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沉刚：回忆父亲刘斐(1)

回忆父亲刘斐

刘沉刚

（一）在抗日战争初期

    大约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旬，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不几天，我父亲刘斐与白崇禧等由桂林飞抵南京，与蒋介石商谈决定共同抗日以后，随即飞回广西，与李宗仁等筹谋有关事宜。

    八月二日，蒋电邀李、白入京；四日下午，白崇禧即与我父、李任仁（重毅）等乘坐专机前往。数日后，蒋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任何应钦为参谋总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军事委员会设第一至第六部，分掌军令、军政、经济、政治、宣传、组训等事宜（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军事委员会在武汉进行改组，取消第一至第六部，改设军令部、军政部、军训部、政治部，何应钦改任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白崇禧以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徐永昌任军令部长；陈诚任政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政治部副部长）。我父被任为第一部作战组（后改为军令部第一厅）中将组长，其后，任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和军令部次长等职。

    当时，我父和作战组的一些负责人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贯采取的是蚕食政策和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的兵备虽强，但人口少，兵员不足；国土小，资源贫乏；国力弱，不利于长期作战；而且，它是侵略者，侵略的不义战争是失道寡助的；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之又有许多矛盾，它若长期进行这种不义的战争，恐会引起第三国的干涉，所以，它只能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至于我国，军备虽处于劣势，但人口众多，兵源充足；领土大，资源丰富；而且所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有哀兵必胜、得道多助等有利条件，所以，利于采用持久消耗战略。

    这些意见，在最高统帅部（军事委员会）得到许多人的同意，成为当时指导抗日战争的基本战略思想。

    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给了敌人以应有的打击；同时，打乱了它的作战计划，使我处于主动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自应适可而止，而不宜与敌人争一城一地的得失。所以，当日本侵略者大举增兵，改用战略包围——由杭州湾登陆，而对上海阵地进行迂迴这一对我极为不利的形势出现时，白崇禧和我父即向蒋介石（这时蒋介石兼该战区、即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而以顾祝同为副司令长官）建议：上海我军要及时向吴福线既设阵地转移，以便更好地打击敌人和保护自己的战斗力。九月下旬，蒋介石采纳了这个意见，同时，对前线各部队下达了向吴福线转移的命令；前线并已开始执行。不料，在下达转移命令后的第二天下午，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突然变计，说九月二十八日国际联盟大会已通过了「谴责日本在华暴行案」，现在正准备邀开「九国公约」会议，只要我军继续在上海顶下去，九国公约国家将会出面制裁日本。因此，要收回撤退命令，要各部队仍回原阵地死守。面对这一错谝Q定，白崇禧和我父一致表示反对。但蒋介石为了妥协求和，竟没有同意。

    这时，第一线各部队，有的正准备撤退，忽然又要停止撤退；有的在接到撤退命令后已退却在途，忽然又要返回原阵地；还有的已经撤退在途而没有接到返回原阵地命令的，依然照旧后撤，这就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加之前线战斗激烈，脱离敌人已不容易；已脱离敌人又要返回原阵地，自然更不容易！

    这样指挥错乱的结果，原阵地既站不住脚，到十一月初敌人由杭州湾登陆，对我上海阵地进行侧背迂迴时，想把部队向原阵地后方稍撤，结果也站不住脚，形势十分危殆。经白崇禧和我父再次建议撤退，蒋介石才于十一月九日下令分两路（一路向杭州；一路向南京）全线撤退。然而前方此时已溃不成军，加以敌机日夜轰炸，人马践踏，秩序大乱——大军数十万竟先后越过吴福线和锡澄线的既设阵地而不能停足。

    这样一来，敌人跟踪追击，乘胜西犯，南京的防守问题便出乎意外地提前到来了。

    蒋介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十一月中旬连续在他的陵园官邸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

    第一次会议大约是十一月十四日左右召开的，只有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我父几个人参加。

    当时，我父的意见是，上海会战后期没有贯彻持久消耗战略方针，空想等待九国公约国家出面制裁日本，把战略作了政略的牺牲品，致使自己陷于被动。以此为鉴，今后自应坚持持久消耗战略原则，从全盘战略着眼，同敌人展开全面而持久的战争。如果拖到日本侵略者对占领我国的每个县均要出一个连，甚至一个营的兵力来进行防守，即使它在战术上有某些胜利，但在整个战争上，非失败不可。

