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庵与《何日君再来》(1)

来源: 杨乃武 2009-01-29 07:56:23 []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12490 bytes)
刘雪庵与《何日君再来》



李泥


我国著名的爱国作曲家刘雪庵,从‘九8226;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来,创作了大量的抗日歌曲。他的满腔热血,他的赤子之心,都渗透在那一首首歌曲中。



如今七八十岁左右的老人,他们的童年或少年时代,都是在民族危亡的焦虑中度过的,在亲人离散的悲痛中度过的,在流浪和逃亡的苦难中度过的。伴随和鼓舞着他们度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是他们唱不离口、常唱常新的大量抗日救亡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长城谣》、《黄水谣》、《游击队歌》、《流亡三部曲》……其中,许多是刘雪庵的作品。

他们在歌声中长大成人,一个个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斗争。半个世纪过去了,到了八十年代,他们从报刊上知道了刘雪庵的一些情况:他竟是一位蒙冤受屈二十余载,备受磨难,双目失明,瘫痪在床的老人。

刘雪庵
他们的心被揪得紧紧的。对他们来说,刘雪庵是个亲切的名字,是个响亮的名字。然而,如今也是个令他们心酸的名字。

原来,在刘雪庵众多的作品中,有一首电影插曲《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成了刘雪庵及喜爱他歌曲的人们心中永远的痛。

说起《何日君再来》,人们不会陌生。有的人唱过,有的人听过,有的人喜欢过,有的人斥责过……

这首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歌曲,大半个世纪以来,伴随着民族的风风雨雨,有着极不平凡的经历。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五十年代的反右派运动,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的抵制港台歌曲……在一浪又一浪的政治漩涡中,它被人曲解、上纲上线,鞭挞得一无是处,像个柔弱的少女,被羞辱得久久擡不起头来。刘雪庵更是为这首歌背负了种种罪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刘雪庵是中国新音乐奠基人黄自的学生,与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被誉为黄自的四大弟子。

刘雪庵是四川铜梁县巴川镇东门盐店人,1905年11月7日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他的父亲原本是位私塾先生,后在一家慈善堂工作。有一年家乡发大水,他下水救人,不幸被洪水吞没。父亲生前跟他讲岳飞传,讲‘精忠报国’的故事。爱祖国,爱民族,成了他一生的主旋律。

他的大哥是小学教师,爱好音乐。刘雪庵自幼跟他学习昆曲,吹箫弄笛。大哥成了他的音乐启蒙老师,也使他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哥的岳父是前清秀才,开塾馆,刘雪庵在他那里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奠定了深厚的古文功底。

谁知祸从天降,母亲、大哥和姐姐都染上了肺病,家境困难,没钱医治,相继离开了人世。这场灾难,对于刚刚进入中学,年仅十三岁的刘雪庵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不得不辍学,在家里自学音乐,帮助料理家务。为了挣钱养家,十七岁那年,他当了小学音乐教员。

当家境有所好转,他便于1924年考入成都美术及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学习钢琴、小提琴和作曲。在这所学校里,他阅读了《语丝》、《太阳》、《创造》、《洪水》等新文艺刊物,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导社’,与共产党员有了接触。

1927年春,美专停办。刘雪庵回到铜梁县,在养圣学校任音乐教师,后来担任了该校校长。在新思想新文化的引导下,他聘请进步老师任教,提倡音乐、美术教育,开展体育活动,使学校充满勃勃生机。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国民党四处追剿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当共产党员周克明被追捕时,刘雪庵为他改名‘王天府’留在学校,保护起来。后来这所学校成为中共铜梁县委所在地,刘雪庵也参加了党的一些活动。不久,国民党又到学校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党组织安排下,刘雪庵撤离了铜梁县。

他来到上海,考入中华艺术大学。这是一所进步学校,由《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第一任翻译陈望道创办。在这里,刘雪庵参加了由宋庆龄和鲁迅发起组织的‘民权保障同盟’。不久,学校被国民党查封。

1930年秋,刘雪庵考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这里,他打下了坚实的音乐基础,开始了音乐创作。

