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刚刚开始之时，我军在接收东北的初期，曾闹过一场沸沸扬扬的“新兵新枪，老兵老枪”风波。由于当时身居高位的林彪推波助澜，致使先机挺进东北的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等人，不但劳而无功，还被扣上了“本位主义”、“山头主义”的大帽子，并且为此蒙受冤屈，尤其在“文革”中受害更甚。此事件被林彪一伙颠倒黑白，掩盖了历史真相，多年来鲜为人知。
苏军不守信用造成我军被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初，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凯奉命率部最先挺进东北，进入大城市沈阳，接收抗日胜利果实，收复失地，解放那里的人民，经过同苏军艰难地谈判交涉，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在我军与苏军关系还比较融洽的情况下，苏军当时把沈阳的一个大型日本军火库悄悄地交给了我军看管，据说这里储藏的武器可以装备60多万军队，这是一批重要的抗日胜利果实，也是我军急需的武器装备。虽然苏联与国民党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答应把东北的抗日胜利果实和地盘给国民党，但我党我军在冀热辽地区坚持了8年艰苦抗战，理应有接收的权力。曾克林部就借着看管仓库的机会，在苏军默许的情况下，从库里拉了三天三夜的武器，前后大约共二万多支步枪、1000多挺机枪和100多门火炮。拉运出这批武器后，冀热辽部队就利用已经缴获的火车，由沈阳运往鞍山、营口、安东一大批，及时武装了先期到达东北的三五九旅和山东一些部队，还有一批武装了沈阳及其附近地区我军新扩展的部队。9月14日，经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同意，曾克林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后，苏军把武器库交给八路军保管的消息不胫而走，西方通讯社开始披露八路军从日军仓库中运走武器的消息，蒋介石十分震怒，美国还向苏联政府提出了正式交涉。这样，苏军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仅把仓库交给我军保管了三天时间，就急忙收回，不让我军再继续看管。
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东北局来到沈阳时，苏军又主动对东北局书记彭真说，有一个可以武装10万人的武器仓库准备交给我军，并表示苏军不要日本人的武器。之后，东北局立即将此消息用电报报告了党中央。
可是，曾克林此时身在延安，由于通讯不便，他并不知道在东北苏军已把武器仓库收回。在向中央汇报时，仍然报告了我军看管的武器仓库内有大批武器弹药这件事。中央听了汇报后，在发给各解放区的《东北情况通报》中说，“在沈阳各地，堆积之种种轻重武器及资财甚多，随便可以拿到。曾克林已看守沈阳各重要工厂及仓库，据说有枪10万支，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粮食无数。武器资财落在民间者甚多。”在接了东北局的电报后，中央又依据曾克林的汇报和东北局的电报内容，随即致电各解放区，让挺进东北的我军各部队将现有的武器留下，到达东北后由东北局重新分配武器。中央当时是相信这些情况都是真实的，也相信苏联。但是，苏军先前说的话却没能兑现，日军投降后留下的大批武器是在，但没有交给我军（部分被我军缴获的除外），仍由苏军看管了起来，结果造成我军的被动。我军许多部队得到了中央的情况通报和通知后，在挺进东北时，把武器都留在了当地，徒手来到了东北，亟需要武器装备。可是，他们到了之后却发现不是那么回事，都认为先到东北的李运昌部“近水楼台先得月”“发了一大笔洋财”，已经掌握了东北的全部武器，哪知他们此时已两手空空，没有多余的武器发给兄弟部队了。这些后到的部队，大部分是主力部队，都是经过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战火考验的老兵，一看先到东北的部队已装备上了，他们千里迢迢赶来却没来得及装备上，就产生了很大的意见。于是，“新兵新枪，老兵老枪”（一说是“老兵没枪”）的说法就产生了，并且反映十分强烈。这些后期挺进东北的兄弟部队，对东北局和李运昌产生了很大的误会。
