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将领若何称兄道弟zt

其一，关于称兄道弟


记不得是哪部电影了，好象是《开国大典》吧，片中杜聿明与傅作义在北京会面，傅称杜“光亭兄”，而杜也称傅“宜生兄”，此称对于二人来说甚是荒唐；另有一部记不起名字的电视剧中则有一镜头，是张治中与戴笠并肩而行，戴竟然对张称“文白兄”，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了。


国民政府时期，与当时社会习俗一样，同辈将领之间在社交和书信中往往称兄道弟，即在称呼对方时，在其字或号之后加“兄”字，以示尊重。从一些国军将领的来往信件、日记和回忆录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如称何应钦“敬之兄”，称白崇禧“健生兄”等，但使用这种称呼有个条件，即对方一定得是自己的同辈或比自己辈份稍低一些的军人，对于辈份高于自己的军人或者直接的长官，就不能使用这种称呼了。这在半封建的旧中国和注重论资排辈的国军中，是丝毫也不能乱的。


称兄道弟的场合和适用的对象，从本义上讲并不难理解，之所以闹出上述的笑话，多半是我们的一些编导对国军军人的断代以及具体人物的出身背景等不够熟悉的缘故。


那么，国军军人该如何断代呢?


在国民政府时期，从纵向区分，国军将领大致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以清末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军人为主，其代表人物有蒋方震、阎锡山、程潜、陈仪等。这一代军人，大都是辛亥革命各省武装起义的中坚，主要活跃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伐完成后，仍旧活跃于军事舞台者，已为数不多。第二代，是以出身保定军校的军人为主，其代表人物有顾祝同、张治中、陈诚、白崇禧、唐生智、薜岳、余汉谋、刘文辉、王天培、傅作义、杨爱源、刘多荃、秦德纯等，这一代军人，在国民政府时期各个派系中都有广泛的分布，将星最为众多，从二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大陆解放，一直是中国军事舞台上的主角。第三代，便是以号称“天子门生”的黄埔学生为主了。其代表人物，有胡宗南、杜聿明、黄维、王耀武等。自北伐战争开始，逐渐形成一支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但其分布面则较窄，主要服务于中央军，在所谓的“杂牌军”如东北军、西北军、晋军中，则基本上未能渗入。

保定军校的前后八任校长中，有五任校长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长以下的教育长、各兵科科长、教官等，也多数以士官生担任。而黄埔军校的教官、队长则绝大多数出身保定军校。就因为这层关系，使留日士官生、保定生、黄埔生形成了较明晰的三个断代。再加上那时还残留有“认门生”的习俗，故不管是不是在军校授过课，下一代在上一代面前，都以晚辈学生自称，上一代也有这个心理，只是多数不流露于表面。影片《开国大典》中，傅作义有一句台词：“林彪是我的晚辈……”，不管这句台词出自傅作义之口是否符合傅的为人（我本人感觉不符合傅的谦逊之风），它所道出的其实就是傅、林分别出身于保定、黄埔这么一层关系。到是在涿州守城时，傅称奉军将领于国翰为老师，却是有据可考的事实，而它所阐释的，也是于国翰出身于日本士官比傅作义高一个辈份的原由。


构成这种代差的将领之间的称谓，大抵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没有直接的隶属与师生关系，或者虽有隶属关系，但职级相差不大时，资深者对资浅者称之以兄，以示谦虚，是十分正常，也是十分普遍的；但反过来，就不行了。比如北伐时期，有一次白崇禧夫人到南昌，而恰逢白衔蒋命去了前线，于是蒋介石在招待白夫人的同时给白发一电报，电文中有“使兄嫂不得相见，此中正之过也”的词句。以当时蒋白二人的资历和任职来说，蒋称白为兄是符合当时的社交习惯的，但反过来，如果白也称蒋为“介石兄”的话，就大大的不可以了。还说北平傅作义与杜聿明会面时二人之间的互相称谓，以当时傅、杜二人的职务来说是差不多的，但前者出身于保定，后者出身于黄埔，二人又属于不同的军系，傅作义称杜聿明“光亭兄”，就合情合理，反过来如果杜聿明也称傅作义“宜生兄”，就是没大没小，有悖伦理了。实际的情况是，当年杜聿明在北平见傅时，对傅一直是用“宜公”的尊称的。