    对于南京的防守问题，我父亲也陈述了具体意见。他认为：敌人利用其在上海会战后的有利形势，以优势的海、陆、空军和重装备，沿长江和沪宁、京杭国道等有利的水陆交通线前进，机动性既大，后方联络线也很便利。而南京在长江弯曲部内，地形上背水，敌人可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并砲击南京；从陆上也可由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以陆、海、空军协同攻击，则南京将处于立体包围的形势之下，守是守不住的。我军在上海会战中损失太大，又经过混乱的长途退却，以无战斗力量可言，必须调往远后方予以补充，并进行相当长期的整训，战斗力才能恢复。基于我军当前的战斗任务，为贯彻全面持久抗战方针，就不能不避免在初期被敌强迫决战。应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争取时间，掩护后方部队的整补及进一步实行全国总动员，以在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对敌进行有力的打击。针对以上情况判断，我父认为：南京是我国首都所在，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但不应以过多的部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只能用象徵性的防守，作适当抵抗之后便主动撤退。

    会上白崇禧首先表示支持说：应该这样做。何应钦和徐永昌也点点头，说：有道理。蒋介石也不能不说我父的看法很对，但又说南京国际观瞻所系，守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怎么守法，值得再加考虑。当时，他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

    过了两天，接着召开第二次高级幕僚会议。参加的人比上次多一点，除了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我父之外，还有唐生智、谷正伦等人。当谈到南京的问题时，唐生智主张死守，他说：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但我父从整个抗日战争考虑，主张只用十二至十八个团的兵力，作象徵性的防守。会上经过一番议论后，蒋介石仍没有改变以前的布置，但他说：「孟潇（唐生智）的意见很对，值得考虑，我们再研究研究罢！」

    又过了一天的晚上，接着召开第三次高级幕僚会议。唐生智仍坚持主张死守南京，并表示要同敌人拼到底，「誓与南京共存亡」。蒋介石闻言大喜，于是明确地同意了他的意见，同时任唐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

    在决定死守南京后，唐生智要求增加兵力，蒋介石便把一切可以调得动的部队都调往南京防守，以致兵力愈增愈多，未逾半月即达十一万余人。

    可是，南京的防守不过二十余日，激战只有三、四天，城防部队便全部溃败，除突围者外，余均壮烈牺牲（敌人于十二月十三日入城后，又大肆奸淫劫掠，同时屠杀了我三十余万无辜平民。这是近代史上前所未见的暴行，也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欠下的一笔血债）。而当南京城郊尚在激战的时候，主张死守南京，「誓与南京共存亡」的唐生智却已熘之大吉了。

    日军既得京沪，便即指向杭州。不久（二月初），日军又在津浦线北段大举增兵，由板垣征四郎和矶谷廉介分别率领，而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并策应津浦路南段敌军的攻势，企图合攻徐州，打通南北战场。

    至三月二十四日，台儿庄战役已达最激烈阶段。蒋介石乃偕白崇禧和我父从武汉飞抵徐州视察，并对部队调动作了重要指示。蒋于当日飞返武汉，派白崇禧和我父留在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

    不数日，台儿庄之敌即完全陷入我军包围之中。我军继续奋战，终于四月六日晚取得了台儿庄之战的完全胜利。敌第十师团大部及第五师团一部被歼，残敌万余人向北退至向城、枣庄、峰线和九里山一带，负嵎固守待援。

    四月十六日以后，敌方自平、津、晋、绥、苏、皖一带增调十三个师团（共三十余万人），配备各种重武器，并辅以飞机数百架，分六路向徐州进行大包围，以期将我徐州野战军六十余万一网打尽。

    在敌方这种有计划的大规模歼灭站的部署之下，装备窳劣的我军，又处于四面受敌的徐州一带平原地区之内，断难与之抗衡，若自不量力而同敌人作大规模的阵地消耗战，则必蹈京沪战场的覆辙无疑。但蒋介石却提出：为了扩大台儿庄胜利的战果，应在徐州与敌进行决战。对此，李、白和我父均表异议，认为这是有违长期消耗战的既定方针的。

    到五月上旬，敌已形成对徐州四面合围之势。在这紧要关头，为了避免与优势之敌作消耗战，自十三日起，我军即开始向各方撤退和准备突围。至十八日，各路大军已将撤退就绪，徐州乃于当日午夜放弃。白崇禧和我父以及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一千余人均同一撤出。我父与白崇禧于五月二十九日回到武昌军事委员会所在地。

