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明，陆军突击总队有三个训练场，“第四期补充兵”所在的宜良基地是基础训练营，“岗头村基地”是战术训练营，巫家坝是伞兵营地。当时，“一期兵”已经能上天了，“二期兵”属于机降部队、在岗头村训练，蔡智诚到了巫家坝，就和“三期兵”一起、在地面练习跳伞动作。
刚开始，蔡智诚接受的考核比较简单，单杠、跳马、立定跳远，这些都是中学体育课上的内容，很容易完成。后面的项目就比较新鲜了，“天桥行进”是在一根晃晃悠悠的木板上走来走去，目的是为了练习平衡能力，免得以后在飞机里遇到颠簸就动弹不了；“高台跳跃”是从一个三米左右的台子上往下蹦，主要练习跳伞的落地动作；“机仓跃出”是在一架假飞机里坐好，挂好伞钩、检查伞包，然后根据指令跃出机仓，目的是为了练习离机动作；再有就是“吊伞架”，背着伞包吊在三角架上，练习操纵方向——这些内容也不算难。
让蔡智诚比较头疼的是“空中飞跃”和“连续飞跃”。前者是从一根木桩上起跳，抓住两米开外一个晃来晃去的吊环；后者更夸张，一长溜木架子上挂着十多根绳子，抓住第一个绳索荡过去、再抓住下一根绳索荡起来……如此循环反复，象只猴子一样荡悠到终点。蔡智诚总是从绳子上、吊环上摔下来，练了两个星期、整得鼻青脸肿，好不容易才过了关。
不过，令大多数人最为难的“高塔跳下”，蔡智诚却觉得无所谓——那是一座四十多米高的垂直塔架，顶端有间小房子、一根钢丝绳从塔顶连接到地面，伞兵挂着安全带、顺着钢丝滑下来，中途还要做几个技术动作——这其实没有什么危险，但问题是新兵们从塔顶的小房间里钻出来，一探头看见脚下离地面那么远，顿时就慌了，站在门口不敢动。再加上教官又在旁边狂吼：“one second，two second，three second，go go go！”，更是紧张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好多人都是在这个环节上卡了壳。
“高塔跳下”之后就来真格的了，上飞机跳伞。
空中训练之前，地面的考核项目必须全部合格。蔡智诚是45年5月30号首次上天的，这时候，许多与他同期的、比他早期的补充兵，甚至许多“伞兵一团”时期的老兵都还在地面上练习，没有取得上飞机的资格。
有资格上飞机的人也不一定能过关——按美军的规定，跳伞考核实行的是“自愿原则”。在进行装具准备的时候，教官就告诉大家：“不想跳伞的人可以出列，不受处罚，也不会失去下次再跳的资格”，临出发的时候又说一遍、上了飞机还这么说，于是就有人卸下伞包离开了。带队官急忙朝机舱外面嚷嚷：“还有座位！谁来参加？”，跟着就有其他伞兵自愿补充进来……
飞机升空，先转悠两圈，让大家放松情绪。
黄灯亮是准备跳伞，伞兵起立检查挂钩和伞具，绿灯一亮就开跳。这时候，有人顶不住了，死活不肯往前走，哭得满脸鼻涕眼泪，教官是不能逼着新兵往下跳的，只好让他们再坐着飞机回去——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原谅，但如果下次还是这样，就只能转到其他部队，没资格当伞兵了。
头一次跳伞，蔡智诚也害怕。最紧张的是从座位走向舱门的那段路，按条例规定，伞兵跳伞时手掌的四指应该放在舱门的外侧，可走到机舱门口，大部分人都不由自主地用双手顶住机舱的内壁。遇到这种情况，教官只好把这人拉回来重新排队，反正他一旦采取了这个姿势，你想推他出去也办不到。
事实上，只要把手伸出机舱，就不再感到害怕，反而会产生跃跃欲试的冲动。教官一拍头盔，伞兵的身子就往前扑，怎么蹦出去的都不知道。
刚离开飞机的时候，强烈的气流刺激着眼睛，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可不一会，“嘭”的一声，背后震动一下，伞衣打开了，降落伞随即漂浮在空中，伞兵们在天上哈哈大笑、冲着地面狂吼乱叫，真是兴奋极了。
抗战期间，国军伞兵只具备强制开伞（挂钩跳伞）的手段，没有装备备用伞（有也不会用）。所以，一方面，士兵跳出飞机以后只能听天由命，如果主伞出毛病就死定了；另一方面，这也使得伞兵的空降高度几乎是固定的，从600公尺处跳出机舱，就等于有400公尺的距离要任凭地面火力“打活靶”。
不过，在当时，蔡智诚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这其中的可怕。跳伞成功的喜悦盖过了一切担忧，每个人的心情都沉浸在“天兵天将”的幸福和自豪之中。
跳伞成功之后，就可以正式编入伞兵分队。蔡智诚当天就被分配到伞兵二队的第二分队。
陆军突击总队下设二十个队（以后又增设了一个特务队和两个补充大队），每个队的兵力相当于一个加强连，火力却超过了普通的步兵营。
以蔡智诚所在的伞兵二队为例。该队编制208人，下设6个分队（排），1、2、3分队为伞兵分队，4、5、6分队为机降分队。每个伞兵分队36人，配备火箭筒3门、轻机枪3挺、狙击步枪3枝、冲锋枪9枝、卡宾枪18枝；4分队（炮兵分队）配备60迫击炮6门；5分队（机枪分队）配备0.50英寸气冷式重机枪4挺；6分队（工兵分队）配备扫雷器、爆破设备和建筑器材。
