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建：广西托派初探

广西托派初探

陈新建

 

    中国的托派问题，是中共党史和现代革命史研究中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而广西的托派组织及其活动问题，由于历史上种种原因，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曾被极“左”思想错误地认为与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有着牵连，以致造成了不少的历史冤案，在党内和革命队伍中，人为地制造了混乱，这是十分沉痛的历史教训。深人征集和研究这方面的资料，对搞清楚广西党史是很重要的。

广西的托派来头不小

    1932年，李宗仁、白崇禧重掌桂政不久，便提出了“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制订了“三自”、“三寓”政策；标榜“开明”、“进步”、“民主”以招揽各方人士，壮大声势，借建设广西之名，行割据广西，与蒋介石抗衡之实。当时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国民党广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和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政训处主任的王公度，是留俄学生，他极力为桂系搜罗“人才”，于是从上海邀请了一批留俄同学来广西工作。托派的重要分子施云、秦强、张威遐(又名张特)、胡兰成、李一尘、胡学林、区谓文、谢苍生等，就是于1932年先后到广西党、政、军等部门任职和到广西省立一中、南宁军校任职的①②③。

    施云、区芳和张威遐是直接与苏联的托派有密切联系的人物。在1927年苏联党内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的争论中，托洛茨基派极力攻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国的观点。在苏联留学的一些中国留学生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施云等人还加人了托派组织。这一年的十月革命纪念节，施云、梁干乔等在莫斯科红场上与苏联托派分子一起呼喊拥护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口号，因而被遣送回国④。

    1928年初，施云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名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中央机构为“全国总干事会”，委员有施云、梁干乔、陈亦谋、张威遐、陆一渊等七人，候补委员四人，施任干事长，陆任宣传部长，张任组织部长。他们还在北平、香港、武汉、广州、哈尔滨等地建立分支，成员发展到150多人。同年召开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的托派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广西籍以及在广西活动的托派分子就在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施云等人是在上海等地受到打击后才到广西的。1931年5月，在托洛茨基建议下，有陈独秀、彭述之等参加的中国托派的四个小组织，于上海举行了统一大会，成立统一的托派组织，取名“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大会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和其他文件，选举了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同年5,9,10月，托派中央机关三次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中央”领导成员被捕人狱⑤⑥。此后，各地的托派组织改变活动方式，坚持活动，并把重点放在托派理论的宣传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施云等应王公度之邀到广西，借以保存自己，再图发展。广西托派这一不小的来头，是广西成为中国托派活动重要基地的一个原因。

三十年代的“膨胀”时期

    1932年至1937年，是托派思潮在广西泛监，托派最活跃的时期。王公度得到李宗仁、白崇禧的倚重，在广西党、政、军中揽了许多实权，成为桂系中灸手可热的人物。他虽然不是托派分子，但来广西的这一批托派骨干，在他的庇护下，进行了大肆的活动。他们一方面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极力为桂系的“成就”吹嘘，并在理论上替李、白、黄的“建设广西”寻根觅据，涂脂抹粉；另一方面，本着其既定的策略，以学校为重要阵地，向青年人大肆灌输托派“理论”。在南宁各中学、广西师专、广西党政人员养成所、南宁军校、童军训练养成所、民团干校等单位，托派分子以研讨社会科学为名，组织读书会，出版墙报，贩卖托洛茨基理论，拉拢青年学生，发展托派成员，培植亲信。

托派分子在南宁的各中学有一定的势力。南宁高中、南宁初中、南宁女中等一些中学，均有一批受托派理论影响较深的学生，活动特别起劲，他们与上海的托派中央有直接联系，公开承认自己是托派，公开出卖托洛茨基著作《不断革命论》和叶青所著的《中国哲学往何处去》等书。

他们以小同乡、小学同学、朋友等关系，通过打球、唱黄色歌曲、谈恋爱、请吃绿豆糯米饭等手段，从感情上拉拢同学，继而以介绍新思潮为名，给同学传阅托派书籍，宣传托派思想。他们组织读书会，每周定期举行读书报告会、时事讨论会，争取其同情者，从而迷惑了部份青年学生。

