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有一种伤害叫美丽
文化是个积重难返的破玩意儿。它就跟臭豆腐一样，闻起来臭，吃起来却香，而且下饭的时候还离不了它。
每次到了周末，我无一例外地都想到位于海岸山脉谷地的中国城去，一是去逛书店，二是去看看跟我一样肤色血统的人在那里讨价还价，热闹一番。这就是中国式的文化：认同与礼节式的品尝。
上一次去逛书店，在“书原”一大堆如山的新旧杂志中，忽然发现了严歌苓刊发在《人民文学》上的长篇小说《小姨多鹤》，就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那刊物的价格，也就是隔壁餐馆一个盒饭的价钱，却让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
我读书的习惯比较固执，喜欢爱屋及乌，有时也有些孤陋寡闻，与诸多作者失之交臂。像在大陆时，我因为喜欢余华小说的语言风格，就觉得他放个也是香的，但凡有他的作品，拿起来就读。然而国内现在作家的作品，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双刃剑，是既想做Ｂ子又想立牌坊的那种。而前一段时间刚好翻看了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耳目为之一新，于是就很严肃的想做她的粉丝了。
在看完了《小姨多鹤》之后，我意犹未尽，就又到网上淘到了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谁家有女初养成》，《灰舞鞋》等，觉得这个美女作家很是不寻常。适时也，我的波士顿一位朋友正因为阅读了《一个女人的史诗》，而在以泪洗脸，痛不欲生，牵扯着我的家内也成了严歌苓的粉丝。这个现象让人吃惊。女人眼中的女人，跟男人眼中的女人，可能是大不一样的。倘若我一不小心，忽然翻身过来，发现和自己共枕了十几年的女人，居然是个陌生人，那不是糟糕透顶？！因此，我就很想说几句闲话了。
虽然严歌苓笔下的主人公大多是女人，然而我觉得，她小说中人物性格对垒的阵营，还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对男权的剥夺，与对女权的张扬。鞭笞男权，已经成了当代文学的一个时髦而且重要的主题，而剥夺男权，却是一种异象，这无异于阉割。倘手术成功，那么大多数的男人，都可以像张俭一样到日本做骨髓移植了。这是多么朴实的移型换位啊。所以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上是由女人谱写的，那可怜巴巴的几个男性作家，又是拎起了裤子却又掉了皮带，左支右绌，难于操作。
先从《小姨多鹤》说起。不甘寂寞的王蒙给这书做的广告是：“是小说还是生活？竟如此横蛮荒谬！本来可以不这样的嘛。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唉，严歌苓的新作《小姨多鹤》。”
这一声叹息，说尽了多少男人的无奈？！
我想，王蒙在这里提到的“蛮横荒谬”四字，与其说是对《小姨多鹤》的评论，不如说是对严歌苓女士本身的评价。而我所欣赏的严歌苓，也就是她的这种“蛮横荒谬 ”的外科医生手术的独异的风格。你看，《小姨多鹤》和《第九个寡妇》在对主人公故事的叙述上，都是突然从主人公命运转戾的时候切入，让主人公置之死地而后生。其蛮横的笔法，有点韩愈的诗歌味道，若垂天之云。这些故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荒谬的结局。这跟《谁家有女初养成》，《灰舞鞋》等那种迂徐、舒缓的叙述方式是大不相同的，这些小说更像是故事，而不是写人物。日本女孩竹内多鹤，在抗战进入尾声的时候，以异乎寻常的求生方式，在四面楚歌的中国东北大地上苟活了下来。她被凶残的日本同类抛弃了，然而她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坚忍的日本武士道精神，却无时无刻地残存于她的生命中，以至于在张俭生命无多的时候，她还要接他去日本治病。报恩思维就像报仇思维一样，永远凝结于日本人的血液中。