伞兵二队配备有美式吉普车（机降车辆），各分队配备了电台和对讲机，组长以上军官配发望远镜，此外，每个伞兵都备有指南针、伞兵刀和四五式手枪。
伞兵二队队长是姜键少校，第二分队队长是周之江上尉，蔡智诚是二分队的技术上士，任务是负责设备维护。二分队的传令兵是他的老熟人——207师战防炮营的通信兵潘崇德。
突击总队的各个队都有自己的代号，一队“诸葛”、二队“伏波”、三队“世忠”、四队“武穆”，这四个队是“鸿翔部队”最早完成训练科目的连队——不过，说是“完成训练”，其实有点打马虎眼。比如蔡智诚只跳过一次伞，连伞兵证章都没有得到，也算是合格的军士了。
根据美国人的规矩，无论官兵，必须连续跳伞八次（每次的考核内容都不一样），全部合格，才能颁发伞兵证章。如果中间有一次不过关、或者两次之间的间隔时间超过一个月，都必须从头再来。按照这个标准，别说伞兵二队，就连全突击总队也没有多少人能拿到伞兵证章。
当然，这事也不能怪当兵的。伞兵证章是个椭圆型的胸牌，上面画着个带翅膀的降落伞，蔡智诚做梦都想得到那个东西，一有空，他就抱着伞兵装具、揣着跳伞成绩表跑到机场上，等着带队官喊：“还有座位！谁来参加？”，可等来等去也没等到机会。
1945年6月6日下午，蔡智诚和几个同伴挤在一辆摩托车上，准备去机场当“替补”。车子刚到路口就被拦下来了，一群带白箍的哨兵摆着手说：“回去回去，机场戒严了”
伞兵二队的几个士兵只好往回走，一路上还议论着：“机场戒严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什么大人物要来视察了？”
回到军营，看见传令兵潘崇德正跑来跑去地通知大家：“今天下午开澡堂，要洗澡的赶快去”。那时候，连队澡堂的锅炉是烧柴油的，通常只在晚饭后开放一两个小时，现在居然让大家下午去洗澡，肯定是遇到什么事了。
晚饭后，兵营里忽然来了一伙美国军官。蔡智诚还在想：“今天又戒严又洗澡的，难道就是为了迎接这几个美国佬？”，可就在这时，分队长周之江传达命令：“各组进入战斗准备，即刻领取战备物资”。
伞兵分队下设三个战斗组（班），组长都是些中尉少尉。他们跑到库房里来领弹药，一边议论着：“要打仗了，打什么地方呀？”
“嗨！谁在乎那个，当伞兵的，坐上飞机直奔战场，到哪里打仗？跳下去就知道了”
夜里十点，蔡智诚和他的战友们乘车前往昆明巫家坝机场。
——看过《兄弟连》的朋友应该知道，101空降师506团2营E连的官兵是在佐治亚州训练了一年多以后才奔赴欧洲的，并且又在英国经过了多次演习才踏上战场。而国军第五集团军陆军突击总队第二伞兵队，组建时间不到三个月、接触伞兵装备只有两个月，大部分战士的跳伞经历不超过四次、没有进行过任何演习，可他们同样登上飞机、义无返顾地投身抗日战场了。
伞兵们陆续走进机舱的时候，美军顾问赫斯少校对中国小伙子说：“年青人，我为你们而自豪。今天以前，只有同伴知道你们的名字，明天以后，你们的名字将会是中国军队的骄傲！”
1945年6月6日夜间，“陆军突击总队”第二伞兵队进入“红色战勤（登机）准备”，各分队根据作战条例的规定领取军需物资。这一下，可把蔡智诚忙坏了。
蔡智诚是分队的技术上士，主要职责是保证武器装备的正常使用——这并不难做到，因为伞兵的武器、弹药、给养、装具……从枪炮到子弹、从头盔到鞋带，样样都是美国货，而且全是崭新的。
说起来，“技术上士”其实并不需要多高的技术水平——美国人的装备，只要是用箱子装的，里面都有本说明书——手雷箱子里的说明书告诉你“保险插销”安装在什么地方，罐头箱子里的说明书不仅提示你如何正确地打开铁皮盖子、还叮嘱你注意牛肉的保质期。所以，只要能看得懂英文、再具备一点基本常识，谁都能当这个“技术上士”。
技术含量虽然不高，可杂七杂八的事情却有不少，临战之前更是手忙脚乱。
按照美军的规矩，士兵的日常装具是训练时用的，宣布“红色战勤”之后要另发一套新装备。这其中包括：
一个伞兵头盔（防震盔，里面配一顶船形帽），一双跳伞鞋（短腰皮靴），一双作战鞋（帆布胶鞋），一个作战行囊（里面装有一条军毯、一套新衣服、一件尼龙雨衣、一包香烟、一包巧克力、两个肉罐头、两包饼干），一个急救包（里面装着消炎药、消毒药、止血药、止痛剂、止腹泻药片……），一把伞兵刀，一把折叠铁锹，一只手电筒、一个军用水壶（带饭盒），还有一个基数的弹药（四枚手雷、50发手枪子弹、200发步枪子弹）。除此之外，伞兵们还需要携带其他弹药，比如地雷、炸药、机枪子弹或者火箭筒弹……
这些东西（包括香烟饼干）全都是美国货，需要“技术上士”把各种说明书统统念一遍。而且，上述的这些内容只是最低携带量的装备，如果有谁的力气大、愿意多背多扛，无论是弹药还是食物药品，都可以随便拿——因为伞兵与普通步兵不同，一旦投入战场，后勤供应就难以保证，最可靠的办法是把必要的东西都随身带着。所以，有些人就拼命领东西，再把降落伞包和武器背在肩上，几乎都站不起来了。
