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个年代》：解读谜案潘汉年（2）
王可／
1945年初潘汉年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期间，欲向毛泽东汇报此事。因为此前，重庆国民党当局已获知了汪精卫在南京秘密会见中共人士的消息，遂借机大造舆论攻击中共；而延安方面对此事毫不知情，斥责国民党造谣生事，并几次以中共中央名义通过报界郑重辟谣。这种情况使潘汉年痛感南京之行后果很严重，所以去见毛泽东想如实坦露详情。但在谈话过程中，潘汉年因为心情有些紧张，连言语也失去了往日的流畅，毛泽东误以为潘汉年是受饶漱石的告状引起的失态，没有等他继续说下去，就笑着对潘汉年说：“你不用紧张嘛！你这几年在敌后的工作中央是了解的，对你是完全信任的。外面有些谣传，我们并不相信，你也不用害怕。中央会为你澄清的。”这一句话使潘汉年感到惶惑不安，又使他极为感激和欣慰，看到毛泽东对他如此信任和关怀，潘汉年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潘汉年没及时向中央汇报，显然是重大错误，毛泽东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似乎也可理解，但何以要立即逮捕呢？又何以很快就公开宣布潘为“内奸、特务、反革命”呢？
1955年7月1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彭真在全国人大的工作报告，报告最后宣布了关于批准逮捕审判潘汉年、胡风两代表的消息。
这个消息震惊了全国上下。这位1906年出生，1924年加入创造社，1925年入党，参加过北伐，领导过“左联”，参与过中央特科工作，到过中央苏区，参加过长征，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开山铺路，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高层领导人，须臾之间成为反革命，真是不可思议又骇人听闻！
情报部门的同志感到压力很大。不久，周恩来在情报部、公安部、监察部三部的联席大会上，谈到了潘汉年案件。周要大家不要紧张，他说：“我和潘汉年的交往，历史最长，关系最深，我都不紧张，你们紧张什么？”
周恩来要罗青长（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告诉李克农(时为中央情报部长)，组织一个小组，查一下解放前潘汉年和中央来往文电的有关档案，搞一个审查报告。这个小组的成员有总理办公室秘书许明，公安部12局局长狄飞，罗任组长。三个人查了1939年3月到1948年8月潘汉年与中央来往电文，搞了3个月。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档案均有记载，中央都是知道的。中央对他的工作也都是肯定的。经过审查，由李克农出面于1955年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报告列了7个疑点，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这几个疑点问题，后来都完全弄清楚了。当时提这几个问题，实际上是陪衬，因为既然是审查，当然不能不提疑点。
接着，报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
（一）是中央一再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
（二）潘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利用日本驻港副领事刻户根木和小泉都有正式报告。
（三）潘汉年提供了决策情报：（1）关于德国进攻苏联时间的准确情报，他在1941年6月13日报告说苏德战争一触即发，延安于6月20日收到。（2）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3）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这些都是当时延安，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注的问题，是起了决策作用的战略情报，得到了中央的好评。
那是个已逝去久远的年代，但让我们再回味一下那年代活过的人们，发生过的事情。本书所叙述的人和事，从建国初到文革，几乎涵盖了整个毛泽东时代。
（四）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如关于上海武装起义的事。日本投降后，中央曾一度决定要搞武装暴动，解放上海。当时上海党组织反映可以干。毛主席开始也同意。但两天后，心里感到不踏实，就召集会议，提出重新考虑，最后决定停止武装起义。潘汉年当时是上海行动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件事前前后后潘汉年都是知道的，而国民党一点也不知道。如果消息泄漏出去，我们上海的党组织还不是被一网打尽？潘汉年经管好几部秘密电台，知道许多机密，但都未出事，怎么能说他是内奸呢？至于说上海“二六”轰炸是他利用国民党的秘密潜伏电台提供的情报，陈云同志说，那是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了，国民党在上海统治那么多年，连杨树浦发电厂在哪儿还不清楚？还用你给他指目标啊！
（五）潘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正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是毛主席、周总理所知道的。
李克农的报告，有理有据，十分有力，结论是潘汉年虽然有疑点，但根据大量档案反映的事实，请中央予以重视，慎重考虑潘汉年问题。
当时，至少有周恩来、陈云两个党中央副主席是明确反对对潘汉年这样处理的，在毛去世后，也是陈云大力主张为潘平反的。那么，毛泽东为何要一意孤行呢？到1957年，潘汉年案件已全部调查清楚，但毛泽东却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为潘汉年案定了性，他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ＣＣ派人物，现在关在监狱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公安部根据毛泽东的定性，重新提出了对潘案的处理意见上报中央。1962年5月30日，中央对公安部的报告作了正式批示：潘汉年是暗藏党内很久的内奸，罪行极为严重，论罪该杀。由于是从内部查出的，因此给予宽大处理。翌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并当场向潘汉年宣布了终审判决：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可／
