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庵与《何日君再来》
李泥
《长城谣》从三十年代起一直唱到今天。1982年秋在香港举办的‘中国近代音乐史声乐作品展’上，展出了《长城谣》；接着，北京广播电台在介绍‘五四’以来的优秀歌曲中，播放了中国音乐学院合唱团演唱的《长城谣》；在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香港著名歌手张明敏演唱了《长城谣》，随后，上海歌手沈小岑录制的《长城谣》磁带发行到海外……
在进步与反动、光明与黑暗的较量中，刘雪庵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
1938年2月，周恩来和郭沫若分别担任了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副部长和第三厅（分管宣传）厅长的职务。阳翰笙、田汉、史东山、应云卫、冼星海等均在三厅负责一部分工作。刘雪庵随后到三厅任设计委员，与贺绿汀等人参加了三厅主持的全武汉歌咏界为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聂耳逝世三周年和保卫大武汉的筹备会；与阳翰笙、田汉、李公朴等共同主持了‘聂耳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还与张曙等担任了‘企业歌吟团’训练班的教学工作。
台儿庄战役获胜，刘雪庵当即与田汉合作，谱写了歌曲《战报》：‘在东战场，在北战场，都捷报连连。在天空中，在陆地上，展开了壮烈的歼灭战。我们走上了胜利的初步，我们挫折了敌人的凶焰。我们败不气馁，我们胜要自勉。巩固军民合作，加强统一战线，用全民族的力量，争取自由解放的明天！’
这是一首雄壮如进行曲的歌曲，它庆贺战争的胜利，更鼓舞着人们抗日的士气。
武汉告急，刘雪庵随三厅撤退到重庆，第二年被聘为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音乐教官。1941年，因拒绝加入国民党，他被免去三厅设计委员职务。
刘雪庵离开了三厅，到重庆郊区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任教，继续抗日歌曲的创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重庆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根据周恩来‘对国民党的严禁封锁，必须想办法予以冲破’的指示，重庆戏剧界以庆祝郭沫若五十诞辰为名，联合公演他的历史剧《屈原》，导演陈鲤庭邀请刘雪庵为该剧配乐谱曲。
刘雪庵收到邀请信后，不顾学院阻拦，星夜赶来重庆，苦战了三个昼夜，就完成了全剧的乐谱。演出时，他亲自担任乐队指挥。
《屈原》藉剧中人之口，痛斥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卑劣行径，在群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一天，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顾毓琇设宴款待刘雪庵，请他为自己编写的剧本《苏武》配曲。刘雪庵怀疑这是要用《苏武》来抵制《屈原》，当即拒绝了顾的要求。
不久，他就被青木关音乐学院解聘了。理由是：‘为《屈原》配乐，不肯为《苏武》谱曲，有很危险的政治倾向。’
刘雪庵随即来到壁山社会教育学院任教，担任艺术系教授兼音乐科主任。在新的环境里，他一如既往，不畏强权，继续支持和参加爱国进步活动。
一次，在军警荷枪实弹把守的广场上，他无惧无畏地指挥1500名大中学生演出了从解放区传来的《黄河大合唱》。演出后，还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环城大游行。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以‘张莘夫事件’为借口，在重庆策划了反共大游行。社会教育学院贴出布告，强迫全体师生参加。刘雪庵与许德珩、陈仁炳、俞颂华等进步教授，当即组成‘抵制会’，贴出抵制布告。虽然遭到威胁，他们仍不为所动，拒不参加游行。此后不久，他们几位教授均被教育部解聘。
1947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刘雪庵作为苏州社教学院民盟地下组织领导人之一，与谢孝思等组织了‘教授会’、‘讲师会’、‘职工会’，积极投入运动。刘雪庵还公开支持学生声讨反动报刊《明报》，支持人力车工人总罢工，为此，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被秘密监视。如今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还保存着一份1947年7月蒋经国给教育部的密电：‘教育部公鉴……对外活动以社光剧社及艺声合唱团为掩护，由中共与明（民）盟合作倡办，在社教明（民）盟方面系由教授刘雪庵、童（董）渭川负责。目前对彼等积极侦察其行动，随时监视外，特此具报，乞备案等情。除电饬该师严密注意，如其破坏治安情事可会同当地机关权宜处理外，特电请查照为荷。’