东北武器分配的真相
作为挥师先机挺进东北的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是于1945年9月14日下午率东进第二梯队到达东北的中心——沈阳市的。这时，李运昌听了东进支队的汇报，得知日本在苏家屯的武器仓库已被苏军收回，但对于苏军向我东北局说，要把一个武器仓库交给我东北局这件事，他当时并不知道，是以后才听说的。因为在这年的10月中旬，他已经接受东北局的命令，离开沈阳回锦州了，他率兵出沈阳时没从这里带走武器。在锦州，他所率领的八路军老十八团，经过战斗，收缴了盘踞在这里的两个伪满洲国的武器装备，又接收了驻在这里的苏军给的一部分日本武器，装备了1.5万多人的部队。之后，这些武器装备已所剩不多了。正在这时，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李道之来了，向李运昌要武器，李运昌这里已经没有了，他就从周家美、吴宗鹏的22旅那里抽调了2300支步枪，3门山炮交给了冀东军分区，他们之后用这批武器武装了新成立的第47团，并用送给他们的这几门山炮，打开了日伪盘踞的玉田县城，解放了那里的人民。
与此同时，李运昌通过中央电文，得知黄克诚、梁兴初两部要到东北来，他就打电报给中央，要求这两支部队先到山海关，参加保卫山海关的战斗，并为他们准备了一批武器。结果由于林彪不同意，中央没有回电，这两支部队也没来山海关。正在这时，黄永胜、文年生带部队从热河来到锦州，他们在路过叶柏寿时，看到一列满载武器的火车，足有14节车皮，当时只有5名苏军看管。黄永胜于是向李运昌报告说，叶柏寿铁路断了，武器在车上放着很危险，因为周围有2000多土匪准备抢劫这批武器，怎么办？李运昌听了这个报告，一看这个情况确实很危险，就当即打电报给东北局请示说，山海关战斗已经打起来了，延安一批老部队已到锦州，他们没武器，是否把这列车武器拉到锦州来，武装准备保卫山海关的部队？东北局同意此建议之后，李运昌就派黄永胜把这批武器用火车从叶柏寿拉到锦州来了。黄永胜在负责拉运这批武器时，半路上从火车上拿走了100挺机枪，装备了自己的部队。
直到这时，李运昌才利用这批武器，首先装备了从延安来的教二旅丁盛团，剩下的发给了黄永胜部1200支步枪，发给了文年生部2800支步枪，然后，黄、文两部与冀热辽新部队合编。就这样，这支部队就武装了起来，成为保卫辽西的重要武装力量。后来，才知道这车武器是东北局先批给热河的，当时由于情况紧急，就拉到锦州来了。
冀热辽部队先机挺进东北，究竟收缴了多少武器？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至今也说不太清楚，一些资料都估计大约在10万支左右。这些武器的分配去向，据李运昌后来回忆说：一、分发给了先机挺进东北后新扩编的部队，这是大量的，大约有几万支；二、发给了进入东北的各解放区的老部队，如三五九旅、第二旅、警一旅、山东第二师、第七师、冀中部队及新四军第三师等，但分配不均，早来的就全部武装起来了，来晚的就差些；三、曾克林按照东北局的指示，利用葫芦岛、营口、庄河等港口，向山东龙口运去一批武器弹药，其中光子弹、炮弹就有500多万发，陈毅收到这批武器弹药后，还高兴得及时回了感谢电；四、支援热河、冀东一部分，数量不多。由于时间仓促，情况紧急，讯息不畅等各种因素，造成武器分配的状况不尽如人意，这是客观事实，但这些武器毕竟都发给了我军自己的部队，使这些抗日“胜利果实”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历史也作出了回答，李运昌、曾克林及冀热辽部队的做法是着眼大局、问心无愧的。更何况，在此后不久，就实现了新老部队的合编，李运昌把冀热辽的10万多合编部队全部移交给了东北局和林彪指挥，所谓“新兵新枪，老兵老枪”的问题就不复存在了。
李运昌为此背了个大“黑锅”
在分配这些武器当中，李运昌还特地命令留下一批武器，是准备发给远道而来的黄克诚、梁兴初两部的，准备让他们支援山海关作战，这两支部队的武器装备严重不足，大约3个人才平均两支枪，但他们来得太晚了，直到11月25日才到达江家屯。这时，我军已从山海关、锦州撤退了，所以他们没有得到武器。1945年11月27日，即锦州失守第二天，李运昌（经中央任命，时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总司令，总司令为林彪）给林彪打电报反映：“敌继续猛进，我无兵阻止，北票、朝阳亦可能被敌占领，大批物资转运不便，前方部队需用甚急。我意黄克诚师派部队到北票、朝阳来取冬装装备，以防损失，请决定。冬季天寒，如被服丢掉就无办法，沈阳物资再外运困难。”后来，北票、朝阳储备的被服都发给了黄克诚的部队。
