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政论家南方朔今天在香港《明报》发表评论文章说，古代有个句型，它在数目上可以一直变化，那就是“杀人一千，自损八百”、“杀人一万，自损三千”、“杀人八百，自损三千”。正因为嗜杀嗜斗者，自己终究必须付出代价，而且可能是比对方更大的代价，因此明代大学问家宋濂在写《元史》时，才会说“愿勿废国力，攻掠边城”。
而在这个“杀人XX，自损XX”的句型里，我最喜欢的其实是“杀人八百，自损三千”这一句。这一句等于是在警告嗜杀嗜斗者可能要付出比对方更大的代价，这对当今台湾喜欢恶杀乱斗、扣人帽子的选风，不正极具启示意义吗？
首先，在农历春节前，绿营找到了一个所谓的“绿卡”假问题或小问题而狂打滥斗。有关“绿卡”问题，乃是党外时代开始搞“认同区隔政治”时的一个符号式话题，今天所谓“卖台”“爱台”这种口水都是从当年这种“绿卡”“牙刷主义”的话题延伸而成。
文章认为，其实，当年台湾正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极需号召在海外有成的学人回台效力，并带动出留学生回台服务潮，因此若干重要职位不得不敦请具有双重“国籍”者回台，希望为台湾打开新的视野与格局。那个时代像吴大猷、陈贤修这样的人物能放弃美国的学术尊荣而回台，就已是对台湾效忠的最佳证明。
而对这种人狂打滥斗，不正显露出台湾某些政治人物偏狭的基本特性吗？也正是把“认同区隔政治”搞到如此极端的程度，近年来台湾为求进一步升级，好几个重要学术机构及著名大学向海外求才，许多位知名度极高、学术地位及人脉极广的重要人物，都却之犹恐不及。在认同区隔政治已被搞到歇斯底里的台湾，要提高学术力和科技力，其实只是叫叫口号而已。
旧历年前绿营的“绿卡”之招一出，蓝营低估了它的杀伤力，在处理上泄泄沓沓，搞得一阵灰头土脸。问题在于，“杀人八百，自损三千”，春节过后，“爪耙子”风波一出，这回就轮到绿营满面全豆花了。民进党喜欢用道德极端主义的罪名扣到别人头上，让别人回应不是，不回应也不是，而且这种指控根本就不可能讲清楚；这种尴尬的困境，绿营这次可算是尝到滋味了！
其实，70年代初赴美读过书的都知道，当时求学办绿卡求方便乃是天经地义的事，马英九有过绿卡又如何？台湾一堆“台独”大佬搞不好还都是外国籍呢！纵使马英九未主动注销绿卡，但他后来以申办签证方式出台，绿卡问题即已对他不再有意义。而且他回台担任公职迄今，已毋须再证明自己是否“爱台湾”了。而且我们也知道，有多少没有绿卡或台籍的人物，在把台湾搞垮了，还不是照样一走了事，政治庇护去也。用绿卡问题来炒作暗示性、隐射性的爱台不爱台，可真是其心可诛啊！
文章说，我相信马英九和我们每个人一样，爱斯土斯民之心不可怀疑；我也不相信他若当了“总统”会把台湾出卖掉，或把台湾搞垮后一拍屁股走人了事。用绿卡问题攻击他，玩弄着暗示游戏，徒然暴露出心态的恶劣而已。基于同样的认知标准，我也不认为谢长廷的“爪耙子”问题真的有多严重。在戒严时代，台湾各种与政治有关的人，有的会受到压迫，有的则会受到不是那么愉快的优遇。当“调查局”请你去当什么顾问或委员之类的职位，许多人纵使不喜欢，但也不方便去拒绝。 这也就是说当了顾问或委员，只要没有做出严重伤天害理的事，其实都是可以理解并毋须介意的。人在历史里，经常会在时代的局限下身不由己，只要自己能坚守底线不为虎作伥，当个委员又如何？领个车马费又如何？在这种问题上保持宽厚，这不是乡愿，而是对历史及人的怜悯而已。如果要把道德主义玩到极致，除了上帝和白痴外，我们每个人这一辈子不都干过一堆不怎么光彩的事，谁还有资格去参与政治呢？
最近蓝绿阵营已把“爪耙子”“绿卡”这两个招式玩到极致，大家都在做着“人格谋杀”的事，这就让人想到美国的一则往事。当时的联邦调查局长艾德加·胡佛的人品极差，但却又最喜欢用道德牌整肃异己。他对马丁·路德·金博士恨之入骨，千方百计透过监听与窃听，最后在金下榻的旅馆胁助下装了录音机。胡佛分别找了每家媒体的记者来听录音，但最后没有一个人愿意刊登这则新闻，理由是：
(一)金恩博士身处被迫害的焦虑状态，召妓纾压可被谅解。
(二)以不道德的手段而用道德整人，乃是不道德的极致，媒体不能做帮凶。
由美国记者的这种判断准则，台湾搞政治的能不羞愧吗？
文章最后说，目前离台湾“大选”只剩一个月而已，但负面竞选方式早已取代了正面的竞选手段。前阵子马阵营被“绿卡”搞得灰头土脸，谢营则一路狂追滥打；到了现在，则是“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之身”，换谢营被“爪耙子”问题搞得手足无措，只剩东拉西扯，愈扯愈不清楚的尴尬时候了。由于这种人格谋杀的伎俩，绿营乃是始作俑者，因此在“爪耙子”问题上受伤后，绿营已应该警惕到“杀人八百，自损三千”的古训，对负面选举术知所收敛，让选举脱离抹黑隐射的方向，重回它应有的基本方向。而对蓝营而言，在“爪耙子”问题上已扯平后，恐怕也得回头，好好在政见上、领导气质上，以及民怨民苦上多多着墨。因为此刻的台湾，已不再需要一个只会选举的“总统”，更需要一个有领袖风范，能和人民共休戚的“总统”啊！