然而多鹤又是个被汉化的女人。她从麻袋中张着惊恐的大眼被拎出来的刹那，就已经面目皆非了。她就像是一台日本产的发动机，被安装在中国产的车子上一样，滚滚向前奔驰。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她在后来生命中马力十足，但是却多处搁浅，无法跟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沟通。日本武士道是从儒家文化脱胎而出的，其本性张扬的是 “义”，而不是“仁”。“仁”是宽恕，就像张俭，你可以往其中填塞诸多的东西，它空洞而又博大。而“义”呢？它衍生的多是蛮横的性格。所以当张俭把多鹤抛弃在长江边上的时候，她仍然像一只猫一样，从武汉跋涉回到了马鞍山，然后她开始了她的报复。一个日本女人的报复。当然了，严歌苓的故事并没有沿着这个思路写下去。有点见好就收的味道，适可而止，然而却给人大彻大悟的反思，尽管有些破败。
严歌苓对女人的热恋，爱恨交加。这一点在她的小说中无处不在。我在阅读过她的小说之后，回头再去看一些ＡＶ的片子，才觉得女人的美丽，其实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我们来看一下她笔下的多鹤是怎么洗澡的：
“ 她嘴里哼着的小调顺畅连贯，证明她顾不上看任何东西。她水淋淋地站起来，走到五月阳光塑成的柱子里。一个湿漉漉的小母亲，肚子的大小跟生小孩之前没差多少，肚脐下面一根酱色的线，直插进两个大腿间的一大蓬黑绒毛里。那里有小半个脑袋的毛发，而多鹤脑袋上长了两个脑袋的头发。她的族类是个蛮夷的多毛的族类。”
热爱生命能够到达毛发，那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了。这种手法，没有哪个心有邪念的画家能够勾勒出来的。在《第九个寡妇》中，她借着史春喜的眼光看葡萄时，也把女人看的非常美丽：
“她躬下腰去，那个背影和他十五六岁看到的一模一样，又圆乎又细溜。她蹲下身去，他马上又想到在那荒院地上看到的一行尿。又长又直，从她两腿之间出来的。说不定她是个傻女子，她男人没开过她包她也不明白。不然她怎么尿成‘一条线’了……”
我想，从女人眼里折射出来的女人，大抵都是如此的。没有交易，没有虐待，没有猥亵。母性意识与性意识是并存的，然后更有性感，也就是美感。这也是高明女作家的细腻之处，于无声处体现动感，情感发生于微妙之处，十分难得。
虽说严歌苓拼命地在她的小说中，为多鹤尴尬的生存状态掩饰，但多鹤在汉人群聚地区的形象，仍然是立竿见影的。她心中蛮横的性格，也就是她的形象亮点。也可以说是我在前面提到的文学现象中鞭笞中国男性的亮点所在。所以跟严歌苓比起来，我觉得中国的男性作家，都是戴着避孕套写作的。
而女性作家笔下的中国男人形象，差不多也是这种戴着避孕套的惨景。在《小姨多鹤》里，作者没有、或者说是没有意识到该给其中的男主人公张俭定位，因此自始至终，张俭都成了一个荒谬的人物。时代赋予了一个男人荒谬的生存状态，而一个男人不能改变、或者说是不愿意去改变自己荒谬的生存事实，那就更为可悲了。然而这又未尝不是一种更大意义上的悲剧。比如我们。
因此，我觉得更荒谬的是《第九个寡妇》中的那个地窖中的“冰人”孙怀清，我对他能够在地窖里一呆就是几十年的隐居状态，肃然起敬。我不知道他的道德感，是否跟可怜的葡萄并位而立？须知，做为一个男人，孙怀清的躲避并不是卧薪尝胆，而是逃避对于生存的恐惧。男人之被保护，是男权主义的终极状态。所以男人们大多数是没有什么出息的，难怪要受到文学女性的鞭笞了。女人带给男人的，其实就是一种生理的比例，或者说是沉重而麻辣的母性意识。严歌苓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你看她笔下军营里的男子汉，其实都是些冤屈鬼，挺不起身子。
男人欠下的，女人要加倍索偿，这也是天经地义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鼓励另类生存，已经成了当今文艺躁动的新话题。不过在阅读严歌苓的《谁家有女初养成》的时候，我仍然泪流满面了。因为那不是一种生存的态势，而是对生命的绞杀。绞杀生命，却以一种曾经让你信仰的姿势出现，那是很痛苦的。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人生。也许这像是文学？不过这已经是题外话了。
秦无衣
Santa Monica
09/2008
有一种伤害叫美丽
