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女人是美丽的，她花季的娇妍，她生命之花盛开时的绚丽和硕果丰盈时的璀璨，令无数人惊叹：是女人丰富了生命，是女人点染了人生的常青树。
女人是伟大的，女人要从事社会生产，又要繁衍后代，双担一肩，何其重也。女人为此付出的是一腔热血、甘甜的乳汁、人类的至爱和无怨无悔。
女人是美丽的，而真正独立与智慧的女人更美丽。
何为独立？ 独立，与依赖依附相反的状态。一个独立的人，指其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
何为智慧？智慧,智者,先知先觉,光明日照;慧者,有一棵深藏在高山密林中而需要发拙的心.有智无慧者浅,有慧无智者不明.所以,拥有广而深的知识和经验,并能将它上升到理论以及举一返三地利用和发杨光大的本事或精神能力就叫智慧.
《色，戒》中的女性，没有独立，只有依附。《色，戒》更没有智慧，它让心在闭锁的思维中悲哀，而找不到这个悲哀的来源。
我搜遍了网络，在众多的《色，戒》评论中，但却没有发现，有人能从这个角度来评论此片，这是中华知识分子的悲哀，更是华人社会女性的悲哀！
也许，我们不需要在专门书写什么，来讨伐《色，戒》中骨子里透着的封建思想了。如果您对此还有疑问，那么我们就仔细研读这几篇文章，是会有启示的。
一，妇女解放的历史七宗罪。
性别是一种明显的政治分隔和重要的压迫机制。在民族、阶级和性别这人类社会三种最主要的压迫关系中，性别不仅是最原始、最古老、最基本、最根深蒂固的压迫结构，而且也是最牢不可破的压迫结构。因此，性别压迫的消失和妇女的解放构成了人性解放的一个重要内容，成为了人类解放的一个基本前提。
"搭车"解放
性别与权力有着隐密的联系。在欧洲中世纪，封建领主享有"初夜权"，性交成为权力的一种象征与展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如果从性别的角度来看，换句话也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男人的历史，都是男人压迫女人的历史。用伍尔夫的话说："英国的历史是男性的历史，不是女性的历史。" 妇女是社会最底层的被压迫群体。她们不仅受着精神的压迫和控制，而且直接受到身体上的禁锢和限制，受到最野蛮的身体束缚和摧残。从中国的"三从四德"、" 贞洁"、"缠足"、"陪葬"到印度的"殉夫自焚"，妇女成为了男人单纯的的附属物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在马克思和我于 1846年合写的一个旧的、未发表的手稿中，我发现了如下一句话：’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分工。’现在我可以补充几句：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 在母系氏族社会结束之后，人类就进入了男权社会，而家庭则成为了社会压迫关系的细胞和储蓄所。"家庭"成为"国家"的一个最基本的细胞，与国家形成了同构的关系。不论是封建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往往都是将社会分解到"家庭"。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弗里德曼说："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把个人自由，也许或者是家庭自由作为我们鉴定社会安排的最终目标。" 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同封建主义一样并不彻底地分解和界定所谓"个人"，不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怎样宣称个人主义、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可是，通常仍然把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把社会仅仅分解到男权家庭，或者说把"个人自由"等同于男权家庭。
由于家庭是压迫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家庭的解放成为了人类历史解放的必要条件。恩格斯说："妇女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庭奴隶制之上，而现代社会则是纯粹以个体家庭为分子而构成的一个总体。……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 妇女解放的第一步是妇女从家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社会公共领域。政治解放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方面，而经济解放则构成了妇女解放不可或缺的基础。恩格斯说：" 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末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 因此，在有关社会解放的乌托邦想象中，首先必须破坏家庭，破除家庭的界限。也就是说，社会解放必须从根本上摧毁压迫性社会的基本形式--家庭。
20世纪初，摧毁贞节等束缚妇女的传统礼教，生成了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汹涌澎湃的潮流。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中，放足、剪发、男女同校、社交公开、自由恋爱、婚姻自主、自由同居，妇女解放运动首先直接表现为"身体"的"解放"。在现代开幕的那个时刻，"出走"成为了中国妇女解放最耀眼的瞬间和最辉煌的意象。在中国现代资本主义开幕这一刻所塑造的这一娜拉式的"出走"姿态具有中国古代戏曲中的"亮相"一样的庄严意义。