淮海战役后，南京政府面临崩溃。刘雪庵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在社教学院成立了‘经济稽查委员会’，控制了学院的财权。当院长要把学院迁往台湾时，刘雪庵坚决反对，积极参加了护校斗争。在成立的‘五人院务委员会’和‘员工警应变联合会’中，刘雪庵都担任副主任委员。他们把学校仅有的七根金条埋藏起来，解放后，交给了军管会。
解放后，刘雪庵先后在无锡苏南文教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是无锡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刘雪庵奉调进京，负责筹建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前身），然后便在该院任教，并担任副院长。
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仍然满怀激情地谱写歌曲。《人民解放大合唱》、《挖去千年老穷根》、《翻身舞曲》、《来唱个翻身乐》、《全世界人民团结紧》等，都是他解放初期的作品。
历史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爱国、进步的作曲家刘雪庵，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突然成了音乐界的头号大右派。
事情还得从1957年春的‘整风运动’说起。
那次整风运动，宣布的内容主要是反对共产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后，中国音协组织了一系列座谈会，邀请在京的音乐家围绕上述内容对领导提意见。有关领导亲临现场，消除与会者的顾虑，鼓励人们大胆讲话。
刘雪庵应邀出席了座谈会，而且第一个发言了。他心直口快地谈了自己的几点意见：
一、音协领导有宗派主义。他说：‘从音协领导来看，有三个主席四个秘书长。如果把×××去掉，就成了清一色的党员领导……’
二、音协机构的学术性差。他说：‘从音协的方针来看，有的重要工作未抓起来，有的工作处理不够妥当。原因在哪里？依我看，是有些领导同志对艺术与创作关系的理解有问题，音协机构政治性太强，学术性太差。’
三、创作与批评的问题。他说：‘在创作上，过去被一棍子打死的作品，今天大家的政治理论及音乐水平都提高了，是否可以重新加以分析研究，比如黄自的《农家乐》和我的《红豆词》，应当根据这些乐曲的意义和作用，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这对于开展理论与批评，繁荣创作艺术还是有好处的。’
事实上，有的意见，比如文艺创作与批评方面的问题，刘雪庵早有看法。
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发表了九个来小时的讲话。其中有一部分是专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和科学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自由讨论的方法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刘雪庵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录音，联系到音乐界的实际情况，认为领袖的讲话切中要害，被深深感动。他先后发表了文章《不怕跟内行吵架》和《一声春雷之后》，其中谈到在音乐界对某些作品的批评，往往失之粗暴，影响了一些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他在文中写道：‘也有一些批评，并不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观点对具体作家具体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而是用抽象的，原则的，甚至是教条主义的闷棍，窒息了许多作家及理论家的创作活动。’
在整风座谈会上，直面领导，刘雪庵的发言无疑是坦率的，真诚的，也是尖锐的。
他毕竟是一介书生，一个心无城府的音乐家。他不懂权术，不懂什么是‘引蛇出洞’，更不懂什么是‘阳谋’。他怎么会想到，当他在座谈会上直抒胸怀、一吐为快时，已经掉进了一个深深的陷阱里。
这时候，全国的整风运动已经转入反右派运动了。
他所在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连续召开会议，对他进行揭发批判。他本是这所学院的副院长和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现在被斥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毒蛇。