当他踏进音专校门时,我国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黄自,应校长萧有梅的聘请来到音专任教,负责音乐理论和作曲的教学。刘雪庵幸运地成为黄自的学生,系统地学习西洋作曲理论。

同时,他还师从俄籍钢琴家维钿夫人学习钢琴,师从朱英学习琵琶,师从易韦斋和龙榆生学习中国诗词及韵文,师从吴伯超学习指挥,师从李维宁学习赋格和自由作词等。

黄自十分重视民族音乐的发展,主张学习西洋音乐的方法,用来研究整理我国的音乐与民谣,创造民族化的新音乐。黄自的音乐理念,对刘雪庵有着极深的影响。刘雪庵在以后的创作实践中,将民族民间音乐的传统手法与西洋作曲技法有机地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刘雪庵有着深厚的文字功底,他写的诗词常在校刊上发表,受到诸多老师的赞赏。他的诗词老师龙榆生(暨南大学国文系主任、音专兼职教授)对他的作业总是赞许有加。


刘雪庵学习刻苦,才华出众,与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被誉为黄自的四大弟子。

当黄自接受商务印书馆的委托,参与编写一套《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时,他让四大弟子各分担一部分工作,创作一些适合学生唱的新歌曲。刘雪庵创作了《喜来春》、《燕子哥哥》、《菊花黄》、《杀敌歌》、《提倡国货》等培养儿童健康品德和爱国精神的歌曲。

刘雪庵与仅比他年长一岁的黄自,既是师生,也是朋友,有着很好的合作关系。黄自十分欣赏刘雪庵写作的一些歌词,常为之谱曲。《农家乐》、《新中国的主人》、《总理逝世纪念》、《踏雪寻梅》等近十首歌曲,都是他们师生合作的作品。

‘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骑驴灞桥过,铃儿响叮当。好花采得瓶供养,伴我书声琴韵,共度好时光。’他们师生合作的这首《踏雪寻梅》,已成为我国的经典名曲。

这里还要提到刘雪庵的另一位老师——著名的俄籍作曲家、钢琴家齐尔品。他1934年来中国演出时,对当时中国乐坛几乎一面倒向西洋十八九世纪的现象深感忧虑,于是就留了下来,决心帮助中国音乐更好地发展。他以‘名誉教授’的身份到上海音专任教,很快就发现了刘雪庵这个好学生。

在他举办的‘征求具有中国风味钢琴曲’比赛中,刘雪庵创作了包含四首钢琴小品的《中国组曲》参赛,受到他的高度评价。后来,他曾将《中国组曲》介绍到欧美演奏,并先后在巴黎、纽约出版《中国组曲》。

‘想当日梢头独占一枝春,嫩绿嫣红何等媚人;不幸攀折惨遭无情手,未随流水转坠风尘;莫怀薄幸惹伤情,落花无主任飘零;可叹世人未解侬心苦,向谁去呜咽诉不平!’齐尔品从校刊上看到刘雪庵写的这首词《飘零的落花》,觉得很美,就鼓励刘雪庵将它谱成独唱歌曲,并要求以艺术乐曲的形式来体现。

刘雪庵在齐尔品的鼓励与指导下,终于将它谱成了一首艺术名曲。齐尔品随即将它连同刘雪庵的其它三首歌曲《早行乐》、《采莲谣》和《菊花黄》,以《四歌曲》为题介绍到东京出版,发行欧美各地。

刘雪庵还曾为古诗词谱曲,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等。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刘雪庵为这首《春夜洛城闻笛》谱的曲严谨、典雅,优美流畅,婉转起伏,听来亲切感怀,抒发了知识分子惆怅怀旧的心情。以后,齐尔品又将刘雪庵谱曲的《枫桥夜泊》、《布谷》、《淮南民谣》介绍到巴黎出版。

1935年,齐尔品在《现代中国音乐》一文中写道:‘刘雪庵,一位很年青的人,在他的钢琴作品、短歌及小曲中,表现出明显的中国风味,是一位极有前途的作曲家。’

热血青年刘雪庵,以音乐为武器,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大量抗战歌曲,许多歌至今传唱不衰。

