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思远：我在香港从事第三势力活动的前前后后 (下)

我在香港从事第三势力活动的前前后后 (下)

程思远

 

三、李宗仁是这样经由香港飞往美国的

        1949年10月30日，顾孟馀在九龙金巴利道邱昌渭处召开一个干事会议，会上顾孟馀说：“近日接蒋廷黼(注：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来函，说他要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党，拟请顾同胡适之为发起人。如此议实现，台湾将成为多党制。我们的组织应扩大范围，增强影响力。我想请思远兄去重庆一行，邀请梁漱溟先生来港共同领导，不知各位以为如何?”大家都赞成。

        11月2日，我由香港飞抵重庆，住邱昌渭处，我发觉他桌边的壁炉台上赫然摆着山东女立委杨宝琳的放大照片，意颇诧异，俄顷闻到高跟鞋的响声，随着杨宝琳走进来了。她指照片对我说：我和毅吾两家结合在一起了。

        吃过晚饭，我同邱昌渭到曾家岩上清寺102号去看李宗仁。抗战时期上清寺104号就是蒋介石官邸。两幢楼房联在一起。在那里，看到白崇禧，他是从桂林刚飞抵重庆的，真是太巧合了。当晚，李宗仁因为去参加张群为他举行的宴会，直到八时半才回来。九时我们开始会谈，参加的除白崇禧外，还有刘士毅、李汉魂、邱昌渭、黄雪村。

        李宗仁首先问我香港有什么情况?我就把顾孟馀所说的话告诉他。随后李宗仁说：最近蒋介石复职的呼声甚嚣尘上，最明显的是报上发表了川康民意机关10月31日电请蒋早日在渝共商国是的新闻。此一问题我们应当加以研究。

        白崇禧说：过去十个月来我们所得的经验和教训是够多的。最主要的是蒋经过20年的统治，抓紧军政财大权，不肯放手，我们不与他合作，实际也搞不通。我建议德公去昆明休息一下，看我能否找出一项妥协办法。李宗仁很爽快地说：要去昆明，明天就走。

        11月3日下午1时半，白崇禧到九龙坡机场送李宗仁去昆明后，立刻要我和邱昌渭去牛角沱访交通部长端木杰，要他去找吴忠信，请吴居中折冲，为蒋李关系寻求妥协。端木杰是吴忠信的人，在阎锡山内阁中端木杰得任交通部长，就是吴提出的，目前吴礼卿的生活费用完全由端木杰供给。端木杰对我们说：“请你们回去答复白健公，我可以保证，礼公可以把健公的话带到台北去。”

        11月4日上午，白崇禧邀刘士毅、李汉魂到神仙洞他的寓所来，告以蒋李妥协方案，内容有三点：(一)蒋复职；(二)李出国；(三)白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刘、李均同意。白崇禧嘱李汉魂将上述方案交端木杰转送吴忠信。白并嘱邱昌渭即于5日飞昆明将此事报告李宗仁，当日下午白崇禧即飞返桂林。

        吴忠信7日由重庆飞台北，将白崇禧提出的方案报告蒋介石。9日上午，端木杰到学田湾总统府招待所看望我和邱昌渭，说昨(八日)接到吴礼老长途电话：谓蒋同意复职，李仍任副总统，但李不能出国，因为蒋怀疑李出国后将在海外进行反蒋活动。这样一来，白要蒋李妥协终成泡影。

        我这次来渝的任务是代表顾孟馀拉拢梁漱溟去香港共同领导“自由民主大同盟”。白崇禧4日离渝返桂以后，5日我即专车去北温泉拜访梁漱溟。李宗仁3日离渝前，知道我此行任务，就拿出银元券3000元要我交给梁老，表示关切之意。