    敌人由于徐州会战未能达到歼灭我军的目的，乃改沿长江沿岸向武汉进攻。

    六月间，敌人先后进占我潜山、太湖、马当、湖口等地。七月二十三日，敌于九江登陆，武汉会战于是揭幕。

    为适应战事发展需要，在此之前，军事委员会即已扩大第五战区辖区（从苏北、皖南、皖中、皖北到豫北、豫东），仍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以二十三个军的兵力，担任长江北岸的作战。另设第九战区（统辖鄱阳湖以西、江西、湖南全省及鄂南地区），任陈诚为司令长官，以二十七个军的兵力，担任长江南岸的作战。

    时李宗仁因病留武汉医治，蒋介石乃派白崇禧以副参谋总长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一九三八年九月中旬，李宗仁由武汉回到第五战区长官部负责指挥以后，白才转回武汉，专任副参谋总长之职）。白在前线工作，我父则在武昌驻地协助白崇禧对武汉会战的指挥。

    经过将近五个月的作战，我军屡克强敌，颇有斩获。至十月初，敌舰驶入田家镇以西，于蕲春、兰溪、巴汀、黄冈、阳逻等处登陆，策应由广济西进之敌。十月十五日，黄陂陷落，武汉侧背受到威胁。九月下旬，敌自潢川越罗山，向信阳进犯。十月十二日，我军放弃川阳，退守桐柏山。敌乃驱兵南下，企图入武胜以西，截断我襄花公路。此时，消耗敌人的目的已达，于是便在十月二十五日放弃武汉。

    武汉撤守之前一、两个月，军事委员会的各部会高级官员都到了长沙。我父也随着到了长沙。我父参加过几天以检讨作战经过为中心的高级军事会议（也就是南岳会议的准备会）。在这个会议之后，军政重心便暂时移到衡山去了。

    十一月间，我父与周总理和郭沫若（郭沫若和我父在北伐时就相识了，他曾说：刘为章虽属桂系，却是南京政府的有数的战略专家）等曾在长沙聚会。是我父「发动」唐生智请的客。除周总理、郭沫若及其夫人于立群以外，还有参谋总长何应钦、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吃完饭以后，我父便与周总理和郭沫若前往衡山。周总理让郭沫若和他同车。我父为了好谈话，也让自己的小汽车和卡车吊在后面，坐上了周总理的车子。在开出离长沙不远，在一处幽暗的小道上，对面一部卡车像狂牛一样跑来。这边连忙避让，连车头都让出了公路，结果还是被碰上了，算幸运，只碰坏了车门的把手。于是，周总理的车子被拉回长沙去修理，他与郭沫若便改乘我父的汽车，一直到南岳。路上他们互相交谈，我父获益甚多，影响极为深远。

    我父到南岳，是为了与白崇禧商量有关军事问题，并准备参加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召开的南岳会议的。

    南岳会议后，蒋介石决定设置桂林行营，以白崇禧兼任主任，指挥长江以南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随即于十二月三十日正式宣布成立。

    在此之前，我父曾向白崇禧建议，以杨东蒓和李任仁分别担任桂林行营秘书长和政治部主任。白请示蒋介石，蒋只同意李任仁为政治部主任，而不同意杨东蒓为秘书长——因蒋认为杨是「反党」（反国民党）反「中央」（反国民党中央）的。李任仁见杨东蒓被否定，自己孤掌难鸣；又恐白性情多变，出尔反尔，所以对政治部主任一职，最后也就婉言拒绝了。于是，我父又向白建议，以杨东蒓为「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白和黄旭初商量决定后，杨即聘请一些进步人士到该校担任各班指导员及校部的工作，从而培养了不少具有进步思想的学生。杨还运用我父和李任仁同白崇禧的关系，为广西引进了许多着名的学者、专家。如胡愈之、千家驹、沈志远、张志让、李四光、李达、欧阳予倩、夏衍、金仲华、范长江、宋云彬等等，从而在广西壮大了坚决抗日，反对投降的政治声势。

    十二月初，我父由南岳到达重庆，旋即改任军令部次长。从此，他就驻在重庆，仍专事于有关对日抗战的工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