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承认当前经济形势的严峻性，也要对中国经济保持信心，更不能被阵痛遮蔽结构转型的大视野
时间定格在2008年7 月。中国的经济形势和调控政策正处于一个颇为微妙的关键时刻， 何去何从，众目所瞩
中国的经济形势和调控政策正处于一个颇为微妙的关键时刻。人们无不关心，施行大半年的紧缩性政策，是否因经济持续下行而即将调整。
如同为温家宝总理“最困难的一年”的判断作注脚，中国经济的总体环境正在不断趋于恶化，经济基本面的悲观气氛日益浓郁。去年以来国际金融无休止的动荡引致外需放缓，国内信贷紧缩依旧，能源及其他投入品的成本不断攀高。至今年，这些不利因素非但丝毫不减，还增加了雪灾、地震等自然灾害；企业利润回落、股市深度回调、房地产不景气以及近来“大量企业破产”的传言，更进一步渲染了这种气氛，使人难免忧心忡忡，备感压抑。
或许是由于多时以来人们听到的几乎都是“坏消息”，因而对“好消息”的期待便愈加强烈。外生变量不可改，现实的“利好”变成了“放松紧缩政策”的呼吁，可谓呼声日渐高涨。紧缩政策应不应当坚持？放还是不放？
从绝对数值看，上半年10.4％的GDP增长率并非让人难以接受；7.9％的CPI增幅，也仍然显示了紧缩的必要性。不过，GDP增速的确在逐步下行：今年一季度增长10.6％，比去年四季度回落0.7个百分点；今年二季度增长10.1％，比一季度回落0.5个百分点。
在当前的形势下，两种政策主张正在激烈交锋：
——一种看法是，既然经济已经没有“过热”风险，而且美国经济衰退、全球经济滑落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国内CPI也已经从高位不断回落到6月的7.1％，为什么还要继续紧缩？
——另一种看法是，经济适度减速本是宏观调控的目标；目前反弹的因素还在，不能因为经济有所放缓就放松紧缩，否则将前功尽弃。
毫无疑问，经济放缓是宏观调控的一个自然结果，如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所说，“整个宏观经济正向着调控政策的方向发展。”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李晓超7月17日在公布上半年经济数据时亦称，“经济增速回落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但问题在于，经济放慢只是适度放慢，还是会出现可怕的大“滑坡”？
对这个问题的判断，直接决定下半年的经济政策取向。近几月中央银行和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委，已经陆续组织了多批次人员到各地考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副总理王岐山以及各相关部委的负责人更是于近日分赴江苏、浙江、山东等地调研，以掌握可作决策依据的一手资料。
近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总结前半年经济工作，并研究下半年经济工作安排和宏观调控政策。会议的基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此前强调严控通胀是首要任务，但此次强调后半年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同时也要保持控制通胀的政策力度。任务的优先序，已经悄然改变。事实上，温家宝7月5日在江苏考察时即已释放了这个信息。
不但如此，已有消息称由于上半年贸易顺差下降，升值压力有所缓解，同时出口企业形势恶化，下半年人民币升值进程将会放缓。更有传言称，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将有所上调。
然而，维持信心仍然是形势判断的主基调和决策依据。此间专家普遍主张，下半年的经济政策或有微调，但“不会大变”。原因在于“综合中央多次到各地共上百家企业调查的结果，既要认清当前的经济形势的严峻性，更应对中国经济保持信心”。一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财经》记者刚刚完成在浙江、广东等地对数十家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调查，亦印证了这一判断。
10％：是否底线？
经济增长放缓已成事实，但是否仅仅是开始？10％左右是底线，还是说仍相当高？
当前对经济形势的担心，并不在于二季度10.1％的增长速度是高是低，而在于其进一步下滑的风险。上证综指从6000多点一路跌至3000点以下，投资者仍然担心股市继续下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经济进一步减速、企业利润空间继续受压。
