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颠覆红尘的色僧
明代的社会风气，是从明武宗朱厚照之后开始落败的。朱厚照的爷爷朱见深，皇后的年龄比他大二十岁，据说此女驻颜有术，在他年近六十的时候，还像少女一般。成化爷一直深爱着她。而朱厚照的父亲朱佑樘，一生就只有一门妻子，也不知道他是公公还是婆婆，让人觉得做皇帝其实也没多大意思。所以我以为，明孝宗弘治年间，是明代社会的一个分水岭。
你看，到了前卫皇帝朱厚照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明代的国力和财富，到了正德时几乎达到了顶峰，因此才有了朱厚照的疯狂行径。“豹房”，“威武大将军”等经典词语，把这个玩家形象刻画的面目如生。而此后世风日下，贪污腐败等等，此君也该算是始作俑者。
到了朱厚照的堂弟朱厚熜上台，则更甚一步了。说句实话，嘉靖在位的四十五年，是汉人历史上最为繁华的阶段之一。那时的江南一带，异常的富庶，商业经济波涛汹涌地冲击着农耕经济。土地兼并的事实，加上多生产粮食并不能致富，因此连农夫们都不想种田了，于是闲人就多了起来，成了市井的润滑油。富裕的社会，就像瓜熟蒂落一样，同时也是堕落的温床。好在富裕本身具有相对的凝聚力，因此江南闲汉们的为害，还不至于像若干年后西北闲汉们那样登高一呼，揭竿而起，席卷整个帝国。这是闲话。
然而太平皇帝多无所作为。野史记载嘉靖皇帝“性忭”。什么叫性忭呢？就是性欲亢奋。嘉靖好道术，时常征召民间处女入宫，让她们夜半时分裸身站立在庭院中，身上沾满露水，然后与月经相融，内侍捧着器皿接下了，再炼成丹丸，供嘉靖皇帝享用。据说这样可以提高人的寿命和性能力。
这仅是明代中后期性生活泛滥的一斑。宫中如此，民间也是如此。炕头热了，就会滋生些鸟事。明末的文人沈采在他的传奇《千金记．起盗》中说：“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他揭示了明代中后期的一个真实的现象：物资充裕，精神空虚，因此脐下三寸的欲望，就急剧地膨胀了。
在娱乐相对贫乏，然而温饱已经不成问题的年代，淫欲就成了最好的消闲方式。在当时，偷情是比较普遍的街谈巷论，人们不以为耻，仅偶尔以此图利而已，比如捉奸。城市中的通奸成了一种流行现象，邻舍们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时的地方官员，一般只处理三件讼案：一是偷盗，二是奸情，三是财产纠纷。后来人们学乖了，第三种讼案就不见官了，免得落得别人中饱私囊。
明代后期的文人原创小说，多是以言情，偷情为题材的。小说中人物的情爱过程，效率极高，往往三言两语之后就直捣黄龙府了。我们在翻阅那些小说时，可能会因此脸红耳赤，道德感像虱子一样爬上我们的心头，让我们坐立不安。我们在指摘某某思想不开窍时，总喜欢用你这人思想太封建之类的词语。殊不知，人家在六百多年前，就已经进入我们如越雷霆般探进的后现代社会了。
文化永远先于文明。也许这是我们汉人唯一可值得炫耀的命门？
明中叶之后，文人原创小说异常发达，种类繁多。而其中对和尚的鞭挞，更是锋芒毕露，主要集中在对他们性生活的不检点上。在古典小说中，有三段经典名言，经常被引用。一是：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中仗剑斩愚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二是传说出自苏东坡之口的：
“不秃不毒，不毒不秃。
转秃转毒，转毒转秃。”
三是：
“一个字便是僧；两个字是和尚；
三个字鬼乐官；四字色中饿鬼。”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像在前面提到过的闲汉，有很多就混不下去了，就剃头出家了，但是凡心还在。但凡是男人，一般都具有四种幻想：一是钱，二是权，三是名，四是性。这些在明清小说家的笔下，都显得合情合理。他们打着劝诫的名义，实际上对这些风气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和尚呢，则属于边缘人物，他们的神秘性，正是妇女们最倾心的摸索对象。因为明代对僧道的管理制度比较松散，因此僧道们大都可以游离于官府管制之外，成为相对独立的个体户。
所以良家妇女们见了和尚，就跟富家子弟见了妓女一样，某种默契，尽在不可言表的眼神之中。如果说妓女在男人们的心目中就像是挥之不去的瘾头一样，那么和尚在明末的文人小说中，也成了深闺妇女的性幻想对象。明代妇女，除了三元跟清明可以明目张胆地出门游玩之外，另一个借口就是到寺院去烧香还原。文人作家们相信，烧香是假，而跟和尚眉来眼去是真。
在那些小说中，和尚们的床上功夫，被大肆渲染。像《梧桐影》中的三拙，《禅真后史》中的华如刚，《欢喜冤家》中的老中青三个色僧等，哪个和尚不是色中饿鬼？和尚跟一般城市流氓的区别在于，他们具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来源和社会声誉。这些资本，让他们在女色面前，如狼似虎。拟话本《三言》《二拍》中的一些章节也提到了这种情况。