    他们出墙报，演话剧，出版“前进”、“燎原”、“红旗”等油印刊物，攻击其他党派的理论，特别是恶毒地攻击、诬蔑共产党的策略方针。胡说共产党建立农村根据地是“取消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流寇政策”。南宁女中的托派学生12人，还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十二字为代号，进行托派活动。他们勾结国民党分子，曾一度把持了各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和省、市学生联合会以及南宁市学生抗敌后援会的领导权，用“后援会”的经费出版《大会特刊》、《抗敌》等书和托派秘密刊物《布克列》，贩卖托派的货色⑦⑧。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通过进步学生团结和争取了广大青年，与托派开展了争夺各级学生组织领导权的斗争，最后把托派分子从这些组织的领导机构中驱逐了出去。

    广西托派的一个重要阵地是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1935年4,5月间，托派分子郭任吾接任广西师专校长，一批托派分子如秦强、施云、胡学林等纷纷到师专任教，秦强任总务主任、胡学林任训育主任，掌握了广西师专的实权，他们以托派正宗自居，大肆贩卖托派理论，同时分化、拉拢、打击进步学生，发展托派分子。考上师专的托派学生毛鸿鉴、黄赞明、麦俊奇等人，卖力地在学生中散发托派刊物《布克列》、《斗争》、《火花》等小册子。在这些小册子中，托派攻击斯大林和第二国际是“放弃了世界草命”，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放弃了城市工人”、“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诬蔑红军是“流寇”。他们还在师专挑起“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托派极力宣杨“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的任务不是反帝反封建，而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毕其功于一役，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等谬论。这次论战，影响到社会上，并波及到南宁、桂林、梧州的各个学校。论战先是在朝会、班会上进行，由单纯理论探讨的性质，逐步发展为对立观点的政治斗争。学生中形成了“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派”，公开在墙报上展开大辩论。“史派”在共产党员教师和进步教师的指导下，认真阅读了《读书杂志》、《中国农村》等报刊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文章和其他批判托派的论著。对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任务有了明确的认识，掌握了思想武器，把托派理论驳得体无完肤，论战以托派失败而告终⑨。

    在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广西的托派分子却诬蔑说，这是出卖了工人阶级和群众利益，向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投降⑩。说什么不论是民族资产阶级或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任何时侯都是吃人的老虎。南宁高中的托派分子贴出了一幅一个人坐在一只张牙舞爪老虎旁边的漫画，以此来攻击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⑩。梧州高中、梧州女中的托派学生与南宁、桂林的托派分子遥相呼应，活动也很猖狂。1937年初，柳州中学的托派教师胡兰成在学校的讲台和纪念周会上公开贩卖托派“理论”，攻击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右倾投降主义”，是“向资产阶级妥协”⑩。托派中的另一部份人则散布中国“亡国论”，胡说中国落后，工人阶级力量薄弱，对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作战，必然会失败。等日本占领中国，中国的工业发展了，工人阶级力量大了，革命才能取得胜利⑩。如在宜山当教师的托派分子董XX、麦XX积极散发托派小册子，散布抗日必败的论调，在群众中制造思想混乱⑩。

      托派的这些谰言，被我党领导的进步师生一一批驳。如南宁高中的反托派斗争就很突出，地下党支部组织了许多读书会，阅读了不少革命书刊，举行时事报告会和座谈会，出版了进步刊物，回击和驳斥了托派破坏抗日的谬论。可以说，在这个时期，我广西地下党组织是在与托派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不少同志就是直接在反托派斗争中，经受考验而入党的。

两次打击后的挣扎

    1937年秋和1939年，广西托派受到了两次严重的打击。

    第一次是抗战爆发后不久的“王公度案”。王公度在桂系中培植自己的势力，遭到了桂系内部其他实力派的忌恨，甚至威胁到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头子的地位。因此，桂系当局于1937年9月，公开逮捕了王公度等人，并枪毙了王公度和托派分子谢苍生、区谓文、韦干(桂系也借此案趁机打击中共的力量，杀害了中共党员陶保桓和崔真吾)。广西托派的靠山倒台后，托派分子毛鸿鉴、林焕华、麦俊奇到上海向托派中央报告广西的情况，并接受训练，后留在上海负责托派宣传工作。这期间，广西托派组织还先后派丁肇荃、李培贵、廖祖钦等人到上海参加托派中央办的秘密讲习班受训。1938年，毛鸿鉴受托派中央派遣，带着托派中央的《政治局决议案》等文件从上海回到广西“领导学生运动”⑩。