        梁漱溟住在北温泉上游师院宿舍，我很容易找到他，首先我代表李宗仁问候他，同时送上李给他的3000元银元券。然后我才说明此来看他的使命。我记得1942年我代表蒋介石去看望留在桂林的文化人时，他住在广西建设研究会，与李重毅、陈韵先两先生过从甚密，我们曾经详谈过。他对顾先生请他去香港的诚意表示感谢。但他说：“近两年来，我立论处世，坚持着两大原则：一是我只有言论，而不采取任何行动；一是我只是个人特立独行，而不愿附任何组织。所以顾先生的盛意，我只辞谢了。”

        梁漱溟既有答复，我原打算不日返港，但11月8日晚，李宗仁从昆明打长途电话给邱昌渭，要我陪同李汉魂于9日飞昆明。临行时，李汉魂又把旅美华侨周锦朝带上，到昆明后李把周介绍给李宗仁，说周如何重要，但李宗仁同周一谈就知道他完全是一个无知和信口开河的流氓。11日，李宗仁即嘱李汉魂带周锦朝返渝。

        10日我和李宗仁早餐后，他即同我从住处登五华山省府大楼天台远眺，遥望西山云雾迷檬，滇池波光粼粼，隐约可见。我们边看边谈，李宗仁认为，蒋介石复出已成定局，不日将到重庆；我决定从这里飞桂出国。

        11月11日下午2时，我陪同李宗仁乘“天雄”号专机飞往桂林，5时在秧塘机场降落。当晚与白崇禧商定，次日派“天雄”号专机去南宁接黄旭初来桂商李宗仁行止问题。

        12日李宗仁约白崇禧、李品仙、夏威、黄旭初等到文明路私邸谈时局，我也参加，当时提出积极、消极两种作法。13日继续开会，李宗仁说：“西南残局已无任何希望。我决定出国割治胃溃疡，西南局面由白长官机动因应。”白崇禧说：“德公决定出国，最好先去海南同陈伯南、薛伯陵等一谈。”

        14日，李宗仁偕我与黄旭初、李品仙等飞南宁，准备从那里转去海口。19日，李宗仁要我从柳州乘陈纳德的飞机先飞香港。我到港后在香港汇丰银行三楼外事处找到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说李代总统明日到香港，请他通知港英当局。叶公超是李宗仁3月间去上海替何应钦组阁物色人选时把他带到南京的，所以他对李宗仁的事很肯帮忙。

        11月20日上午11时，李宗仁从南宁飞抵香港，先到九龙塘金巴利道10号前安徽银行行长张岳灵家里吃了一顿午饭，下午即入香港太和医院养病。22日，蒋介石从重庆派居正、朱家骅、洪兰友、郑彦棻四人来港会晤李宗仁，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劝李返渝。蒋在函中表示，将给李宗仁以“充分权力”。但李婉辞。

        11月28日，蒋介石再派朱家骅、洪兰友来港，把27日蒋介石在重庆林园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会所作出的决议交给李宗仁，决议文如下：

        以当前国家局势之严重，西南战况之艰危，中枢不能一日无人主持。仍切望李代总统宗仁同志迅返中枢，力疾视事。万一为病势所不许，再请总裁复行总统职权。

        29日，李宗仁要我去新宁招待所接朱家弊、洪兰友来太和医院，当面告以本人具有“法统”地位，不受中央常会决议的约束。朱等闻语面无表情，快快离去。蒋李关系从此绝矣!

        12月2日，黄旭初从海口托人带一封信给我，要我向财政厅长韦贽唐提取15万美元，作为李宗仁赴美旅费。我即日向香港泛美公司买办高大经办好包机手续。同时又在叶公超处办妥李氏随员护照。12月5日，李宗仁从香港飞往美国，入纽约长老会医院彻底治疗他的胃溃疡宿疾。

        美国务卿艾奇逊对李宗仁飞美作了下列的评述：

        “1949年12月初，代总统李宗仁引退，蒋介石逐步重新控制了国民党政府。12月8日把首都迁到福摩沙（台湾）岛。这样，国民党政府和它的货币储备在流亡中又结合在一起了。”(见《艾奇逊回忆录》第二十五章二二五页)