分发装具的时候，“技术上士”还要给每个人一个防水袋，那里面装着一张照片和一张军人登记卡——美国兵的脖子上有“军牌”，咱们国军没那玩意，只好用这小袋子代替。
趁这个时候，大家还要把平时积攒下来的军饷交到“技术上士”的手上，逐一登记家庭地址，这样，“如果有谁回不来了”，部队也知道应该把钱和书信寄到什么地方去。至于作战期间的开销就用不着士兵们操心了，军官那里不仅有敌占区的钞票，而且还准备了现大洋——那可是硬通货。
忙完这些事，已是夜里十二点，伞兵们乘车前往机场。
巫家坝机场上停着十多架美军运输机，有C46、也有C47。蔡智诚他们在飞机翅膀底下坐着，过了一会，机场外呼啦啦开过来好多辆卡车和吉普车，从车下跳下几十个美国兵，七手八脚地往飞机上装运箱子。
突击总队的司令官李汉萍少将（黄埔六期生，湖南长沙人。49年被俘，66年获特赦）也来了，和他一起的还有几个美国军官，其中就有赫斯少校。
在当时，突击总队的美军顾问来自两个方面，一部分是第11空降师的，为首的是顾问团团长考克斯中校；另一部分来自第十四航空队，赫斯少校就是他们的头。第十四航空队的这批人其实并不是正规的伞兵，但他们在中国呆的时间长、对国军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担负了机降部队的训练任务。赫斯少校原先是在“美国志愿航空队”搞后勤维护工作的，现在当了考克斯中校的副手，这个人四十岁左右，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不过，因为他平日里不大接触伞降训练，所以伞兵分队的官兵们对他并不十分熟悉。
在这一天的夜里，上级长官对士兵们格外客气。李汉萍司令挨着个与大家握手，司令部的军官还把战士们逐一扶上舷梯（伞兵的装备太重，爬梯子必须有人协助）。赫斯少校拍着中国伞兵的肩膀，大声说道：“年青人，我为你们自豪。今天以前，只有同伴知道你们的名字，明天以后，你们的名字将会是中国军队的骄傲！”
蔡智诚和伙伴们登机的时间大约是在凌晨四点左右。
队长的安排是让大家在机舱里抽空睡一觉，可战士们哪里睡得着。于是就唱起歌来——握紧手中枪，擦亮手中刀，报仇雪恨的时候到，舍身杀敌在今朝……
一架C47只能运送三十名伞兵，因此，三个伞兵分队的士兵就占用了四架运输机。
机舱门没有关上，战士们不断地向外张望，一会儿说：“看呐，机降分队登机了”，一会儿又喊：“看啊，看啊，美国兵也上飞机了”
大家都在猜测空降作战的地点。有人开玩笑说：“美国人一起去，弄不好是要攻打东京哟！”
其他人都乐了：“这个主意不错，让咱们降落在日本皇宫、把昭和天皇抓起来，战争立马就可以宣告胜利了！”
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十分开心，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天色蒙蒙亮的时候，飞机滑出跑道，在巨大的轰鸣声中飞上了天空。从巫家坝机场起飞的十五架飞机，伞兵二队队部乘坐了一架，另外有四架运载伞兵分队、五架运送机降分队和美国人，其余五架满载着军需物资。
运输机在天上转了一圈，又等来了二十四架护航战斗机。接着，庞大的机群迎着太阳升起的方向，浩浩荡荡地向东飞去。
飞机升空以后，机舱里立刻安静下来。大家闭着眼睛养精蓄锐，其实都在默默地想心事。
蔡智诚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跳伞程序的各个环节，毕竟，这之前他只跳过一次伞，业务生疏，倘若还没见到敌人的影子先就把自己给摔死了，那可实在是太冤枉。
太阳出来了，阳光透过驾驶室照射到机舱里，照到人们的脸上。伞兵们睁开眼睛，好奇地打量着驾驶舱里的飞行员，晴空里的晨晖在驾驶员的身上涂抹了一层灿烂的光晕，使他们看上去就象仙灵一般，神秘而庄严。
机舱里的每个人都在猜测，那驾驶员手里的方向盘将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可是，却没有人敢开口问一声。周之江分队长一个劲地看手表，他走到驾驶舱门口对飞行员说：“请你们比规定程序再提前十分钟亮黄灯，我们的动作还不太熟练，早一点做准备比较好”
飞行员答应了。飞机的导航员是个中国小伙，他站起来对机舱里说：“没问题，一定让你们准备充分。空降地域的天气状况良好，很适合跳伞的条件，请大家放心吧！”
伞兵们一面欣慰地点着头，一面在心里暗骂：“小兔崽子！空降地域到底在什么地方，你倒是先说出来呀……”
1945年6月7日上午9时，机舱里的黄灯亮了。
“全体起立！跳伞准备！”，周之江分队长大声地吼叫起来——这喊声意味着，中国军事史上的第一伞兵空降作战，即将拉开序幕了。