之后，李运昌率部撤到义县后，黄克诚又亲自来找李运昌说，东北局早有电报，让他到李这里来领武器。可是，李运昌此时在这里哪里还有武器，就只好解释说：“你们来晚了，山海关、锦州失守后，我这里的武器都发完了，只剩下一些弹药。”黄克诚说：“弹药也好，都给我们吧！”于是，李运昌就把几车弹药，共计有几万发，还有十几门大炮全部给了黄克诚部。
由于没武器发了，黄克诚对李运昌产生不满，后来的山东部队也对李运昌不满，就向上反映李运昌有武器也不发给他们，在自己部队的仓库里存放着，最后状告到林彪那里。林彪已经到了这里一个多月的时间，对这些情况都十分清楚，而他却什么也不说，也不向下边做解释工作，而是组织了一个清查小组，以洪学智为首，王亢及另外两个同志参加，联合清查李运昌部在北票的仓库，结果一查里边只有1500支不能使用的旧枪，全是部队换下来的，根本没有什么其他多余的武器了。事实虽然查清了，李运昌根本不存在有武器不发给老部队这回事了，可林彪却别有用心，尽管他俩同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校友，但仍然把“本位主义”这顶大帽子狠狠地扣在了李运昌的头上。
这件事还曾经惊动了毛泽东。李运昌1949年底经中央批准，由热河省委书记、热河省政府主席调任新中国第一任交通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部长为章伯钧）时，毛泽东找他谈话，还提起了这件事，主席问李运昌：大黄（黄克诚同志）反映的“新兵新枪，老兵老枪”与你有直接责任对不对？李答不对，并汇报了当时的情况并说把最后的所存棉衣、被服和弹药都支援了黄部，最后清查仓库也没有多余的武器。主席又问他，小黄（指黄永胜）也这么反映对不对？李运昌回答，他这么反映就更不对了，这批武器是他发现并运回来的，怎么分的他也清楚，他反而这样汇报，真是两面三刀！别有用心！毛泽东听了他的汇报后，鼓励道：这都是历史了，都已过去了，我这里清楚了，你就在交通部好好干吧！
谁知“文革”开始后，林彪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野心，使出卑鄙伎俩，由林彪的黑干将，原李运昌的部下黄永胜亲自出马，给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的李运昌贴出大字报，又扣上了三顶大“帽子”：一、抢先派人到东北接管日伪城市是抢占地盘；二、猛烈扩军是“招降纳叛”；三、把武器都发给了新部队，不发给老部队，即所谓“新兵新枪，老兵老枪，新兵不能打，老兵打不上”，是最大的“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于是林彪煽动造反派对李运昌进行残酷迫害打击。林彪和黄永胜唆使部下，利用特权，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李运昌，入冤狱7年多。
冤案终有平反时
1979年，李运昌的冤案获得彻底平反，党中央任命魏文伯和他共同组建司法部，后来魏文伯病倒，组建司法部的重担就落在了他的肩上，经过李运昌和其他同志的努力，司法行政机关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法制部门，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具有多方面的职能，发挥着积极的、其他机关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时，压在他头上几十年的由所谓“新兵新枪，老兵老枪”所引出的几顶“帽子”也被摘掉，有了公正的结论。
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为此事说了公道话：“由于出关部队完成任务出色，苏联红军对他们（指李运昌部——作者注）态度很好。他们进入沈阳之初，苏军曾经把关东军的武器仓库交给他们看管。仓库里存放的武器，能装备几十万人。曾克林同志带领的部队，从仓库里取出一批武器，发给了扩编的部队使用。
就在曾克林去延安之后，苏联红军收回了武器仓库。