    托派第二次受到打击是在广西学生军中。

    1938年冬，桂系组织了第三届广西学生军，动员广西各地大、中学生参加，毛鸿鉴在南宁召开托派骨干会议，讨论和布置发动托派学生参加学生军的问题。会上，托派分子苏尚仁不同意把托派组织公开暴露，更不应把托派组织的领导机构设在学生军中，而应在学生军外面继续抓各学校的“学生运动”。毛鸿鉴则认为，学生军这个团体“符合民主革命之托派理论，我们必须参加进去，以便影响群众，教育青年，吸收同情者以扩大我们的力量”⑩。多数人支持毛鸿鉴的意见，当时决定，成立两部来指导学生军内的托派活动，一为“政治部”，由毛鸿鉴(在学生军名为毛振翼)负责，并拟出一个纲领。一为“参谋部”，由廖淦成负责，拟定“斗争的方式大纲”和“我们的生活的草案”作为行动的指导方案，同时规定了联络方法。

    之后，在桂、柳、邕、梧四市的初、高中以及厂西师专的一百多名托派学生，参加了学生军。毛鸿鉴、廖淦成、侯芝才等托派骨干也参加了学生军，并积极进行活动，破坏抗日的宣传工作。学生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发动和团结学生军中的进步青年，揭露托派分子的丑恶行径，并通过在学生军政工部门中任要职的地下党员，以扰乱军心为由，向桂系头面人物报告托派分子的活动情况。桂系当局对托派分子的活动也十分恼火，1939年春，桂系当局下令清除学生军中的破坏分子。在黄铜鉴、侯芝才等人被捕后，又有数十名托派分子被逮捕或开除，有的逃离学生军，毛鸿鉴逃往衡阳。南宁各中学的托派学生，多数被学校当局开除学籍⑩。

    1939年，毛鸿鉴在衡阳组织读书会，收罗其残部。1941年秋，逃离学生军的托派分子以李启成为首，与在桂林的托派骨干骆椿柏、黄赞明等串连起来，经常聚会讨论问题，出版油印小册子《孤灯》，后改名为《燎原》。

    1941年7月，日美两国在太平洋的冲突日益加剧，托派内部因对中日战争性质的看法和组织上的间题，分裂成为“多数派”和“少数派”。广西的托派也分裂成为两派。南宁方面为“少数派”把持，桂林则成为“多数派”的据点。托派的“多数派”和“少数派”以后又分别称为“新斗争派”和“国际主义派”，而两派都被第四国际承认为“中国支部”⑩。

抗战胜利后的回光返照

    抗日战争胜利后，广西的托派分子又活跃起来。1945年9月，姜君羊、宁广居等人，在南宁以商会名义出版《南宁商会报》⑩，次年6月，他们退出该报，自办了《民锋报》，继续进行宣传工作。

    1946年冬，桂林的托派分子与上海托派取得了联系。这一年，托派的两派组织在全国均有发展。“多数派”办了《求真》、《青年与妇女》等杂志，“少数派”也出版了《红旗》刊物。这些报刊在同时抨击国共两党的幌子下，重点攻击我党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主张，企图否认我党的指导思想和党的性质⑩。这一年冬天，桂林的托派分子收到上海寄来的《求真》和

《青年与妇女》等杂志后，便互相传阅，同时，与上海建立了联系，重新建立广西的托派组织。

    1947年春夏间，在我党的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内反美反蒋的爱国民主运动普遍高涨，形成了人民革命的第二条战线。广西大学的托派分子出版墙报，攻击我党“目前进行的所谓解放战争，是左倾冒险主义，其结果必将失败!”“中共有农民成份，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政党。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必将形成，而且正在形成!”他们甚至对人说，手里有“比斯大林派还进步的书”，并造谣说:“上海工人大罢工是中共非常委员会领导的”，以此来迷惑群众⑩。

    6月2日，中共广西地下党组织根据广西大学的情况，决定从文字声援开始，进而罢课、游行、全面发动群众，声援南京学生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西大”中的托派分子又跳出来干扰破坏，在运动的每个阶段，都提出脱离群众的、超越客观许可的口号，说在文字声援中就要立即罢课，否则就是“尾巴主义”;罢课后要立即游行，否则就是“出卖群众”，游行时则宣传“敢打敢杀”，企图把斗争引向岐路。当游行按我地下党的要求胜利结束后，他们又出墙报攻击说：“六二”行动“没有流血，算什么游行?只能算游街!” ⑩。