工业生产增速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减缓势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3％（6月增长16.0％），比上年同期回落2.2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增长16.4％，二季度增长15.9％。
企业利润亦在持续回落。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0944亿元，同比增长20.9％，比上年同期大幅回落21.2个百分点。
根据《财经》记者的调查，企业认为影响其利润的因素，第一位是原材料涨价，第二位是劳动成本上升，第三位是融资成本上升。也有些企业把人民币升值因素排在第三位。
在这种情况下，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分析，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年内难以明显回升，此趋势延续，使得明年可能出现前低后高的走势，但其中的不确定因素尚有很多。
经济学家们对形势判断的分歧在加大，渐渐分为两个意见阵营。
由于严重看空外需，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教授任若恩等人对中国经济的前景甚为悲观，并认为政策必须放松。瑞银证券中国经济学家汪涛等人则认为，中国经济正在不温不火地稳健增长，既有政策仍需持续。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也提出，由于紧缩政策控制了通货膨胀，中国经济已无失控风险；至于经济减速，则属于经济周期的正常波动。
不过，由于次贷危机不断发展和扩大，外需放缓甚至大幅下滑，仍存在相当大的可能性。美国最近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经受重大危机，显示其经济衰退的风险进一步增加。中信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诸建芳即提出，欧元区经济的前景仍然堪忧。新兴市场传来的信号也不乐观。
中金公司最近则发布报告称，中国对东南亚国家以及俄罗斯等主要新兴市场的出口增速将开始放缓；随着美国经济放缓逐渐传导到其他国家，中国对那些国家的出口也将逐渐放缓。
6月出口继续下滑，与之相对应的是6月采购经理指数（PMI）的出口订单指数也下滑3.2个百分点至50.2％；低于50％，则意味着出口将陷入衰退。
宏观调控的目标是熨平经济波动，亦即反周期操作，在经济存在过热风险之际固然要控制增速，在经济下行时亦不排除政策调整的可能，以免万一控制过紧，导致经济大幅度地滑坡，与“熨平经济波动”的初衷背道而驰。
其微妙处正在于，经济增长多快是合适的？更具体地说，市场在猜测：决策层能够接受的最低增速是多少？
一种看法认为设限10％。其依据，引自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李在上半年数据发布当日所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即过去30年平均9.8％的速度，这一速度被部分分析家解释为政策底线。
但还有不少学者对此持异议。中国其实可以接受更低的GDP增长率——如果改变当前增长模式的话。当前模式下，过高的增速对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不利，“投入品价格过于便宜，而且根本不需要支付环境成本，必然导致过度投资特别是许多原本不具有经济效益的投资，其结果是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环境的过度破坏。全国人民都为此付出成本。”上海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许小年说。
这位宏观经济专家还认为，10％左右的GDP增长速度已经相当高，当务之急不是改变紧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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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困境：“饿死”还是“撑死”
过去几年来企业增长过快，一旦遭遇信贷控制，不免面临资金难局
人们担心的是，如果紧缩持续，越来越多的企业会不堪重负。中国的企业会不会因为经济放缓和持续的信贷紧缩而大量破产，进而拖动经济剧烈下滑？
事实上，现在已经有许多关于沿海中小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大量倒闭并殃及当地金融体系的传言。由于浙江的中小企业贷款多采取互相担保的方式，一家企业倒闭会累及其他企业，导致资金链连环断裂。更有说法称，浙江企业的大量贷款来自民间金融，链条既长且广，企业倒闭会牵一发动全身，整个浙江民间金融已遭受重创。