在五四时期，"女儿们"从家庭和家族中被解放出来，正如鲁迅的小说《伤逝》中的女主人公所宣称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五四"女儿们 "第一次从家庭中冲撞而出，获得恋爱和婚姻的自由，实际上就是把婚姻的权力或者说妇女身体的交易权从家族的手中夺取过来，攥到了自己的手中。而此前，妇女往往不过是男性主宰的部落和家族利益的交换物，是男性政治的附属品。这种男性政治最典型的标志就是中国古代和亲政治中作为被交换的物品的妇女，她们是男权国家政治交往和妥协的礼物。作为男权政治之间交换的物品，女性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缺乏自己完整的人格和自主的命运。《红楼梦》中元春的悲剧命运是由贾家为了实现其家族政治利益与皇室进行交换而决定的，而围绕着贾宝玉所展开的斗争，林黛玉的"木石前盟"败于薛宝钗的"金玉良缘"，是贾家政治经济的前途和家族利益权衡必然的结局。在封建社会中，婚姻或者说妇女往往只是家族政治的一种平衡的砝码。男性是家族命运的唯一中心，妇女是无足轻重的。只有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妇女才开始逐步确立自己的人格和地位。
然而，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中国现代妇女解放缘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目的，附属于现代民族解放运动。20世纪的中国所有的故事从根本上都离不开"破家立国"这个大故事。"个人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故事最终也不过是"民族解放"这个大故事里的一个小故事。妇女解放不过是民族解放规划中的一个必要的环节和插曲。妇女解放最初是由于民族解放的需要，是由于国家的召唤。也就是说，"国家"把她们从"家庭"和"家族"的控制以及男性的占有中"解放"出来，是为了将她们变成了"女国民"，直接置于"国家"自己的掌握之中。归根到底，"国家"把妇女从"家庭"和"家族"以及"男人"的手中解放出来，最终是为了使她们献祭到"国家"的神坛上。所谓"革命"，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于"家"的革命。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指出："中国五四时期的文化叛逆者利用另外一种策略把妇女纳入现代民族国家之中，这些激进分子试图把妇女直接吸收为国民，从而使之拒绝家庭中建立在亲属关系基础上的性别角色。" 一句话，20世纪，中国是为了"国家"的目的而被迫从"家庭"解放妇女的。简单地说，中国现代妇女解放的历史就是，妇女在"国家"的需要、怂恿和支持下砸碎了"家庭"的枷锁。为了"救亡"，"国家"被迫把妇女"解放"出来，使她们同男人一道承担起"救国"的责任和义务。辛亥革命时期秋瑾女扮男装具有象征意义。在国民革命中，同样谢冰莹的《一个女兵的自传》所叙述的故事那样，妇女通过从军，通过"成为男人"而获得"解放"。 20世纪50年代，由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以"铁姑娘"为代价，妇女进一步扩展了社会平等和权利。实际上，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妇女获得解放和平等都是男权国家被迫作出的让步，都是男权国家被迫从家庭将妇女解放出来去保卫国家。中国现代妇女的解放是在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发生的，现代欧美妇女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全民战争所引发的劳动力短缺之际，填补了男人空缺的岗位，走出了家庭，成为了职业妇女，因此分享了从前为男性垄断的权利。正如伍尔夫所说的："说来也真奇怪，还要感谢两场战争，一场是把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从客厅里解放出来的克里米亚战争，另一场是大约六十年后的欧洲战争，它为一般妇女敞开了大门，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些社会弊端正在逐渐得到改进。"
因此，妇女解放往往是通过职业化尤其是在战时和社会危机中以身体的巨大代价而获得社会平等的权利。归根到底，妇女解放是在传统的男权社会发生了危机和动摇的时候，由于男人需要支援和"同志"而发生的，并且在危机中，妇女与男人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一种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但是，这种解放能够走多远呢？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曾经预言，她们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他们的"出走"和"解放"并没有真正的前途。妇女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最终不过成为民族和阶级解放运动的牺牲和祭品。从鲁迅的"子君"到茅盾的"时代女性"，她们以精神和身体的毁灭证明了"解放"的悲剧前途。所谓"解放"，最终不过是通过打破封建礼教的重重枷锁束缚，为资本主义市场社会制造了女性的"身体"。或者说，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和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使妇女由被封建权力禁锢和打上了封建礼教烙印的"物品"变为"身体"。从历史的意义上来说，她们不过是为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社会贡献出鲜活的作为商品的"身体"。田汉30年代的电影《三个摩登女性》和40年代的电影《丽人行》描写了"娜位走后"的命运。这也就是杨沫的《青春之歌》中被余永泽所"启蒙"和"解放"的林道静的历史。张爱玲作为一个反五四和反浪漫主义的作家，在《倾城之恋》等作品中，以反传奇的风格叙述了女性身体的现代命运。
在中国现代，妇女解放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而是起源并且附属于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是一种"搭车"的解放。总而言之，妇女的解放是有条件的。妇女的解放被归属于更巨大的历史潮流之中，她们是被解放的，是因为另外的历史目的、力量和原因而获得了"解放"。由于妇女对中国革命的广泛参与，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地改变了妇女在"革命的中国"的地位。因为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是"搭车"解放，所以，在中国现代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在中国需要全面社会动员的时候，男权社会被迫向妇女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和妥协，从而使中国的妇女透支了大量的权利，从而使她们的解放达到一种空前的程度，甚至相对全世界来说具有某种"超前性"。但是，同时也很容易发生历史性的倒退，使男权在妥协性的社会环境崩溃之后卷土重来，从而妇女的平等权利得而复失，出现"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局面。
