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芝庭前部下谈霍芝庭这个人1

霍芝庭这个人zt

吴湘衡

　　吴湘衡曾在霍芝庭手下负责管理财务。《广州文史资料》第10辑曾发表其《我所知道的霍芝庭》，这一篇是前一篇的补充。——编者

霍芝庭的出身及其勾结拉拢的手段

　　霍芝庭的出身，有人说他在里水开废旧物品收买店，常挑担子到各地收买破旧，买到18个金罗汉，因此有了本钱，以后办烟赌捐。这种传说，与事实不符。在里水开店的是他的胞兄霍英甫（八叔），并非霍芝庭。

　　霍芝庭的发迹，除了他因开办福利军服店，结识龙济光（参看《广州文史资料》第10辑《我所知道的霍芝庭》一文），和龙济光搭上关系发了财以外，更早的清末时期，他还结识广东水师提督的军需官某（忘名），共同经营生意。当时广东大练新军，需要很多武器，霍到各处收买废旧枪支，拆开零件重新装配并加焗青，作新枪出售，也赚了不少钱。以后，龙济光的部下有名程煜生者，因忤龙而被“抄家”，程与霍素有往来，事先程将其部份财产藏于霍家，为霍所吞没，闻此项财产，在8万元以上。他得过几笔横财，以后才有可能承办烟赌捐务。

　　霍芝庭一生，善於交结权贵，手法又巧妙。曾先后盘踞广东的要人如陈炯明、龙济光、莫荣新、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余汉谋、宋子文等都和他有关系。霍结交这些人，先从他们的亲信左右入手，进以谄词，动以厚贿，先取悦于他的手下人，故无往而不利。通过这些人的关系，而接近权贵，逐步取得他们的信任。由于他舍得用资财，又工于心计，尽量装出与人无争，只在幕后活动，故尽管政局动荡，台上有不少人成为匆匆过客，而他却永不波及。

　　他常常对人说：“经济手段，是用来建立地位的。有地位，自然也就能达到经济上的要求。”在他发了财，有了经济地位以后，便利用他的经济手段，广为结纳权贵。因此引起一些人的嫉忌。1928~1929年间，陈济棠尚未取到广东的军政大权，陈维周曾对人说：“霍芝庭这个人，要用几条大锁链来锁住他。”及陈济棠得势以后，霍派其师爷陈文甫（仁化人）与陈维周打交道。初时，陈仍骂霍不休，但陈文甫却能抓住陈维周的弱点，向陈进攻，卑词原馈，结果陈维周却和他成了密友，而陈济棠也把霍芝庭起用为聚敛重臣。在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霍飞黄腾达，腰缠万贯，但他仍不公开出面活动，而在幕后操纵。

　　1936年期间，陈济棠曾因反蒋，用西南政务委员会名义，召集所谓党、政、军和各界社会人士，开会签名讨蒋，霍亦列名参加。陈济棠倒台后，霍惧蒋介石追缉，即行逃港。我是他的亲信，他怕我留在广州，会泄漏其一切秘密，要我一同逃港。我和他都改名换姓，潜赴香港某酒店居住，因碰到熟人，乃转移九龙弥敦道新开的弥敦酒店。他怕人认识，蛰伏不出。连自己在港购置的洋房亦没有去过，也不访问亲友，留港数日后，即赴上海转南京，找到青红帮头子杜月笙和宋子文，请他们为他洗刷。这之前，霍的第七女在广州结婚时，杜月笙曾与南洋侨商余东璇来广州参加婚礼。以后，霍、杜之间，书信频通，成为挚友。1926年广州革命政府出师北伐，宋子文曾向霍借支军饷，霍善于投机，曾捐出40000万元，宋子文对他有很深的印象。霍向杜、宋说，谓当时签名反蒋，是迫于陈的势力，实非本意请向蒋转达。宋以霍饶有资财，可资利用，且有过去一段关系，乃嘱霍仍返广州，协助余汉谋、黄慕松搞广东财政。他返港的翌日，即叫我恢复姓名，先返广州，他也随着而至。霍返广州后，转向余汉谋勾结，他都望再搞烟赌旧业。并拟从事交通，运输，再捞一把，实现他“以经济手段用来建立地位，有地位也自然达成经济的要求”的一套做法。

　　霍芝庭只在幕后活动，从不露面，并不加入任何派系，避免参加派系斗争。他搞钱，是为了获得他的政治地位，有了地位，再搞更多的钱，并用来保卫他自己的生命财产。他说：“和官场交易，要有‘水鸟外交’的手法”。照他的解释：水鸟浮在水面，两翼没有动，两脚在水下扒，没人看见。水鸟要飞、要行、要沉水，人们不能捉摸。他要求手下亲信人员，要遵照他一句话：“一上场就要准备结束”。要利用最好的时机大干一下，机会一过，就要立即收手，要随时准备“拉箱”飞跑。他用这种办法，确实使他得到极大的收获，搜刮了大笔资财，而又像不倒翁一样，立于不败之地。

霍芝庭在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两人勾结最深。霍的办法是：依附和帮助当权派统治头子，使他们尽量巩固统治地位，以求得他自己政治地位和从事经济掠夺的后台。他帮助陈济棠很多，如用大量金钱，支持陈济棠进行赤白泥之战；帮助陈济棠装备海维、海周两艘走（缉）私炮舰，他又帮助陈维周在其盐运署设立海陆武装。霍芝庭自己也购买了船只，改作查缉私烟舰艇。成立缉私队，各级队长除云振生（禁烟局科长云晓生之弟）外，都是霍的族人，外间称为“霍家军”。这支武装力量也是帮助陈维周查缉私的。