‘九.一八’事变,震惊了全国,震醒了音专的师生。刘雪庵挺身而出,组织讲演会,出墙报,写歌曲,呼唤人们起来抗击日寇的入侵。据当年任职音专的廖辅叔回忆:‘当时学生中最早出来宣传抗日的,就有刘雪庵。’为了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音专师生走上街头,进行募捐。黄自亲自领着刘雪庵、贺绿汀等学生走向浦东,捧着竹筒,挨门挨户去募捐。

从这时起,刘雪庵开始了抗日歌曲的创作:《出发》、《前线去》、《前进曲》、《出征别母》……

‘母亲回头见,母亲回头见,孩儿去了请你莫眷恋。这次上前线,是为祖国战,杀敌誓争先,光荣信无限。战!战!战!救亡图存,纵死沙场我心愿。’这是1932年刘雪庵作词谱曲的《出征别母》歌。

‘一.二九’运动中,刘雪庵组织音专学生走上街头游行请愿,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随后,他参加了中国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的‘词曲作者联谊会’。

这期间,他与王绍清合作,谱写了《战歌》:‘战战战!一齐上前线,报仇雪恨,奋勇当先。哪怕敌人的强暴野蛮,只要我们英勇壮胆,抱着牺牲的决心去干,争得光荣的凯旋!’

1936年5月,日本战犯近卫文糜的弟弟、乐队指挥近卫秀糜来到上海,担任日租界工部局管弦乐队的指挥。一天他来到音专,与全体师生见面,还登上讲台,宣传所谓的‘中日友善’。他的话音刚落,刘雪庵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义正词严地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暴行,捍卫了民族尊严。全校师生无不为之振奋。当时在场的苏联籍教师查哈罗夫激动地握着翻译的手说:‘你们说得太好了!’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刘雪庵当即与侯枫合作,谱写了歌曲《大家一条心》:‘大家一条心,向抗敌救亡的路线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收复四省,夺回平津。国土要完整,正义始能伸,大家一条心,向抗日救亡的路线前进!’

乐曲英勇乐观,表达了全国人民奋起抗战,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

在抗日战争中,刘雪庵创作了大量歌曲,以音乐为武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加入了上海文艺界救国联合会,与黄自、廖辅叔、李维宁、江定仙、陈田鹤等成立了‘中国作曲者协会’,有组织地发挥音乐工作者在抗战中的作用。‘协会’就设在刘雪庵家中,成为上海音乐界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据点。

刘雪庵还同张曙、夏之秋、冼星海等联合音乐界进步人士组织了‘全国歌咏协会’,刘雪庵为执行委员,曾和沙梅、王云阶一起主持了‘援助冀北人民抗日自卫游击队’的大型音乐会。

刘雪庵还自费出版了音乐期刊《战歌》。上海沦陷后,《战歌》辗转武汉、重庆,共出版了十八期,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一份影响广泛的抗日音乐刊物。贺绿汀的《全面抗战》、《游击队歌》,夏之秋的《歌八百壮士》、《卖花词》,刘雪庵的《长城谣》、《流亡三部曲之〈离家〉、〈上前线〉》二曲,沙梅的《打柴歌》,江定仙的《焦土抗战》等著名抗日歌曲,都是通过这个小小刊物传遍全国的。


《战歌》在上海创刊后,曾有人向刘雪庵推荐歌曲《松花江上》,说这是当时在平津流亡学生中十分流行的一首歌,希望能在《战歌》上发表。这首歌是谁的作品,推荐人没有说明。刘雪庵看后,认为的确是一首好歌,只是觉得它过于伤感,没有急于发表。

不久上海沦陷,刘雪庵乘船去香港,准备由香港转入内地。在船上,他欣喜地与文化救亡协会内地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江陵相遇。他们谈起了《松花江上》这首歌,刘雪庵提出要把这首歌扩充为三部曲,使之由沉痛哀婉转为紧张激昂,以激起人们的斗志。