女性商品化
20世纪 8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席卷下的中国，"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市场的扩张。此时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引进及其"性别书写"，既有展开和释放女性身体内涵的意义；但是，同时这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脱颖而出的感性化的"身体"又及时地被市场和商品化大潮所俘获和操纵。这种"性别书写"、"阶级分化"同"市场交换"成为了共生的秘史，市场既为性别/阶级分化创造了条件，同时，反过来，性别/阶级分化又为波诡云谲的市场经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有不谋而合、异曲同工之妙。在所谓市场社会中，与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沦为真正的无产者的工人一样，位于社会底层的妇女，同样沦为最廉价的过剩产品。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或者说在从"革命的中国"向"市场的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女性"的"性别"特征逐渐被清晰地刻写出来，中国日益由一个"无性化"的社会转变成为一个"性别化"的社会。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突出的现象是妇女的"身体"获得了解放一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女性的"身体"再一次获得"解放"。但是，这一次"解放"，不是作为"女国民"或"女同志"，而是作为"女性身体"而获得解放，妇女在市场社会中获得了鲜明的性别定义。"改革开放"伊始，"美人头"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开始在杂志封面抛头露面、搔首弄姿，随之而来的是化妆、选美和性工作。女性开始被性别规划、职业化和商品化。女性身体引人注目地开始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转型中，女性身体逐渐被重新从性的角度被规划、开发、使用和诠释。到了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发育日趋成熟，广告这一最典型和活跃的大众文化工场成为了新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生产基地，男/女性别被塑造和铭刻成为两类固定的社会形象：男人被塑造成为"成功人士"，社会权力和财富的生产者、垄断者和消费者，而女人则被塑造成为男性占有和消费的对象，即成为一种社会消费品--"做女人挺好"。在90年代的大众文化领域，阶级的构造和性别的构造携手共进，共生共荣。"女性身体"全面地潮水般地涌入生产/消费和市场。
无论人们多么不愿意正视；然而，实际上买卖婚姻是人类婚姻的常态。在市场社会，婚姻无可避免地具有这个社会最本质的特点，即婚姻无可避免地成为买卖的婚姻。只要有市场的地方，就无可避免地存在着买卖关系，而妇女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而性买卖不过是一种最直言不讳的表达形式。性买卖几乎是和私有财产、市场同时出现的一种古老现象。当然，妇女成为商品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在部落社会，妇女是部落之间流动的礼物，妇女无法从部落财产分离出来。从中国历史上看，女性身体的处置成为一个有趣的变化过程。性工作者这一形象和职业是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逐渐分化和凸显出来的。中国古代有所谓"四大美人"，但这四大美人都是皇帝的专宠和禁脔。值得注意的是，"四大美人"是唐代以前的故事。而到了唐代以后，"美人"不再被重重宫墙封锁和被皇帝独占，而是被解放出来，被大张旗鼓地展示于红灯高照的妓院。从此，美人从宫廷流入了市场，进入了伟大的商业交换和流通。历史传说中那些耀眼的、光芒四射的女性不再是嫔妃，而是妓女。从薛涛、苏小小，到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她们都是"职业女性"。从宋徽宗"夜会李师师"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有趣的变化。到了宋代，市场已经充分显示了它无所不能的伟大力量，这种惊人的魅力连皇帝也甘拜下风。根据传说，清代同治皇帝因为到紫禁城外买春而死于梅毒。到了市场经济发达的时代，性不再是皇帝的特权；相反，皇帝也要"微服""屈尊"到市场去购买。性的消费成为男性的一种普遍共享的权利。妓院成为了男性的共和国。正如美国白人的民主制度建立在对于黑人奴隶的种族奴役之上一样，在对于女性的性别奴役之上，也建立了男性民主制度。
妇女存在的形态是不断变化的。在中国历史上，妇女明显地经历了从宫廷和从家庭解放出来的历史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摆脱宫廷帝王的垄断，进入市场，成为商品，也是一种"解放"。买卖婚姻和卖淫一方面是对于妇女身体的奴役和贬低，但是另一方面是对于妇女身体的肯定和解放。从封建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被剥削者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可以向所有人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是说，最少他们在"卖"这一点上是"公平"和"自由"的。正如工人一样可以正当地、自由地出卖自己的身体和劳动，作为性工作者，妇女使自己的身体进入市场，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伟大循环。妇女卖淫，与工人出卖劳动力、知识分子出卖知识一样，它体现了资本主义共和国最基本的买卖规律。