　　1932年间，市面传说宁粤上海和谈决裂，人心浮动。广东银行发生挤兑，霍从解放北路他的住宅的秘密仓库里（这是霍芝庭藏金银烟土的秘密仓库，沦陷时期，日军在此搜出印度烟土40块，是过去霍以每块1000元买来的）取出三四十万元给陈济棠应付银行的挤兑。陈在这时宣布1元、100元两种省券暂行停兑，至翌年（1933年）2月，发行“国防公债”，封存一部分省券，恢复兑换这两种面额的省券。1933年，蒋介石对福建人民政府用兵，霍又给陈数十万元应付挤兑。霍又向陈济棠献策，道令所有烟捐赌饷搭收省券二成省行仍无法完全应付，宣布停兑10元面额的省券，发行短期库券，硬派给各行商和捐商公司承购，借以收回现金。这种库券发行总数为500万元，霍又带头认购100万元。由于霍的带动，其他捐商也跟着认购。霍的做法，固然帮助陈济棠，巩固陈的统治，使陈对他更加信任。这既安定市面，又有利于烟赌营业，他自己得到更多的好处。

　　霍芝庭拉拢部下的手段，又另有一套办法。我跟他管帐20年，兼有四个职务（两广合作的合益公司经理、广东禁烟局审核股主任、禁烟局专运处会计主任，裕泰公司及有名义月领干薪200元）。每月收入千元。直接间接在他手下吃饭的人，总以千计。霍对这些人，外表似绝对信任，如经管金钱账目，从不过问，对他所办的公司、局、处，很少去过，暗地里却时时检查他们的生活用度，甚至个人性格、嗜好都注意了解，又利用人与人互相监视的方法，加强控制。实际上他从不信任任何一个人。他性喜骂人，但他并不是对被骂的人特别嫌恶。有一次，我曾给他骂过，我受不了，曾有去意。他知道后，特地叫人找我回去，用好言温慰，并叫我好好去做。许多亲信人物当中，陈文甫被骂最多，陈却认为霍骂他是一种对己要好的表示，故每被霍骂后，更加卖力，故后来由于他搭上陈维周的关系，把陈文甫提出来做禁烟局副局长。有一次，陈文甫许我10万元（广毫），要我暗中把霍芝庭的禁烟帐交给他，还说这是陈维周要看的（其实霍办烟赌的帐是很虚假的，如禁烟括削所得依照陈霍间的密约，盈利是按各占十分之五分数的。霍则把帐目加上虚数，如借入周转金400百万元，月息三分，每月付息12万，又扩大杂项薪工开支等），我拒绝了他，并向霍告密。我以为霍知此事，必会对陈文甫不利，不料霍反而要我隐讳此事，切勿外传。他这种做法，是用以保持他和陈维周的关系，不要因此搞出裂痕，对他更有好处。

　　霍对每一个亲信（我是其中之一），每晚深更3时许，必以电话召见，或预叫我电话去问，问明霍家已无其他客人时，才分别到霍的烟床边去进见。霍要问什么，得马上回答，霍叫讲什么就讲什么，他闭眼静听。遇有必须解决的事，霍只出三两分主意，一切由主办人自行想法，总要把事情办好。他常说：“办好有奖，办不好要开除。”往往一直谈到将近天亮，霍照例说声“宵夜啦”，就得退出。霍如发现有人能力高于他时，则以“靠不住”为理由，开除出去。

　　霍在陈济棠手下办烟赌六七年，他认为得力的师爷有两个，一为吴铸云、一为吴苑卿。凡重大事情，必与这二人商定后才做。他常嘱附手下人不要多结交朋友，特别不要结交军界红人。有一个时期，我和陈章甫（曾任师长）来往较多，他马上阻止。因为他认为向外交友，将泄漏其秘密，对军人特别要加慎重。

　　霍芝庭因陈济棠垮台赴港，要我改换名姓时，有人哄我乘机向霍索取20万元去南洋。照当时情况，霍是可能答应的，但我拒绝了。后来这人将此事告知霍芝庭，霍认为我忠实于他，对我更为信任。也许这是霍故意叫人试探我的，我不这样做，使他非常高兴。

　　霍芝庭拉拢人还有很多手段。他承办烟赌所用的主要人员，有一部分请陈维周在各机关中调派，并给予相当津贴。陈维周有一个时期，组织警卫军，自兼军长。霍向陈表示，拟于禁烟缉私队中，再图扩充，以备编入警卫军。他说：“有武力也要有人缘、有手段，才能捞得长久。他用经济力量，广结“人缘”，减少阻力，并笼络一些人以供利用。对于权势显赫的陈济棠部军官，固然每月致送重金，面对于较小的某一个大官的亲信，亦加以收买。如陈济棠垮台后，黄慕松做了省府主席，有一个黄慕松的得意门生（忘名），在禁烟局会计股做二等科员，霍查出后，立即加以青眼，送他十万元，还带笑地说：“从此累累你，买部汽车出入，方便你时时去看老师。”霍芝庭还用全面行贿的方法，收买各机关的头目和职员。如陈济棠时期的财政厅，由厅长以下，霍均有致贿，最小的职员，每月都有二三十元津贴。此外，还把有权势者介绍来的人，给以各种名义，支取干薪。他的“人缘”结得越广，他就越多手脚，他的“事业”就更加发展。

　　除了收买各机关部队的主管、职员及有权者的亲信和手下人之类，霍芝庭还收买土匪流氓和黑社会头目，以为已用。他和陈复初（陈是李福林的旅长李辟的代表人，在河南有很大潜势力）合作，组办裕泰番摊公司；粤剧小武周少保，在河南亦有黑势力，徒弟很多，霍为应付黑社会的下属人物，又收买了周少保，作为自己对付黑社会方面的一个保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