩下3000人，进入祁连山之康龙寺地区。翌日，追兵又至，西路军被打散
3月14日, 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分3支队就地游击。陈、徐离队。40多天后，李先念支队400余人到达新疆。这是西路军21700人中仅存的部队。
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所有过去出版的“党史”都异口同声称，这是由于该军领导人错误地执行了张国焘的 “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但在近几年出版的一些党史研究专著和文章纷纷指出，根据中共中央档案馆的资料和徐向前元帅临终前所撰“回忆录”来看，当时的“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军政委员会主席暨中共中央常委）和徐向前（总指挥），是严格按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指挥军队行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作出了这支部队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论。徐向前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因此，造成这次西路军全军覆灭的原因就不言自明了。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暗示，陈昌浩的责任只是在于，由于担心再犯“路线错误”，未能及时反抗中央军委的指挥，而是逆来顺受、惟命令是听，从而遭到以骠悍的回民为主体的“马家军”的围歼。当时有两万红军战士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中央军委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而不应将责任推到西路军领导人之一陈昌浩一个人的身上，这已经成为党史界的共识。在短短几个月中，“中央军委”一会儿要求 “西路军” “东进”，一会儿要求其“西进”，一会儿又要求其“原地待命”。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当西路军损兵折将，好不容易杀出重围之后，“中央军委”竟不顾严峻情势，再次下令“原地坚持”，致使该军失去最后的生机，被紧追而来的敌军团团包围，数万红军将士被屠杀殆尽。
在西路军全部人马已不足万人，伤病号占1/3，处境十分危急时的1937年2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中央说：“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俟天气稍暖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拼战而不能根本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17日中央复电陈徐，不同意西路军出青海大通的意见，并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等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这个电文把当时的行动方针问题与历史上的政治路线问题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它给西路军军政委员们特别是主席陈昌浩的政治压力可想可知。21日晚，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党中央及军委致电西路军，要求他们：“望全体指战员，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全党和全体红军誓为你们的后盾。”24日陈昌浩、徐向前致告急电文汇报险恶的处境，在表示“战至最后一滴血”决心的同时，恳请中央抽调“八个足团，一两千骑”驰援；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要求他们“固守五十天”。可是，在弹尽粮绝，伤亡惨重及马家军赶尽杀绝的情况下，最后直至全军覆没。
陈昌浩1937年8月下旬潜回延安之时，中央正在开展对张国焘路线的清算，西路军失败已与张国焘路线联结在一起。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下了定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种定性结论一旦作出，就没有什么好商讨的了，从此成为铁案和研究禁区，直到“两个凡是”被否定之后，人们才敢于触及西路军兵败这个禁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朱玉同志奉组织之命，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他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他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情况，进而在史学界首次提出了西路军问题的现有定性、定位很为不妥。毛泽东电文的发现，说明大军西进是领受了党中央的命令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大使命，以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并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而向西战斗前进。
李先念接到小平同志批转的朱玉的汇报文件和批示后，派人用不少精力和一年时间广为查阅中央档案中的大量电报文件，并结合自己当年在陈昌浩、徐向前指挥下，率军渡黄河、战“走廊”、过祁连山、出星星峡进入新疆的亲身经历，于1983年2月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他在文中归纳说：“上述主要历史事实说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一九三五年九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是根据中央指示在甘肃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将此《说明》送给了陈云同志阅看。陈云是1936年秋从共产国际(莫斯科)专程赴新疆去迎接西路军的，是这段历史的知情者和重要见证人之一，具有对李先念《说明》鉴定判别的资格和发言权。
1983年3月8日，陈云对李先念的《说明》作出文字表态：“先念同志：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于甘孜会师北进。
7月27日，西北局成立，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
8月底，中央令红四方面军控制甘南，占领岷州，武山，通渭地区。
9月，共产国际批准红军夺取宁夏，甘西，打通国际路线计划。
9月18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发布通庄静会战役纲领。拟以红四方面军北进独立迎击胡宗南.数日后，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决定改变计划，西渡黄河。中央电令：按原计划行动。
10月9日，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于会宁会师。长征结束。
10月11日，中央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令红四方面军一个军进至黄河靖远段造船，于11月10 日前完成渡河准备。拟以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与红四方面军3个军渡河攻宁。10月16日，蒋介石下达“进剿令”。蒋军总攻准备渡河的红军。10月25日，红四方面军30军渡河。10月26－29日，5军、9军渡河。10月29日，中央令31军渡河，次日改变决定，留下31军。10月30日，蒋军关麟征师进抵靖远。河西红军5，9，30三个军与河东红军被切断。10月30日，中央电令暂停宁夏战役计划。
11月3日，中央电令河西红军西进。红军与马步芳部全线激战。
11月6日，陈昌浩，徐向前等制定“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平番，大靖，古浪，凉州〕，决定西进，于平大古凉占据立足点，策应河东红军渡河。
11月8日，中央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作战新计划”。以一方面军，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出陕南，四方面军河东2个军组成北路军，待机入晋，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打通苏联。西路军正式成立。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
11月9日，西路军集结完毕，准备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平番大靖古浪凉州）