这是资本主义普遍的卖身制度，性工作者和蓝领工人、白领工人或者说知识分子的唯一区别在于，他们所出卖的是身体器官的不同部分。在市场社会，妇女的身体沦为商品是必然的。不论是以隐蔽的还是公开的形式出卖。由于整个社会无法摆脱这种压迫结构和买卖关系，由于现代文明是一种压迫性的社会，所以妇女的被压迫、被剥削、被买卖既是不言而喻的，又是"自然"的。在阶级的、压迫性的社会中，如果商品经济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如果"等价交换"和"自由贸易"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规律；那么，禁止性买卖就是不可能的，就像禁止工人出卖劳动力是不可能的一样。简单地从道德上来反对丑恶的买淫和卖淫，就像简单地从道德上谴责资本家的血汗工厂一样是无力的和虚伪的，因为买淫和卖淫是一种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在普遍存在的卖淫社会，其区别只在于这种买卖或者是公开的，或者是被掩盖起来的。"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在两种场合都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子是最通常。妻子和普通娼妓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计件出卖劳动那样出租自己的肉体，而是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 一方面纵容剥削，另一方面却羞羞答答不敢正视性剥削，将性剥削的政治变成为一个道德分区，将剥削的政治性转换成道德，使性剥削无名化或者驱逐到地下，结果不是性剥削的消失，而是性剥削的被迫遗忘。恩格斯针对这种男权社会的虚伪说："杂婚制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它使旧时的性的自由继续存在，以利于男子。在实际上不仅被容忍而且特别为统治阶级所乐于实行的杂婚制，在口头上是受到非难的。但是实际上，这种非难决不是针对参与其事的男子，而只是针对着妇女：她们被排除出去，被排斥在外，以便用这种方法再一次宣布对妇女的绝对统治乃是社会的根本法则。" 如果要真正消灭性别压迫、卖淫和性剥削，那么，首先必须消灭经济的不平等和剥削关系："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
人之初，性本善。正如劳动是人的自然机能一样，性也是人的一种自然机能。对于劳动的独占与剥削，与对于性的独占与剥削是同时产生的。同时，它也产生了对于劳动和性的侮辱。在所谓文明社会，劳动和性成为了压迫和奴役的一种最典型的形式和最鲜明的标志。正如工人为了金钱而出卖劳动力，妇女也同样为了金钱而卖淫。在压迫性的社会中，位于社会最底层的妇女无法真正成为社会"主体"。到目前为止的所谓妇女解放，是从作为" 物品"的妇女到作为"商品"的妇女的历史过程，妇女是作为商品而被解放出来的"身体"。妇女真正获得解放，必须待到妇女的身体不再是买卖的对象，正如工人的解放必须等到工人不再被迫从事奴役性的劳动一样。"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只有当劳动和性交是出于愉悦而不是被迫发生的，才成为真正美丽的。这种劳动和性的自由享乐将构成人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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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妇女的第二次解放
除了革命，大概没有什么事情能像出国这样迅速地改变一个中国人的社会地位了。而在这变化中，也没有什么人像中国男人们那么容易感受到失落了。从小生长在一个传统的男性社会里，中国男人一向在社会上和家庭里有着无可争辩的主宰地位。而且，许多人在出国前，都属于社会中令他人羡慕的阶层。但是，一出国，一些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迅速跌落。他们不但在现实中无法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在心理上也很难承受这种急剧变化所带来的冲击。相比之下，一直处于受压抑地位的中国妇女，倒比男人们少点儿社会等级意识，多点儿适应变化的柔韧性。
当一个男人在社会上开始失重之时，往往也就是他婚姻天平渐渐失去平衡之日。许多在国内时被视为天作之合的婚配，一到海外，便会显出裂痕，甚至很快出现断裂。
海外留学生活，有时就好像是一场检验婚姻质量的破坏性试验。留学生的婚姻被置放在全新的社会环境里，经受着意识形态、金钱、文化和两性观念的高强度的震荡。
导致中国留学生婚姻破裂的因素有许多，其中最致命的也许是丈夫们最终无力从经济上承担起支撑家庭的重担。在一个以金钱为衡量事物价值标准的社会里，一个不能养家糊口、不能养活自己的人，不但会被别人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人，甚至连自己都会怀疑自己的“自我价值”。当一个男人在事业上遇到挫折时，他的婚姻往往也会随之出现危机。维持一个婚姻，仅仅有爱，显然是不够的。特别是在海外，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婚姻更是难以仅仅靠感情上的纽带来维系的。
在美国生活的几年中，像这样的婚姻悲剧，我看到和听到了许许多多。我有时想，如果没有出国留学，许多婚姻在国内也许并不会破裂。当然，不破裂的婚姻并不就一定是美满的婚姻。在海外留学的生活中，留学生的婚姻要承受许多在中国社会没有承受过的压力和冲击，而夫妻双方也都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重新发现、认识和适应对方。