可是，在当时，机舱里的伞兵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多么重要的历史时刻。提前十分钟亮起黄灯准备灯，也就是要让战士们背着沉重的行囊多站立十分钟，不过，大家对此并没有异议，全都认真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检查着牵引索挂钩和自己的伞包。
有意思的是，蔡智诚这时候丝毫没有考虑运输机会不会遇到敌人战斗机的拦截，也没有去考虑地面上是否有敌军的炮火。他满脑子担心的只是降落伞能不能顺利地打开，或者，自己会不会掉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奇怪地方、找不到同伴了。
“跳伞的时候要抓紧时间！”，分队长继续吼叫着：“不许在门口停留！飞机上磨蹭一两秒钟，落到地上就差了好几里路，要害死人的！”
这句话很有道理。大家情不自禁地向机舱门口挪动了几步，生怕被前面的人给耽误了。
在蔡智诚身上，不仅背负全套伞兵装备，还携带着五十节干电池（手电筒和火箭筒都需要这玩意），沉重的行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很担心自己能不能及时地跳出舱门。
扭头看看身边的潘崇德，蔡智诚不禁乐了。传令兵挎着步枪，背着降落伞包和作战行囊、胸前还挂着“美式步话机”，那家伙有三十多斤重，即使拆开来、装在挎包里也是好大的一堆。
伞兵的“美式步话机”是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scr300型背负式调频对讲机，马甲我一时找不到图片。
不过，大家对它应该不陌生，电影《英雄儿女》里的王成背着的就是这东西，当然，《南征北战》里李军长喊“张军长，拉兄弟一把……”,使用的也是这个玩意
感谢的朋友，帮马甲找到了图片。
这是scr300型步话机的发射/接收装置，也就是它的主机。
装上天线、电池、话筒、耳机之类的配件，就可以这样通话了
潘崇德的个子本来就不高，浑身上下被几个大包袱夹着，只露出半截伞兵钢盔，看上去就象个能移动的帆布口袋。蔡智诚幸灾乐祸地想：这小子一离开飞机，肯定就跟个大秤砣一样直接掉下去了，多结实的降落伞也不管用。
“嘀——嘀——嘀”，突然，跳伞铃响了起来，头顶的绿灯亮了。
机舱门被打开，分队长喊叫着、士兵们相互催促着：“快跳，快跳！”
舱门边的伞兵一个接一个地蹦了出去，快要轮到蔡智诚的时候，飞机忽然转了个弯，机身猛地向右倾斜，弄得他失去了平衡、一下子跪倒在地。分队长也顾不了那么多，托起背包，硬把他推出了舱门。
蔡智诚几乎是大头朝下、从飞机里倒栽葱摔出来的。他心想：“完蛋完蛋，伞绳一定打结了，这回我死定了……”，可没过多久，“嘭”的一声，降落伞在他头顶上张开了——抬头看一看，蓝底子、绿条纹的大伞花开得真是漂亮。
降落伞在天空中飘飘荡荡，可伞兵的滋味却比不上先前训练时的轻松自在。跳伞之前，全部的装备行囊都固定在腰腹以下的胯带上，先前背着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没感到有什么不合适，现在被吊在空中，所有的重量都集中在下半身，蔡智诚觉得自己的屁股都快要被扯掉了。
低头朝地面看看——真不错，没人放枪也没人开炮，一望无际的田野里种满了水稻。
“这肯定是在南方了，是在南方的什么地方呢？管他呢！只坐了三个小时的飞机，反正不会真的飞到了日本”，蔡智诚心想。
身上的装备不仅重，而且鼓鼓囊囊地影响了方向操纵。快落地的时候，蔡智诚才发现地面上有好多水塘，他急坏了：“老天保佑，千万别落进水塘里呀！浑身上下这么多东西，掉进水里就直接沉底了，绝对爬不上来的……”（一周后的“广东开平空降”，伞兵一队的士兵就掉进鱼塘里淹死了一个）
还好，老天爷真的开眼了。蔡智诚落在一块田埂上，他紧跑几步解开了伞包——伞降成功！
但是，其他人却没有这么幸运。稻田里覆盖着好多张降落伞，一个个人形的怪物在伞布底下拱来拱去，就是钻不出来，有个家伙急得大嚷大叫：“来人呐！救命啊！”。田埂上的人赶紧去“救他的命”。
喊“救命”的人是火箭筒手海国英，他是个回民，平时最爱干净的，一天要洗十几次手，活象个外科大夫。可现在，这小子的模样却凄惨极了，浑身上下全是烂泥，脖子上还粘着一只小动物，拽了半天也拽不下来。
“这是什么东西？有毒么？”海国英龇牙咧嘴地问。
“是蚂蝗，吸血的”
海国英的脸都吓白了——也难怪，西北的回民地界上没有这个歹毒的玩意。
好不容易把水田里的人都拉上来了，可是，却不知道如何处理那些降落伞。
以前，伞兵队的降落伞都由“摺伞兵”负责管理，跳伞兵只管跳、不管收拾。于是，战场上的伞兵们面对着铺天盖地的降落伞，顿时弄不清该怎么办了。
有人提议：“走吧走吧，不管了”
别人不管还可以，但蔡智诚是技术上士，对武器装备负有责任，他不管可不合适。正在为难的时候，田埂上走来了几个老百姓，蔡上士就和他们商量：“朋友，帮我们收拾这些降落伞，国军付钱给你们，行不行？”
那几位老百姓挺痛快地答应了。蔡智诚又问：“朋友，这里是什么地方呀？”