后一种说法目前难以得到确证。而基于实地调研并与众多进行实地考察的专家交谈，《财经》记者发现，即使是一直被认为处境最艰难的中小企业，现在的情况也远没有传说中那么糟糕。
今年浙江企业的确面临许多困难：年初雪灾影响了八九个省市；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浙江的外贸拉动型企业（占企业总数的52％）不能正常结汇；人民币升值；能源价格上涨；国内资金紧张，今年信贷又缩水470亿元。总括这些负面因素，对企业影响到底有多大？
浙江省工商联向中央提交报告，总结今年民营经济的基本情况：总量增加，发展速度趋缓；出口规模保持较快速度，但效益大幅度下滑；企业资金链紧张，财务成本大幅增加。广东中小企业局报告的结论与此类似。
其实，比起发达国家中小企业年均25％-30％的倒闭比率，浙江、广东中小企业的生生死死并不更加剧烈。
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办公室主任蔡章生告诉《财经》记者，关于中小企业破产，现在还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出台，所谓过多的企业破产，大多属于传言。“2005年经济环境最好的时候，也每天有240家生，160家死。”蔡章生说。
广东鞋业商会秘书长吴航也证实，所谓广东过半数鞋业企业倒闭的传言，肯定言过其实，“就算有企业倒闭，也是竞争力比较弱的；虽然到处有报道说现在出口受影响，但海关统计的数据，上半年出口还是增长的。”
浙江省温州市经贸委对26个工业重镇2347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目前处于停工、半停工的中小企业有1486家，占6.3％，其中乐清和平阳的部分工业强镇停工、半停工企业达10％左右。
据《财经》记者了解，目前温州、湖州两市确实有一些中小企业倒闭，但涉及面并不很大。这些地方的行业，如纺织、服装、鞋帽、打火机等生产方式许多本身是“前店后厂”的作坊式，每年关门注销的企业很多。今年更多的情况为暂时停业，实属一种常态。特别是那些早年已经购买土地、兴建厂房的企业，有订单就生产，没有订单就大门紧锁。中小企业特别是处于乡镇的企业，工厂停工后，员工很快也转到其他企业或部门。
在紧缩货币政策下，数量型的控制和窗口管理，使大型商业银行更加倾向于向大型企业和政府立项项目贷款，这进一步挤压了中小企业的贷款空间。“资金短缺的问题比较严重”，浙江从上到下，各地普遍反映出这一问题。
其中原因，或可归于过去几年来企业的过快增长。根据中央银行的数据，浙江省在2003到2007年的五年间，其信贷以平均每年22％的速度增长，远高于16％的全国平均值。由于其基数很大，在信贷控制的背景下，同比难免要下降，企业也因此面临资金难局。
“许多企业不是饿死的，而是撑死的。”浙江红蜻蜓集团副总裁方宣平说。许多企业在形势好时投资过快、过杂，一旦紧缩就立刻遭遇现金流危机。
好消息不是没有。记者获悉，浙江今年上半年的贷款虽然比去年同期减少约几百亿元，但今年的绝对量不会少于去年，所以下半年浙江的贷款量同比会有所增加，全年贷款比较均匀。
企业处境变得更加艰难，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到底有多难，是否必须调整紧缩政策，目前尚难下明确的结论，但大幅调整的必要性几乎没有。
“治大国如烹小鲜。当务之急不是改变紧缩政策，而是理顺要素价格。”不少专家在完成对沿海多地企业的详细调查之后，都如此说。
要素价格：不能再承受的扭曲
“调整资源和环保价格，提高工资，等价于人民币升值。如果前者价格调得多点，人民币升值就可以少点；如果调得不够，币值就得多升，因为基本目的就是减顺差”
“不能因经济增速略有下降就轻易放弃紧缩政策，但为了理顺近乎荒谬的要素价格，则适度的通胀压力可以忍受。”一位接近决策层的专家告诉《财经》记者。
事实上，中国当前的要素价格扭曲程度之深，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这导致了许许多多看起来“很不合理”的经济现象。
——由于电煤价格受到控制，要么出现电煤短缺，要么电厂按照合同得到低价煤后，转手直接卖掉，因为这样所得比发电还要多，即“发电不如卖煤”。
——工业用电价格低，实际上是对国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补贴。比如说钢铁的出口，国内钢厂以不菲的国际价格进口铁矿石等原材料，用低廉的电价冶炼加工之后出口，这部分的电价价差，其实转移到了海外。电解铝等其他产品的出口情况，与此如出一辙。
——原油出口和成品油走私的现象在增加。由于成品油价格受控制远低于国际价格，一方面，厂商宁愿出口原油而不愿意亏本生产成品油；另一方面，国内外价差吸引有人铤而走险从事成品油走私。
——在运输价格受管制的情况下，山西的煤矸石（类似煤但热值很低的燃料）通过大秦铁路，远涉数千公里，运到广东沿海。如果运输价格理顺的话，如此长途跋涉运送的一定是最好的煤，但事实却是最差的燃料也跑遍了半个中国。