江陵十分赞同他的意见,立即在船上写了第二部《离家》的歌词:‘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哪里是我们的家乡?哪里有我们的爹娘?百万荣华,一刹化为灰烬;无限欢笑,转眼变成凄凉。说什么你的我的,分什么穷的富的,敌人杀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看!火光又起了,不知多少财产毁灭?听!炮声又响了!不知多少生命死亡?哪还有个人幸福?哪还有个人安康?谁使我们流浪?谁使我们逃亡?谁使我们国土沦丧?谁要我们民族灭亡?来来来,来来来!我们休为自己打算,我们休顾个人逃亡,我们应当团结一致,跑上战场,誓死抵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

刘雪庵当即为这首歌词谱写了十分贴切、动听的曲子。

在他们从香港赴广州的火车上,江陵又起草了第三部《上前线》的歌词:‘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复仇。走,朋友!我们要为民族战斗。你是黄帝的子孙,我也是中华的裔胄。锦绣的河山,怎能任敌骑践踏?祖先的遗产,怎能在我们手里葬送?走,朋友!我们走向战场,展开民族解放的战斗。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都是我们的兄弟;爱好和平的国家,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没有决心?有!我们有没有力量?有!拿起我们的枪杆笔杆,举起我们的锄头斧头,打倒这群强盗,争取我们的自由。看!光明已在向我们招手!’

刘雪庵谱曲后,将《松花江上》、《离家》、《上前线》合成《流亡三部曲》,当即交给流亡学生排练,在中国戏剧界支援各地抗敌军联合大公演时首次演出,接着又在《战歌》上发表。

从此,《流亡三部曲》传遍全国各地,成为当时脍炙人口,广为传唱的抗日歌曲。

刘雪庵还曾为多部抗日影片,如《新桃花扇》、《中华女儿》、《十字街头》、《孤岛天堂》、《关山万里》等,谱写了主题歌或插曲,其中不少影响深远,流传至今。

影片《十字街头》通过对三十年代几个失业大学生不同经历的叙述,塑造了处于民族存亡紧要关头的三种人物形象:刘大哥义无反顾地奔向抗日前线;小徐懦弱消沉,自杀身亡;老赵和阿唐苦苦挣扎,由仿徨变得坚定。

影片中,刘大哥看着东三省的地图,无限感慨地唱起了刘雪庵作词谱曲的《思故乡》:‘我不忘记我最可爱的故乡,我不忘记故乡三千万的奴隶。我要唱雄壮的歌曲,我要写悲愤的诗句。不怕强权,不怕暴力,我要用武器打倒暴力,我要用武器打倒仇敌。我要回去,回到那最可爱的故乡;我要回去,唤起那被压迫的奴隶。’

歌曲激昂慷慨,犹如江河奔腾,震聋发聩,促人奋起。

由于《思故乡》有着鲜明的革命性,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禁唱,影片中的歌曲连同画面都被剪掉了。然而,歌曲却不胫而走,流传开来。

1937年春,潘孑农的电影剧本《关山万里》投入拍摄。影片讲述一位东北的京剧艺人,‘九.一八’事变后,携妻女流亡关内,在颠沛流离中,自编小曲,教育幼女牢记国恨家仇的故事。

故事里,幼女在流亡途中走失,被一音乐家收养。后来,在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募捐演唱会上,幼女演唱了一首《长城谣》,这是音乐家根据幼女父亲编的小曲谱成的。这首歌使他们父女团圆,却仍然回不了家乡……

潘孑农请刘雪庵为全剧配乐并为《长城谣》歌词谱曲。不料‘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影片未能拍成。潘孑农和刘雪庵各奔他方,失去了联系。

这年九月,潘孑农在赴武汉的轮渡上,遇见一支青年抗日宣传队,他们正在演唱一首旋律极其优美的歌曲。他觉得歌词是那么熟悉,仔细一听,原来就是他写的《长城谣》。他不禁心潮澎湃,激动万分:影片虽未拍成,刘雪庵却已将歌词谱了曲,传唱开了。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自从大难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苦难当,奔他方,骨肉离散父母丧。

没齿难忘仇和恨,日夜只想回故乡。大家拼命打回去,哪怕倭寇逞豪强。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

这成了刘雪庵和潘孑农合作的一首名曲。当年,经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演唱,并由百代公司制成唱片发行国内外,使之家喻户晓,万人传唱,大大激发了海内外同胞的爱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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