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连续召开他的批判会，批判他反动的文艺路线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人民音乐》等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领导、音乐界权威人士批判声讨他的文章。
一盆盆脏水向他泼来，一根根棍子向他抽来，一顶顶帽子向他飞来。
——刘雪庵否定了中国音协几年来的工作，矛头指向党‘清一色’的党员领导。
——刘雪庵毫不隐晦他对解放以来音乐工作的根本否定态度，呼吁改变现状。就得由他这样‘有学术修养’的同志来掌握。
——刘雪庵是音乐界篡党夺权的野心家，他攻击的是音乐事业中党的领导……——刘雪庵要以音乐为武器，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为反革命政治服务，为反动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服务。
——刘雪庵不仅要在音协领导机构中占有合法的领导地位，而且毫不掩饰地高擡他臭名昭著的《何日君再来》、为反动统治阶级粉饰太平的《农家乐》为香花……
——刘雪庵攻击过去的音乐理论工作都是教条主义，要求对过去为人民所唾弃的，影响恶劣的《何日君再来》、《红豆词》等歌曲重新评价……
——毒草《何日君再来》是反动统治阶级的珍宝……
——刘雪庵为黄色音乐鸣不平，想翻过去的案，他要恢复的是《何日君再来》的传统……
——刘雪庵是黄色音乐的代言人，要在文艺战线上配合政治路线向党进攻，用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来篡改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
——刘雪庵的歌曲有几首是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的？
——刘雪庵是老牌右派分子！
——刘雪庵是反动的、黄色的音乐家！
——刘雪庵是一条噬人的毒蛇！
1958年3月31日，刘雪庵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行政撤职，留用审查，工资降三级，下放图书馆资料室任资料员。
与刘雪庵在同一学院工作的妻子乔景云，为丈夫辩解了几句，也以‘为右派丈夫辩护’为由被打成了右派。
《何日君再来》究竟是怎样的一首歌曲，它是怎样产生的昵？
刘雪庵还在上海音专学习时，被上海艺华影业公司聘为特约作曲。这家影业公司成立于三十年代初，在以夏衍为首的共产党电影小组领导下，曾经成为左翼电影的一个重要阵地。田汉、史东山等都在这里工作，拍摄过《民族生存》、《中国海的怒潮》等一批进步电影。
后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砸了这家影片公司，赶走了田汉、阳翰笙等人，进步影片遭禁映，公司资金亏损，不得不转而拍一些娱乐文艺片。
1936年，公司在中国华工实业社的资助下，拍摄了一部歌舞片《三星伴月》。这是一部反映我国民族工商业者，在外国资本企业林立、洋货充斥市场情况下，艰难创业的影片。
影片开拍时，导演方沛霖请刘雪庵为该片写一首探戈舞曲，刘雪庵就将手头的一首探戈舞曲交给了他。这是一首未曾命名的舞曲，是刘雪庵在音专毕业茶话会上的即兴之作。那天，低班同学要求毕业班的大哥哥们每人写一首作品在会上演出，刘雪庵当即写了这首探戈舞曲，由俄籍同学过拉当场演奏，很受欢迎。
方沛霖拿到这首舞曲后，没跟刘雪庵商量，就让编剧黄家谟填写了歌词，成为后来的著名歌曲《何日君再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喝完了这杯，请进点小菜，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歌词共有四段，后面是重叠句，前面分别是：
‘晓露湿中庭，沉香飘户外；寒鸦玉树栖，明月照高台。’
‘玉漏频相催，良辰去不回；一刻千金价，痛饮莫徘徊。’
‘停唱阳关叠，重擎白玉杯；殷勤频致语，牢牢抚君怀。’
舞曲变成了歌曲，刘雪庵事先不知道，后来看到歌词，对其中某些词句如‘喝完了这杯，请进点小菜’等，觉得有些粗俗。他的这个看法当时向朋友潘孑农说过，但是碍于情面，没有向方沛霖导演提出，只是要求在署名时用‘宴如’的笔名。
导演为什么将探戈舞曲改为歌曲《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是在什么场景下出现的？还是来看看影片的故事吧——
实业家姜立源在民族工商业与外国资本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奋起开办生产日用品的兴华化工厂。他在美国留学的儿子姜宗良是学化工的，本打算学成后留在美国工作，但被父亲电令回国，担任了兴华厂的经理。影片在讲述姜宗良兴办工厂的同时，也讲述了他的爱情故事。
