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第一步(3)——中国农村改革起点实录

来源: 杨乃武 2008-12-20 07:06:00 []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14841 bytes)
伟大的第一步(3)

——中国农村改革起点实录

《中国青年报》记者王伟群



  (续前)七、大包干

  1977年夏天,当万里刚刚来到安徽就职的时候,看到的第一份关于农村的调查报告就发自安徽滁县地区。地委书记王郁昭在很早的时候就在琢磨着当地农村的变革。1978年秋天,滁县也早已是河道断流、土地龟裂,就连人畜饮水都十分困难。
 
 9月,地委召开干部会。在王郁昭的反复追问下,这些基层干部终于“供出”了责任制的三个典型,一是来安县烟陈公社杨渡大队魏郢生产队,偷着搞了包产到
组,在大旱之年粮食由原来的8万多斤增长到12万多斤;一是天长县新街公社,当棉苗即将枯死的时候,公社把地“借”给农民,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结果当年
棉花增产89.6%;另一典型是来安县广大公社,搞了干部岗位责任制,年终时按各项生产指标奖罚,结果公社粮食棉花全面增产。
  会后,王郁昭向万里全面汇报了这些情况。万里听后大喜,急派记者张广友下乡调查,又令王郁昭迅速准备详细调查报告报省委。数日后,王郁昭接省委通知:万里书记说可以在全滁县地区进行这三种模式的试点。
  滁县地委不敢怠慢,迅速出台96号文件,要求各县先在一个大队或公社开始试点。可这个口子一开,大量不是试点的社队也自发地搞起了包产试验。
  凤阳城南公社岳北生产队开始搞包产到组,县里派来的会计怎么也算不清账,农民却看明白了,倒着算不就可以了吗: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归社员自己。此话一出,人人赞成。县委书记陈庭元一语道破,这不就是“大包干”嘛!

  “大包干”在凤阳迅速推广,但还仅停留在“包干到组”。
  闻名天下的凤阳县小岗村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革命。
 
 小岗村,非常小,上世纪60年代初的那场饥荒,让这个小村饿死了60人,死绝6户,全村只剩下10户,39人。从1966年到
1978年,人均口粮只有200多斤,人均年收入不足20元,每到冬春季节,全村家家户户扶老携幼,外出乞讨,无一例外。1100亩土地,竟有1000亩
撂荒,集体经济只剩下3间破土房、1头牛、半张耙、1张半犁,根本无法开展生产。就这样,还成天被学大寨工作组折腾来折腾去,或斗私批修或割资本主义尾
巴,每一家都有人被揪到台前批斗,每一家都有人当过队长。每年秋收刚结束,没等秋种开始,全村老小就筹划着该出门乞讨了。
  1976年,县、
区、社三级党委下决心改变这个队的面貌,派工作队18人进驻。工作队队长在社员会上说:“你们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了。今天,我们左手拿着社会主义鞭子,右
手拿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刀子,牵着你们的鼻子,非要把你们赶到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来。”一个工作队员监督一户,干了一年,收粮35000斤,人均口粮230
斤,人均收入32元。工作队一撤,呼啦啦,人又都出去要饭了。
  终于到了1978年,“省委六条”的东风也刮进了这个小村庄,这里也搞起了包产到组,从两个组分成4个组,后来又分成8个组,几乎已经是兄弟组、父子组,但依然矛盾不断,吵吵闹闹。
 
 11月24日的这个冬夜,18户户主都集中到了严立华家中,他们终于作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决定——“分田单干,包干到户”。18人在一份合同书上按下了红
手印,大家约定:土地分到户,瞒上不瞒下;秋后摔锅卖铁,也要将国家集体的任务交上;万一有人坐牢,其他的人保证把他们的孩子养到 18岁。
  小岗村的1000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直到第二年春天,县委书记陈庭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冷汗,第一个反应就是——快让他们停下来。
 
 “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一字之差,而性质完全不同。包干到户,农村土地真正实现了两权分离,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农民通过承包获得对土地的经营权,
农民成了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简而言之,包产到户是农民对所种植的作物产量的承包,而包干到户则是对土地经营权的承包。这就是“小岗模式”的核
心所在,如此模式,农民用和平的方式夺了集体的生产经营权,未来必将动摇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
  陈庭元深知个中含义,深知若要杀头,第一个引颈待戮的就应该是他。

  很多年后,当年带头搞大包干的小岗村生产队长严俊昌回忆说——
  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公社党委就找到我,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连看三天,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说,你快带我看看。
  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让他干三年。
  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看了,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他又问,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委批你干三年,我批你干五年。
  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
  万里视察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作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相信严俊昌一定很难体会万里此时的矛盾心情,因为无论是宪法还是中央文件,依然明确规定“包”为禁区。

  八、“张浩事件”