第二种情况，是双方属于同一派系集团，又有深远的上下级关系或者师生关系，便都不宜称兄道弟了。比如张治中与戴笠之间，就不适宜如此称呼。因为作为长者的张治中要是这么称，就显的掉价了，而作为晚辈的戴笠要是这么称，则是明显的犯上了。由于戴笠职业的关系，使的这位黄埔六期的小学弟在他死后的几十年里被大大地炒作了。实际上，戴的资历和地位在当时的国军将领中是很低的，而且，虽然其生性残虐，外表却十分的虚伪和谦恭，并不象有些文学作品中描写的象是个小流氓一般。抗战时有一次陈诚在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任上与戴笠谈话，一个多小时里，陈或坐或踱，而戴则一直以立正姿势听训和答话，对陈则一口一个“老师”叫，而以“学生”自称。其实戴还长陈一岁，戴在黄埔做学生时，陈也早已不在校任教，就因为保定和黄埔的辈份关系，戴才称陈做老师的。张治中是保定三期生，其资历在陈之上，且戴在黄埔受训时，张正好是以黄埔军校教育长的身份主持校务，代行校长职权，二人的师生关系是再明确不过的了，可想而知，戴是吃了豹子胆也断断不敢在乃师面前称兄道弟的。那么，戴能不能称张“文公”呢？也不行，戴笠与张治中的关系截然不同于杜聿明与傅作义的关系，他只能称张的官职或者称老师。那部电影中的导演愣是安排戴对张治中称“文白兄”，真是何等的荒唐。


第三种情况，是双方同属于一个派系，又在一个单位，但后来者居上，黄埔生做了保定生的直接上级。构成这种关系的，在当时也不在少数，如胡宗南与裴昌会、王耀武与施中诚等，这种情况下，如果职级相差不大，多数便以同辈相待，可以互相的称兄道弟了。


与称兄道弟共同使用的，还有向对方称“弟”和称“公”两种，但远不如称兄使用的普遍。前者一般只有两种情况下使用。一种是对方资历明显低于自己，为示谦虚或借重时使用。如在忻口战役时，黄埔学生李仙洲负伤，蒋给李电报，“仙洲吾弟，，，，，，希安心养伤，并将每日伤情告吾，以免挂念不安”。蒋以校长之尊，称自己学生为“吾弟”，可见其用心良苦。


还有一种情况，则是换了贴子的把兄弟之间，年长的一方（哪怕只大一天）称对方时使用。张自忠留给冯治安的绝笔信中，就有“仰之吾弟”的称呼，盖由于二人是把兄弟的关系。徐州会战时，张自忠曾给樊松甫捎去白兰地若干瓶，并捎话：“哲山弟好饮……望他少喝”等句。对比张自忠、樊松甫二人的出身、资历，单凭张对樊以“哲山弟”的称呼，便可断定二人必定存在着结拜关系，用不着考证。


至于社交中称“公”的，只适宜对少数位高权倾、资深望重者。同一辈份的人可以使用，辈份稍低的且没有直接的隶属和师生关系的也可以使用。和称兄时不同的是，称“公”时，一般是选字中的一个加上“公”字来称，如称李宗仁“德公”，称李济深“任公”，称程潜“颂公”等。　


因这里主要讨论高级将领之间非正式场合的社交称呼，至于辈份相差太悬殊的，比如某个上将与某个校尉级军官，上面所说的便不适用了。对于正规场合该怎么称呼也不在此多说，也没什么说的。


上面所说的只是一般的情况，对某个具体的人来说，就不是绝对的了，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使在同一种情况下，也会因双方之间关系的远近、善恶和个人性格、修养以及当时心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就要求我们的编导们应该尽可能多地掌握民国军人的出身与社交关系，才不会闹出笑话。