姜宗良为了工厂的发展，决定开办电台广告业务，需要招聘一名歌星。失业在家的女歌星王秀文前来应聘，顺利通过考核，进入了兴华厂。她委婉动听的歌声，深深吸引了姜宗良，他们相爱了。但后来由于误会，又中断了恋爱关系。秀文痛苦地提出辞职，表示要离开工厂。姜宗良后悔莫及……
就在这个时候，在该厂任职的姜宗良的一位同学，试制新产品获得成功。工厂举行盛大的庆祝游艺会，演出歌舞剧《三星伴月》和《工艺救国》。秀文也被邀请在会上演唱，她满怀深情地唱了一曲《何日君再来》。
深情哀婉的旋律，伤感动人的歌词，充分表现了女主人公遭受爱情挫折的痛苦与忧伤。
影片中歌星的扮演者，是当时蜚声影坛歌坛的周璇，《何日君再来》是由她自己演唱的。她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观众，使《何日君再来》不胫而走。特别是制成唱片发行后，更广泛地流传开来，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
当时，这首歌不仅流行于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大城市，甚至也流行到一些小乡镇，后来还曾被一些影片用作插曲。
1939年蔡楚生执导的抗日影片《孤岛天堂》，就用了《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
当年在影片中扮演舞女的演员黎莉莉回忆说：‘在这部影片中，我扮演一个流亡上海的北方舞女。她很同情和支持同住一楼的一群爱国青年，并与他们的首领“神秘青年”产生了感情。这个舞女探听到敌特活动的情报后，参加了爱国青年商定的一个行动计划：在一次舞会上，以她演唱《何日君再来》这首歌作为采取行动的暗号，掩护爱国青年们巧妙地将敌特一网打尽，然后越墙转移，参加抗日游击队去。当我唱到最后两句时，计划已顺利实现，爱国青年们正在撤离。我目望著“神秘青年”远去的背影，唱著“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彼时彼地，一语双关。’
《何日君再来》还流传到了日本。日本歌星渡边滨子用日语演唱《何日君再来》，灌制了唱片，大受欢迎。日本另一歌星山口淑子更是反复演唱《何日君再来》。她的父亲曾在中国东北工作，她是在抚顺长大的。童年被她父亲的朋友、沈阳银行总经理李际春收养，取名李香兰。她从小爱唱歌，后来成了歌星和演员。她尤其喜欢周璇的歌，对《何日君再来》更是偏爱有加，用中日两种语言演唱，还灌制了汉语唱片在日本畅销。
后来，她先后主演了鼓吹日本侵华政策的影片《白兰之歌》和伪满‘映画协会’拍摄的影片《患难交响曲》，在这两部影片的爱情场景中，她都唱了《何日君再来》。
据李香兰回忆，这首歌在日本的畅销只是一时的，没有多久，《何日君再来》的唱片就被禁卖。她在上海一次独唱会上演唱这首歌时，还曾被工部局（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设立的管理机关）的警察传唤，问她：‘唱这首歌是不是期望重庆政府再回来？’……
然而，二十年后，在反右派运动中，《何日君再来》成了‘黄色歌曲代言人’刘雪庵的代表作，以后又升级为‘歌曲’，刘雪庵被斥之为‘文人’。
有人说，‘在抗日斗争最艰难，民族存亡紧要关头的时候，《何日君再来》宣扬消极颓废，今朝有酒今朝醉，适应了国民党反动派阻挠抗日救亡运动的需要。’有人说，‘《何日君再来》消极不健康的情调，确实为敌人所利用，起过很坏的作用。否则怎么解释日伪电台、国民党电台那么热衷于播放这首歌昵？’有人甚至说：‘这首歌是为“盼望皇军”而作的……《何日君再来》是出自文人的手笔。’
早在1949年秋，刘雪庵在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就说过：‘为影剧配插曲，只能适应影剧中特定气氛，切合当时的环境、人物心态，并不代表作者思想。我为朱彤名著《郁垒》（宝玉与黛玉）写插曲《红豆词》，大家以为缠绵悱恻，就是例子。’
《郁垒》是一部话剧，《红豆词》是用《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词作谱写的歌曲，表现的就是宝玉对黛玉缠绵悱恻的感情：‘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波噎满喉，瞧不尽镜里花容瘦……’
这首歌同样被斥之为刘雪庵的黄色歌曲。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刘雪庵只有低头认罪的义务，没有据理申辩的权利。他写了数百万字的‘检查交代’。直到八十年代，采访他的记者问起《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时，他还是检讨说：‘歌曲中不健康的成分，反映了我当时在人生观上存在的问题。’
谁来为他说明《何日君再来》创作的原委？当年影片《三星伴月》的主创人员大都已不在人世：导演方沛霖1948年因飞机失事遇难；词作者黄家谟早年移居美国，客死他乡；摄影师王雨声于抗战期间因车祸身亡；主演者周璇、马陋芬先后病故—即便他们都还活着，能站出来为刘雪庵作证吗？…