1945年初潘汉年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期间，欲向毛泽东汇报此事。因为此前，重庆国民党当局已获知了汪精卫在南京秘密会见中共人士的消息，遂借机大造舆论攻击中共；而延安方面对此事毫不知情，斥责国民党造谣生事，并几次以中共中央名义通过报界郑重辟谣。这种情况使潘汉年痛感南京之行后果很严重，所以去见毛泽东想如实坦露详情。但在谈话过程中，潘汉年因为心情有些紧张，连言语也失去了往日的流畅，毛泽东误以为潘汉年是受饶漱石的告状引起的失态，没有等他继续说下去，就笑着对潘汉年说：“你不用紧张嘛！你这几年在敌后的工作中央是了解的，对你是完全信任的。外面有些谣传，我们并不相信，你也不用害怕。中央会为你澄清的。”这一句话使潘汉年感到惶惑不安，又使他极为感激和欣慰，看到毛泽东对他如此信任和关怀，潘汉年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潘汉年没及时向中央汇报，显然是重大错误，毛泽东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似乎也可理解，但何以要立即逮捕呢？又何以很快就公开宣布潘为“内奸、特务、反革命”呢？
1955年7月1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彭真在全国人大的工作报告，报告最后宣布了关于批准逮捕审判潘汉年、胡风两代表的消息。
这个消息震惊了全国上下。这位1906年出生，1924年加入创造社，1925年入党，参加过北伐，领导过“左联”，参与过中央特科工作，到过中央苏区，参加过长征，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开山铺路，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高层领导人，须臾之间成为反革命，真是不可思议又骇人听闻！
情报部门的同志感到压力很大。不久，周恩来在情报部、公安部、监察部三部的联席大会上，谈到了潘汉年案件。周要大家不要紧张，他说：“我和潘汉年的交往，历史最长，关系最深，我都不紧张，你们紧张什么？”
周恩来要罗青长（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告诉李克农(时为中央情报部长)，组织一个小组，查一下解放前潘汉年和中央来往文电的有关档案，搞一个审查报告。这个小组的成员有总理办公室秘书许明，公安部12局局长狄飞，罗任组长。三个人查了1939年3月到1948年8月潘汉年与中央来往电文，搞了3个月。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档案均有记载，中央都是知道的。中央对他的工作也都是肯定的。经过审查，由李克农出面于1955年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报告列了7个疑点，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这几个疑点问题，后来都完全弄清楚了。当时提这几个问题，实际上是陪衬，因为既然是审查，当然不能不提疑点。
接着，报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
（一）是中央一再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
（二）潘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利用日本驻港副领事刻户根木和小泉都有正式报告。
（三）潘汉年提供了决策情报：（1）关于德国进攻苏联时间的准确情报，他在1941年6月13日报告说苏德战争一触即发，延安于6月20日收到。（2）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3）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这些都是当时延安，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注的问题，是起了决策作用的战略情报，得到了中央的好评。
那是个已逝去久远的年代，但让我们再回味一下那年代活过的人们，发生过的事情。本书所叙述的人和事，从建国初到文革，几乎涵盖了整个毛泽东时代。
（四）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如关于上海武装起义的事。日本投降后，中央曾一度决定要搞武装暴动，解放上海。当时上海党组织反映可以干。毛主席开始也同意。但两天后，心里感到不踏实，就召集会议，提出重新考虑，最后决定停止武装起义。潘汉年当时是上海行动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件事前前后后潘汉年都是知道的，而国民党一点也不知道。如果消息泄漏出去，我们上海的党组织还不是被一网打尽？潘汉年经管好几部秘密电台，知道许多机密，但都未出事，怎么能说他是内奸呢？至于说上海“二六”轰炸是他利用国民党的秘密潜伏电台提供的情报，陈云同志说，那是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了，国民党在上海统治那么多年，连杨树浦发电厂在哪儿还不清楚？还用你给他指目标啊！
（五）潘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正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是毛主席、周总理所知道的。
李克农的报告，有理有据，十分有力，结论是潘汉年虽然有疑点，但根据大量档案反映的事实，请中央予以重视，慎重考虑潘汉年问题。
当时，至少有周恩来、陈云两个党中央副主席是明确反对对潘汉年这样处理的，在毛去世后，也是陈云大力主张为潘平反的。那么，毛泽东为何要一意孤行呢？到1957年，潘汉年案件已全部调查清楚，但毛泽东却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为潘汉年案定了性，他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ＣＣ派人物，现在关在监狱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公安部根据毛泽东的定性，重新提出了对潘案的处理意见上报中央。1962年5月30日，中央对公安部的报告作了正式批示：潘汉年是暗藏党内很久的内奸，罪行极为严重，论罪该杀。由于是从内部查出的，因此给予宽大处理。翌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并当场向潘汉年宣布了终审判决：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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