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日前西藏党委书记张庆黎公开形容要跟“达赖集团”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但中国总理温家宝30日却呼吁达赖“运用影响力，停止西藏暴力活动”。这一转折，实在是可圈可点。
正在老挝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0日呼吁，达赖喇嘛运用影响力，停止西藏暴力活动。温家宝指出，西藏目前情况基本稳定，并说连日来藏民示威是违背中国法律、搞打砸抢烧的暴力犯罪行为。有分析指出，有关的讲话，显示中共领导层在处理西藏暴乱事件采取较务实态度，并不是光给地方提供的信息牵着鼻子走，并显示出对“达赖集团”有所区分，而不是以为对方是铁板一块。
也许，就近日公开的资料，外界大概也可以粗略估计一下中共高层在西藏暴乱的决策经过。西藏书记张庆黎在3月7日，即西藏局面出问题之前，已公开谴责达赖喇嘛对奥运会“威胁制造麻烦”，及打算“搞破坏”；因此，当西藏3月10日有僧人上街、3月14日发生骚乱之后，中共高层立即研判“这次破坏活动是境外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和指挥”，官方新华社立即发表文章，宣布这一政治定性。温家宝本人在3月18日的记者会上，也表达了同一立场。
可是，后来西方传媒的资料指出，虽然这次暴乱明显有串连的迹象，但也可能有其他激化事件的原因。据3月14日唯一一家仍在西藏现场的西方媒体、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说法，自张庆黎在2006年上任西藏自治区书记一职后，下令厉行一条过去一直存在，但没有严格实施的法令，不许学生，干部及其家属从事一切宗教活动。
又据报道，张庆黎下令在寺院推动“爱国教育”，部份内容是要逼喇嘛谴责他们奉为精神领袖的达赖。《经济学人》又指出，张庆黎下令严禁摆挂1999年出走的噶玛巴活佛的肖像。甚至，西方记者在西藏当局安排下，也有僧侣哭着跟西方媒体表示，参与骚乱是为了更多宗教自由，跟达赖本人无关的。显然，西藏个别官员的一面之词确是出现了疑点。
有意思的是，《西藏日报》30日报道，西藏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丹增朗杰职务被免职，这是3月14日拉萨发生骚乱事件以来的首次人事变动。报道中并未说明丹增朗杰为何遭到免职，一般认为应该与314拉萨骚乱事件有关。丹增朗杰遭免职，既可能是跟当地近月厉行一些措施激起民怨有关，但也可能是别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这次人事任免反映出中央对西藏形势，已不单靠由西藏提供的资料。
再者，凝聚了不少接受西方教育的流亡年青藏民的“西藏青年大会”，也开始公开达赖自1989年开始推行的“中间路线”，流亡藏民的分岐浮出水面，反映出达赖对在西方长大的第二代藏民，确可能有鞭长莫及之叹。
跟温家宝30日讲话形成对比的是，西藏自治区的党报《西藏日报》3月20日曾转述西藏党委书记张庆黎的话说：“我们目前在同达赖集团进行一场血腥和激烈的搏斗，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西藏日报》20日的报道又指出，张庆黎19日在拉萨市举行的会议上，将骚乱事件单纯地归咎於达赖。据报道，张庆黎当时严词说：“达赖是披着神圣外衣的狼，是人脸兽心的怪物。”很明显，中共领导层对西藏形势的最新研判，跟张庆黎确是有着微妙的不同。
出於诸种利益及政治原因的驱动，地方在向中央汇报局势时，都有只说部份真相的诱因。1989年，据说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就曾误导邓小平，致使当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定调当时的群众运动为“反革命暴乱”，致使局面一发不可收拾。2003年，香港特区在向中央预估游行人数时，据说也无法准确预估出五十万人会上街。
一个巧合是，温家宝跟两件传说中的“地方误导中央”事件，皆有渊源。1989年，温家宝任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他对整件事件如何恶化，自然了解。2003年7月1日，温家宝在香港五十万人上街前数小时，还在香港看望非典死者家属。可以说，他对“地方误导中央”的祸害，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中共高层这次能修正对西藏的策略，也许是出於看到近日奥运圣火传递受干扰，因此在手法上不得不作出修正。从公共行政的角度看，这一次中央可能基於不完全资料，过快作出政治定性，实在不符“科学决策”的原则。面对重大政治事件，中共中央其实可先从“谴责暴力”这种不会违反普世价值的大原则出发，再进行调查也不迟。中国一再发生中央急於作出“政治定调”的做法，实在不符把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另一个中国当局可记取的教训是，一个干部处理危机能力，应该是评核其政绩的重要准则之一。2007年6月25日，中共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党员领导干部会议，进行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的民主推荐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曾提出了“领导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有正确政绩观，工作业绩突出，党员和群众拥护”作为其中一条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的条件。若然中共中央能贯彻这一标准，对於中国更好地举办奥运以至日后的长治久安，应该是有点帮助的。
