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震海（香港）
西藏最近发生二十年来最大规模的骚乱，引起国际高度关注。虽然这几天中国官方陆续公布了一些事实真相，但由于仍未开放外国记者前往当地采访，因此各种消息满天飞；欧洲国家有网民认为，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无论说什么都不会有人相信。这话听上去刺耳，但却反映了西方世界在西藏问题上的某些固有思维和情结。中国若能仔细研究，进而从克服自身政治文化的局限出发，改善国际公关技巧，相比在距离北京奥运尚有四个半月之际，面对未来仍可能随时发生的各种危机，当有一定益处。
西藏问题错综复杂，其间在汉藏情结、文明尊重与对话等方面有许多需要深入探讨的领域，这些问题的长期延误，加上政治利益的犬牙交错，导致西藏事务日趋复杂。但就此次风波而言，显然是骚乱在前，官方依法处理在后，而且骚乱的打砸抢程度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此类事件发生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无论其深层背景如何，政府均会依照程序进行处理，九二年洛杉矶和2005年巴黎骚乱无不如此。
唯独到了西藏问题，西方媒体和知识界就换了一种思维。无论在过去就西藏问题而产生的争执，还是在此次风波中，西方知识界几乎一面倒谴责中国政府，此次更是指责动用警力，并要求中国克制，而不顾骚乱在前的基本事实。西方知识界的批判主义和实证主义精神，在西藏问题上完全让位于概念化认知，这显然与某些深层情结有关。因此，研判西方的立场，出台国际公关措施，第一步当研究西方知识界的这一深层情结。
西方的多种情结和盲点
在西藏问题上，西方知识界具有互相交织的多重情结，导致的结果就是知识界和公众在形成看似正义、实质混乱和无法理清乃至自拔的怪圈。
情结之一：西方知识界长期具有批判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传统，注重公民自由、人权和自决，以不信任政府为基本特征，这是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后，西方社会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问题是：当这笔精神财富遇到西藏问题，就会由于后文将要阐述的另几类因素，而变得扭曲或至少变形。
情结之二：过去数百年东西方秩序倾斜过程，导致西方因其现代化的成功而成为世界的楷模，而人权、民主、自由和公民自决等被历史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价值观，自然便成为所谓的主流价值观，因此在西方与中国交往的过程中，始终有一种底气十足的居高临下，再加上就一般意义而言，中国确实无法也不应该拒绝由西方缘起，而今已成为普世价值观一部分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中西对话的天平由此就更为倾斜。
情结之三：由于西方现代化的迅速发展，以及东西方秩序的极度倾斜，西方社会（尤其是欧洲主要国家）蔓延着一种对人类原始文明的猎奇般的热衷和近乎宗教般的狂热，其代表首先是非洲和西藏。这种文化现象本身无可非议，问题是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某些“非文化因素”，于是就会变得复杂起来。比如在西藏问题上，西方知识界对西藏原始文化或猎奇或虔诚的热衷，就导致其必然对任何介入西藏问题的其他因素采取不客观的态度。
情结之四：西方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仍存在巨大的差异，尤其是冷战结束后西方主流价值观更是在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大多数国家交往中处于既合理又居高临下的地位，因此同样是美国或法国警方可以依法处理其国内的骚乱（不管骚乱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多么复杂），但到了中国身上，便立刻成为谴责的对象。
上述四种情结的交织，就导致西方知识界的内在分裂和困惑。这种分裂和困惑归纳起来就是：一、批判主义、自由主义与简单化思维的结合；二、实证主义传统与忽略事实和逻辑之间的悖论。
西方尤其是欧洲知识界在西藏问题上的这些情结和困惑，在相当程度影响了西方的公众舆论和思维。但就整体而言，正是在这些认知交错和误解中，蕴藏着中国展开有效国际公关的巨大空间。
须把握的几个关键
就西藏问题的国际公关而言，笔者之前曾提出迅速、坦诚、透明的原则。之所以说中国不能忽视在西藏问题上国际公关，原因不但在于这一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同时更在于从现在起到八月北京奥运，这一问题若处理不好，还可能引起更强烈的国际冲击波。
同时必须看到，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长期来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这为中国与西方在西藏问题上的互动，搬掉了一个结构性的障碍。而且也应看到，即便在西藏风波发生后，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政府都还是希望北京对此保持克制态度，并尽力维持与北京官方的沟通渠道；尤其在是否抵制北京奥运的问题上，至今没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方表示将采取抵制行动。只要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府不介入，抵制奥运行动就掀不起大风波。因此，在这次的西藏问题上，北京只要迅速平息事端，如实公布真相，就可以做到降低北京奥运受到的冲击。
在这方面，显然存在着长期公关和短期公关两个问题。就长期公关而言，涉及到中国与西方长期沟通的问题，当然也涉及到中国在这过程中逐步完善或调整其对西藏政策的问题；就短期公关而言，则涉及到在近期如何让国际社会更多了解事实真相的问题，其中尤其是开放外国记者进入西藏实地采访。
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公关，都涉及到几个关键：一、以坦诚心态面对国际社会，哪怕是面对充满误解的人士；二、从国际社会的多重情结及其盲点（见上文阐述）入手，用国际社会通用的语言和方式，展开有说服力的工作；三、从西方一些大牌专栏作家和知识界人士着手开展工作，进行沟通，同时也可有精通西方的的人士在西方报刊上撰写文章。