在采访中，我注意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夫妻在经过奋斗而终于在美国团聚时，头三个月里，家里总是充满了争吵。无论是丈夫先出来还是妻子先出来，都是如此。双方对环境适应程度上的差异多多少少会影响双方关系的和谐。三个月后，如果是丈夫先出来的，事业上有成，或能挣钱养家，双方会很快重新适应起来，婚姻关系往往能够维持下去；相反，如果是妻子先出来，事业上比丈夫成功，并一直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支撑者，而丈夫迟迟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婚姻关系则难免会破裂。
为什么会如此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即使到了美国，中国男人们仍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要求继续扮演他们在中国社会和家庭中所扮演的传统男人的角色。如果他们扮演不了，他们的婚姻也就失去了旧日的基础。
再一次解放的中国女性。她们失去的只是传统的锁链，获得的却是自由。
1988年，一位中年知识妇女随一个文化代表团去欧洲访问了一圈。作为代表团中唯一的女性，尽管不是团长，她在各种场合都受到了外国人“女士优先”的待遇：有人为她开门，有人为她让路，有人她为提箱子，有人为她扶座椅。回国后，她感叹说：“这次才知道什么是做一个女人！”
让这位女士大为感动的不过是些西方社会为许多现代女权主义者所大力反对的传统礼貌习俗，但她那“什么是做一个女人”的感受却是颇具现代女性意识的。
中国革命曾为中国女性带来过一次社会意义上的解放：中国女性在政治上获得了平等权利，在经济上获得了平等待遇，在法律上获得了平等地位。
然而，中国革命并没有为中国女性带来一种两性意义上的解放。她们仍然生活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遵循着这个社会要求她们遵循的规则，扮演着这个社会要求她们扮演的角色。
一代年轻的中国女性，在出国留学之后迅速意识到，她们不能只当女儿、妻子或母亲，而应当学做一个女人了。
当中国女性逐渐懂得，她们的一切，包括思想、感情和身体，都只属于她们自己，而不属于别人时，她们的“性观念”自然会趋于开放。
一个在加州州立大学学美国文化的35岁的男博士生，面临毕业，发现找对象结婚和找工作就业一样难。他感叹说，在校园找个女朋友还不算太难，可想找个老婆就不容易了。“现在这边的中国女孩子全变了，谈恋爱行，有的上床也行，甚至同居也行，就是别谈结婚。说，要结婚，你先找到工作或先办下‘绿卡’再说。她们在国内时可不是这样，”他说，“一个个谈恋爱时，都‘守身如玉’似的，一旦真的‘失身’，便死活要嫁给你了。”
在这里，失落的只是中国的男人们，中国女性失去的只是传统的锁链，获得的却是自由。她们要像男人一样享受生活中的一切快乐，包括过去一直是男人专利的“性”。
一个29岁在澳大利亚悉尼留学的女士，在当地一家中文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作为性伴侣，西方男人要比中国男人强多了，因为他们更体贴、更敏感、更乐于满足妇女。这位曾在上海做过记者的女士在文章中还说，十个西方男人中，会有八个在床上表现出色，两个表现“马马虎虎”；而中国男人，十个中大概有两个能算得上“马马虎虎”，其余的就糟透了。她说，她的结论是基于她一些朋友的和她本人的个人经验——她先是嫁了一个澳大利亚丈夫，分居以后，又有了一个法国男朋友。这篇文章在悉尼华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杂志社为此收到了大量中国男士写来的抗议信。后来，愤怒的男性读者们专门举行了一次“抗议”集会。据说，与会者多达500人。在对文章作者的众多责难中，有一条是“缺乏爱国精神”。
然而，当“妹妹们”一旦大胆地往前走起来，她们是不大管“哥哥们”的吵闹的。
欣赏她的人说她活得潇洒，鄙薄她的人称她为“国耻”。不过，旁人说什么，她都不在乎，她只求自己活得高兴。她35岁，1989年来美国，在首都华盛顿的一所大学读教育学。她出国后和国内丈夫离了婚。她人长得漂亮，身后从不乏追求者，但这次却不急着结婚了。她要抓紧机会尽情享受自由的单身生活。对此，她从不掩饰。她私下里说，自己以前根本不懂得“性”，是出了国才懂的。有时，她会带点炫耀地说：“美国男人有的真棒，那感觉就是不一样。”当有人问她怕不怕染上艾滋病时，她爽快地回答说：“让他们戴上套就是了！”
中国女性的女性意识，一到了国外便迅速高扬起来，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更重要的，还在于她们在经济上的完全独立。经济上的独立使得她们能够在社会生活中不再需要依附男性而能真正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一个有意思的对比是，那些能读下学位、找到工作、在海外自己生存下去的中国女性，往往对有缺陷的婚姻感到难以忍受，追求起爱情来也更为勇敢；相反，那些依靠丈夫而无法在国外社会自立的“陪读”的太太们，常常不得不退回家庭，扮演起远比在国内时更为传统的女性角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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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康有为的妇女观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资产阶级维新改良的领袖人物，是一百多年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为了挽救中国封建主义这栋摇摇欲坠的破落大厦以及中国民族被列强瓜分殆尽的屈辱命运，康有为在全面地学习当时西方先进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方面时，中国社会存在了几千年的妇女问题也自然进入了他关注的视野，并多次见诸笔端且付诸实践。在其《实理公法全书》、《康子内外篇》、《我史》（即《康有为自编年谱》）、《大同书》，以及他上书光绪皇帝的《请禁妇女裹足折》中，康有为对中国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作了细致而全面的揭露，而且比较深入地探讨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在此基础上，他以资产阶级“天赋人权”为理论基点，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实践目标，在妇女的历史作用、妇女应有的权利以及解决妇女问题的具体措施等各方面都有着比较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本文主要探讨了康有为的妇女观的主要内容，并对其进步意义与局限性也有所涉及。