    1947年10月以后，广西的托派组织活动进一步加强。10月间，在广州、香港两地的广西托派分子成立“广西建党工作辅助委员会”，作为成立托派组织的筹备机关，次年1月，苏尚仁起草了《广西建党方针草案》，从香港寄给在桂林的骆椿柏，让桂林的托派成员讨论。同年，上海的托派组织亦给广西的托派分子一封公开信，希望广西重建托派组织。6月，广西托派的“多数派”接到托派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通知，派骆椿柏以广西代表名义出席上海的“建党大会”，骆于9月到上海开会。姜君羊(广西籍)代表广州支部、苏尚仁(广西籍)代表香港支部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这次“大会”，宣布成立了所谓“中国革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会议通过了彭述之起草的《第四国际中国党纲领》，宣称要以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为纲领，从中国共产党手中，“把共产主义旗帜挽救出来”⑩。同年底，该派“中央”迁往香港，以便与第四国际联系，操纵国内的活动。骆椿柏回广西的途中还和在香港的托派分子讨论回广西后托派的组织发展问题，认为只有号召大家进工厂去，把自己变为工人阶级才有办法，鼓动托派分子打入我内部进行破坏。同年10月15日骆椿柏回到桂林。

    10月22日、23日，骆椿柏召集托派骨干开会，传达上海会议精神，并讨论重建组织问题。决定成立“中国革命共产党”桂林支部，选举骆椿柏为支部书记，韦XX为组织委员，廖淦成为宣传委员，邓XX为妇女委员。下设三个小组，共十六人。廖淦成兼桂北组组长，骆椿柏兼广西大学组组长，桂南组组长为黄赞明。11月，骆椿柏又在广西大学发起建立“托洛茨基主义研究会”，在青年教师和学生中积极发展会员。

    1949年4月27日、28日，上海解放前夕，托派的“少数派”在上海举行“紧急统一大会”，宣布成立所谓“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选举了王文元(王凡西)为书记的四人中央委员会，林焕华当选为中央委员，毛鸿鉴、黄铜鉴、梁启成作为广西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专门讨论了全国解放后如何在大陆潜伏下来的问题。决定托派中央迁往香港，把在上海的托派组织划分为三个互不联系的部分，直接受香港指挥。这三部分是：黄铜鉴、李培贵为首的广西籍托派组织，温州籍的托派组织和上海籍的托派组织。还成立所谓“马克思主义青年团”，专门针对青年进行活动⑧⑥。

在人民革命的洪流中灭亡

    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洪流，正在洗刷着中国大地上的一切污泥浊水。顽固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派别—托派在灭顶之灾面前，仍不甘心灭亡。1949年6月，受“多数派”中央派遣，姜君羊从广州来到桂林，主要任务是给托派分子打气，布置潜伏工作，并改选桂林支部，姜君羊任支部书记，同时加强和严密组织，以应付全国解放后的新环境。

    8月，姜君羊在桂林风洞山上召集广西大学的托派骨干宁广居等6人开会，决定以广西大学“托洛茨基研究会”的人员为基础，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宁广居为书记，下设两个小组，发展了团员18名。同时建立西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⑩。8月21日，为纪念托洛茨基逝世九周年，姜君羊、骆椿柏、廖淦成等13人在西大附近的一个旧堡垒里召开托洛茨基纪念会，决定出版托洛茨基纪念刊物。

    全国解放前夕，“少数派”中央领导机关从香港给南宁的“少数派”分子发出指示:“要把握时机渗人到武装部队中去，不论国民党部队或共产党部队，准备培植自己的武力。”全国解放后，托派首领指示各地托派分子“要小心，不要随便讲话，加强理论学习，最好能有办法离开这儿，能有机会进工厂去作工人，以便埋伏自己，并在工人群众中进行教育”。同时指示“各人应积极的工作，不要使共产党发生怀疑……现在可以和任何人谈马列主义理论了……我们可以参加到共产党的组织里面去，一面看看他们的实际情况，一面也可以减少共产党对自己的怀疑，有机会也可以在他们里面进行组织”。有少数托派分子奉命打入我部队、工厂、学校及土改工作队和党政机关内部，有的还钻人我们党内，妄图待机而动。这个时期，托派组织更严密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化名(亦称党团名)，互相之间不断以密写信件联系。在解放以前已经暴露了身份的一部份托派分子，则公开作政治土匪，以武装顽抗，妄图作垂死挣扎。