·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西藏最近发生二十年来最大规模的骚乱，引起国际高度关注。虽然这几天中国官方陆续公布了一些事实真相，但由于仍未开放外国记者前往当地采访，因此各种消息满天飞；欧洲国家有网民认为，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无论说什么都不会有人相信。这话听上去刺耳，但却反映了西方世界在西藏问题上的某些固有思维和情结。中国若能仔细研究，进而从克服自身政治文化的局限出发，改善国际公关技巧，相比在距离北京奥运尚有四个半月之际，面对未来仍可能随时发生的各种危机，当有一定益处。
西藏问题错综复杂，其间在汉藏情结、文明尊重与对话等方面有许多需要深入探讨的领域，这些问题的长期延误，加上政治利益的犬牙交错，导致西藏事务日趋复杂。但就此次风波而言，显然是骚乱在前，官方依法处理在后，而且骚乱的打砸抢程度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此类事件发生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无论其深层背景如何，政府均会依照程序进行处理，九二年洛杉矶和2005年巴黎骚乱无不如此。
唯独到了西藏问题，西方媒体和知识界就换了一种思维。无论在过去就西藏问题而产生的争执，还是在此次风波中，西方知识界几乎一面倒谴责中国政府，此次更是指责动用警力，并要求中国克制，而不顾骚乱在前的基本事实。西方知识界的批判主义和实证主义精神，在西藏问题上完全让位于概念化认知，这显然与某些深层情结有关。因此，研判西方的立场，出台国际公关措施，第一步当研究西方知识界的这一深层情结。
西方的多种情结和盲点
在西藏问题上，西方知识界具有互相交织的多重情结，导致的结果就是知识界和公众在形成看似正义、实质混乱和无法理清乃至自拔的怪圈。
情结之一：西方知识界长期具有批判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传统，注重公民自由、人权和自决，以不信任政府为基本特征，这是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后，西方社会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问题是：当这笔精神财富遇到西藏问题，就会由于后文将要阐述的另几类因素，而变得扭曲或至少变形。
情结之二：过去数百年东西方秩序倾斜过程，导致西方因其现代化的成功而成为世界的楷模，而人权、民主、自由和公民自决等被历史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价值观，自然便成为所谓的主流价值观，因此在西方与中国交往的过程中，始终有一种底气十足的居高临下，再加上就一般意义而言，中国确实无法也不应该拒绝由西方缘起，而今已成为普世价值观一部分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中西对话的天平由此就更为倾斜。
情结之三：由于西方现代化的迅速发展，以及东西方秩序的极度倾斜，西方社会（尤其是欧洲主要国家）蔓延着一种对人类原始文明的猎奇般的热衷和近乎宗教般的狂热，其代表首先是非洲和西藏。这种文化现象本身无可非议，问题是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某些“非文化因素”，于是就会变得复杂起来。比如在西藏问题上，西方知识界对西藏原始文化或猎奇或虔诚的热衷，就导致其必然对任何介入西藏问题的其他因素采取不客观的态度。
情结之四：西方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仍存在巨大的差异，尤其是冷战结束后西方主流价值观更是在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大多数国家交往中处于既合理又居高临下的地位，因此同样是美国或法国警方可以依法处理其国内的骚乱（不管骚乱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多么复杂），但到了中国身上，便立刻成为谴责的对象。
上述四种情结的交织，就导致西方知识界的内在分裂和困惑。这种分裂和困惑归纳起来就是：一、批判主义、自由主义与简单化思维的结合；二、实证主义传统与忽略事实和逻辑之间的悖论。
西方尤其是欧洲知识界在西藏问题上的这些情结和困惑，在相当程度影响了西方的公众舆论和思维。但就整体而言，正是在这些认知交错和误解中，蕴藏着中国展开有效国际公关的巨大空间。
须把握的几个关键
就西藏问题的国际公关而言，笔者之前曾提出迅速、坦诚、透明的原则。之所以说中国不能忽视在西藏问题上国际公关，原因不但在于这一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同时更在于从现在起到八月北京奥运，这一问题若处理不好，还可能引起更强烈的国际冲击波。
同时必须看到，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长期来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这为中国与西方在西藏问题上的互动，搬掉了一个结构性的障碍。而且也应看到，即便在西藏风波发生后，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政府都还是希望北京对此保持克制态度，并尽力维持与北京官方的沟通渠道；尤其在是否抵制北京奥运的问题上，至今没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方表示将采取抵制行动。只要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府不介入，抵制奥运行动就掀不起大风波。因此，在这次的西藏问题上，北京只要迅速平息事端，如实公布真相，就可以做到降低北京奥运受到的冲击。
在这方面，显然存在着长期公关和短期公关两个问题。就长期公关而言，涉及到中国与西方长期沟通的问题，当然也涉及到中国在这过程中逐步完善或调整其对西藏政策的问题；就短期公关而言，则涉及到在近期如何让国际社会更多了解事实真相的问题，其中尤其是开放外国记者进入西藏实地采访。
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公关，都涉及到几个关键：一、以坦诚心态面对国际社会，哪怕是面对充满误解的人士；二、从国际社会的多重情结及其盲点（见上文阐述）入手，用国际社会通用的语言和方式，展开有说服力的工作；三、从西方一些大牌专栏作家和知识界人士着手开展工作，进行沟通，同时也可有精通西方的的人士在西方报刊上撰写文章。
·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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