其二，关于少帅


说起少帅，许多人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张学良。的确，一直长演不衰的少帅戏中，不仅剧名用少帅直接命名，戏中“报告少帅”、“有请少帅”等台词也不绝于耳，就更让人感觉少帅就是张学良的专用代称了。


“少帅”二字，从字面本意上理解，似乎有“少年英俊”或“少年统帅”的含义，这也许是今天人们之所以用其代称张学良并借指某些少年得志而掌权者的主要原因吧。


其实，这其中有两个错误，两个至为荒谬的错误。


第一，少帅在当时不是张学良的专称。“少帅”，即不是一级军衔，也不是专门特指哪一个人的别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衔共分三等九级，其中上等分三级，即上将、中将、少将。可见，当时最高的军衔就是上将。只不过按照前清的惯例，人们习惯称一些较大的军阀为“帅”。这“帅”的称法又有不同，一般同僚中称呼，是将某人的“别字”中挑出一个字来加上帅来称呼，如张作霖字雨亭，则称作“雨帅”，吴佩孚字子玉，便称作“玉帅”。也有根据某人的官职取一字加帅联称的，如称不同时期的唐继尧、孙传芳为“联帅”等。以上都是一种习惯性的尊称，在社交中可以公开使用。要是敌对方面的人员称之，则往往戏谑地将某人的特点（往往是不好的特点）加上帅联称，如“辫帅”、“胡帅”等。如果是手下人，则直接称主子为“大帅”。因那时有资格称“帅”者十分的普遍，故相应的对于这些“帅” 的儿子，就往往戏称作“少帅”。在那个群雄割据混战的年代，被称作“帅”的军阀是此起彼落，大帅们三妻六妾，他们的儿子不会比他们的数量更少，少帅自然比大帅更多，至少肯定不会仅仅指张学良一人。西北军阀马麒之子马步芳、皖系军阀卢永祥之子卢小嘉，旧桂系军阀陆荣廷之子陆裕光等，都是当年风流一时的“少帅”。您可别误会，不要以为只有长大成人并带兵打仗了才能称作少帅。不是的，恰恰相反，称某公子为少帅，往往是称那些未成年孩童的。而一旦长大成人了，再称少帅就显的不恭了。在当年，同时与“少帅”并称的，还有“姑帅”——指军阀的姑爷（即女婿），“舅帅”——指军阀的小舅子和“三帅”、“四帅”——指军阀的弟弟等。当然，出身军阀家庭，子承父业，并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充当了重要角色，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当首推张学良，而更主要的是近些年来一些文艺作品的炒作，于是给人一种误解，好象“少帅”就只是张学良。


如果说“少帅”作为张学良的专门代称已经被现在的人所接受，作为第三人称，到也勉强说的过去的话，那么这第二个错误就是绝对不该有的了。


第二，少帅在当时不是一个美称，因而不可以当着张学良的面称。就象“小姐”一词在不同的时代有着截然不同的尊卑荣辱一样，“少帅”一词也同样的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感情内涵。少帅一词，在当时丝毫也没有“少年英俊”和“少年统帅”的含义，可以这么说，当年人们称“少帅”，与称“姑帅”、“舅帅”、 “胡帅”、“辩帅”一样，更多的带有贬意，而绝对不含丝毫敬仰与爱戴，往最好处说亦不过是逗小孩子玩时的戏称，对于张学良也同样如此。在一些与奉军敌对的阵营中，此称呼则带有蔑视的心理。在当年的京津一带，此称呼还带有憎恨的心理。因为当年吴佩孚直军在当地表现出良好的军纪，而奉军的军纪则极其败坏，人们对这位花花大少并没有半点好感，这和今天一些无知青年包括一些无知导演说到少帅时那种打心眼里流露出的羡慕与崇拜是截然不同的。就象是五十年代的翻身农民和今天的人们在欣赏《白毛女》时有着截然不同的心态一样。出于这种心理，当时的人们称呼“少帅”时，都是背地里私下谈论，而绝对不敢当面称呼。奉军内部有没有人如此称呼少帅呢，有，但绝对更只能是背后称呼。