11月11日，中央来电询问西路军行动意见。西路军领导决定西进。
11月13日，中央致电共产国际，通报西路军计划
11月16－18日，古浪战斗失利，9军损失三分之一。2000人。9军军长孙玉清撤职，以李聚奎 接任。
11月19日，中央电示“停止西进，原地建立根据地”
11月21日，西路军进至凉州至永昌一线，并停止于此一带。
11月22日，马家军开始大举进攻红军。
11月24日，徐向前致电中央：形势不利，请求重新考虑行动计划。
11月25日，中央复电：就地坚持
11月22日－－12月上旬，西路军与马家军连续激战，兵力减至15000人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
12月18日，中央电示：西进，夺取甘、肃2州
12月22，24，中央2次电示：停止西进，改为东进
12月27日，中央电示：仍然西进
12月底，西路军再次西进
1937年1月上旬，西路军进至临泽，高台一带。中央电示：停止西进，原地建立根据地
1月12－20日，马家军猛攻高台，高台失守，5军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牺牲。
1月16日，中央连续电示：准备东进
1月23日，西路军领导致电中央：部队需要休整。中央电示：坚决完成任务
2月1开始，西路军与马家军在倪家营子血战40天
2月上旬，西路军领导提出：如要完成西进任务，请调4，31军支援（四方面军部队〕，否则力量不够，只能东出青海。
2月17日，中央电示：原地坚持，适时西进，不会派4，31军支援，不得东进青海“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
2月21日，西路军自行决定东返，从倪家营子突围。
2月22日，陈昌浩害怕中央不同意，决定重返倪家营子。
2月26日，中央电示：甲。固守50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
2月27日，五昼夜激战后，西路军无法支持，军政委员会一致决定再次突围。同日，援西军成立，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
3月5日，援西军出动
3月6日，西路军于临泽以南之三道流沟被围，激战5昼夜
3月11日，西路军突围。为争夺进祁连山的梨园口山口，一日激战，9军仅剩2个团与31军2个团全部拼光。9军政委陈海松牺牲。
3月12日，中央电示：西路军或冲向蒙古或就地分散游击。
3月13日，西路军剩下3000人，进入祁连山之康龙寺地区。翌日，追兵又至，西路军被打散
3月14日, 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分3支队就地游击。陈、徐离队。40多天后，李先念支队400余人到达新疆。这是西路军21700人中仅存的部队。
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所有过去出版的“党史”都异口同声称，这是由于该军领导人错误地执行了张国焘的 “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但在近几年出版的一些党史研究专著和文章纷纷指出，根据中共中央档案馆的资料和徐向前元帅临终前所撰“回忆录”来看，当时的“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军政委员会主席暨中共中央常委）和徐向前（总指挥），是严格按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指挥军队行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作出了这支部队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论。徐向前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因此，造成这次西路军全军覆灭的原因就不言自明了。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暗示，陈昌浩的责任只是在于，由于担心再犯“路线错误”，未能及时反抗中央军委的指挥，而是逆来顺受、惟命令是听，从而遭到以骠悍的回民为主体的“马家军”的围歼。当时有两万红军战士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中央军委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而不应将责任推到西路军领导人之一陈昌浩一个人的身上，这已经成为党史界的共识。在短短几个月中，“中央军委”一会儿要求 “西路军” “东进”，一会儿要求其“西进”，一会儿又要求其“原地待命”。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当西路军损兵折将，好不容易杀出重围之后，“中央军委”竟不顾严峻情势，再次下令“原地坚持”，致使该军失去最后的生机，被紧追而来的敌军团团包围，数万红军将士被屠杀殆尽。
在西路军全部人马已不足万人，伤病号占1/3，处境十分危急时的1937年2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中央说：“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俟天气稍暖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拼战而不能根本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17日中央复电陈徐，不同意西路军出青海大通的意见，并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等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这个电文把当时的行动方针问题与历史上的政治路线问题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它给西路军军政委员们特别是主席陈昌浩的政治压力可想可知。21日晚，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党中央及军委致电西路军，要求他们：“望全体指战员，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全党和全体红军誓为你们的后盾。”24日陈昌浩、徐向前致告急电文汇报险恶的处境，在表示“战至最后一滴血”决心的同时，恳请中央抽调“八个足团，一两千骑”驰援；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要求他们“固守五十天”。可是，在弹尽粮绝，伤亡惨重及马家军赶尽杀绝的情况下，最后直至全军覆没。
陈昌浩1937年8月下旬潜回延安之时，中央正在开展对张国焘路线的清算，西路军失败已与张国焘路线联结在一起。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下了定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种定性结论一旦作出，就没有什么好商讨的了，从此成为铁案和研究禁区，直到“两个凡是”被否定之后，人们才敢于触及西路军兵败这个禁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朱玉同志奉组织之命，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他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他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情况，进而在史学界首次提出了西路军问题的现有定性、定位很为不妥。毛泽东电文的发现，说明大军西进是领受了党中央的命令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大使命，以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并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而向西战斗前进。
李先念接到小平同志批转的朱玉的汇报文件和批示后，派人用不少精力和一年时间广为查阅中央档案中的大量电报文件，并结合自己当年在陈昌浩、徐向前指挥下，率军渡黄河、战“走廊”、过祁连山、出星星峡进入新疆的亲身经历，于1983年2月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他在文中归纳说：“上述主要历史事实说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一九三五年九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是根据中央指示在甘肃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将此《说明》送给了陈云同志阅看。陈云是1936年秋从共产国际(莫斯科)专程赴新疆去迎接西路军的，是这段历史的知情者和重要见证人之一，具有对李先念《说明》鉴定判别的资格和发言权。
1983年3月8日，陈云对李先念的《说明》作出文字表态：“先念同志：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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