四、李宗仁临别要我去海口晤白崇禧

        1949年12月5日上午8时许，李宗仁在香港启德机场飞美前悄悄地对我说：“我有两封信留在刘副官那里，你去取来看。”这两封信一是给我的，要我去海口见白崇禧；一是给白崇禧的，要我把这封信亲自交给他。

        李宗仁在给白崇禧的信中说：希望白“尽速集结主力，脱离接触，退到海南。只要兄能控制海南局面，弟病愈后即力疾归来与兄共同奋斗。”估计当时情况，白崇禧主力如能退到海南并守住海南，李宗仁是准备回来的。

        当时从香港去海南，还没有恢复正常交通。我去同白崇禧的长官部经委会主任唐纪商量，要他同德辅道中的“国民旅行社”接洽，包了一架小型飞机。这样，在李宗仁离港飞美十天以后，即12月15日，我便飞抵海口。我一到即径去天主教堂晤白崇禧，刚巧李品仙、夏威、黄旭初都在那里。看到他们面部的表情凝重，知道情况不妙。相与别来还不到一个月，但情况已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一句话，白崇禧的主力已经覆灭了。

        海竞强是白崇禧的外甥，曾任四十六军师长，我到海口后的接待工作是由他负责的。他对我缕述华中部队在粤桂边境被歼的经过。自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以后，蒋介石就设下一个毒计，让人民解放军来消灭白崇禧的部队。而今他的阴谋得逞了。

        原来白崇禧曾于1949年11月5日在桂林榕湖私邸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今后军事行动问题。会上由白崇禧裁决：决定全力向南行动，即至钦州转运海南岛。参加会议的有李品仙、夏威、黄杰、张淦等人。

        可是蒋介石到重庆后，却于11月16日电召白部第一兵团司令黄杰去渝面提耳命，令黄杰驰援黔东，黄即电白崇禧云：“总裁令职部策应贵州方面友军之作战，先以有力一部取捷径向宜山、南丹急进。”这样，就打乱了白崇禧的南进计划。一着既错，全局皆输。

        11月20日李宗仁飞港之日，蒋介石命自白崇禧即日飞往重庆面陈一切。以后又叫他参加重庆林园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在军书旁午、急如星火的紧要时刻，蒋介石使白崇禧离开战地和部队至五日之久，24日才准他回桂，以致贻误军机，延缓了部队南下行动。这是说，蒋介石是故意这样干的。

        另外，第三兵团司令张淦所率领的广西子弟兵在南进之际，麻痹大意，嗅觉不灵。所部于11月24日已经到达玉林，他完全没有必要在那里休息三日，坐失挺进雷州半岛时机。而当进军雷州时，他不使用广西精锐第七军，而以新编的二十六军为先头部队，该军韦介伯师在行军途中碰到地方游击队，即蜘蹰不进，后经张淦亲往指挥，始得通过。但此时云南的鲁道源在信宜遭人民解放军截击败退下来，张淦左翼受到威胁，放弃南进雷州，改向西撤退。11月30日他进抵博白，不派警戒部队。12月1日凌晨，人民解放军从玉林方面追来，轻而易举的打入他的司令部，把张淦从床底拖出来，他就这样被俘了。

        主帅张淦既被俘，桂军各部丧失了统一指挥，人自为战，随被各个击破。从而第七军军长李本一、第四十八军张文鸿亦相继被俘。仅一二六军军长张湘泽带了少数部队向西撤退进入越南。

        白崇禧11月24日从重庆乘军机返抵柳州机场，闻沙浦已失，遂乘原机飞往南宁。同日黄杰率第一兵团从柳州南撤迁江。12月3日，黄杰指挥所部又转移到邕宾路八塘，令所部第十四军守昆仑关。3日晚8时40分，黄杰从八塘打电话给白崇禧：说昆仑关失守，他立刻向南宁移动。白崇禧遂偕李品仙于10时从南宁飞海口。随后黄旭初亦另机飞抵琼岛。