“洪市”
“什么洪市？哪个省呀？”
“湖南省衡阳县”
嗨！原来是跑到湖南来了。
刚开始，蔡智诚接受的考核比较简单，单杠、跳马、立定跳远，这些都是中学体育课上的内容，很容易完成。后面的项目就比较新鲜了，“天桥行进”是在一根晃晃悠悠的木板上走来走去，目的是为了练习平衡能力，免得以后在飞机里遇到颠簸就动弹不了；“高台跳跃”是从一个三米左右的台子上往下蹦，主要练习跳伞的落地动作；“机仓跃出”是在一架假飞机里坐好，挂好伞钩、检查伞包，然后根据指令跃出机仓，目的是为了练习离机动作；再有就是“吊伞架”，背着伞包吊在三角架上，练习操纵方向——这些内容也不算难。
让蔡智诚比较头疼的是“空中飞跃”和“连续飞跃”。前者是从一根木桩上起跳，抓住两米开外一个晃来晃去的吊环；后者更夸张，一长溜木架子上挂着十多根绳子，抓住第一个绳索荡过去、再抓住下一根绳索荡起来……如此循环反复，象只猴子一样荡悠到终点。蔡智诚总是从绳子上、吊环上摔下来，练了两个星期、整得鼻青脸肿，好不容易才过了关。
不过，令大多数人最为难的“高塔跳下”，蔡智诚却觉得无所谓——那是一座四十多米高的垂直塔架，顶端有间小房子、一根钢丝绳从塔顶连接到地面，伞兵挂着安全带、顺着钢丝滑下来，中途还要做几个技术动作——这其实没有什么危险，但问题是新兵们从塔顶的小房间里钻出来，一探头看见脚下离地面那么远，顿时就慌了，站在门口不敢动。再加上教官又在旁边狂吼：“one second，two second，three second，go go go！”，更是紧张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好多人都是在这个环节上卡了壳。
“高塔跳下”之后就来真格的了，上飞机跳伞。
空中训练之前，地面的考核项目必须全部合格。蔡智诚是45年5月30号首次上天的，这时候，许多与他同期的、比他早期的补充兵，甚至许多“伞兵一团”时期的老兵都还在地面上练习，没有取得上飞机的资格。
有资格上飞机的人也不一定能过关——按美军的规定，跳伞考核实行的是“自愿原则”。在进行装具准备的时候，教官就告诉大家：“不想跳伞的人可以出列，不受处罚，也不会失去下次再跳的资格”，临出发的时候又说一遍、上了飞机还这么说，于是就有人卸下伞包离开了。带队官急忙朝机舱外面嚷嚷：“还有座位！谁来参加？”，跟着就有其他伞兵自愿补充进来……
飞机升空，先转悠两圈，让大家放松情绪。
黄灯亮是准备跳伞，伞兵起立检查挂钩和伞具，绿灯一亮就开跳。这时候，有人顶不住了，死活不肯往前走，哭得满脸鼻涕眼泪，教官是不能逼着新兵往下跳的，只好让他们再坐着飞机回去——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原谅，但如果下次还是这样，就只能转到其他部队，没资格当伞兵了。
头一次跳伞，蔡智诚也害怕。最紧张的是从座位走向舱门的那段路，按条例规定，伞兵跳伞时手掌的四指应该放在舱门的外侧，可走到机舱门口，大部分人都不由自主地用双手顶住机舱的内壁。遇到这种情况，教官只好把这人拉回来重新排队，反正他一旦采取了这个姿势，你想推他出去也办不到。
事实上，只要把手伸出机舱，就不再感到害怕，反而会产生跃跃欲试的冲动。教官一拍头盔，伞兵的身子就往前扑，怎么蹦出去的都不知道。
刚离开飞机的时候，强烈的气流刺激着眼睛，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可不一会，“嘭”的一声，背后震动一下，伞衣打开了，降落伞随即漂浮在空中，伞兵们在天上哈哈大笑、冲着地面狂吼乱叫，真是兴奋极了。
抗战期间，国军伞兵只具备强制开伞（挂钩跳伞）的手段，没有装备备用伞（有也不会用）。所以，一方面，士兵跳出飞机以后只能听天由命，如果主伞出毛病就死定了；另一方面，这也使得伞兵的空降高度几乎是固定的，从600公尺处跳出机舱，就等于有400公尺的距离要任凭地面火力“打活靶”。
不过，在当时，蔡智诚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这其中的可怕。跳伞成功的喜悦盖过了一切担忧，每个人的心情都沉浸在“天兵天将”的幸福和自豪之中。
跳伞成功之后，就可以正式编入伞兵分队。蔡智诚当天就被分配到伞兵二队的第二分队。
陆军突击总队下设二十个队（以后又增设了一个特务队和两个补充大队），每个队的兵力相当于一个加强连，火力却超过了普通的步兵营。
以蔡智诚所在的伞兵二队为例。该队编制208人，下设6个分队（排），1、2、3分队为伞兵分队，4、5、6分队为机降分队。每个伞兵分队36人，配备火箭筒3门、轻机枪3挺、狙击步枪3枝、冲锋枪9枝、卡宾枪18枝；4分队（炮兵分队）配备60迫击炮6门；5分队（机枪分队）配备0.50英寸气冷式重机枪4挺；6分队（工兵分队）配备扫雷器、爆破设备和建筑器材。
伞兵二队配备有美式吉普车（机降车辆），各分队配备了电台和对讲机，组长以上军官配发望远镜，此外，每个伞兵都备有指南针、伞兵刀和四五式手枪。