    1950年7月，托派分子廖真如来广西，在梧州建立“中国革命共产党”梧州支部，廖任书记，有四名党员妄图打人我党团组织⑩。 1950年5月，姜君羊因在军大发展的对象泄露了他的秘密而潜逃到南宁。9月，姜君羊捎信给徐XX，指示徐将桂林托派的党团组织实行合并，由徐领导成立“中国革命共产党桂林支干会”，下设桂林市、广西大学两个小组，共有托派党团员11名。“桂林支干会”成立后，发表了《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并布置托派分子打入我革命队伍内部，以“左”的口号来破坏国内各阶层各民族的团结，破坏统一战线，诽谤共同纲领及土地改革，攻击毛泽东思想和我国的国家制度，破坏党领导的改造运动⑩。。

    同年，广西的托派组织为我公安机关侦破，逮捕了托派党员61人，托派团员16人，托派分子32人，托派外围分子149名。1952年12月23日，大陆上的托派组织全部被我专政机关取缔，少数托派分子则逃往香港、法国和美国。

注释

①    ⑩⑩⑩《广西托派简况》。

②    ②宋厚仍:《王公度与新桂系》，载《广西文史资料》第12辑，陈大文:《回忆同南宁地下党接触的情况》，载《南宁党史资料》第3期;陈大文:《关于广西“史派”和托派的斗争》，载《南宁党史资料》第7期。

  ③⑦罗云:((1938年南宁市的学生运动与反托斗争》，载《南宁党史资抖》第4期;靳为霖:《三十年代梧州的反托斗争》。

  ④⑤王凡西:《双山回忆录》；濮清泉：《中国托派的产生和灭亡》，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唐宝林：《试论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载《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

  ⑥渡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丈文资料选辑》第71辑。

  ⑧⑩⑩雷树增：“我的往事与未来的新生一一一个从托派怀袍里跳出来的人底自白与悔过”,1939午4月29日。

  ⑨路埠:《我所知道广西师专的一些情况》，载《广西文史资料》第16辑；《三十年代广西师专》，《桂林文史资料》第20期；陈大文：《三十年代的广西师专》，载《广西文史资料》第9期，杨富凡：《广西学生杭日教亡运动发展的一些情况》，载《广西党史研究通讯》1984年第5期：薛幕桥:《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有关情况回忆》，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7期，石山：《广西的反托斗争》，载《南宁党史资料》第2期。

  ⑩⑩黄照挥来信。

  ⑩郑少东在南宁市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

  ⑩《练以明同志回忆地下党在柳中的活动》，载《柳州市党史资料》1982年第1期。

  ⑩宜山县党史办《杭战时欺宜山托派活动情况》。

  ⑩《斗争》第5卷第5期,1941年7月30日出版；连根(王凡西)、意因、室川(陈其昌)、荞和(楼国华):《给大会代表同志的信》,1941年7月2日油印传单;谷和、室川：《对大会的声明》，1941年7月12日油印传单。均为转引。

  ⑩黄德楷：《“南宁商报”从筹备到创刊》。

  ⑩②叶春华：《关于中国托派组织的情况及其罪恶》1973年6月24日。叶是

后期托派重要头目。转引。

  ⑩②谢之雄：《“七·九”事件后广西大学党组织重建的前前后后》，载《广西党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2期。

  ⑩《中国革命共产党(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成立大会宣言》,1948年9月，油印小册子;《校内公报》(“多数派’，托派中央油印机关刊物)第11期,1948年5月出版。

  ⑩《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紧息统一大会决议案》，油印小册子。

  ⑩梧州市党史办、梧州市人民式装部《梧州解放和清匪反霸肃特的有关资料报告》,1983午12月。

    参阅毛鸿鉴、麦俊奇、骆椿柏、苏尚仁、郭任吾等人的档案。

[作者单位：广西区党委党史研究室〕

原载：《学术论坛》1995年第4期，93-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