快感来自意想不到的刺激，而光头更成了性感的象征。和尚与怨妇们如鱼得水，干柴烈火，一点即燃。这种赤裸裸的渲染，其实暗示的就是一个主题：人不是为了精神活着，而是为了肉体活着。教化思想在这里不具备任何的说服力。佛道也好，儒道也好，都是身外之物。
这些小说中女人的纵情，估计有两个科学的根据：一是裹脚，因血液挤压，反而增强了女人的性欲，《欢喜冤家》中濮氏在欲炽难忍的情况下，从阴部拉了一个大血块出来，即是明证。二是如荷兰作家高罗佩所言，江南一带的女人，因为多雨，以致阴户松散，括约肌弱。因此和尚得手，多在阴雨天气。
和尚在明末文人小说中的异军突起，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女人本家正儿八经的男人在性方面的退却，因此必须藉此扔下一个烟雾弹遮羞；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一般的妇女已经不能满足于闺阁的道义枷锁，因而急不可耐地需要寻求身心的解放了。越是隐秘的地方，越是罪恶的隐身之处。就像《十日谈》。但是罪恶总是会给人带来快乐的。所以我们只能为我们人性中的最隐秘之处，表现出某种无奈。快乐总是伴随着罪恶来临的。没有罪恶，就没有快乐，如此而已。
所以，读过《金瓶梅》的人们，千万不要惊诧于其中的物欲横流。倘若读过《欢喜冤家》后，你才知道什么叫人尽可夫了。性是女人对自身的最脆弱的保护网，女人以此守节，无疑是一种畸形的选择。女人心底最大的愿望，其实就是成为一个富有而有才华的妓女。柳如是是如此，张爱玲也是如此。而男人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个让人尊敬的偶像，以此弥补脐下三寸的累赘之物，给他们带来的浑身不舒服。这其实是一种恋父情结，不多说了。这跟吃臭豆腐，嚼口香糖没什么两样的。
比较有趣的是，尼姑的性作为就跟男宠一样，在文人小说中都被淡化了。看来那时的文人们，对弱者还是持着保留态度的。像《禅真后史》中的性空，把和尚邀请到庵里快活，殊出意外。因为把庵堂做为妓院，实在是荒唐透顶了。估计连阿扁见了，也要绝食的。
秦无衣
Santa Monica
12/08
颠覆红尘的色僧
明代的社会风气，是从明武宗朱厚照之后开始落败的。朱厚照的爷爷朱见深，皇后的年龄比他大二十岁，据说此女驻颜有术，在他年近六十的时候，还像少女一般。成化爷一直深爱着她。而朱厚照的父亲朱佑樘，一生就只有一门妻子，也不知道他是公公还是婆婆，让人觉得做皇帝其实也没多大意思。所以我以为，明孝宗弘治年间，是明代社会的一个分水岭。
你看，到了前卫皇帝朱厚照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明代的国力和财富，到了正德时几乎达到了顶峰，因此才有了朱厚照的疯狂行径。“豹房”，“威武大将军”等经典词语，把这个玩家形象刻画的面目如生。而此后世风日下，贪污腐败等等，此君也该算是始作俑者。
到了朱厚照的堂弟朱厚熜上台，则更甚一步了。说句实话，嘉靖在位的四十五年，是汉人历史上最为繁华的阶段之一。那时的江南一带，异常的富庶，商业经济波涛汹涌地冲击着农耕经济。土地兼并的事实，加上多生产粮食并不能致富，因此连农夫们都不想种田了，于是闲人就多了起来，成了市井的润滑油。富裕的社会，就像瓜熟蒂落一样，同时也是堕落的温床。好在富裕本身具有相对的凝聚力，因此江南闲汉们的为害，还不至于像若干年后西北闲汉们那样登高一呼，揭竿而起，席卷整个帝国。这是闲话。
然而太平皇帝多无所作为。野史记载嘉靖皇帝“性忭”。什么叫性忭呢？就是性欲亢奋。嘉靖好道术，时常征召民间处女入宫，让她们夜半时分裸身站立在庭院中，身上沾满露水，然后与月经相融，内侍捧着器皿接下了，再炼成丹丸，供嘉靖皇帝享用。据说这样可以提高人的寿命和性能力。
这仅是明代中后期性生活泛滥的一斑。宫中如此，民间也是如此。炕头热了，就会滋生些鸟事。明末的文人沈采在他的传奇《千金记．起盗》中说：“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他揭示了明代中后期的一个真实的现象：物资充裕，精神空虚，因此脐下三寸的欲望，就急剧地膨胀了。
在娱乐相对贫乏，然而温饱已经不成问题的年代，淫欲就成了最好的消闲方式。在当时，偷情是比较普遍的街谈巷论，人们不以为耻，仅偶尔以此图利而已，比如捉奸。城市中的通奸成了一种流行现象，邻舍们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时的地方官员，一般只处理三件讼案：一是偷盗，二是奸情，三是财产纠纷。后来人们学乖了，第三种讼案就不见官了，免得落得别人中饱私囊。