曾克林到延安汇报工作时，讲了接收武器仓库的情况。党中央听了汇报后，曾经向各解放区发出通知，命令调往东北地区的部队，把武器留在原地，到东北重新发给武器。可是，当各解放区的部队陆续到达东北的时候，武器仓库已被苏军收回，哪里还有武器发给兄弟部队呢？此事，使李运昌、曾克林同志受到很大埋怨。其实，这件事不怪他们。”“那时候，林彪是东北人民自治军（不久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他本来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应该出面说明这一情况，以免兄弟部队之间产生误会。可是，林彪不仅没有这样做，还散布舆论，制造隔阂。他到辽西地区以后，专门成立了清查小组，清查了出关部队的仓库。结果没有发现仓库里存放着武器，也没查出丢失武器，才把这件事搁下了。”
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也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这件事的始末：“当时彭真同志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与苏方会谈都由我为他翻译。大约是第二或第三次接触时，苏军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情况，说沈阳附近有一个存放十万多支枪的武器仓库，可以移交给我军。这真是个好消息，我们听了很高兴，便迅速将情况报告了中央。中央马上命令山东部队和新四军三师黄克诚的部队，把自己原来的武器留在关内，迅速徒手出关到沈阳接受这批新武器。两周以后，奉命接收武器的部队已经陆续到达东北，我们正要苏军实践自己的诺言，却意外地得到他们内容相反的通知，说是由于国际上的种种原因，那批日军武器要另行处理，不能按原计划给我们了。这一下弄得我们非常被动，出关的部队已经将原来的武器留在了关内，预定得到的新武器却一件也到不了手，成了一群徒手士兵，部队上下都在埋怨。
当时流传一个说法：‘新兵新枪，老兵老枪。’其实，更确切地应当说‘新兵有枪，老兵没枪’，这都是苏联方面说话不算数造成的。他们所以出尔反尔，其主要原因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得很苦，害怕因支援我军再引起战争，结果造成了我们的被动局面。
彭真和李运昌为此受到许多指责。林彪后来也拿此事攻击彭真，李运昌也大受批评，成了他们的一大罪状。”
苏军不守信用造成我军被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初，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凯奉命率部最先挺进东北，进入大城市沈阳，接收抗日胜利果实，收复失地，解放那里的人民，经过同苏军艰难地谈判交涉，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在我军与苏军关系还比较融洽的情况下，苏军当时把沈阳的一个大型日本军火库悄悄地交给了我军看管，据说这里储藏的武器可以装备60多万军队，这是一批重要的抗日胜利果实，也是我军急需的武器装备。虽然苏联与国民党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答应把东北的抗日胜利果实和地盘给国民党，但我党我军在冀热辽地区坚持了8年艰苦抗战，理应有接收的权力。曾克林部就借着看管仓库的机会，在苏军默许的情况下，从库里拉了三天三夜的武器，前后大约共二万多支步枪、1000多挺机枪和100多门火炮。拉运出这批武器后，冀热辽部队就利用已经缴获的火车，由沈阳运往鞍山、营口、安东一大批，及时武装了先期到达东北的三五九旅和山东一些部队，还有一批武装了沈阳及其附近地区我军新扩展的部队。9月14日，经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同意，曾克林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后，苏军把武器库交给八路军保管的消息不胫而走，西方通讯社开始披露八路军从日军仓库中运走武器的消息，蒋介石十分震怒，美国还向苏联政府提出了正式交涉。这样，苏军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仅把仓库交给我军保管了三天时间，就急忙收回，不让我军再继续看管。