在今天的中国经济环境下，绝大多数人都是根据价格信号作出自己的经济行动。诸多所谓“不合理”的经济行为，其实都是在扭曲的价格下人们的理性选择。从中国内地舍煤炉取电炉的普通市民，到远道而来中国淘金的跨国公司，甚至万里之外看似不相关的外国普通消费者，都在参与着针对扭曲价格的套利活动。
此外，中国的环境价格也被大大低估，因为治理环境的费用并没有内化为企业的成本。在这些成本被人为压低的情况下，原来大量并没有效益可言的企业也能生存发展；结果一方面是较高的GDP增速甚至经济过热，另一方面是大量滥竽充数的企业和深度的环境恶化，许多资质原本不错的企业也缺乏产业升级的动力。
与人为压低的汇率一样，扭曲的要素价格不但导致众多出口产品在不同程度上补贴了国外的消费者，而且成为中国整体经济经济过热和粗放式发展模式得以维持的主要原因，更是当前通货膨胀的重要源头。
“其实，调整资源和环保价格，提高工资，等价于人民币升值。如果前者价格调得多点，人民币升值就可以少点；如果调节得不够，币值就得多升，因为基本目的就是减顺差。上述专家说。
他补充说，所谓放开价格，并不是要一步到位，而应该是有序放开，让价格相对稳定，“这个过程其实是成本的正常化。”
通胀压力：挥之不去
“在汇率不能一步到位的情况下，控制通胀只能靠控制信贷。我希望不要更加绷紧，但是也不要松；坚持就会有变化”
问题在于，成本正常化，会不会使得业已相当严重的通胀形势更加恶化？
从历史和其他国家的经验看，高通胀一直为各国决策者的心腹大患。中国最近的一次高通胀虽然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但当时引发的抢购、囤积甚至国民经济的动荡，人们记忆犹新。正是这种危机意识，使得中央银行在本轮高通胀出现苗头之际，便当机立断实行紧缩。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过量的货币发行会导致高通胀，而不断增加的巨额外汇储备正是当前中国通货膨胀的源头。在现有的结汇制度下，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每增加1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央银行就必须投放将近7元的基础货币。为了对冲新增的基础货币，央行不得不屡次增加法定存款准备金（今年以来已经提高了六次，准备金率高达17.5％），并发行大量的央行票据。只是央行票据本身具备流动性，其对冲效果打了相当大的折扣，提高准备金率更是已经接近极限。
毫无疑问，成本正常化在短期必然会导致总体物价的上升，但既然成本正常化可以起到减少顺差之效，则长远看是有助于抑制通胀的。
“当务之急是消除价格扭曲，为此货币政策可以尽力配合，”《财经》特约研究员沈明高博士主张，“在放开价格的同时控制货币总量。”
管住货币总量，意味着管住总体价格水平。放开要素价格，短期内难免对总体价格水平产生冲击，加大通胀的压力。但另一方面，更高的价格会抑制需求，反过来抑制总体价格水平，其结果是某些商品价格上升，某些价格则会下降。
沈明高解释说，央行倾向于通过控制信贷来控制货币总量。从反通胀的需要看，央行无疑认为现在贷款增速和广义货币（M2）增长实在太快，而管住信贷，也就大体上管住了M2。
当前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即认为M2不是衡量当前中国货币量的最有效指标，而应代之以M3，大体相当于“国内信贷+外汇资产”。而为了控制M3，信贷控制也被央行看成是必然之选。在汇率不能一步到位的情况下，外汇资产对于央行来说是不能改变的外生变量，要控制货币量，就必须控制国内信贷。
近两个月以来，市场上一直盛传加息的消息。许多经济学家亦建议，现有的紧缩政策应该换一种思路，比如说在加息的同时放宽信贷控制，这样可以更好地甄别那些可以承受更高融资成本的好企业。但央行似乎并不倾向于采取加息的措施，原因有如下几点：
——加息会导致更多的“热钱”流入。
——加息会增加融资成本，加重企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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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息会导致住房贷款利息增加，加重民众负担。
基于上述原因，在此“最困难的一年”中，加息对央行来说显然不是优先选择。
现在宏观调控已见成效，还需要多大的力度进行控制呢？
“我希望不要更加绷紧，但是也不要松，坚持就会有变化。我觉得这样才符合未来的利益。”沈明高说。
结构转型：阵痛与曙光
“企业家们的忧虑，就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希望所在”
这里所说的“变化”，既指通胀得到充分控制，也指中国产业结构可能出现的优化调整。在各要素成本如此大幅度地人为压低的情况下，许多中国企业仍然面临巨大的压力，彰显现有产业结构的脆弱性。
值得庆幸的是，面临困境，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抱怨，更多的人选择了反思和面对。