一、妇女观的主要内容
（一）揭露妇女的悲惨命运，抨击泯灭人性的封建习俗和封建礼教
在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封建教条的禁锢下，中国各个阶层的妇女都不同程度地失去了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沦为政治的牺牲品或男人的玩物，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沾满了千千万万中国妇女的血与泪。康有为在其《大同书》的戊部《去形界保独立》中第一章就愤慨不平地揭露了中国妇女的这种悲惨境遇。他概括为：“抑之，制之，愚之，闭之，囚之，系之，使不得自立，不得任公事，不得为仕宦，不得为国民，不是预议会，甚且不得事学问，不得发言论，不得达名字，不得通交接，不得预享宴，不得出观游，不得出室门，甚且斫束其腰，蒙盖其面，刖削其足，雕刻其身，偏屈无辜，偏刑无罪，斯尤无道之至甚者矣！”1（P126）详细阐述了包括中国妇女在内的当时各国妇女丧失的各种权利，其中涉及到妇女的公民权、言论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受教育权、姓名权、参政议政权、劳动权、人身自由权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对妇女问题的全方位扫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康有为对妇女问题的思考的广度，也为当时的妇女解放添上了一定的西方现代意识。更令康有为难以理解的是，号称教化之国的中国，若干圣人君子竟对这一苦难的现象不闻不问并视为理所当然：“甚不解偶现男身，则自私至此，虽有至亲之令妻、寿母、姑姊妹、女子子，抑之若是。甚怪大地之内，于千万年贤豪接踵，圣哲比肩，立法如云，创说如雨，而不加恤察，偏谬相承，尽此千万年圣哲所经营，仁悯者不过人类之一半而已，其一半者向隅而泣，受难无穷。夫以强力凌暴弱质，乃野蛮之举动，岂公理所能许哉！而积习生常，视为当然，仁人义士不垂拯恤，致使数千年无量数女子永罹囚奴之辱，不齿于人，此亦君子所不忍安也。”1（P146）连一向以“仁爱”自称的圣人君子都未曾注意到这种极其残忍的现象，那么妇女的无人理解、无人救援的悲惨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中，妇女缠足问题更成了康有为关注的焦点。由于曾亲眼目睹家族各胞妹缠足时的惨状，康有为就下决心把中国广大妇女从裹足布的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即“吾于群妹，目击其苦，心窃哀之，誓拯二万万女子之苦。”接下来他极其细腻地描摹了妇女缠足时的惨状：“数岁弱女，即为缠足，七尺之布，三寸之鞋，强为折屈以求纤小，使五指折卷而行地，足骨窟窿而指天，以六寸之肤圆，为掌上之掌握。日夕迫胁，痛彻心骨，呼号艰楚，夜不能寐。自五岁至十五岁，十年之中，每日一痛；及其长大，扶壁而后行，跪膝而后集。”1（P140）而长此以往，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以国之政法论，则滥无辜之非刑；以家之慈恩论，则伤父母之仁爱；以人之卫生论，则折骨无用之致疾；以兵之竞强论，则弱种展转之谬传；以俗之美观论，则野蛮贻诮于邻国。”2（P96）因此，康有为把妇女缠足问题从单纯的中国社会问题，上升到强国强种、维护国家形象的高度。在他看来，这已不只是妇女个人的问题，而是与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和延续能力以及国家形象有关。缠足后的中国妇女在变法维新的过程中，与鸦片、乞丐一起被当作是国家衰弱的一种象征，“外人拍影传笑，讥为野蛮久矣”。同时，妇女在民族传承的功能链上扮演着延续人种的角色，其身体的强健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强弱，并进而影响到国家的兴衰。因此，他在比较中西人的身体状况后说：“试观欧美之人，体直气壮，为其母不裹足，传种易强也；回观吾国之民， 弱流传，为其母裹足，故传种易弱也。今当举国征兵之世，与万国竞，而留此弱种，尤可忧危矣。”2（P96）
更难为可贵的是，康有为还追溯了造成妇女这种境遇的历史缘由，矛头直指中国封建习俗和封建礼教。他指出，妇女之所以被沦为男子的附属物，是由于繁衍人种的需要。上古时女尊男卑，人人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但这种习俗不利于部落的凝聚以及种族的繁衍。更因为各个族群扩展势力的需要，男子由于体格上的优势日益取代了妇女的主导地位。因此，“其造端致远，在千万年尚力劫制之时，其积久成风，为千万年礼俗教化之顺。浸之既久，抑之既深，礼俗既成，教化既定，则无论抑人与被抑者皆忘其故，而几误以为义理之然，于是无量年、无量数之女子，永沉苦海而不之救矣。”1（P152）“男子得有数十之姬妾，而妇人不得有二夫。…习俗既定以为义理，至于今日，妇人卑抑不学而无所识，臣妇之道，抑之极矣，此恐非义理之至也，亦风气使然耳。”3（P23）就这样，妇女就成了历史发展和社会习俗的牺牲品，并日益丧失了自我独立意识，甘愿沦了男子玩弄和奴役的对象。同时，康有为深刻地批判和揭露了封建礼教的不合理性。如，“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烈女不事二夫”等封建主义纲常名教，造成寡妇遍地的人间悲剧，概括为四害即“一，苦寡妇数十年之身，是为害人；二，绝女子天与生育之事，是为逆天；三，寡人类兹生之数，是为损公；四，增无数愁苦之气，是为伤和”1（P159）；“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教条，剥夺了女子受教育的权利，从而“性情不能陶冶，胸襟不能开拓”；“夫为妻纲”更成了批判的对象，他指出，这种说教“上承千万年之旧俗，中经数千年之礼教，下获偏酷之国法，外得无量数有强力之男党共守此私有独得至乐之良法”1（P158）导致“不公不平，冤魂愁气，遂至弥天塞地矣”。显然，这些违背人性、有碍公理的封建教条都应该被禁除。
（二）揭示妇女在文明史上的巨大贡献，倡导男女平等