李泥
《长城谣》从三十年代起一直唱到今天。1982年秋在香港举办的‘中国近代音乐史声乐作品展’上，展出了《长城谣》；接着，北京广播电台在介绍‘五四’以来的优秀歌曲中，播放了中国音乐学院合唱团演唱的《长城谣》；在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香港著名歌手张明敏演唱了《长城谣》，随后，上海歌手沈小岑录制的《长城谣》磁带发行到海外……
在进步与反动、光明与黑暗的较量中，刘雪庵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
1938年2月，周恩来和郭沫若分别担任了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副部长和第三厅（分管宣传）厅长的职务。阳翰笙、田汉、史东山、应云卫、冼星海等均在三厅负责一部分工作。刘雪庵随后到三厅任设计委员，与贺绿汀等人参加了三厅主持的全武汉歌咏界为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聂耳逝世三周年和保卫大武汉的筹备会；与阳翰笙、田汉、李公朴等共同主持了‘聂耳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还与张曙等担任了‘企业歌吟团’训练班的教学工作。
台儿庄战役获胜，刘雪庵当即与田汉合作，谱写了歌曲《战报》：‘在东战场，在北战场，都捷报连连。在天空中，在陆地上，展开了壮烈的歼灭战。我们走上了胜利的初步，我们挫折了敌人的凶焰。我们败不气馁，我们胜要自勉。巩固军民合作，加强统一战线，用全民族的力量，争取自由解放的明天！’
这是一首雄壮如进行曲的歌曲，它庆贺战争的胜利，更鼓舞着人们抗日的士气。
武汉告急，刘雪庵随三厅撤退到重庆，第二年被聘为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音乐教官。1941年，因拒绝加入国民党，他被免去三厅设计委员职务。
刘雪庵离开了三厅，到重庆郊区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任教，继续抗日歌曲的创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重庆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根据周恩来‘对国民党的严禁封锁，必须想办法予以冲破’的指示，重庆戏剧界以庆祝郭沫若五十诞辰为名，联合公演他的历史剧《屈原》，导演陈鲤庭邀请刘雪庵为该剧配乐谱曲。
刘雪庵收到邀请信后，不顾学院阻拦，星夜赶来重庆，苦战了三个昼夜，就完成了全剧的乐谱。演出时，他亲自担任乐队指挥。
《屈原》藉剧中人之口，痛斥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卑劣行径，在群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一天，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顾毓琇设宴款待刘雪庵，请他为自己编写的剧本《苏武》配曲。刘雪庵怀疑这是要用《苏武》来抵制《屈原》，当即拒绝了顾的要求。
不久，他就被青木关音乐学院解聘了。理由是：‘为《屈原》配乐，不肯为《苏武》谱曲，有很危险的政治倾向。’
刘雪庵随即来到壁山社会教育学院任教，担任艺术系教授兼音乐科主任。在新的环境里，他一如既往，不畏强权，继续支持和参加爱国进步活动。
一次，在军警荷枪实弹把守的广场上，他无惧无畏地指挥1500名大中学生演出了从解放区传来的《黄河大合唱》。演出后，还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环城大游行。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以‘张莘夫事件’为借口，在重庆策划了反共大游行。社会教育学院贴出布告，强迫全体师生参加。刘雪庵与许德珩、陈仁炳、俞颂华等进步教授，当即组成‘抵制会’，贴出抵制布告。虽然遭到威胁，他们仍不为所动，拒不参加游行。此后不久，他们几位教授均被教育部解聘。
1947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刘雪庵作为苏州社教学院民盟地下组织领导人之一，与谢孝思等组织了‘教授会’、‘讲师会’、‘职工会’，积极投入运动。刘雪庵还公开支持学生声讨反动报刊《明报》，支持人力车工人总罢工，为此，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被秘密监视。如今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还保存着一份1947年7月蒋经国给教育部的密电：‘教育部公鉴……对外活动以社光剧社及艺声合唱团为掩护，由中共与明（民）盟合作倡办，在社教明（民）盟方面系由教授刘雪庵、童（董）渭川负责。目前对彼等积极侦察其行动，随时监视外，特此具报，乞备案等情。除电饬该师严密注意，如其破坏治安情事可会同当地机关权宜处理外，特电请查照为荷。’