        白崇禧到海口后，以为广西必有多少部队可到钦州、防城，12月4日晚曾乘军舰到龙门港了解情况。他在龙门港期间，获悉12月5日南宁解放。广西的徐启明兵团在上思被截击，所部一二五军军长陈凯荣、四十六军师长秦国祥被俘，馀偕四十六军军长谭何易西撤龙州人越。黄杰兵团七十一军亦在上思以东被歼，军长熊新民被俘。由于人民解放军分两路截击：一路由灵山、合浦向西，切断了邕钦路，一路由南宁向南。所以桂军能到龙门港的绝少，白崇禧于12月9日晚返抵海口。

        蒋介石于12月10日派陆军副总司令广西容县人罗奇和前上海市长陈良从台湾到海口访白崇禧，罗带来了蒋介石的亲笔函，敦促白尽速去台共商国是；陈良是老军需署署长，他带来了一批金条，说是请发华中部队军费。这是蒋施用政治、金钱两种手段，双管齐下，诱致白崇禧入台。

        白崇禧12月15日电李宗仁云：“蒋曾劝禧往晤，意在劝进。仙(李品仙)不日赴台谒蒋，劝蒋稍待公治病结果对自身问题有所表示后再谈复位间题。”

        12月17日，白崇禧接到李宗仁的复电，文曰：“请蒋复职事不必提出，因复职无法律依据。”

        12月21日，我与黄旭初同机从海口飞抵香港，临行时，白崇禧要黄旭初到港后向法国使馆代办罗嘉凯申请去越南的签证，以便了解入越部队究竟有多少？后来黄旭初竟未成行，因法方震于新中国的威力，并不批准给黄签证。

        我回港后，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之兄陈维周一夕请我到他的继园台吃饭，陈维周说，白健生长官在海口曾同他作了一次密谈。白长官手中掌握着一批黄金，要与我兑成港币。我因为不能把这批黄金运到香港来，(港英当局严格禁止黄金入境)所以不能拜命。看来，白崇禧原来并不甘心入台，只因为这批黄金所累，不能不于12月30日冒险到台湾去。他一入台湾，即受到蒋介石的软禁。在1965年李宗仁回到祖国大陆后，他就为蒋派特务暗害毙命，蒋用心何其毒也！

五、第三势力活动烟消灰灭

        1949年10月初，“自由民主大同盟”由广州移到香港，在九龙福佬村道租一层楼作办事处，顾孟馀的秘书谷锡五、童冠贤的秘书刘汉文都住在里面。

        这个组织每周开会一次，顾孟馀亲自主持。并负责编辑《大道》月刊，出版第一期后，第二期迟迟才出，第三期拖得更久。看来顾孟馀似乎态度消极，由热变冷。试举一例作证：1950年1月17日，美国无任所大使菲利普·杰塞普来到香港，他曾负责编写1949年8月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并在10月间美国务院召开讨论对华政策的圆桌会议中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他此次来港，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他未到以前有荆磐石其人，由立法院副秘书长阎国辅介绍，请我们去格兰酒店吃饭，荆说，这个美国无任所大使和他很熟，他已经约好将到机场接他，要我们准备与此人接触。于是我们请张纯明用英文写了一个节略以为顾孟馀和这位杰塞普大使交换意见的参考。结果顾竟不去。

    由于《大道》无疾而终，甘家馨、徐公遂主张另办一个刊物，我与黄宇人也赞成，甘并提议命名为《独立论坛》，大家没有异议，遂征求新加人“大同盟”的张纯明(清华大学教授、行政院参事)、黄如今(东北大学校长)等人的意见，他们也表支持，向港府登记所需的保证金，由我与李永懋(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董事)等分担。黄宇人对甘家馨、涂公遂说：“刊物登记时，关于督印人、总编辑和经理的名义，应由我们三个担任，不可让思远列名，以免别人误认为桂系有关。”《独立论坛》后于1951年4月发刊，由甘家馨担任总编辑。