伞兵二队队长是姜键少校，第二分队队长是周之江上尉，蔡智诚是二分队的技术上士，任务是负责设备维护。二分队的传令兵是他的老熟人——207师战防炮营的通信兵潘崇德。
突击总队的各个队都有自己的代号，一队“诸葛”、二队“伏波”、三队“世忠”、四队“武穆”，这四个队是“鸿翔部队”最早完成训练科目的连队——不过，说是“完成训练”，其实有点打马虎眼。比如蔡智诚只跳过一次伞，连伞兵证章都没有得到，也算是合格的军士了。
根据美国人的规矩，无论官兵，必须连续跳伞八次（每次的考核内容都不一样），全部合格，才能颁发伞兵证章。如果中间有一次不过关、或者两次之间的间隔时间超过一个月，都必须从头再来。按照这个标准，别说伞兵二队，就连全突击总队也没有多少人能拿到伞兵证章。
当然，这事也不能怪当兵的。伞兵证章是个椭圆型的胸牌，上面画着个带翅膀的降落伞，蔡智诚做梦都想得到那个东西，一有空，他就抱着伞兵装具、揣着跳伞成绩表跑到机场上，等着带队官喊：“还有座位！谁来参加？”，可等来等去也没等到机会。
1945年6月6日下午，蔡智诚和几个同伴挤在一辆摩托车上，准备去机场当“替补”。车子刚到路口就被拦下来了，一群带白箍的哨兵摆着手说：“回去回去，机场戒严了”
伞兵二队的几个士兵只好往回走，一路上还议论着：“机场戒严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什么大人物要来视察了？”
回到军营，看见传令兵潘崇德正跑来跑去地通知大家：“今天下午开澡堂，要洗澡的赶快去”。那时候，连队澡堂的锅炉是烧柴油的，通常只在晚饭后开放一两个小时，现在居然让大家下午去洗澡，肯定是遇到什么事了。
晚饭后，兵营里忽然来了一伙美国军官。蔡智诚还在想：“今天又戒严又洗澡的，难道就是为了迎接这几个美国佬？”，可就在这时，分队长周之江传达命令：“各组进入战斗准备，即刻领取战备物资”。
伞兵分队下设三个战斗组（班），组长都是些中尉少尉。他们跑到库房里来领弹药，一边议论着：“要打仗了，打什么地方呀？”
“嗨！谁在乎那个，当伞兵的，坐上飞机直奔战场，到哪里打仗？跳下去就知道了”
夜里十点，蔡智诚和他的战友们乘车前往昆明巫家坝机场。
——看过《兄弟连》的朋友应该知道，101空降师506团2营E连的官兵是在佐治亚州训练了一年多以后才奔赴欧洲的，并且又在英国经过了多次演习才踏上战场。而国军第五集团军陆军突击总队第二伞兵队，组建时间不到三个月、接触伞兵装备只有两个月，大部分战士的跳伞经历不超过四次、没有进行过任何演习，可他们同样登上飞机、义无返顾地投身抗日战场了。
伞兵们陆续走进机舱的时候，美军顾问赫斯少校对中国小伙子说：“年青人，我为你们而自豪。今天以前，只有同伴知道你们的名字，明天以后，你们的名字将会是中国军队的骄傲！”
1945年6月6日夜间，“陆军突击总队”第二伞兵队进入“红色战勤（登机）准备”，各分队根据作战条例的规定领取军需物资。这一下，可把蔡智诚忙坏了。
蔡智诚是分队的技术上士，主要职责是保证武器装备的正常使用——这并不难做到，因为伞兵的武器、弹药、给养、装具……从枪炮到子弹、从头盔到鞋带，样样都是美国货，而且全是崭新的。
说起来，“技术上士”其实并不需要多高的技术水平——美国人的装备，只要是用箱子装的，里面都有本说明书——手雷箱子里的说明书告诉你“保险插销”安装在什么地方，罐头箱子里的说明书不仅提示你如何正确地打开铁皮盖子、还叮嘱你注意牛肉的保质期。所以，只要能看得懂英文、再具备一点基本常识，谁都能当这个“技术上士”。
技术含量虽然不高，可杂七杂八的事情却有不少，临战之前更是手忙脚乱。
按照美军的规矩，士兵的日常装具是训练时用的，宣布“红色战勤”之后要另发一套新装备。这其中包括：
一个伞兵头盔（防震盔，里面配一顶船形帽），一双跳伞鞋（短腰皮靴），一双作战鞋（帆布胶鞋），一个作战行囊（里面装有一条军毯、一套新衣服、一件尼龙雨衣、一包香烟、一包巧克力、两个肉罐头、两包饼干），一个急救包（里面装着消炎药、消毒药、止血药、止痛剂、止腹泻药片……），一把伞兵刀，一把折叠铁锹，一只手电筒、一个军用水壶（带饭盒），还有一个基数的弹药（四枚手雷、50发手枪子弹、200发步枪子弹）。除此之外，伞兵们还需要携带其他弹药，比如地雷、炸药、机枪子弹或者火箭筒弹……
这些东西（包括香烟饼干）全都是美国货，需要“技术上士”把各种说明书统统念一遍。而且，上述的这些内容只是最低携带量的装备，如果有谁的力气大、愿意多背多扛，无论是弹药还是食物药品，都可以随便拿——因为伞兵与普通步兵不同，一旦投入战场，后勤供应就难以保证，最可靠的办法是把必要的东西都随身带着。所以，有些人就拼命领东西，再把降落伞包和武器背在肩上，几乎都站不起来了。
分发装具的时候，“技术上士”还要给每个人一个防水袋，那里面装着一张照片和一张军人登记卡——美国兵的脖子上有“军牌”，咱们国军没那玩意，只好用这小袋子代替。