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东北局来到沈阳时，苏军又主动对东北局书记彭真说，有一个可以武装10万人的武器仓库准备交给我军，并表示苏军不要日本人的武器。之后，东北局立即将此消息用电报报告了党中央。
可是，曾克林此时身在延安，由于通讯不便，他并不知道在东北苏军已把武器仓库收回。在向中央汇报时，仍然报告了我军看管的武器仓库内有大批武器弹药这件事。中央听了汇报后，在发给各解放区的《东北情况通报》中说，“在沈阳各地，堆积之种种轻重武器及资财甚多，随便可以拿到。曾克林已看守沈阳各重要工厂及仓库，据说有枪10万支，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粮食无数。武器资财落在民间者甚多。”在接了东北局的电报后，中央又依据曾克林的汇报和东北局的电报内容，随即致电各解放区，让挺进东北的我军各部队将现有的武器留下，到达东北后由东北局重新分配武器。中央当时是相信这些情况都是真实的，也相信苏联。但是，苏军先前说的话却没能兑现，日军投降后留下的大批武器是在，但没有交给我军（部分被我军缴获的除外），仍由苏军看管了起来，结果造成我军的被动。我军许多部队得到了中央的情况通报和通知后，在挺进东北时，把武器都留在了当地，徒手来到了东北，亟需要武器装备。可是，他们到了之后却发现不是那么回事，都认为先到东北的李运昌部“近水楼台先得月”“发了一大笔洋财”，已经掌握了东北的全部武器，哪知他们此时已两手空空，没有多余的武器发给兄弟部队了。这些后到的部队，大部分是主力部队，都是经过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战火考验的老兵，一看先到东北的部队已装备上了，他们千里迢迢赶来却没来得及装备上，就产生了很大的意见。于是，“新兵新枪，老兵老枪”（一说是“老兵没枪”）的说法就产生了，并且反映十分强烈。这些后期挺进东北的兄弟部队，对东北局和李运昌产生了很大的误会。
东北武器分配的真相
作为挥师先机挺进东北的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是于1945年9月14日下午率东进第二梯队到达东北的中心——沈阳市的。这时，李运昌听了东进支队的汇报，得知日本在苏家屯的武器仓库已被苏军收回，但对于苏军向我东北局说，要把一个武器仓库交给我东北局这件事，他当时并不知道，是以后才听说的。因为在这年的10月中旬，他已经接受东北局的命令，离开沈阳回锦州了，他率兵出沈阳时没从这里带走武器。在锦州，他所率领的八路军老十八团，经过战斗，收缴了盘踞在这里的两个伪满洲国的武器装备，又接收了驻在这里的苏军给的一部分日本武器，装备了1.5万多人的部队。之后，这些武器装备已所剩不多了。正在这时，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李道之来了，向李运昌要武器，李运昌这里已经没有了，他就从周家美、吴宗鹏的22旅那里抽调了2300支步枪，3门山炮交给了冀东军分区，他们之后用这批武器武装了新成立的第47团，并用送给他们的这几门山炮，打开了日伪盘踞的玉田县城，解放了那里的人民。
与此同时，李运昌通过中央电文，得知黄克诚、梁兴初两部要到东北来，他就打电报给中央，要求这两支部队先到山海关，参加保卫山海关的战斗，并为他们准备了一批武器。结果由于林彪不同意，中央没有回电，这两支部队也没来山海关。正在这时，黄永胜、文年生带部队从热河来到锦州，他们在路过叶柏寿时，看到一列满载武器的火车，足有14节车皮，当时只有5名苏军看管。黄永胜于是向李运昌报告说，叶柏寿铁路断了，武器在车上放着很危险，因为周围有2000多土匪准备抢劫这批武器，怎么办？李运昌听了这个报告，一看这个情况确实很危险，就当即打电报给东北局请示说，山海关战斗已经打起来了，延安一批老部队已到锦州，他们没武器，是否把这列车武器拉到锦州来，武装准备保卫山海关的部队？东北局同意此建议之后，李运昌就派黄永胜把这批武器用火车从叶柏寿拉到锦州来了。黄永胜在负责拉运这批武器时，半路上从火车上拿走了100挺机枪，装备了自己的部队。
直到这时，李运昌才利用这批武器，首先装备了从延安来的教二旅丁盛团，剩下的发给了黄永胜部1200支步枪，发给了文年生部2800支步枪，然后，黄、文两部与冀热辽新部队合编。就这样，这支部队就武装了起来，成为保卫辽西的重要武装力量。后来，才知道这车武器是东北局先批给热河的，当时由于情况紧急，就拉到锦州来了。