康有为在《大同书》里花了一章的篇幅，仔细地阐述了妇女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巨大贡贡献，“尝原人类得存之功，男子之力为大，而人道文明之事，藉女子之功最多。”1（P147）因为“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男子的主要任务就是出外寻食以保生存，没有时间及精力来发明创造能及手工制作。而女子由于“家居暇豫，心思静逸，踵事增华，日思益进”，于是，“火化熟食”、“制器之事”、“织缝之事”、“练染之法”等等“必女子所创也”，甚至“是故文字、算数、音乐、图画、凡诸美术，大率皆女子所他为”，“以此推之，一切事为器用皆出于女子，可断断矣。”1（P148-149）而为什么历史上无女子之记载呢？是因为“男子后起之秀”“大推广之”，并且窃取女子的功劳而已。虽然康有为的这种观点不免有牵强夸张虚假的成分，但是他为肯定妇女作用而所做出的理论构思，则是值得肯定的。
更何况，“人之尊卑，在乎才智，不在身体”，妇女虽然在身体上不及男子高大强壮，但在智力上却并非不及，甚至比男子更为优越。康有为指出，晏子、公孙吕、桑维翰等人虽身材矮小，但“皆功名显于后世”，长狄侨如兄弟、巨无霸、曹交虽威猛高大，却不过尔尔。以此推广到一个国家，日本人身短却与英搞衡，印度人高大却沦为英国殖民地。既然同为男子都不能以身体高大与否来衡量其能力高下，一个种族的身体高大也不能保证其国家的独立与富强，那又怎么能以此来尊男卑女呢？更何况，以智力而言，虽然男子脑大而重于女子，但是周子之兄、晋惠帝、哀公之流又哪能与李易安等女子相比呢？因此，哪些因为女子在体力和大脑上不如男子而贬抑女子的观点不但毫无道理，更是荒谬至极。
既然妇女并不比男子差，且与男子一样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那么更应该禁除所有不公不平之现象，从而实现男女平等。早在《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有为就借鉴西方“天赋人权”的理论认为男女生来是平等的，“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并把这种平等的思想作为一条基本原则贯穿于人类社会夫妇、父母、子女、君臣、长幼、朋友等各种关系中。在《大同书中》也有多次提及，即“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侵权者谓之侵天权，让权者谓之失天职。男与女虽异形，其为天民而共受天权一也”1（P130）“凡人皆天生，不论男女，从皆有天与之体，即有自立之权，上隶于天，人尽平等，无形体之异也”1（P134）“人人有天授之体，即人人有天授自由之权”1（P136）等等。在这种思想基础上，他无情地批判了封建势力对妇女的压迫，揭露了封建家族宗法制度下的男尊女卑给广大妇女带来的苦难，指出：“夫以男女皆为人类，同属天生，而压制女子，使不得仕，不得科举，不得为议员，不得为公民，不得为学者，乃至不得自立，不得自由，甚至不得出入、交接、宴会、游观，又甚至为囚、为刑、为奴、为私、为玩，不平至此，耗矣哀哉！损人权，轻天民，悖公理，失公益，于义不顺，于事不宜”。1(P146)因此,康有为热烈呼唤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认为男女同生于天地之间，因而同有天赋之权，强烈要求给予妇女应有的作人的权利、地位和尊严。他还在书中大声疾呼：“全世界人欲去家界之累乎，在明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之始也，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去私产之害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之权始也，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去国之争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至大同之世、太平之境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 1(P252-253) 由上可见，康有为已把男女解放、男女平等上升到衡量社会解放的层面，这和傅利叶的“妇女解放程度是每个社会中一般解放的天然尺度”的观点不谋而合，这对于长期受封建礼教熏染的中国人来说，无疑具有反对封建蒙昧主义的启蒙作用。
（三）实现男女平等的具体措施
如何改变妇女的悲苦命运，以实现男女平等而进入“大同”之世呢？康有为对此有着相当深入而全面的构思：
兴女学，提倡女子教育。“宜先设女学，章程皆与男子学校同。其女子卒业大学及专门学校者，皆得赐出身荣衔，如中国举人、进士，外国学士、博士之例，终身带之。”1（P162）这是实惠男女平等，进入“大同”的首要条件。
女子应和男子一样享有各种政治权利。如果女子学问有成，才识皆备，也可以选举，应考，为官治理国家，充公民，参加公务等。
法律地位上保证女子享有独立自主权，废除丈夫对其的限禁。
享有姓名权。女子不需从夫而姓，要还其本人姓名。
婚姻问题上，女子应该自由、自行择配对象，父母不能干涉。男女交往应以两情相悦为前提，“既两相爱悦，理宜任其有自主之权，几何公理至此而止”4（P8）。立约则规定了具体期限，短则一个月，长则一年，不得有夫妇之旧名，期满后可自愿续约。但是女子20岁以前，需要父母的监护；20岁以后，学问有成，方可独立自由。同时，国家设立“媒氏之官”，男女婚姻要通告“媒官”，并上交自愿书，然后再领取凭照。但是女子在20岁以后才能领取凭照，禁止不到法定年龄早婚。这种观点具有惊人的现代婚姻意识，既强调婚姻要到20岁这个法定婚龄，又强调要领取凭照（相当于今天的结婚证）。
女子有出入、交接、游观、赴宴之自由。这些有利于女子养身增识、扩大人际交往。
女子既然是独立之人，那么缠足、束腰、穿耳鼻唇以挂首饰、长布掩面、蔽身等旧俗皆应严禁；出席宴会，男女交谈时不必拘谨畏缩，欲言又止。
女子与男子的服饰应当同一。古代女子是供男人取乐的玩物，甚至不惜损害身体以供其娱乐，所以女子衣服装饰，要么只求华美以吸引男子，要么务求低贱以区别他人。今应由女子自定，才能归“大同”。
二、历史意义及局限性
（一）历史意义
康有为为解放妇女而作的理论宣传，首先打破了封建伦理纲常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有助于思想的解放。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相结合的社会，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等封建陈腐观念通过习俗、礼教等方式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成为规范人们生活的社会准则。康有为以“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西方先进思想为理论基础，对压制束缚妇女的封建传统观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男女生来平等，都应该拥有各种权利，这一思想在当时社会造成了极大的舆论影响，使人们能够从传统观念从挣脱出来，重新思考男女关系问题，从而促进了思想的解放。
