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怎样应对奥运危机

中共执政者应调整心态：举行奥运，出现一些抗议示威或其它事故是难以避免的，关键是你的处理是否符合法理、接近国际惯例，是否能最终避免事态扩大。简单地将“不同声音”定性为“敌对势力”，反而会强化敌对态势，使自已陷入四面楚歌境地，牵一发动全身，引起政治大危机

北京怎样应对奥运危机

何频

　　你想得到多大荣耀，就需要承担多大责任。对於试图利用奥运来提升中国影响力、增加执政合法性的中共而言，正面临着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最大的政治压力。在过去二十年，中共用拖延之术、用经济力量、用柔性手段，分而化解或掩盖了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危机。但是，很多问题亦在集结、滋长，当各种矛盾、冲突同时在奥运前后爆发的时候，中共将怎麽应对？

　　奥运是一场体育活动，正是因其非政治性才成为全球最大的盛会。所以，不能让其政治化，是使奥运正常进行的最大保护。然而，正是中共自已，率先对奥运寄予了太多的政治期待，各种政治势力借奥运表演就成了必然回报。

　　此时，可以想见中共领导人是何等的焦虑，军警部门是何等紧张。新疆飞机爆炸幸而未遂，多个藏区却发生了血腥暴乱，几乎可以肯定，未来几个月还将有一系列意外的事故发生，如果处理不善，不但将影响到奥运是否顺利，甚至可能摧毁相对平和的经济社会环境，进而掘断中国的崛起路径。但是，如果能成功化解危机，尤其是从中找到一些和解之道，中国未来的发展就会更少包袱，会更迅速地融入世界秩序，亦有利於政治体制和缓转型。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中共执政者应调整心态：无论如何，举行这样一场国际活动，出现一些抗议示威或其它事故是难以避免的，关键是你的处理是否符合法理、接近国际惯例，是否能最终避免事态扩大。简单地将“不同声音”定性为“敌对势力”，反而会强化敌对态势，使自已陷入四面楚歌境地，牵一发动全身，引起政治大危机。　　大体而分，可能借奥运进行抗议示威活动的主要势力是：民族分离者、宗教人士、人权民运分子、上访维权者等，另外还有并非专门针对中国政府的国际其它势力。而这些人的诉求不同，表达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中国政府的对策也应有区别。

民族问题一时无解

　　尽管“独立”是上世纪下半叶的国际浪潮，国家越分越多，但不允许民族分离活动，尤其是打击暴力分离活动，仍是主权国家的主流行为。综观各国分离活动，与政治民主、经济富裕、文化多元，并不一定有必然关系。相反，多元文化、民主政治有时恰恰开拓了分离空间。然而，更加尊重民族文化，用和平手段、和平谈判、妥协精神来寻求民族共存，才是长久之计、人道之策。

　　过去，北京过於依靠少数民族代理人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统治，可有时自己也被少数民族代理人绑架，使民族关系反而恶化。正是一些少数民族代理人，常常阻塞北京与达赖喇嘛的谈判通道。

　　北京将最近在藏区发生的暴动斥为达赖集团所为，过於粗暴、简单。由於达赖喇嘛在国际的崇高声望、和平形象，将暴动与达赖喇嘛挂钩，使事件更受关注、更加获得同情，北京更难解释清楚。如果这次暴动只是极端分离主义分子所为，这也是达赖喇嘛所并不认同的。北京不是有更好的着力点吗？

　　从国际政治和现实看，民族之间固然需要的是有尊严的融合，但防止国土分离也是得到主流民意支持的，所以民族分离分子如真要借奥运起事，也只不过是制造一些局部事端和新闻效果，并不会全国性蔓延，不但不会危及全国统治，反而会强化中央权威。

　　同时，由於民族问题一时无解，时下只能以“防”为主，既防对方滋事，也要防自己惹事。从目前情况判断，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区发生持续性的、大规模的武装暴动机率并不大，万一有事，即使发生在北京，也多只是局部危机，军警有能力尽快恢复控制。只有过度暴力处理，才会升级为国际抗议甚至抵制事件。但如果对方暴力过度，政府武力反制可能引起的国际社会反响也小，甚至无话可说，说也无用。

与人权民运分子找到局部共识

　　人权民运分子中，理想主义者不少，和平主义者为多，部分人或不愿意妥协，但相当多人还是愿意对话的，甚至希望通过对话达成某些共识。虽然浮上台面的这批人权民运分子人数并不多，而且缺乏有力经济奥援，似乎正被边缘化，不过他们追求的价值观，与国际主流文明趋势合一，和相当多的国人的利益诉求合一，其中某些人仍具有政治潜在影响力。不将这批人推到极端政治势力一边，应是时下当局所虑。