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办公室主任蔡章生在年初调查时就发现情况不妙，但当时很少有企业意识到潜在的危机。在过去资金充裕的环境下，企业的选择是增加投资、扩张规模，而不是提高管理、改善结构、加强成本和风险控制。“优胜劣汰，有些企业的破产反而是好现象。在这个过程中转产，或者关闭一家企业、开另外一家企业都是值得鼓励的。”蔡章生告诉《财经》。
早在几年前，浙江和广东等省就已经倡言民营企业需要“第二次创业”，其主要内容是民营企业主动调整，适应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需要。只是，外需疲弱和国内成本攀升已经不容企业扭扭捏捏。
《财经》记者调查发现，许多有眼光的企业家也已经意识到，人民币升值、要素成本正常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因循原有的发展模式必然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出路只能是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有的企业家甚至希望紧缩政策持续的时间更长一点，把一些靠低成本和低价格“扰乱”市场的小企业淘汰出局。
许多企业一方面抱怨说，他们投资的生产线、招募的工人都是很难调整的；另一方面，不管多么不情愿，却已经开始采取行动进行调整，比如产品由纯外贸转内销，尝试用现有的产能生产其他产品，甚至向产业链的其他方向延伸，诞生了一批诸如“制造服务业”等新概念。
义乌国际小商品市场内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商家都开始讨论出口市场转移，从受次贷危机影响较大的地区，向俄罗斯、韩国、中东以及欧盟部分受次贷危机影响较小的国家转移。小商品市场内还有语言培训项目，近一年来新开设了阿拉伯语课程。
义乌外贸局外贸科科长周文斌告诉《财经》记者，义乌诸多中小企业从纯外贸转向外贸内销并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现有的外贸风险。义乌有不少原来本是纯外贸企业，因为近几年大力拓展国内市场，在这次经济紧张形势下就明显更加从容。
绍兴的一些企业家直称，中国制造业已经进入“高成本”时代，而较为初级的制造业产品的议价能力不足，很难将高成本转嫁给下游企业。一些企业开始降低出口比重，转而关注国内市场。也有一些企业在人民币升值方面动脑筋，做进口产品的生意，从人民币升值中获益。
浙江泰普森恒丰控股集团是一家出口渔具、包装、户外家居的企业，其产品也绝大多数依靠出口。尽管他们明白无法摆脱生产型主业，现在也开始在为建立自主品牌、市场做准备，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成立设计公司做自己的设计，但这条路能走多远，他们也还没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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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真正困难的企业是产品比较单一、且主要集中于下游产品的中小企业。而产业链较长的企业则有可能“下游不亮上游亮”，抗市场风险的能力比较强。当然，一些民营企业也感叹，如果真正的上游行业如能源等也能向民营企业开放，民营企业就会更加无惧调整，生存空间就会更加广阔。
也有企业家认为，随着生产成本的上升，制造业需要向贸易争利润。据估计，如果制造业的利润是1，贸易领域的利润大约是6，而制造业向贸易领域扩张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自营出口”。
一家当地规模较大的纺织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他的企业正在从“自营出口”向“贸易出口”转型的过程中。他认为，两者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的中心在制造而后者的重心在贸易，前者是“大制造、小贸易”；后者则相反，在“贸易出口”中的贸易包含了市场、渠道、设计等多个环节，在产品差异化较小的市场中。这代表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为了因应纺织业的转型，绍兴县政府最近提出了雄心勃勃的“611”计划，把工厂搬进写字楼，即要在未来六年中建造100座写字楼和100幢高层住宅。有企业家估计，按照目前绍兴县1.5万户纺织企业来计算，如果有三分之一的企业实现转型，就有可能填满计划中的写字楼和住宅。