淮海战役后，南京政府面临崩溃。刘雪庵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在社教学院成立了‘经济稽查委员会’，控制了学院的财权。当院长要把学院迁往台湾时，刘雪庵坚决反对，积极参加了护校斗争。在成立的‘五人院务委员会’和‘员工警应变联合会’中，刘雪庵都担任副主任委员。他们把学校仅有的七根金条埋藏起来，解放后，交给了军管会。
解放后，刘雪庵先后在无锡苏南文教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是无锡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刘雪庵奉调进京，负责筹建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前身），然后便在该院任教，并担任副院长。
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仍然满怀激情地谱写歌曲。《人民解放大合唱》、《挖去千年老穷根》、《翻身舞曲》、《来唱个翻身乐》、《全世界人民团结紧》等，都是他解放初期的作品。
历史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爱国、进步的作曲家刘雪庵，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突然成了音乐界的头号大右派。
事情还得从1957年春的‘整风运动’说起。
那次整风运动，宣布的内容主要是反对共产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后，中国音协组织了一系列座谈会，邀请在京的音乐家围绕上述内容对领导提意见。有关领导亲临现场，消除与会者的顾虑，鼓励人们大胆讲话。
刘雪庵应邀出席了座谈会，而且第一个发言了。他心直口快地谈了自己的几点意见：
一、音协领导有宗派主义。他说：‘从音协领导来看，有三个主席四个秘书长。如果把×××去掉，就成了清一色的党员领导……’
二、音协机构的学术性差。他说：‘从音协的方针来看，有的重要工作未抓起来，有的工作处理不够妥当。原因在哪里？依我看，是有些领导同志对艺术与创作关系的理解有问题，音协机构政治性太强，学术性太差。’
三、创作与批评的问题。他说：‘在创作上，过去被一棍子打死的作品，今天大家的政治理论及音乐水平都提高了，是否可以重新加以分析研究，比如黄自的《农家乐》和我的《红豆词》，应当根据这些乐曲的意义和作用，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这对于开展理论与批评，繁荣创作艺术还是有好处的。’
事实上，有的意见，比如文艺创作与批评方面的问题，刘雪庵早有看法。
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发表了九个来小时的讲话。其中有一部分是专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和科学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自由讨论的方法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刘雪庵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录音，联系到音乐界的实际情况，认为领袖的讲话切中要害，被深深感动。他先后发表了文章《不怕跟内行吵架》和《一声春雷之后》，其中谈到在音乐界对某些作品的批评，往往失之粗暴，影响了一些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他在文中写道：‘也有一些批评，并不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观点对具体作家具体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而是用抽象的，原则的，甚至是教条主义的闷棍，窒息了许多作家及理论家的创作活动。’
在整风座谈会上，直面领导，刘雪庵的发言无疑是坦率的，真诚的，也是尖锐的。
他毕竟是一介书生，一个心无城府的音乐家。他不懂权术，不懂什么是‘引蛇出洞’，更不懂什么是‘阳谋’。他怎么会想到，当他在座谈会上直抒胸怀、一吐为快时，已经掉进了一个深深的陷阱里。
这时候，全国的整风运动已经转入反右派运动了。
他所在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连续召开会议，对他进行揭发批判。他本是这所学院的副院长和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现在被斥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毒蛇。