冀热辽部队先机挺进东北，究竟收缴了多少武器？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至今也说不太清楚，一些资料都估计大约在10万支左右。这些武器的分配去向，据李运昌后来回忆说：一、分发给了先机挺进东北后新扩编的部队，这是大量的，大约有几万支；二、发给了进入东北的各解放区的老部队，如三五九旅、第二旅、警一旅、山东第二师、第七师、冀中部队及新四军第三师等，但分配不均，早来的就全部武装起来了，来晚的就差些；三、曾克林按照东北局的指示，利用葫芦岛、营口、庄河等港口，向山东龙口运去一批武器弹药，其中光子弹、炮弹就有500多万发，陈毅收到这批武器弹药后，还高兴得及时回了感谢电；四、支援热河、冀东一部分，数量不多。由于时间仓促，情况紧急，讯息不畅等各种因素，造成武器分配的状况不尽如人意，这是客观事实，但这些武器毕竟都发给了我军自己的部队，使这些抗日“胜利果实”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历史也作出了回答，李运昌、曾克林及冀热辽部队的做法是着眼大局、问心无愧的。更何况，在此后不久，就实现了新老部队的合编，李运昌把冀热辽的10万多合编部队全部移交给了东北局和林彪指挥，所谓“新兵新枪，老兵老枪”的问题就不复存在了。
李运昌为此背了个大“黑锅”
在分配这些武器当中，李运昌还特地命令留下一批武器，是准备发给远道而来的黄克诚、梁兴初两部的，准备让他们支援山海关作战，这两支部队的武器装备严重不足，大约3个人才平均两支枪，但他们来得太晚了，直到11月25日才到达江家屯。这时，我军已从山海关、锦州撤退了，所以他们没有得到武器。1945年11月27日，即锦州失守第二天，李运昌（经中央任命，时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总司令，总司令为林彪）给林彪打电报反映：“敌继续猛进，我无兵阻止，北票、朝阳亦可能被敌占领，大批物资转运不便，前方部队需用甚急。我意黄克诚师派部队到北票、朝阳来取冬装装备，以防损失，请决定。冬季天寒，如被服丢掉就无办法，沈阳物资再外运困难。”后来，北票、朝阳储备的被服都发给了黄克诚的部队。
之后，李运昌率部撤到义县后，黄克诚又亲自来找李运昌说，东北局早有电报，让他到李这里来领武器。可是，李运昌此时在这里哪里还有武器，就只好解释说：“你们来晚了，山海关、锦州失守后，我这里的武器都发完了，只剩下一些弹药。”黄克诚说：“弹药也好，都给我们吧！”于是，李运昌就把几车弹药，共计有几万发，还有十几门大炮全部给了黄克诚部。
由于没武器发了，黄克诚对李运昌产生不满，后来的山东部队也对李运昌不满，就向上反映李运昌有武器也不发给他们，在自己部队的仓库里存放着，最后状告到林彪那里。林彪已经到了这里一个多月的时间，对这些情况都十分清楚，而他却什么也不说，也不向下边做解释工作，而是组织了一个清查小组，以洪学智为首，王亢及另外两个同志参加，联合清查李运昌部在北票的仓库，结果一查里边只有1500支不能使用的旧枪，全是部队换下来的，根本没有什么其他多余的武器了。事实虽然查清了，李运昌根本不存在有武器不发给老部队这回事了，可林彪却别有用心，尽管他俩同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校友，但仍然把“本位主义”这顶大帽子狠狠地扣在了李运昌的头上。
这件事还曾经惊动了毛泽东。李运昌1949年底经中央批准，由热河省委书记、热河省政府主席调任新中国第一任交通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部长为章伯钧）时，毛泽东找他谈话，还提起了这件事，主席问李运昌：大黄（黄克诚同志）反映的“新兵新枪，老兵老枪”与你有直接责任对不对？李答不对，并汇报了当时的情况并说把最后的所存棉衣、被服和弹药都支援了黄部，最后清查仓库也没有多余的武器。主席又问他，小黄（指黄永胜）也这么反映对不对？李运昌回答，他这么反映就更不对了，这批武器是他发现并运回来的，怎么分的他也清楚，他反而这样汇报，真是两面三刀！别有用心！毛泽东听了他的汇报后，鼓励道：这都是历史了，都已过去了，我这里清楚了，你就在交通部好好干吧！