但现在有一些与当年不同的现象是，在一些文艺作品中，剧中人不论是辈份高低、职务大小，都毫不顾忌地称张“少帅”，甚至当面喊叫，似乎这一称呼有着无限的敬仰与爱慕，这就是荒谬失实的了。


实际上，当年在奉军和大帅府里，彼此之间的称呼是很讲究的。一般来说，张的部属只能称他不同时期的官职，如“军团长”、“总司令”等。于凤至、赵四小姐则称他“小爷”。胡若愚、周大文等，虽是极好的慕友，公开场合也称官职，私下则称“汉爷”。张景惠、汤玉麟等少数几位父执，才能叫他“汉卿”。只有张作霖，才可以不分场合地叫他“小六子”。至于“少帅”一称，在大帅府里，就是背后，这样称呼的也不多，因为那些受到张家恩宠的人们在当时绝对不会想到少帅一称会在将近百年以后的今天变成如此的充满爱意。


张学良本人也是最讨厌人们称他“少帅”的。在他自己看来，“少帅”这种称呼，就跟古代的“衙内”一样，会令人们把他看成是依仗父亲权势横行霸道的孩儿辈，或者是阿斗一类的人物。而实际上，他所担心的一点没错。


曾经多年辅佐张作霖，后来被张学良诛杀于老虎厅的杨宇霆，在张作霖已死，张学良成为东北军政最可能的接班人之际，恃前代老臣资格，在与人谈及张学良时，仍用轻薄的口吻称其“少帅”，使张学良感觉受到侮辱，更加对杨不满。杨之被诛，固然不是一句“少帅”惹来的，但张学良对人们称他“少帅”的不满，对杨称自己 “少帅”的羞愤，却是事实。由此可见，作为张作霖时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杨宇霆，称呼一句“少帅”都会招来杀身之祸，其他人特别是张的部属下人们怎么可能敢于当着张的面称呼“少帅”呢？其实，许多当年追随张学良的将领，出于对他的尊敬，即使在多年之后，在与人谈及张学良时，在写回忆文章时，对“少帅”一称，也很是忌讳，一般是不会使用的。只是近些年，一些无知的文人和编导们出于羡慕与崇拜或者其它不为人知的心态，才以夸张的标题和做作的声势，而“少帅” “少帅”地叫个不停。


其三，关于冲锋枪


影视中这方面的错误最多也最显而易见。比如近年公映的影片《太行山上》，就有国军官兵手持司登式冲锋枪射击的场面，让人晕呕不已。当然还有更离谱的，前几年的也是主旋律的影视作品如《长征》、《大决战》、《新四军》中，红军使用司登式、新四军和解放战争中的解放军用现役五六式的镜头甚至是特写镜头也履履出现，真让人不知说什么是好。如此严肃的作品出现如此荒唐硬伤，怎能不为中国的影视悲叹。司登式冲锋枪是英国在二战中后期生产的，进入我国是在四六以后的事了。我真不知道导演们是怎么把它用在了三十年代的中国军人的手中的，实在荒谬至极。


你可不要以为这是编导们的幽默，就象某个小品中刘备用摩托罗拉一样，是为了博得观众开心一笑，不是的，人家可是正剧。不过，你在感到浑身发冷的同时，也必然会感到它的让你绝对笑不出来的另一种幽默的。


中国使用和制造冲锋枪并不比冲锋枪的故乡西方列强晚多少。在二三十年代，中国还是全世界范围内使用冲锋枪最多、创造的战例最为辉煌的国家，但那不是司登式，也不是M3，而是第一代冲锋枪的汤姆森和伯格曼。


最早购进冲锋枪的应该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是于1922年购自美国檀香山的汤姆森M1921式，共三十支，带一百发弹鼓和二十发弹匣那种。全部装备其卫士大队。陈炯明叛变时，卫士大队奋起自卫，该枪曾发挥了巨大的威力，给叛军以很大杀伤。有一部短片，孙中山开完国民党一大步出会场，孙身边几名卫士肩扛的便是此枪。大约在1923年，广东石井兵工厂最先仿制该枪成功，但由于其制造工艺复杂和成本过高的原因，产品并不多。后刘湘川军亦仿制，到其兵工厂交由中央的1938年止，共出品达4700支之多。其嫡系部队曾大量装备，如土城之役时的郭勋祺旅中，每个步兵连均有三个冲锋枪班，火力密集程度可想而知。