　　在时下中共无意政改的情况下，中共也担心人权民运分子坐大，所以难以想象当局会对人权民运分子会真正大举开放。但以早已放弃了僵化意识形态、淡化了六四情结、务实的今日领导人而言，并不难与从事人权民运活动的理性人士找到局部共识。　　可以注意到，政府有些开明官员也在就此努力，但步伐仍过於迟缓和傲慢。如果同意一部分人回国，并不会对局势造成负面冲击，相反，过去回国者中，倒是相当多的人放开了眼界，调整了心态；而王若望、刘宾雁最终客死他乡，使当局青史蒙羞。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还有年逾九旬的前中共高官许家屯，并不是因为和中共中央作对而逃离中国，而是在六四之后的恶劣政治环境下为求一安而“旅美休息”，十多年旅美期间几乎只是隐居养老，公开言论对中国改革开放支持甚多，亦赞许胡温新政。如欢迎许家屯归国，以其在香港、海外的声望，当会被人视为北京当局的“和谐大举”。

上访维权者的冲击

　　维权运动是社会发展演绎的必然结果，更是中国民主法治化的推力。其本质并不是政治反对运动，但由於维权人群本身鱼龙混杂，加上政府官员工作粗糙，也可能使维权运动转化为对抗行动，且易与民运分子合拍。

　　现在上访维权者众多，中国官员自己很清楚，这些人多数是被行政、司法处理极为不公，地方官员恶行或无能所逼。现在，中共对上访维权者采取的是官僚拖延、地区包责的方式，这种“拖”、“堵”之术，怎能堵得了芸芸众生？

　　建立公正、有效的司法系统当然是一个长期工程，但以中央政府的政治能量，尚不是没有可能在奥运之前，迅速批转处理一大批上访的积案，至少可以使之进入各地的司法或行政程序。

　　同时，让中央各部门的信访部门建立一个自动化、网络化(部分公开化)的接待、批转、追踪系统，即可大幅度、迅速缓解上访维权者对奥运的冲击力。
《多维月刊》2008年4月号


软化与宗教的矛盾

　　相比之下，宗教问题比前述问题更为复杂、更具挑战性，而且几乎是一个全国性、长期性、结构性问题。

　　对宗教在中国的复兴，一般解释为意识形态失信、社会道德失?、物欲横流的结果，虽然这种说法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对宗教认识得过於功利、简单，并没有理解到其核心价值：宗教是正常社会、正常人的精神追求、心理寄托的方式之一，往往是比物质利益更为崇高的使命，而不一定是反叛世俗社会的病理现象。

　　宗教是一种精神力量，但由於教派的不同，很容易彼此产生冲突，也很容易和世俗社会产生冲突。所以，从事宗教活动选择在休息日，政教分离，就是将之定位在个人精神追求，避免冲突。现在，世界上比较和谐、富裕、民主的国家，多是尊重宗教，同时将宗教与政治脱离的国家。

　　不过，总有某些教派势力试图混淆这些界线，也有一些政治野心者，利用宗教信仰作为政治动力，对世俗社会造成了很大冲击，甚至颠覆了一些政权。所以，宗教组织本身不一定那麽单纯，也有它的多面性。

　　中国由共产党执政之后，曾长期将宗教视为敌对势力加以迫害，近年来又试图将宗教纳入“统一战线”，为自己所用。这两种行为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既使人民的宗教信仰无法成为正常行为，又使自己背上了反宗教的原罪和包袱。於是，当数亿的人(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成为信徒的时候，中共领导人不得不警觉起来。

　　国家宗教事务局在权力序列中并不被看重，但其局长一职十多年一直由胡锦涛信任的老部属叶小文担任，显示宗教事务在胡锦涛心中的份量。从一些片断的资讯看，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都试图化解宗教与中共执政的冲突。

　　奥运前夕，观察家注意到：叶小文接受《南方周末》专访，发表了13000字的长篇意见，公开承认宗教的正面作用，这透露出中共已开始调整意识形态中对宗教的“敌视”态度。从叶小文的谈话中，可以看得出这位原本对宗教无知的官员，十多年已被熏陶出了一些“宗教情怀”，在个性表达中能感受到他的诚恳、开明、担忧，但这些表达又毫无疑问反映了官方的宗教政策思路，那就是试图将宗教管理纳入到法律范畴，扶持佛教发展，让中国成为佛教中心国，对一些基督教、天主教活动背后存在的外交、政治企图保持警觉。

　　正是因此，基督教、天主教和其它一些教派在民间的活动仍是一种地下状况，时常遭到来自警方的打击。正是压制，使某些教派的发展被扭曲，甚至违背了原有教义，从而演化出反抗能量。

　　因为世俗人士难以进入宗教系统，所以宗教界的反抗活动难以被预见。现在不能评估，在奥运期间，某些教派如何发威。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不止一个教派的人士将会有所表示。也许这正是叶小文打破官规，在《南方周末》放言的近因，希望增大对中共宗教政策的认同面，软化与宗教的矛盾。这会有些成效，但远远不够。

　　当然，中国的诸多矛盾不可能在几月之内解决，当务之急是，如何减弱各种矛盾的爆发力，从而使奥运顺利举办。长远而言，即使北京奥运圆满成功，如果不从根本性进行政改，化解内部矛盾，减弱外界的疑惑，不但奥运荣耀终会化为乌有，而且中共会长久身陷楚歌四起的境地，中国强国之梦会再次破灭。因为，一切问题的根由，正在中共体制。

《多维月刊》2008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