  1979年的早春,安徽、四川等地农村的骚动,直接引发了北京及中南海的特殊关注,兴奋、担忧、不安和恼怒交织在一起。
 
 1979年1月,国家农业委员会成立。王任重任农委主任,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任副主任。这一年,杜润生已经66岁。从
1962年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毛泽东撤销之后,这位原秘书长也因为邓子恢的挨整一直被晾在一边。毛泽东当年的语气很不客气:中央农村工作部“十年没干过一件
好事”。
  临上任之前,不少老同志劝杜润生: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千万不要再搞包产到户了。
  但是这个“蛰伏”了17年的
老人早已有了自己的目标。很多年后,年逾90岁的杜润生回忆起这一段经历,感慨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境:
“包产到户,1979年初得到安徽、贵州等地大量事实的正面印证,使我将家庭经营引入合作制的信念更加坚定起来。”他坚信:“农民的要求是一股强大的推动
制度变迁的力量,历史终归会向合理的方向发展。”
  3月1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由杜润生主持,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和全椒县委书记王杰代表安徽参会。
  15日,周曰礼发言。他谈了整整一天,说的都是这半年来安徽搞包产到户所取得的经验和成绩。回忆起1979年在北京召开的这个会议,周曰礼至今都心潮难平:

 
 搞包产到户的好处我讲了好几条,结果在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对。湖南的农委主任拍着桌子差点儿和我打起来,争论得非常激烈。为向华国锋汇报,会议起草了一个
会议纪要,纪要是由农业部的一个副部长起草的。对于他的稿子,会上就我一个人表示不同意。我认为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不能等同,包产到户仍然承认生产资料集
体所有制,承认按劳分配。就为这个意见,会上统一不起来。后来杜润生对我说,你把你的意见单独写一个稿子,作为纪要的一部分,你单独向华国锋汇报。25日
(按杜润生的回忆应为20日——引者注)下午3点,汇报会开始,杜润生念完会议纪要后,我接上去念我的稿子。华国锋很奇怪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杜润生解释
说,会议上意见统一不起来,请华主席最后来拍板。

  杜润生的“两个会议纪要”安排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那天,华国锋没有对包产到户的对与错表态,他问了周曰礼很多问题。然后把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王任重叫到一边说了些什么,王任重就走开了。后来周曰礼才知道,王任重是奉命给万里打电话去了。这个电话转了好几次,才终于在嘉山县找到了万里。
  王任重劈头问万里:“你们安徽搞包产到户到底搞了多少,你们那个会议代表大吹特吹包产到户,你们省委知道不知道?”
  万里在电话那头说:“知道,周曰礼同志是我派去的,他的意见省委已经讨论过了。现在是春耕大忙时节,不管什么责任制形式,一律先稳定下来,等秋后再说。”
  这天下午的汇报会,一直从下午三点开到晚上九点半。华国锋做了一个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讲话,他很委婉地讲了湖南洞庭湖地区双抢的经验,以此说明组织起来的分工合作可以提高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他也特别提到不要“一刀切”。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由于最高领导人的宽松和宽容,会议气氛变得稍稍融洽了一点。但是此时在安徽、四川等地,却由于《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空气中的紧张和恐慌气氛陡然增大。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张浩事件”。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信上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
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而编者按的语气则更加严厉:“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
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的做法。”
  这一天,七省三县农业座谈会正在召开期间,文章的发表无疑更加重了反对派的砝码。
  在安徽,清晨6∶30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出的这条消息,让万里心头陡然一震,他暗自惊呼:“要坏事!”
  万里赶紧给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打电话:“我们该咋办还咋办,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
  随即,以中共安徽省委的名义,省委办公厅向省内各地发出了8条紧急“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
  第二天一早,万里即刻下乡。他首先来到了皖东的全椒、滁县、定远、嘉山等县,一路上做工作,反复对干部社员讲:“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
  在全椒县古河区,万里一下车,就被百姓围住了,大家愁眉苦脸,让万书记拿个主意。
  “万书记,又要变咧?”
  “谁说要变?谁吹这股风那股风,我们也不动摇,既然搞了就不动!”
  “《人民日报》说了,要坚决退回去。”
  “《人民日报》可给你米吃?可给你油喝?它就是公共汽车,你可以上我打票也可以上。”
 
 面对县里的干部,万里的脸色变得十分凝重。他说:“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权益和长远利益,这要靠实践来检验。决不能读了一篇读者来信就打退堂鼓。生产
上不去,群众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要还是找《人民日报》要?搞包产到户如果要检讨,我检讨。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没有饭吃,
就是最坏的政治。”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说,老百姓依然清冷的灶台和破旧的草屋让万里坚定了决心——哪怕走得再远一些,哪怕风险再大,也不能退缩。
  在定远县范岗公社,一位生产队长吞吞吐吐地说,我们队现在还没有包产到组,春播无人干,社员一致要求学凤阳,县里领导坚决不同意。
  万里直截了当地对生产队长说:“你那个队可以实行凤阳的办法,回去就搞,决不能耽误生产。”
  年轻的队长又惊又喜又有点半信半疑:“我们说了好多次,公社都不依,说是县里统一布置的,你在合肥,怕说了没用。”
  “我是省委书记,你们地委王书记也在,你那队就照凤阳的方法办,我批准的!”万里很干脆。
  20日当天晚上,王任重之所以费了很大劲,才在嘉山县找到万里,正是万里紧急出巡消除“张浩事件”的负面影响,来到了嘉山。那天万里还在电话里对王任重说:“不管怎么,我这里已经干开了……备个案,搞错了,省委检查,我负责!”
 