最大量生产汤姆森的当属晋绥军阎锡山，从1926年开始设立专门的冲锋枪厂进行生产，至中原大战时，其最高月产量曾高达900支。阎锡山对于冲锋枪的贡献极大，他是全世界第一个将冲锋枪普及到全军每个步兵班的。早在阎军参加北伐时，晋绥军每个步兵班便已普遍装备冲锋枪一至二支，这一点比制造和使用冲锋枪一直领先的西方军队提前了差不多二十年。他还是全中国第一个将冲锋枪称之为冲锋枪的。一直到抗战时期的1941年，由国民政府兵工署规范的兵器名称中仍然没有冲锋枪一词，而将此种兵器称作手提机枪，冲锋枪一称是在抗战后期才开始的，而阎锡山早在1926年便已使用这一名称了。


毕竟汤姆森对工艺的要求太高，制造不易，相对来说，伯格曼则结构简单，更适合简陋设备条件下的粗工生产，所以，除了山西、四川曾大量生产汤姆森外,各兵工厂和修械所生产的冲锋枪，主要的都是被俗称为花机关的伯格曼。在这方面，北洋军阀比西南军阀更早地开发和生产。由其把持的奉天，天津、巩县、汉阳，金陵，上海等各大兵工厂都曾大量生产此枪。北军中的伯格曼迅速普及，特别是高级将领的卫队，更是如此。南方军阀生产此枪比北军稍晚，但也很快普及，就连名列末位的四川小军阀罗泽洲师的修械所，就连比罗泽洲还小的福建小军阀郭凤鸣旅的修械所，就连倍尝艰苦穷困的红军根据地的修械所都可以生产此枪，可见伯格曼在当年普及的程度。


将冲锋枪成营成团的装备，绝对不是二战时期的苏军首创，中国要比他们早的多。比如张宗昌的卫队旅，比如冯玉祥的手枪旅，都是整营整团甚至整旅的装备，就连川军小军阀罗泽洲部队，也是师有手提机枪团，旅有手提机枪营，团有手提机枪连。实际上，除晋绥军是将冲锋枪每班一至二支平衡配备外，那时多数军队都是将冲锋枪集中使用，手提机枪连、营极其普遍。


在红军中，也有大量使用柏格曼的战例。朱德在井冈山时期，有一个卫士班，也是每人一支伯格曼。每到敌兵追近，朱便亲自指挥该班狙击追敌。著名的抢渡大渡河十七勇士，便是每人一支盒子炮，一支花机关，一把大刀的超级配备。在国军的剿匪战报中，也每每有“匪军装备虽劣，但往往集中驳壳、手提机枪猛扑一点，致频频得逞”的字眼，可见那时的伯格曼，当之无愧的该属于明星级的兵器。


如果反映北伐和十年内战内容的影视片中出现冲锋枪，刘湘部队和阎锡山部队，就应该是仿汤姆森，其它别的部队则全部是伯格曼，不可能有其它别的枪型大量出现，出现了就是错误的。


二三十年代之所以大量生产冲锋枪，主要是为了填补轻机枪火力的空白，是意图使之完成突击步枪或轻机枪的职能，川造汤姆森的枪管比原枪长出许多，就体现了这种用意。全面抗战爆发后，各路军阀的兵工厂全部划归国府统一生产，轻机枪的生产规模迅速提高，基本可以满足前线消耗，加之这时国人也还并没有认识到冲锋枪应有的战术价值，冲锋枪的生产便停止了。整个抗战时期，除八路军曾少量生产外，大后方的国府兵工厂并未生产过一支冲锋枪。在美援来到中国之前的抗战中，冲锋枪的使用远远不如二三十年代，当然也有，但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