而在这个“杀人XX，自损XX”的句型里，我最喜欢的其实是“杀人八百，自损三千”这一句。这一句等于是在警告嗜杀嗜斗者可能要付出比对方更大的代价，这对当今台湾喜欢恶杀乱斗、扣人帽子的选风，不正极具启示意义吗？
首先，在农历春节前，绿营找到了一个所谓的“绿卡”假问题或小问题而狂打滥斗。有关“绿卡”问题，乃是党外时代开始搞“认同区隔政治”时的一个符号式话题，今天所谓“卖台”“爱台”这种口水都是从当年这种“绿卡”“牙刷主义”的话题延伸而成。
文章认为，其实，当年台湾正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极需号召在海外有成的学人回台效力，并带动出留学生回台服务潮，因此若干重要职位不得不敦请具有双重“国籍”者回台，希望为台湾打开新的视野与格局。那个时代像吴大猷、陈贤修这样的人物能放弃美国的学术尊荣而回台，就已是对台湾效忠的最佳证明。
而对这种人狂打滥斗，不正显露出台湾某些政治人物偏狭的基本特性吗？也正是把“认同区隔政治”搞到如此极端的程度，近年来台湾为求进一步升级，好几个重要学术机构及著名大学向海外求才，许多位知名度极高、学术地位及人脉极广的重要人物，都却之犹恐不及。在认同区隔政治已被搞到歇斯底里的台湾，要提高学术力和科技力，其实只是叫叫口号而已。
旧历年前绿营的“绿卡”之招一出，蓝营低估了它的杀伤力，在处理上泄泄沓沓，搞得一阵灰头土脸。问题在于，“杀人八百，自损三千”，春节过后，“爪耙子”风波一出，这回就轮到绿营满面全豆花了。民进党喜欢用道德极端主义的罪名扣到别人头上，让别人回应不是，不回应也不是，而且这种指控根本就不可能讲清楚；这种尴尬的困境，绿营这次可算是尝到滋味了！
其实，70年代初赴美读过书的都知道，当时求学办绿卡求方便乃是天经地义的事，马英九有过绿卡又如何？台湾一堆“台独”大佬搞不好还都是外国籍呢！纵使马英九未主动注销绿卡，但他后来以申办签证方式出台，绿卡问题即已对他不再有意义。而且他回台担任公职迄今，已毋须再证明自己是否“爱台湾”了。而且我们也知道，有多少没有绿卡或台籍的人物，在把台湾搞垮了，还不是照样一走了事，政治庇护去也。用绿卡问题来炒作暗示性、隐射性的爱台不爱台，可真是其心可诛啊！
文章说，我相信马英九和我们每个人一样，爱斯土斯民之心不可怀疑；我也不相信他若当了“总统”会把台湾出卖掉，或把台湾搞垮后一拍屁股走人了事。用绿卡问题攻击他，玩弄着暗示游戏，徒然暴露出心态的恶劣而已。基于同样的认知标准，我也不认为谢长廷的“爪耙子”问题真的有多严重。在戒严时代，台湾各种与政治有关的人，有的会受到压迫，有的则会受到不是那么愉快的优遇。当“调查局”请你去当什么顾问或委员之类的职位，许多人纵使不喜欢，但也不方便去拒绝。 这也就是说当了顾问或委员，只要没有做出严重伤天害理的事，其实都是可以理解并毋须介意的。人在历史里，经常会在时代的局限下身不由己，只要自己能坚守底线不为虎作伥，当个委员又如何？领个车马费又如何？在这种问题上保持宽厚，这不是乡愿，而是对历史及人的怜悯而已。如果要把道德主义玩到极致，除了上帝和白痴外，我们每个人这一辈子不都干过一堆不怎么光彩的事，谁还有资格去参与政治呢？
最近蓝绿阵营已把“爪耙子”“绿卡”这两个招式玩到极致，大家都在做着“人格谋杀”的事，这就让人想到美国的一则往事。当时的联邦调查局长艾德加·胡佛的人品极差，但却又最喜欢用道德牌整肃异己。他对马丁·路德·金博士恨之入骨，千方百计透过监听与窃听，最后在金下榻的旅馆胁助下装了录音机。胡佛分别找了每家媒体的记者来听录音，但最后没有一个人愿意刊登这则新闻，理由是：
(一)金恩博士身处被迫害的焦虑状态，召妓纾压可被谅解。
(二)以不道德的手段而用道德整人，乃是不道德的极致，媒体不能做帮凶。
由美国记者的这种判断准则，台湾搞政治的能不羞愧吗？
文章最后说，目前离台湾“大选”只剩一个月而已，但负面竞选方式早已取代了正面的竞选手段。前阵子马阵营被“绿卡”搞得灰头土脸，谢营则一路狂追滥打；到了现在，则是“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之身”，换谢营被“爪耙子”问题搞得手足无措，只剩东拉西扯，愈扯愈不清楚的尴尬时候了。由于这种人格谋杀的伎俩，绿营乃是始作俑者，因此在“爪耙子”问题上受伤后，绿营已应该警惕到“杀人八百，自损三千”的古训，对负面选举术知所收敛，让选举脱离抹黑隐射的方向，重回它应有的基本方向。而对蓝营而言，在“爪耙子”问题上已扯平后，恐怕也得回头，好好在政见上、领导气质上，以及民怨民苦上多多着墨。因为此刻的台湾，已不再需要一个只会选举的“总统”，更需要一个有领袖风范，能和人民共休戚的“总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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