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 北京日报
原题：我认同“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这个重要提醒
两种前途摆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一种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另一种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政治和经济改革扼制后者的势头，来自另一极端的势力就有可能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极“左”路线，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
改革意味着利益结构的大调整，就不能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三年以前，国防大学的卢周来教授提出，“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都需要用现代政治经济学来加以回答。下面略举几例：
其一是社会保障制度问题。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建立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为特征的职工养老保障体系，十几年过去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建立？原因只能有一个：某些城市在旧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机构和个人的阻挠和反对。我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强调指出：“国家是否偿还对曾为国有资产的存量积累做出过贡献、又往往在经济改革利益重组过程中受到某些利益损失的老职工（包括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前已退休的‘老人’和已参加工作多年、现仍在职的‘中人’）的这笔欠账，是一个关乎数以亿计的老职工的基本权益和政府的政治信誉的重大问题。”
其二是我们的住房制度改革，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
当时有两种方案各自代表着占有大量住房者和不占有大量住房者的利益。结果，全国只有一个最穷的省即贵州省，用了后一种方案，其他各省都用了前一种方案。所以，我们搞了十几年的住房改革，实际效果很不好。
其三是农地制度改革问题。
我国历来有把土地产权制度的田底权（所有权）和田面权（使用权）分开的做法。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应当将土地使用权永久性地交还给农民。但是，也必须强调指出，我们在讲论土地所有权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强调从政治、法律上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不受侵犯。如果不解决这些相关的政治问题，不提出相应的措施，好的经济想法也会得到不好的结果，有些人肯定就会把这笔账算到经济学的头上。
其四是现在热烈讨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开始，中国就采用了苏联式的粗放增长方式进行国家工业化。这正是造成我国这么多经济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从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党中央和政府就要求转变增长方式，到了“十一五”，再次强调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一项中心任务。但是，这项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以至于在当前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转变增长方式，将主要依靠以投资和出口驱动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经济的增长方式，仍旧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什么进行得不顺利？这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就是粗放增长方式源于命令经济体制；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就要改变这种政府和政府官员握有过大资源配置权力的体制；而改变这种体制又会损害在这种体制中享有既得利益的人们。由此可见，转变增长方式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和技术问题，需要对它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此外，在中国提倡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必须警惕假马克思主义鱼目混珠。
总之，整个改革过程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互动的过程。自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建立起来以后，两种前途就严峻地摆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一种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另一种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政治和经济改革扼制后者的势头，来自另一极端的势力就有可能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极“左”路线，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我国和世界的历史告诉我们，极“左”和极“右”都会带来民族的灾难。因此，政治经济学面临的任务伟大而艰巨。让我们继续为“建设一个新世界”，为中华腾飞而努力探索！
后记：老吴文化高，讲话深奥。咪呜文化低，只会讲大白话，所以翻译如下：
现在，有人民群众向往毛时代，因为他们被社会不公所欺负。而这种不公，正是由于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而产生。
现在，毛成了社会公平的符号。毛时代的所谓社会公平是建立在人人自危的恐惧的基础上的，所以，它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常态。直到现在，人民还不知道——因为有人别有用心地不想让人民知道，可以通过一个政治体制来实现社会公平。
这个政治体制是一整套政治制度，包括全方位的政治参与、自由保障、司法独立、权力制衡，等等。我们看到，我们身处的西方社会的人民从精神到物质，比较滋润，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整套政治制度来对社会减震和减压。单独把这套制度中的每一项拿出来细看都不完美，但合在一起就使社会相对公正、透明、有序、可控，个人权利与政府权力的界线清晰，免予恐惧。
这套社会政治制度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并在我们身处的西方实践了200年。 所以，它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属于全人类。——大人物老温说过类似的话。
来源: 北京日报
原题：我认同“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这个重要提醒
两种前途摆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一种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另一种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政治和经济改革扼制后者的势头，来自另一极端的势力就有可能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极“左”路线，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
改革意味着利益结构的大调整，就不能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三年以前，国防大学的卢周来教授提出，“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都需要用现代政治经济学来加以回答。下面略举几例：
其一是社会保障制度问题。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建立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为特征的职工养老保障体系，十几年过去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建立？原因只能有一个：某些城市在旧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机构和个人的阻挠和反对。我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强调指出：“国家是否偿还对曾为国有资产的存量积累做出过贡献、又往往在经济改革利益重组过程中受到某些利益损失的老职工（包括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前已退休的‘老人’和已参加工作多年、现仍在职的‘中人’）的这笔欠账，是一个关乎数以亿计的老职工的基本权益和政府的政治信誉的重大问题。”
其二是我们的住房制度改革，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
当时有两种方案各自代表着占有大量住房者和不占有大量住房者的利益。结果，全国只有一个最穷的省即贵州省，用了后一种方案，其他各省都用了前一种方案。所以，我们搞了十几年的住房改革，实际效果很不好。
其三是农地制度改革问题。
我国历来有把土地产权制度的田底权（所有权）和田面权（使用权）分开的做法。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应当将土地使用权永久性地交还给农民。但是，也必须强调指出，我们在讲论土地所有权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强调从政治、法律上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不受侵犯。如果不解决这些相关的政治问题，不提出相应的措施，好的经济想法也会得到不好的结果，有些人肯定就会把这笔账算到经济学的头上。
其四是现在热烈讨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开始，中国就采用了苏联式的粗放增长方式进行国家工业化。这正是造成我国这么多经济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从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党中央和政府就要求转变增长方式，到了“十一五”，再次强调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一项中心任务。但是，这项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以至于在当前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转变增长方式，将主要依靠以投资和出口驱动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经济的增长方式，仍旧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什么进行得不顺利？这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就是粗放增长方式源于命令经济体制；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就要改变这种政府和政府官员握有过大资源配置权力的体制；而改变这种体制又会损害在这种体制中享有既得利益的人们。由此可见，转变增长方式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和技术问题，需要对它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此外，在中国提倡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必须警惕假马克思主义鱼目混珠。
总之，整个改革过程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互动的过程。自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建立起来以后，两种前途就严峻地摆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一种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另一种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政治和经济改革扼制后者的势头，来自另一极端的势力就有可能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极“左”路线，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我国和世界的历史告诉我们，极“左”和极“右”都会带来民族的灾难。因此，政治经济学面临的任务伟大而艰巨。让我们继续为“建设一个新世界”，为中华腾飞而努力探索！
后记：老吴文化高，讲话深奥。咪呜文化低，只会讲大白话，所以翻译如下：
现在，有人民群众向往毛时代，因为他们被社会不公所欺负。而这种不公，正是由于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而产生。
现在，毛成了社会公平的符号。毛时代的所谓社会公平是建立在人人自危的恐惧的基础上的，所以，它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常态。直到现在，人民还不知道——因为有人别有用心地不想让人民知道，可以通过一个政治体制来实现社会公平。
这个政治体制是一整套政治制度，包括全方位的政治参与、自由保障、司法独立、权力制衡，等等。我们看到，我们身处的西方社会的人民从精神到物质，比较滋润，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整套政治制度来对社会减震和减压。单独把这套制度中的每一项拿出来细看都不完美，但合在一起就使社会相对公正、透明、有序、可控，个人权利与政府权力的界线清晰，免予恐惧。
这套社会政治制度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并在我们身处的西方实践了200年。 所以，它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属于全人类。——大人物老温说过类似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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