□ 亚洲时报
正在老挝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0日呼吁，达赖喇嘛运用影响力，停止西藏暴力活动。温家宝指出，西藏目前情况基本稳定，并说连日来藏民示威是违背中国法律、搞打砸抢烧的暴力犯罪行为。有分析指出，有关的讲话，显示中共领导层在处理西藏暴乱事件采取较务实态度，并不是光给地方提供的信息牵着鼻子走，并显示出对“达赖集团”有所区分，而不是以为对方是铁板一块。
也许，就近日公开的资料，外界大概也可以粗略估计一下中共高层在西藏暴乱的决策经过。西藏书记张庆黎在3月7日，即西藏局面出问题之前，已公开谴责达赖喇嘛对奥运会“威胁制造麻烦”，及打算“搞破坏”；因此，当西藏3月10日有僧人上街、3月14日发生骚乱之后，中共高层立即研判“这次破坏活动是境外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和指挥”，官方新华社立即发表文章，宣布这一政治定性。温家宝本人在3月18日的记者会上，也表达了同一立场。
可是，后来西方传媒的资料指出，虽然这次暴乱明显有串连的迹象，但也可能有其他激化事件的原因。据3月14日唯一一家仍在西藏现场的西方媒体、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说法，自张庆黎在2006年上任西藏自治区书记一职后，下令厉行一条过去一直存在，但没有严格实施的法令，不许学生，干部及其家属从事一切宗教活动。
又据报道，张庆黎下令在寺院推动“爱国教育”，部份内容是要逼喇嘛谴责他们奉为精神领袖的达赖。《经济学人》又指出，张庆黎下令严禁摆挂1999年出走的噶玛巴活佛的肖像。甚至，西方记者在西藏当局安排下，也有僧侣哭着跟西方媒体表示，参与骚乱是为了更多宗教自由，跟达赖本人无关的。显然，西藏个别官员的一面之词确是出现了疑点。
有意思的是，《西藏日报》30日报道，西藏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丹增朗杰职务被免职，这是3月14日拉萨发生骚乱事件以来的首次人事变动。报道中并未说明丹增朗杰为何遭到免职，一般认为应该与314拉萨骚乱事件有关。丹增朗杰遭免职，既可能是跟当地近月厉行一些措施激起民怨有关，但也可能是别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这次人事任免反映出中央对西藏形势，已不单靠由西藏提供的资料。
再者，凝聚了不少接受西方教育的流亡年青藏民的“西藏青年大会”，也开始公开达赖自1989年开始推行的“中间路线”，流亡藏民的分岐浮出水面，反映出达赖对在西方长大的第二代藏民，确可能有鞭长莫及之叹。
跟温家宝30日讲话形成对比的是，西藏自治区的党报《西藏日报》3月20日曾转述西藏党委书记张庆黎的话说：“我们目前在同达赖集团进行一场血腥和激烈的搏斗，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西藏日报》20日的报道又指出，张庆黎19日在拉萨市举行的会议上，将骚乱事件单纯地归咎於达赖。据报道，张庆黎当时严词说：“达赖是披着神圣外衣的狼，是人脸兽心的怪物。”很明显，中共领导层对西藏形势的最新研判，跟张庆黎确是有着微妙的不同。
出於诸种利益及政治原因的驱动，地方在向中央汇报局势时，都有只说部份真相的诱因。1989年，据说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就曾误导邓小平，致使当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定调当时的群众运动为“反革命暴乱”，致使局面一发不可收拾。2003年，香港特区在向中央预估游行人数时，据说也无法准确预估出五十万人会上街。
一个巧合是，温家宝跟两件传说中的“地方误导中央”事件，皆有渊源。1989年，温家宝任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他对整件事件如何恶化，自然了解。2003年7月1日，温家宝在香港五十万人上街前数小时，还在香港看望非典死者家属。可以说，他对“地方误导中央”的祸害，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中共高层这次能修正对西藏的策略，也许是出於看到近日奥运圣火传递受干扰，因此在手法上不得不作出修正。从公共行政的角度看，这一次中央可能基於不完全资料，过快作出政治定性，实在不符“科学决策”的原则。面对重大政治事件，中共中央其实可先从“谴责暴力”这种不会违反普世价值的大原则出发，再进行调查也不迟。中国一再发生中央急於作出“政治定调”的做法，实在不符把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另一个中国当局可记取的教训是，一个干部处理危机能力，应该是评核其政绩的重要准则之一。2007年6月25日，中共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党员领导干部会议，进行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的民主推荐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曾提出了“领导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有正确政绩观，工作业绩突出，党员和群众拥护”作为其中一条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的条件。若然中共中央能贯彻这一标准，对於中国更好地举办奥运以至日后的长治久安，应该是有点帮助的。
□ 亚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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