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连续召开他的批判会，批判他反动的文艺路线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人民音乐》等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领导、音乐界权威人士批判声讨他的文章。
一盆盆脏水向他泼来，一根根棍子向他抽来，一顶顶帽子向他飞来。
——刘雪庵否定了中国音协几年来的工作，矛头指向党‘清一色’的党员领导。
——刘雪庵毫不隐晦他对解放以来音乐工作的根本否定态度，呼吁改变现状。就得由他这样‘有学术修养’的同志来掌握。
——刘雪庵是音乐界篡党夺权的野心家，他攻击的是音乐事业中党的领导……——刘雪庵要以音乐为武器，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为反革命政治服务，为反动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服务。
——刘雪庵不仅要在音协领导机构中占有合法的领导地位，而且毫不掩饰地高擡他臭名昭著的《何日君再来》、为反动统治阶级粉饰太平的《农家乐》为香花……
——刘雪庵攻击过去的音乐理论工作都是教条主义，要求对过去为人民所唾弃的，影响恶劣的《何日君再来》、《红豆词》等歌曲重新评价……
——毒草《何日君再来》是反动统治阶级的珍宝……
——刘雪庵为黄色音乐鸣不平，想翻过去的案，他要恢复的是《何日君再来》的传统……
——刘雪庵是黄色音乐的代言人，要在文艺战线上配合政治路线向党进攻，用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来篡改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
——刘雪庵的歌曲有几首是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的？
——刘雪庵是老牌右派分子！
——刘雪庵是反动的、黄色的音乐家！
——刘雪庵是一条噬人的毒蛇！
1958年3月31日，刘雪庵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行政撤职，留用审查，工资降三级，下放图书馆资料室任资料员。
与刘雪庵在同一学院工作的妻子乔景云，为丈夫辩解了几句，也以‘为右派丈夫辩护’为由被打成了右派。
《何日君再来》究竟是怎样的一首歌曲，它是怎样产生的昵？
刘雪庵还在上海音专学习时，被上海艺华影业公司聘为特约作曲。这家影业公司成立于三十年代初，在以夏衍为首的共产党电影小组领导下，曾经成为左翼电影的一个重要阵地。田汉、史东山等都在这里工作，拍摄过《民族生存》、《中国海的怒潮》等一批进步电影。
后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砸了这家影片公司，赶走了田汉、阳翰笙等人，进步影片遭禁映，公司资金亏损，不得不转而拍一些娱乐文艺片。
1936年，公司在中国华工实业社的资助下，拍摄了一部歌舞片《三星伴月》。这是一部反映我国民族工商业者，在外国资本企业林立、洋货充斥市场情况下，艰难创业的影片。
影片开拍时，导演方沛霖请刘雪庵为该片写一首探戈舞曲，刘雪庵就将手头的一首探戈舞曲交给了他。这是一首未曾命名的舞曲，是刘雪庵在音专毕业茶话会上的即兴之作。那天，低班同学要求毕业班的大哥哥们每人写一首作品在会上演出，刘雪庵当即写了这首探戈舞曲，由俄籍同学过拉当场演奏，很受欢迎。
方沛霖拿到这首舞曲后，没跟刘雪庵商量，就让编剧黄家谟填写了歌词，成为后来的著名歌曲《何日君再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喝完了这杯，请进点小菜，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歌词共有四段，后面是重叠句，前面分别是：
‘晓露湿中庭，沉香飘户外；寒鸦玉树栖，明月照高台。’
‘玉漏频相催，良辰去不回；一刻千金价，痛饮莫徘徊。’
‘停唱阳关叠，重擎白玉杯；殷勤频致语，牢牢抚君怀。’
舞曲变成了歌曲，刘雪庵事先不知道，后来看到歌词，对其中某些词句如‘喝完了这杯，请进点小菜’等，觉得有些粗俗。他的这个看法当时向朋友潘孑农说过，但是碍于情面，没有向方沛霖导演提出，只是要求在署名时用‘宴如’的笔名。
导演为什么将探戈舞曲改为歌曲《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是在什么场景下出现的？还是来看看影片的故事吧——
实业家姜立源在民族工商业与外国资本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奋起开办生产日用品的兴华化工厂。他在美国留学的儿子姜宗良是学化工的，本打算学成后留在美国工作，但被父亲电令回国，担任了兴华厂的经理。影片在讲述姜宗良兴办工厂的同时，也讲述了他的爱情故事。