 安徽省委采取的紧急措施,消除了部分干部群众的担忧,但仍有一部分地县还是遵照报纸的要求,从“包”退回到不包、不联产,其中受损失最严重的是霍邱县,
几乎有1/3的生产队又回到了大呼隆的体制下。这一年,霍邱的粮食产量比1978年减产约20%,而周边所有的地县均大幅增产。万里闻此消息异常愤怒,立
刻提出要撤县委书记的职。

  此时,不仅是在安徽,四川、河南、内蒙古等已经实行了责任制的农村,也因为这样一封张浩来信,各处引起极大混乱。
 
 这封“群众来信”的背景后来被陆续披露出来:当时《人民日报》为春耕写了一篇相关社论,报送党中央。华国锋阅后在文章留白处写了一段话,批评了某些地方
因为包产到组,出现了抢农具、牲畜、闹分队的现象,认为这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巩固。王任重看到了华国锋的批示后,在3月14日写信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
伟,信上说,要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决不能倒退回去。张浩的来信正好契合了这一指示精神。
  “张浩事件”所造成严重的后果让胡耀邦坐不住了,他批评胡绩伟:登头版头条,表明报社完全同意这个意见。你应当登在农村版,或者放在一版的下面。编者按也应该改掉指示、肯定的口气,改为“引起注意,可以讨论”的调子。
  作为补救,半个月后的3月30日,《人民日报》以《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为题,刊出安徽省农委干部辛生、卢家丰的来信,驳斥了张浩的观点。



  九、“不许”改成了“不要”

  1979年3月24日结束的七省三县座谈会最终作了妥协,经华国锋同意,在后来由十一届四中全会审定的《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决定》中,写下了下面的文字:“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
  杜润生说:“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允许在特殊地区实行包产到户,这就为农村政策的进一步转变奠定了基础。”
  与三中全会通过的草案相比,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将“不许包产到户”,改成了“不要包产到户”,口气显然温和许多。
  决定中还有一段文字:对于群众搞包产到户,“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去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杜润生说,这句话等于批准了既成事实。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进两步退一步的螺旋状态中往前发展的。
  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召开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会前,农委的两位正副主任将讲话稿一同交李先念副总理审阅。两稿的分歧在于一个特别强调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一个提出要允许地方搞包产到户试验。李先念认为“王(任重)的讲话很好,内容、文字均好”。
  杜润生无奈,只能找刚刚从四川省委调上来的国务院副总理商量,怎么办?
  杜回忆:这位副总理说,他在省里工作的时候,是搞包产到组,没有更多地支持包产到户,用扩大自留地的办法,满足农民的这种要求。他认为,包产到户这类问题,可以让大家试,不宜堵死。先念、任重他们有意见,文件还要发,可以不用国务院名义,以国家农委名义下发。于是就把问题化解了。
  会议一开始王任重发言,他讲了集体经济的几大优越性,并让大家讨论。
  杜润生再次安排周曰礼发言。他的发言题目是《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他讲了足足两个半小时。周说,到1979年底,安徽实行包产到组的生产队占总数的51%,包产到户的占10%。增产效果明显。群众评价,组比队好,户比组好。
  让周曰礼没有想到的是,时隔近一年,他在会上的境遇依然如昨。两个多小时的发言之后,他再次遭到“围攻”。特别是在华东组,周曰礼陷入重围。争论的焦点就是,包产到户到底姓社还姓资?绝大多数人的意见说,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与社会主义不沾边,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包产到户调动的农民积极性是农民个体的积极性,不符合社会主义大方向。
  杜润生安慰周曰礼说:“别急,沉住气,不能不让人家讲话,你们实验结果有利,就继续试。”
  周回到安徽,将会议情况向万里汇报,并向他请示如何向下传达贯彻。
  万里听后决定:不传达,不贯彻。
  杜润生说:“全国有很多地方实行包产到户,但是只有安徽省是在地方政权支持下大规模试行的。”
  无疑,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承担了巨大的政治风险和责任。

  杜润生回忆说,万里曾经与农业部前来视察工作的一位高官有过一次面对面的争论:
  ——包干到户,不同于田间管理责任制,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行?
  ——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我要社会主义!
  ——我要群众!
  杜润生说:“争论的语言、逻辑上虽然有不严密的地方,但是真理却在万里一边,失去群众支持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万里后来回忆起自己这一段的心境时,亦表现得颇为复杂——
  我们的这些做法既不符合宪法中规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也不符合中央文件规定的“也不要包产到户”,不得了呀!怎么办呢?我说,农民赞成,农民一定要搞,那就只好硬着头皮顶着吧,反正已经干了,就这样子干吧。党的决定说不要搞包产到户,我不能公开表示反对,但我对他们说,是我同意你们干的,就这么干算了,出了什么问题我来顶着。安徽那一段就是这种“违法乱纪”的情况,实质上反映了农民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和已不适应的旧的上层建筑、旧的规章制度之间的矛盾。
  然而,当这个顶着风头上的第一书记要易位的时候,事情又变得复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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