趁这个时候，大家还要把平时积攒下来的军饷交到“技术上士”的手上，逐一登记家庭地址，这样，“如果有谁回不来了”，部队也知道应该把钱和书信寄到什么地方去。至于作战期间的开销就用不着士兵们操心了，军官那里不仅有敌占区的钞票，而且还准备了现大洋——那可是硬通货。
忙完这些事，已是夜里十二点，伞兵们乘车前往机场。
巫家坝机场上停着十多架美军运输机，有C46、也有C47。蔡智诚他们在飞机翅膀底下坐着，过了一会，机场外呼啦啦开过来好多辆卡车和吉普车，从车下跳下几十个美国兵，七手八脚地往飞机上装运箱子。
突击总队的司令官李汉萍少将（黄埔六期生，湖南长沙人。49年被俘，66年获特赦）也来了，和他一起的还有几个美国军官，其中就有赫斯少校。
在当时，突击总队的美军顾问来自两个方面，一部分是第11空降师的，为首的是顾问团团长考克斯中校；另一部分来自第十四航空队，赫斯少校就是他们的头。第十四航空队的这批人其实并不是正规的伞兵，但他们在中国呆的时间长、对国军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担负了机降部队的训练任务。赫斯少校原先是在“美国志愿航空队”搞后勤维护工作的，现在当了考克斯中校的副手，这个人四十岁左右，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不过，因为他平日里不大接触伞降训练，所以伞兵分队的官兵们对他并不十分熟悉。
在这一天的夜里，上级长官对士兵们格外客气。李汉萍司令挨着个与大家握手，司令部的军官还把战士们逐一扶上舷梯（伞兵的装备太重，爬梯子必须有人协助）。赫斯少校拍着中国伞兵的肩膀，大声说道：“年青人，我为你们自豪。今天以前，只有同伴知道你们的名字，明天以后，你们的名字将会是中国军队的骄傲！”
蔡智诚和伙伴们登机的时间大约是在凌晨四点左右。
队长的安排是让大家在机舱里抽空睡一觉，可战士们哪里睡得着。于是就唱起歌来——握紧手中枪，擦亮手中刀，报仇雪恨的时候到，舍身杀敌在今朝……
一架C47只能运送三十名伞兵，因此，三个伞兵分队的士兵就占用了四架运输机。
机舱门没有关上，战士们不断地向外张望，一会儿说：“看呐，机降分队登机了”，一会儿又喊：“看啊，看啊，美国兵也上飞机了”
大家都在猜测空降作战的地点。有人开玩笑说：“美国人一起去，弄不好是要攻打东京哟！”
其他人都乐了：“这个主意不错，让咱们降落在日本皇宫、把昭和天皇抓起来，战争立马就可以宣告胜利了！”
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十分开心，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天色蒙蒙亮的时候，飞机滑出跑道，在巨大的轰鸣声中飞上了天空。从巫家坝机场起飞的十五架飞机，伞兵二队队部乘坐了一架，另外有四架运载伞兵分队、五架运送机降分队和美国人，其余五架满载着军需物资。
运输机在天上转了一圈，又等来了二十四架护航战斗机。接着，庞大的机群迎着太阳升起的方向，浩浩荡荡地向东飞去。
飞机升空以后，机舱里立刻安静下来。大家闭着眼睛养精蓄锐，其实都在默默地想心事。
蔡智诚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跳伞程序的各个环节，毕竟，这之前他只跳过一次伞，业务生疏，倘若还没见到敌人的影子先就把自己给摔死了，那可实在是太冤枉。
太阳出来了，阳光透过驾驶室照射到机舱里，照到人们的脸上。伞兵们睁开眼睛，好奇地打量着驾驶舱里的飞行员，晴空里的晨晖在驾驶员的身上涂抹了一层灿烂的光晕，使他们看上去就象仙灵一般，神秘而庄严。
机舱里的每个人都在猜测，那驾驶员手里的方向盘将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可是，却没有人敢开口问一声。周之江分队长一个劲地看手表，他走到驾驶舱门口对飞行员说：“请你们比规定程序再提前十分钟亮黄灯，我们的动作还不太熟练，早一点做准备比较好”
飞行员答应了。飞机的导航员是个中国小伙，他站起来对机舱里说：“没问题，一定让你们准备充分。空降地域的天气状况良好，很适合跳伞的条件，请大家放心吧！”
伞兵们一面欣慰地点着头，一面在心里暗骂：“小兔崽子！空降地域到底在什么地方，你倒是先说出来呀……”
1945年6月7日上午9时，机舱里的黄灯亮了。
“全体起立！跳伞准备！”，周之江分队长大声地吼叫起来——这喊声意味着，中国军事史上的第一伞兵空降作战，即将拉开序幕了。
可是，在当时，机舱里的伞兵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多么重要的历史时刻。提前十分钟亮起黄灯准备灯，也就是要让战士们背着沉重的行囊多站立十分钟，不过，大家对此并没有异议，全都认真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检查着牵引索挂钩和自己的伞包。