不可否认，产业升级的调整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在同质化严重的低端加工制造业，转变更非一日之功。许多企业预计，中小企业的转型“阵痛期”将至少持续到 2009年。但是，“企业家们的忧虑，就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希望所在。”许小年在涉及这一现象时说，“结构调整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国家、央行、金融机构、企业和民众需要进行均匀分担，否则任何一家都承担不起。”
政策微调：压力犹存
“未来政策的框架，应该是控制货币，放开价格，降低税负”
综观下半年政策面趋势，上半年人民币兑美元快速升值额态势将不大可能延续。一方面，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和微观层面上的企业关闭，将成为管理层在汇率方面保持谨慎的主要考虑因素；另一方面，顺差的明显下降将降低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使热钱流入的动能减弱，而窄幅升值也有利于抑制短期的热钱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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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研究所宏观经济高级分析师陈勇认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政策思路是，持续渐进取消出口优惠的政策思路将有所调整，外贸政策将面临结构性微调，有保有压：出口显著面临威胁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将得到保护，资源能源密集、环境不友好型的出口将继续面临抑制。
央行一位研究人员也承认，下半年人民币升值速度将有所放缓。随着出口放缓，人民币下半年升值压力可能也会随之减轻，“热钱”流入的担忧也可能有所缓解。但其实，升值有外部压力和内部压力，外部压力减少，内部压力，即通胀压力和结构调整的压力，其实并没有减少。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出口，不少企业呼吁上调出口退税，最近也有报道猜测可能对纺织出口退税上调2％，对服装上调4％，分别达到13％和15％的出口退税率。然而在走访了数家企业后，《财经》记者发现，纺织、服装出口企业普遍认为，出口退税上调对本身的经营和盈利的贡献十分有限，更有企业不希望上调出口退税。
浙江迷西仕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强春认为，出口退税上调可能提高中国服装整体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但国内企业获得的利益微乎其微。出口退税上调，可能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但许多外商对中国政策、行情非常了解，而且在同质化严重的纺织、服装业，需求弹性非常大。在成本降低以后，如果一家企业不调低价格，别的厂商可能报出更低的价格。
一家纺织企业表示，出口退税如上调2％，需要与外商“争夺”这部分利益，如果能拿到其中的1个百分点已算“万幸”。而其他几家受访纺织、服装企业家则更加保守，认为其中的大部分利益都将被外商获得，国内出口企业分得的不会超过四分之一。而那些更小的企业，需要通过中介代理公司出口，则对外报价完全不在自己控制范围内。为取得更多订单，出口中介肯定会把这部分利润让给外商。
更有不少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表示不希望退税上调。这些企业自身已承受着成本上涨的巨大压力，毛利率已经下降至3个-5个百分点；但目前的环境可能促成又一次“洗牌”。“如果出口退税又回调，可能又使一些低质量、低价格的企业起死回生，搅乱市场。”一位企业家直言。
另外，《财经》实地调查显示，即使信贷政策有所放松，资金很难流向真正面临流动性困难的中小民营企业。目前一些民营企业的歇业或倒闭，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有限。这些小型的民营企业的资金主要通过民间筹集的，所产生的坏账以无限责任的方式靠时间来解决。正如一位民营企业家所说的，一些企业“借贷是饮鸩止渴，不借贷死得更快”，对于这样的企业，指望银行救助是不现实的。
对于未来政策的大体框架，此间专家提出“控制货币，放开价格，降低税负”之主张。控制货币在于控制总需求以及总体价格水平，放开价格指的是放开投入要素（尤其是煤电油运）价格，降低税负主要指的是降低企业负担，增强其自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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