谁知“文革”开始后，林彪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野心，使出卑鄙伎俩，由林彪的黑干将，原李运昌的部下黄永胜亲自出马，给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的李运昌贴出大字报，又扣上了三顶大“帽子”：一、抢先派人到东北接管日伪城市是抢占地盘；二、猛烈扩军是“招降纳叛”；三、把武器都发给了新部队，不发给老部队，即所谓“新兵新枪，老兵老枪，新兵不能打，老兵打不上”，是最大的“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于是林彪煽动造反派对李运昌进行残酷迫害打击。林彪和黄永胜唆使部下，利用特权，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李运昌，入冤狱7年多。
冤案终有平反时
1979年，李运昌的冤案获得彻底平反，党中央任命魏文伯和他共同组建司法部，后来魏文伯病倒，组建司法部的重担就落在了他的肩上，经过李运昌和其他同志的努力，司法行政机关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法制部门，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具有多方面的职能，发挥着积极的、其他机关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时，压在他头上几十年的由所谓“新兵新枪，老兵老枪”所引出的几顶“帽子”也被摘掉，有了公正的结论。
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为此事说了公道话：“由于出关部队完成任务出色，苏联红军对他们（指李运昌部——作者注）态度很好。他们进入沈阳之初，苏军曾经把关东军的武器仓库交给他们看管。仓库里存放的武器，能装备几十万人。曾克林同志带领的部队，从仓库里取出一批武器，发给了扩编的部队使用。
就在曾克林去延安之后，苏联红军收回了武器仓库。
曾克林到延安汇报工作时，讲了接收武器仓库的情况。党中央听了汇报后，曾经向各解放区发出通知，命令调往东北地区的部队，把武器留在原地，到东北重新发给武器。可是，当各解放区的部队陆续到达东北的时候，武器仓库已被苏军收回，哪里还有武器发给兄弟部队呢？此事，使李运昌、曾克林同志受到很大埋怨。其实，这件事不怪他们。”“那时候，林彪是东北人民自治军（不久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他本来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应该出面说明这一情况，以免兄弟部队之间产生误会。可是，林彪不仅没有这样做，还散布舆论，制造隔阂。他到辽西地区以后，专门成立了清查小组，清查了出关部队的仓库。结果没有发现仓库里存放着武器，也没查出丢失武器，才把这件事搁下了。”
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也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这件事的始末：“当时彭真同志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与苏方会谈都由我为他翻译。大约是第二或第三次接触时，苏军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情况，说沈阳附近有一个存放十万多支枪的武器仓库，可以移交给我军。这真是个好消息，我们听了很高兴，便迅速将情况报告了中央。中央马上命令山东部队和新四军三师黄克诚的部队，把自己原来的武器留在关内，迅速徒手出关到沈阳接受这批新武器。两周以后，奉命接收武器的部队已经陆续到达东北，我们正要苏军实践自己的诺言，却意外地得到他们内容相反的通知，说是由于国际上的种种原因，那批日军武器要另行处理，不能按原计划给我们了。这一下弄得我们非常被动，出关的部队已经将原来的武器留在了关内，预定得到的新武器却一件也到不了手，成了一群徒手士兵，部队上下都在埋怨。
当时流传一个说法：‘新兵新枪，老兵老枪。’其实，更确切地应当说‘新兵有枪，老兵没枪’，这都是苏联方面说话不算数造成的。他们所以出尔反尔，其主要原因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得很苦，害怕因支援我军再引起战争，结果造成了我们的被动局面。
彭真和李运昌为此受到许多指责。林彪后来也拿此事攻击彭真，李运昌也大受批评，成了他们的一大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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