        李宗仁在离开广州飞往重庆之前，以青年、民社两党在他竞选“副总统”时期，曾经把他们能够掌握的票来支持他本人，内心极为感激，而今这两党人马都要到香港去，特分别给以资助，使他们能够成行。民社党把这笔钱让大家分了。青年党则以这些钱来办《自由阵线》。及美国无任所大使菲利普·杰塞普到港，曾任南京政府农林部次长的谢澄平获有机会见到他，从而使《自由阵线》这份杂志取得香港美国总领事馆的支持，谢澄平就借此机会把《自由阵线》总编辑的大权从左舜生手中抢过来，并且办得更加出色，他吸收了陈濯生、胡越和许冠三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等在该社担任编辑工作，其中陈濯生在中央大学肄业时曾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

        在青年党内，谢澄平同我比较熟识，在1948年三四月间，我就是通过他争取青年党的票来支持李宗仁的。到香港以后，经过立委刘子鹏的穿针引线，我同他经常会晤。谢澄平提出要邀请一些比较熟识的朋友举行定期座谈会，交换关于当前局势的意见。他提出的名单有：

        1.罗梦册(参政员、中央大学教授)；2.张国焘；3.程思远；4.伍藻池(旅美华侨，属民社党)；5.董时进；6黄如今；7.黄宇人。

        座谈会举行多次后，大家认为应该邀请更多的人参加，共同建立一个组织。张国焘提议：仿效法国称第几共和的成例，命名为第几民国运动。此一意见，引起争议。最后，大家同意谢澄平所提的“民主中国”。此一座谈会，因我有东京之行就停止参与了。

        原来在1950年秋，在香港蓝塘道张发奎家里，经常举行一个定期的座谈会，参加者有我、黄旭初和青年党的李磺。一次李璜谈起，说他们青年党的朋友赵毓松(曾任吴佩孚的秘书长、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时任教育部长)，已与东京麦克阿瑟有了联系，麦帅同意香港的民主人士在神户建立基地，在那里训练干部，出版刊物，设立电台，请先派人去视察一番。张发奎主张黄旭初亲去看看。黄当即答应，临行黄忽发喉炎。黄送给我2000美元，要我替他去走一趟。我一到东京，只受到伪满洲国时代担任伪工商部长韩云阶的接待，他是岸信介的爪牙，与东京盟总没有任何联系。这完全是赵毓松要到东京去活动，特撒了这样的弥天大谎，我们上当了。

        1951年春节，我从东京回到香港，到蓝塘道去看望张发奎。张说，日本的事不要提了。现在有新情况：原来在广州解放前夕，前岭南大学校长香雅阁经港返美，特来拜访张发奎，鼓励张建立第三势力政治组织，他将为其争取支持作出努力。现在香雅阁介绍一位名哈德迈的美国人带亲笔函来见张发奎，说前谈的事已有着落，希与哈德迈先生密切联系。张发奎要同顾孟馀谈谈此事，当约定正月初七由我带顾孟馀到蓝塘道会晤。见面时，张发奎提出：香雅阁以前曾说过，要与许汝为(即许崇智)合作，可否请顾先生同他谈谈，顾孟馀说，许崇智不能守秘密，目前不要让他知道。张发奎要顾孟涂与哈德迈接触，由李微尘担任翻译，李遂参与机密。在以后建立的“顾张联盟”中起着核心作用。

        顾孟馀同哈德迈见面后，认为后者很有来头，自此与张发奎过从甚密。有时顾与哈会晤，由张纯明担任翻译。张纯明对我说，这位哈德迈，抗战时他在印度见过，那时哈属于0.5.5.的人马(按：0.5.5.即美国战略情报局，1947年杜鲁门政府改为中央情报局)，现在哈的后台，可能就是中央情报局。