明代后期的文人原创小说，多是以言情，偷情为题材的。小说中人物的情爱过程，效率极高，往往三言两语之后就直捣黄龙府了。我们在翻阅那些小说时，可能会因此脸红耳赤，道德感像虱子一样爬上我们的心头，让我们坐立不安。我们在指摘某某思想不开窍时，总喜欢用你这人思想太封建之类的词语。殊不知，人家在六百多年前，就已经进入我们如越雷霆般探进的后现代社会了。
文化永远先于文明。也许这是我们汉人唯一可值得炫耀的命门？
明中叶之后，文人原创小说异常发达，种类繁多。而其中对和尚的鞭挞，更是锋芒毕露，主要集中在对他们性生活的不检点上。在古典小说中，有三段经典名言，经常被引用。一是：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中仗剑斩愚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二是传说出自苏东坡之口的：
“不秃不毒，不毒不秃。
转秃转毒，转毒转秃。”
三是：
“一个字便是僧；两个字是和尚；
三个字鬼乐官；四字色中饿鬼。”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像在前面提到过的闲汉，有很多就混不下去了，就剃头出家了，但是凡心还在。但凡是男人，一般都具有四种幻想：一是钱，二是权，三是名，四是性。这些在明清小说家的笔下，都显得合情合理。他们打着劝诫的名义，实际上对这些风气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和尚呢，则属于边缘人物，他们的神秘性，正是妇女们最倾心的摸索对象。因为明代对僧道的管理制度比较松散，因此僧道们大都可以游离于官府管制之外，成为相对独立的个体户。
所以良家妇女们见了和尚，就跟富家子弟见了妓女一样，某种默契，尽在不可言表的眼神之中。如果说妓女在男人们的心目中就像是挥之不去的瘾头一样，那么和尚在明末的文人小说中，也成了深闺妇女的性幻想对象。明代妇女，除了三元跟清明可以明目张胆地出门游玩之外，另一个借口就是到寺院去烧香还原。文人作家们相信，烧香是假，而跟和尚眉来眼去是真。
在那些小说中，和尚们的床上功夫，被大肆渲染。像《梧桐影》中的三拙，《禅真后史》中的华如刚，《欢喜冤家》中的老中青三个色僧等，哪个和尚不是色中饿鬼？和尚跟一般城市流氓的区别在于，他们具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来源和社会声誉。这些资本，让他们在女色面前，如狼似虎。拟话本《三言》《二拍》中的一些章节也提到了这种情况。
快感来自意想不到的刺激，而光头更成了性感的象征。和尚与怨妇们如鱼得水，干柴烈火，一点即燃。这种赤裸裸的渲染，其实暗示的就是一个主题：人不是为了精神活着，而是为了肉体活着。教化思想在这里不具备任何的说服力。佛道也好，儒道也好，都是身外之物。
这些小说中女人的纵情，估计有两个科学的根据：一是裹脚，因血液挤压，反而增强了女人的性欲，《欢喜冤家》中濮氏在欲炽难忍的情况下，从阴部拉了一个大血块出来，即是明证。二是如荷兰作家高罗佩所言，江南一带的女人，因为多雨，以致阴户松散，括约肌弱。因此和尚得手，多在阴雨天气。
和尚在明末文人小说中的异军突起，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女人本家正儿八经的男人在性方面的退却，因此必须藉此扔下一个烟雾弹遮羞；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一般的妇女已经不能满足于闺阁的道义枷锁，因而急不可耐地需要寻求身心的解放了。越是隐秘的地方，越是罪恶的隐身之处。就像《十日谈》。但是罪恶总是会给人带来快乐的。所以我们只能为我们人性中的最隐秘之处，表现出某种无奈。快乐总是伴随着罪恶来临的。没有罪恶，就没有快乐，如此而已。
所以，读过《金瓶梅》的人们，千万不要惊诧于其中的物欲横流。倘若读过《欢喜冤家》后，你才知道什么叫人尽可夫了。性是女人对自身的最脆弱的保护网，女人以此守节，无疑是一种畸形的选择。女人心底最大的愿望，其实就是成为一个富有而有才华的妓女。柳如是是如此，张爱玲也是如此。而男人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个让人尊敬的偶像，以此弥补脐下三寸的累赘之物，给他们带来的浑身不舒服。这其实是一种恋父情结，不多说了。这跟吃臭豆腐，嚼口香糖没什么两样的。
比较有趣的是，尼姑的性作为就跟男宠一样，在文人小说中都被淡化了。看来那时的文人们，对弱者还是持着保留态度的。像《禅真后史》中的性空，把和尚邀请到庵里快活，殊出意外。因为把庵堂做为妓院，实在是荒唐透顶了。估计连阿扁见了，也要绝食的。
秦无衣
Santa Monica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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