有意思的是，蔡智诚这时候丝毫没有考虑运输机会不会遇到敌人战斗机的拦截，也没有去考虑地面上是否有敌军的炮火。他满脑子担心的只是降落伞能不能顺利地打开，或者，自己会不会掉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奇怪地方、找不到同伴了。
“跳伞的时候要抓紧时间！”，分队长继续吼叫着：“不许在门口停留！飞机上磨蹭一两秒钟，落到地上就差了好几里路，要害死人的！”
这句话很有道理。大家情不自禁地向机舱门口挪动了几步，生怕被前面的人给耽误了。
在蔡智诚身上，不仅背负全套伞兵装备，还携带着五十节干电池（手电筒和火箭筒都需要这玩意），沉重的行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很担心自己能不能及时地跳出舱门。
扭头看看身边的潘崇德，蔡智诚不禁乐了。传令兵挎着步枪，背着降落伞包和作战行囊、胸前还挂着“美式步话机”，那家伙有三十多斤重，即使拆开来、装在挎包里也是好大的一堆。
伞兵的“美式步话机”是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scr300型背负式调频对讲机，马甲我一时找不到图片。
不过，大家对它应该不陌生，电影《英雄儿女》里的王成背着的就是这东西，当然，《南征北战》里李军长喊“张军长，拉兄弟一把……”,使用的也是这个玩意
感谢的朋友，帮马甲找到了图片。
这是scr300型步话机的发射/接收装置，也就是它的主机。
装上天线、电池、话筒、耳机之类的配件，就可以这样通话了
潘崇德的个子本来就不高，浑身上下被几个大包袱夹着，只露出半截伞兵钢盔，看上去就象个能移动的帆布口袋。蔡智诚幸灾乐祸地想：这小子一离开飞机，肯定就跟个大秤砣一样直接掉下去了，多结实的降落伞也不管用。
“嘀——嘀——嘀”，突然，跳伞铃响了起来，头顶的绿灯亮了。
机舱门被打开，分队长喊叫着、士兵们相互催促着：“快跳，快跳！”
舱门边的伞兵一个接一个地蹦了出去，快要轮到蔡智诚的时候，飞机忽然转了个弯，机身猛地向右倾斜，弄得他失去了平衡、一下子跪倒在地。分队长也顾不了那么多，托起背包，硬把他推出了舱门。
蔡智诚几乎是大头朝下、从飞机里倒栽葱摔出来的。他心想：“完蛋完蛋，伞绳一定打结了，这回我死定了……”，可没过多久，“嘭”的一声，降落伞在他头顶上张开了——抬头看一看，蓝底子、绿条纹的大伞花开得真是漂亮。
降落伞在天空中飘飘荡荡，可伞兵的滋味却比不上先前训练时的轻松自在。跳伞之前，全部的装备行囊都固定在腰腹以下的胯带上，先前背着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没感到有什么不合适，现在被吊在空中，所有的重量都集中在下半身，蔡智诚觉得自己的屁股都快要被扯掉了。
低头朝地面看看——真不错，没人放枪也没人开炮，一望无际的田野里种满了水稻。
“这肯定是在南方了，是在南方的什么地方呢？管他呢！只坐了三个小时的飞机，反正不会真的飞到了日本”，蔡智诚心想。
身上的装备不仅重，而且鼓鼓囊囊地影响了方向操纵。快落地的时候，蔡智诚才发现地面上有好多水塘，他急坏了：“老天保佑，千万别落进水塘里呀！浑身上下这么多东西，掉进水里就直接沉底了，绝对爬不上来的……”（一周后的“广东开平空降”，伞兵一队的士兵就掉进鱼塘里淹死了一个）
还好，老天爷真的开眼了。蔡智诚落在一块田埂上，他紧跑几步解开了伞包——伞降成功！
但是，其他人却没有这么幸运。稻田里覆盖着好多张降落伞，一个个人形的怪物在伞布底下拱来拱去，就是钻不出来，有个家伙急得大嚷大叫：“来人呐！救命啊！”。田埂上的人赶紧去“救他的命”。
喊“救命”的人是火箭筒手海国英，他是个回民，平时最爱干净的，一天要洗十几次手，活象个外科大夫。可现在，这小子的模样却凄惨极了，浑身上下全是烂泥，脖子上还粘着一只小动物，拽了半天也拽不下来。
“这是什么东西？有毒么？”海国英龇牙咧嘴地问。
“是蚂蝗，吸血的”
海国英的脸都吓白了——也难怪，西北的回民地界上没有这个歹毒的玩意。
好不容易把水田里的人都拉上来了，可是，却不知道如何处理那些降落伞。
以前，伞兵队的降落伞都由“摺伞兵”负责管理，跳伞兵只管跳、不管收拾。于是，战场上的伞兵们面对着铺天盖地的降落伞，顿时弄不清该怎么办了。
有人提议：“走吧走吧，不管了”
别人不管还可以，但蔡智诚是技术上士，对武器装备负有责任，他不管可不合适。正在为难的时候，田埂上走来了几个老百姓，蔡上士就和他们商量：“朋友，帮我们收拾这些降落伞，国军付钱给你们，行不行？”
那几位老百姓挺痛快地答应了。蔡智诚又问：“朋友，这里是什么地方呀？”
“洪市”
“什么洪市？哪个省呀？”
“湖南省衡阳县”
嗨！原来是跑到湖南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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