姜宗良为了工厂的发展，决定开办电台广告业务，需要招聘一名歌星。失业在家的女歌星王秀文前来应聘，顺利通过考核，进入了兴华厂。她委婉动听的歌声，深深吸引了姜宗良，他们相爱了。但后来由于误会，又中断了恋爱关系。秀文痛苦地提出辞职，表示要离开工厂。姜宗良后悔莫及……
就在这个时候，在该厂任职的姜宗良的一位同学，试制新产品获得成功。工厂举行盛大的庆祝游艺会，演出歌舞剧《三星伴月》和《工艺救国》。秀文也被邀请在会上演唱，她满怀深情地唱了一曲《何日君再来》。
深情哀婉的旋律，伤感动人的歌词，充分表现了女主人公遭受爱情挫折的痛苦与忧伤。
影片中歌星的扮演者，是当时蜚声影坛歌坛的周璇，《何日君再来》是由她自己演唱的。她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观众，使《何日君再来》不胫而走。特别是制成唱片发行后，更广泛地流传开来，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
当时，这首歌不仅流行于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大城市，甚至也流行到一些小乡镇，后来还曾被一些影片用作插曲。
1939年蔡楚生执导的抗日影片《孤岛天堂》，就用了《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
当年在影片中扮演舞女的演员黎莉莉回忆说：‘在这部影片中，我扮演一个流亡上海的北方舞女。她很同情和支持同住一楼的一群爱国青年，并与他们的首领“神秘青年”产生了感情。这个舞女探听到敌特活动的情报后，参加了爱国青年商定的一个行动计划：在一次舞会上，以她演唱《何日君再来》这首歌作为采取行动的暗号，掩护爱国青年们巧妙地将敌特一网打尽，然后越墙转移，参加抗日游击队去。当我唱到最后两句时，计划已顺利实现，爱国青年们正在撤离。我目望著“神秘青年”远去的背影，唱著“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彼时彼地，一语双关。’
《何日君再来》还流传到了日本。日本歌星渡边滨子用日语演唱《何日君再来》，灌制了唱片，大受欢迎。日本另一歌星山口淑子更是反复演唱《何日君再来》。她的父亲曾在中国东北工作，她是在抚顺长大的。童年被她父亲的朋友、沈阳银行总经理李际春收养，取名李香兰。她从小爱唱歌，后来成了歌星和演员。她尤其喜欢周璇的歌，对《何日君再来》更是偏爱有加，用中日两种语言演唱，还灌制了汉语唱片在日本畅销。
后来，她先后主演了鼓吹日本侵华政策的影片《白兰之歌》和伪满‘映画协会’拍摄的影片《患难交响曲》，在这两部影片的爱情场景中，她都唱了《何日君再来》。
据李香兰回忆，这首歌在日本的畅销只是一时的，没有多久，《何日君再来》的唱片就被禁卖。她在上海一次独唱会上演唱这首歌时，还曾被工部局（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设立的管理机关）的警察传唤，问她：‘唱这首歌是不是期望重庆政府再回来？’……
然而，二十年后，在反右派运动中，《何日君再来》成了‘黄色歌曲代言人’刘雪庵的代表作，以后又升级为‘歌曲’，刘雪庵被斥之为‘文人’。
有人说，‘在抗日斗争最艰难，民族存亡紧要关头的时候，《何日君再来》宣扬消极颓废，今朝有酒今朝醉，适应了国民党反动派阻挠抗日救亡运动的需要。’有人说，‘《何日君再来》消极不健康的情调，确实为敌人所利用，起过很坏的作用。否则怎么解释日伪电台、国民党电台那么热衷于播放这首歌昵？’有人甚至说：‘这首歌是为“盼望皇军”而作的……《何日君再来》是出自文人的手笔。’
早在1949年秋，刘雪庵在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就说过：‘为影剧配插曲，只能适应影剧中特定气氛，切合当时的环境、人物心态，并不代表作者思想。我为朱彤名著《郁垒》（宝玉与黛玉）写插曲《红豆词》，大家以为缠绵悱恻，就是例子。’
《郁垒》是一部话剧，《红豆词》是用《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词作谱写的歌曲，表现的就是宝玉对黛玉缠绵悱恻的感情：‘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波噎满喉，瞧不尽镜里花容瘦……’
这首歌同样被斥之为刘雪庵的黄色歌曲。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刘雪庵只有低头认罪的义务，没有据理申辩的权利。他写了数百万字的‘检查交代’。直到八十年代，采访他的记者问起《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时，他还是检讨说：‘歌曲中不健康的成分，反映了我当时在人生观上存在的问题。’
谁来为他说明《何日君再来》创作的原委？当年影片《三星伴月》的主创人员大都已不在人世：导演方沛霖1948年因飞机失事遇难；词作者黄家谟早年移居美国，客死他乡；摄影师王雨声于抗战期间因车祸身亡；主演者周璇、马陋芬先后病故—即便他们都还活着，能站出来为刘雪庵作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