文化是个积重难返的破玩意儿。它就跟臭豆腐一样，闻起来臭，吃起来却香，而且下饭的时候还离不了它。
每次到了周末，我无一例外地都想到位于海岸山脉谷地的中国城去，一是去逛书店，二是去看看跟我一样肤色血统的人在那里讨价还价，热闹一番。这就是中国式的文化：认同与礼节式的品尝。
上一次去逛书店，在“书原”一大堆如山的新旧杂志中，忽然发现了严歌苓刊发在《人民文学》上的长篇小说《小姨多鹤》，就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那刊物的价格，也就是隔壁餐馆一个盒饭的价钱，却让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
我读书的习惯比较固执，喜欢爱屋及乌，有时也有些孤陋寡闻，与诸多作者失之交臂。像在大陆时，我因为喜欢余华小说的语言风格，就觉得他放个也是香的，但凡有他的作品，拿起来就读。然而国内现在作家的作品，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双刃剑，是既想做Ｂ子又想立牌坊的那种。而前一段时间刚好翻看了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耳目为之一新，于是就很严肃的想做她的粉丝了。
在看完了《小姨多鹤》之后，我意犹未尽，就又到网上淘到了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谁家有女初养成》，《灰舞鞋》等，觉得这个美女作家很是不寻常。适时也，我的波士顿一位朋友正因为阅读了《一个女人的史诗》，而在以泪洗脸，痛不欲生，牵扯着我的家内也成了严歌苓的粉丝。这个现象让人吃惊。女人眼中的女人，跟男人眼中的女人，可能是大不一样的。倘若我一不小心，忽然翻身过来，发现和自己共枕了十几年的女人，居然是个陌生人，那不是糟糕透顶？！因此，我就很想说几句闲话了。
虽然严歌苓笔下的主人公大多是女人，然而我觉得，她小说中人物性格对垒的阵营，还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对男权的剥夺，与对女权的张扬。鞭笞男权，已经成了当代文学的一个时髦而且重要的主题，而剥夺男权，却是一种异象，这无异于阉割。倘手术成功，那么大多数的男人，都可以像张俭一样到日本做骨髓移植了。这是多么朴实的移型换位啊。所以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上是由女人谱写的，那可怜巴巴的几个男性作家，又是拎起了裤子却又掉了皮带，左支右绌，难于操作。
先从《小姨多鹤》说起。不甘寂寞的王蒙给这书做的广告是：“是小说还是生活？竟如此横蛮荒谬！本来可以不这样的嘛。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唉，严歌苓的新作《小姨多鹤》。”
这一声叹息，说尽了多少男人的无奈？！
我想，王蒙在这里提到的“蛮横荒谬”四字，与其说是对《小姨多鹤》的评论，不如说是对严歌苓女士本身的评价。而我所欣赏的严歌苓，也就是她的这种“蛮横荒谬 ”的外科医生手术的独异的风格。你看，《小姨多鹤》和《第九个寡妇》在对主人公故事的叙述上，都是突然从主人公命运转戾的时候切入，让主人公置之死地而后生。其蛮横的笔法，有点韩愈的诗歌味道，若垂天之云。这些故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荒谬的结局。这跟《谁家有女初养成》，《灰舞鞋》等那种迂徐、舒缓的叙述方式是大不相同的，这些小说更像是故事，而不是写人物。日本女孩竹内多鹤，在抗战进入尾声的时候，以异乎寻常的求生方式，在四面楚歌的中国东北大地上苟活了下来。她被凶残的日本同类抛弃了，然而她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坚忍的日本武士道精神，却无时无刻地残存于她的生命中，以至于在张俭生命无多的时候，她还要接他去日本治病。报恩思维就像报仇思维一样，永远凝结于日本人的血液中。