        我在张发奎家里认识李微尘，他是台山人，是旧金山民宪党领导人李大明的弟弟，中英文均好，曾当过陈友仁的秘书。自哈德迈来港后，李微尘就成了张发奎的谋士和办理中英文的唯一机要人物。

        以张发奎顾孟馀为核心的所谓“自由民主战斗同盟”，(下称“战盟”)在哈德迈的主催下，终于1952年10月10日在香港拉开帷幕。这个组织设中央委员七人，他们是：顾孟馀、张发奎、童冠贤、张国焘、彭昭贤、宣铁吾、李微尘。下面设三个工作组：以甘家馨为秘书组长，周天资为组织组长，涂公遂为宣传组长，过去在《独立论坛》工作和写文章的黄如今、何正卓、邵镜人、王孟邻都被分配在各组工作，他们过去都是在广州加入“自由民主大同盟”的骨干份子。

         “战盟”的机关刊物是《中国之声》，由张国焘担任社长。在“战盟”正式成立前，张发奎曾向顾孟徐保证，说他与港督葛量洪有交谊，顾在港搞政治活动不会受到什么干扰。可是“战盟”成立三个月后，顾即被港府警局政治部找去谈话，警告他：“如在香港搞政治活动，我们就把你驱逐出境。”顾立即从他的香港坚尼地城寓所搬到九龙花坪球场附近小街的童冠贤家里暂住，不久又避居东京。

        顾孟馀离港后，“战盟”顿失重心，由李微尘个人把持。不久，甘家馨、周天贤、徐公遂等均被排除，张国焘的地位亦不保，张发奎派他的亲信林伯雅来当《中国之声》社长。张国焘以后依靠他的江西同乡许鹏飞(过去当过熊式辉的秘书长)和涂公遂的帮助，收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资料，写他的回忆录。随后“战盟”亦相继解体。

        关于“战盟”解体事，我去问过此时还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担任顾问的何义均，他说：“战盟”结束系受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回顾1949年8月美国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后，华府当局已将蒋介石一笔勾销。但因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杜鲁门总统一面下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驶向台湾海峡，一面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进行武装干涉朝鲜。1951年2月9日，美国与台湾当局达成关于美国向台湾派遣军事代表团和运送武器的协定，5月1日美国在台北成立“军事援助顾问团”。这样，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就由1949年8月起的袖手旁观转为积极支持，并用武力占领台湾。台湾当局乘机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对香港“第三势力”的支持。美国对第三势力的态度也就渐渐冷落了。“战盟”失去美国的支持，不得不停止活动。

        1950年1月上旬，前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与张发奎谈及，以白崇禧所部全军覆灭，而蒋介石在台复职又迫在眉睫。李宗仁已无依靠力量，盱衡全局，不如自动解职，出来组党。因于1月13日从香港去电李宗仁，文曰：“此间同志以桂军及广西丧失后，纵有美援，倘蒋不出国，公回台湾，仍难展布。新号召重于残余武力，公辞职组党，方为远图，乞详审裁之。”16日，李宗仁复电“组党尚非其时”。意示他对第三势力运动意兴阑珊。

        可是到1954年，当香港第三势力已经烟消云散的时候，李宗仁忽然受前孙科内阁地政部长吴尚鹰的怂恿，以中国国民党复兴委员会名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李宗仁并且由吴尚鹰陪同去旧金山访《世界日报》社长、前张群内阁政务委员李大明，希望他把民宪党重整旗鼓，成为“政团同盟”组成的一个单位，李大明慨然答应了。李宗仁又写信给我、要我去同谢澄平商量，把海外青年党拉到“政团同盟”旗下、谢也首肯。此一运动，等到1955年8月李宗仁在美国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后才销声匿迹。

原载：《纵横》1997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