然而多鹤又是个被汉化的女人。她从麻袋中张着惊恐的大眼被拎出来的刹那，就已经面目皆非了。她就像是一台日本产的发动机，被安装在中国产的车子上一样，滚滚向前奔驰。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她在后来生命中马力十足，但是却多处搁浅，无法跟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沟通。日本武士道是从儒家文化脱胎而出的，其本性张扬的是 “义”，而不是“仁”。“仁”是宽恕，就像张俭，你可以往其中填塞诸多的东西，它空洞而又博大。而“义”呢？它衍生的多是蛮横的性格。所以当张俭把多鹤抛弃在长江边上的时候，她仍然像一只猫一样，从武汉跋涉回到了马鞍山，然后她开始了她的报复。一个日本女人的报复。当然了，严歌苓的故事并没有沿着这个思路写下去。有点见好就收的味道，适可而止，然而却给人大彻大悟的反思，尽管有些破败。
严歌苓对女人的热恋，爱恨交加。这一点在她的小说中无处不在。我在阅读过她的小说之后，回头再去看一些ＡＶ的片子，才觉得女人的美丽，其实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我们来看一下她笔下的多鹤是怎么洗澡的：
“ 她嘴里哼着的小调顺畅连贯，证明她顾不上看任何东西。她水淋淋地站起来，走到五月阳光塑成的柱子里。一个湿漉漉的小母亲，肚子的大小跟生小孩之前没差多少，肚脐下面一根酱色的线，直插进两个大腿间的一大蓬黑绒毛里。那里有小半个脑袋的毛发，而多鹤脑袋上长了两个脑袋的头发。她的族类是个蛮夷的多毛的族类。”
热爱生命能够到达毛发，那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了。这种手法，没有哪个心有邪念的画家能够勾勒出来的。在《第九个寡妇》中，她借着史春喜的眼光看葡萄时，也把女人看的非常美丽：
“她躬下腰去，那个背影和他十五六岁看到的一模一样，又圆乎又细溜。她蹲下身去，他马上又想到在那荒院地上看到的一行尿。又长又直，从她两腿之间出来的。说不定她是个傻女子，她男人没开过她包她也不明白。不然她怎么尿成‘一条线’了……”
我想，从女人眼里折射出来的女人，大抵都是如此的。没有交易，没有虐待，没有猥亵。母性意识与性意识是并存的，然后更有性感，也就是美感。这也是高明女作家的细腻之处，于无声处体现动感，情感发生于微妙之处，十分难得。
虽说严歌苓拼命地在她的小说中，为多鹤尴尬的生存状态掩饰，但多鹤在汉人群聚地区的形象，仍然是立竿见影的。她心中蛮横的性格，也就是她的形象亮点。也可以说是我在前面提到的文学现象中鞭笞中国男性的亮点所在。所以跟严歌苓比起来，我觉得中国的男性作家，都是戴着避孕套写作的。
而女性作家笔下的中国男人形象，差不多也是这种戴着避孕套的惨景。在《小姨多鹤》里，作者没有、或者说是没有意识到该给其中的男主人公张俭定位，因此自始至终，张俭都成了一个荒谬的人物。时代赋予了一个男人荒谬的生存状态，而一个男人不能改变、或者说是不愿意去改变自己荒谬的生存事实，那就更为可悲了。然而这又未尝不是一种更大意义上的悲剧。比如我们。
因此，我觉得更荒谬的是《第九个寡妇》中的那个地窖中的“冰人”孙怀清，我对他能够在地窖里一呆就是几十年的隐居状态，肃然起敬。我不知道他的道德感，是否跟可怜的葡萄并位而立？须知，做为一个男人，孙怀清的躲避并不是卧薪尝胆，而是逃避对于生存的恐惧。男人之被保护，是男权主义的终极状态。所以男人们大多数是没有什么出息的，难怪要受到文学女性的鞭笞了。女人带给男人的，其实就是一种生理的比例，或者说是沉重而麻辣的母性意识。严歌苓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你看她笔下军营里的男子汉，其实都是些冤屈鬼，挺不起身子。
男人欠下的，女人要加倍索偿，这也是天经地义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鼓励另类生存，已经成了当今文艺躁动的新话题。不过在阅读严歌苓的《谁家有女初养成》的时候，我仍然泪流满面了。因为那不是一种生存的态势，而是对生命的绞杀。绞杀生命，却以一种曾经让你信仰的姿势出现，那是很痛苦的。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人生。也许这像是文学？不过这已经是题外话了。
秦无衣
Santa Monica
0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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