其次，改善了妇女被压迫的境况，推动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康有为的理论宣传使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他的思想，人们开始从平等的角度来，逐步消除了强加在妇女身体及思想上的绳索。同时，康有为还在实践上为妇女的解放做出了努力。他不但禁止女儿及侄女裹足，还早在1883年在家乡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不裹足会，并逐渐推到全国各地，这实际上开了19世纪90年代南北大城市不缠足运动的先河。因此越来越多的妇女能从又臭又长的裹足布中解放出来，身心都能焕发出不一样的风采。同时，1897年，康有为携长女同薇到上海筹办女学堂，1898年5月31日正式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办的女子学堂，对推动中国近代女子教育运动起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康有为的影响下，一些知识妇女迅速觉醒，她们从女性自身的角度认识到妇女受压迫、被歧视及所处的非人地位的社会现实，提出了自身解放的种种要求。她们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以妇女为主体的团体——女学会；办起了中国第一张以妇女为对象的报纸——《女学报》，公开提出一些解放妇女的主张，开始为妇女自身的权益而斗争。可以说，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进程中，康有为功不可没。
（二）局限性
康有为的妇女解放思想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首先是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如禁止妇女缠足，是因为缠足不但不利于血液流通，影响种族的质量，而且有损于国家的形象，令各国耻笑，士人不耻，因此为了提高种族的竞争力，树立国家的良好形象，应该禁止缠足。同时，他提倡兴女学，使妇女接受教育，是因为“少成为性，长学则难，而人生童幼，全在母教”，如果妇女没有学问，则“既蠢愚不学，是使全国之民失童幼数年之教也”1（P161）即影响到下一代的培养和教育问题。而允许妇女成为公民，为官，参政议政，也是为了充分利用妇女的才能，从而增强国家的力量与各国竞争。因此，康有为之所以主张妇女解放，并不是从妇女自身的欲望、诉求为出发点，基本上是在强国保种的目的支配下加以考虑的。也就是说，妇女作为主体意识的觉醒并不康有为关注视野之内，他是以俯视的角度来审视妇女问题的，整个理论倡导充满着男性话语的优越感，并没有在深层次上触及妇女作为个人的解放和欲望伸展的现代心理和文化问题。
其次具有浓厚的空想性。在其《大同书》中，他依据“三世说”把妇女解放也分了三个阶段：“治分三世，次第救援：囚奴者，刑禁者，先行解放，此为据乱；禁交接、宴会、出入、游观者，解同欧美之风，是谓升平；禁仕宦、选举、议员、公民者，许依男子之例，是谓太平。”1（P162）在婚姻关系上，据乱世是一夫一妻以夫为主，一切听男子所为，升平世仍是一夫一妻而妻从之，只有到了太平世才是男女平等。在《在同书》的戊部《去形界保独立》的结尾，康有为就强调：“若今女学未成，人格未具，而妄引妇女独立之例以从其北夫淫欲之情，是大乱之道也。夏葛冬裘，各有时宜，未至其时，不得谬援比例。”1（P167）也就是说，他在此书中关于男女平等的若干构想，都只是未来“大同世”的一种美好幻想而已，在当今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这就自己否定了其思想的现实意义。他没有找到正确的实现途径，把实现的期限推到遥远的大同之世，充满着强烈的主观臆想成份，因此带有浓厚的空想性。
再次，他的思想还具有尖锐的矛盾性。首先是理论和实践上的矛盾，即在理论上倡导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而在实际生活中却妻妾成群，自我解释是因为“无子”，其言行不一可见矣。其次是前后矛盾。在变法失败以前，康有为可以说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封建礼教的掘墓人；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他却日益成为封建卫道士，不但公然捍卫封建传统观念，还反对南京临时政府移风易俗的进步法令，反对广东等地“禁妓馆”、“禁民间不得蓄婢”、“禁民间纳妾”等，荒谬地声称“中国生人之数，女多于男，而游客孤商不能无乐，若必禁妓，则淫风更乱”，“人之性莫不欲乐，博戏选妓者，人性所不能已也”转引自5。由此可见，康有为已成为反对妇女观的代表人物，正如鲁迅所说“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转而为“拉车屁股向后”转引自2（P2）的小丑了。
参考文献：
1，康有为：《大同书》，章锡琛、周振甫校点，古籍出版社1956年8月版。
2，康有为：《康有为诗文选》，舒芜等编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版。
3，康有为：《康子内外篇》，中华书局出版社1988年8月版。
4，康有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朱维铮编校，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
5，马庚存：《康有为妇女观论析》，《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女人是美丽的，她花季的娇妍，她生命之花盛开时的绚丽和硕果丰盈时的璀璨，令无数人惊叹：是女人丰富了生命，是女人点染了人生的常青树。
女人是伟大的，女人要从事社会生产，又要繁衍后代，双担一肩，何其重也。女人为此付出的是一腔热血、甘甜的乳汁、人类的至爱和无怨无悔。
女人是美丽的，而真正独立与智慧的女人更美丽。
何为独立？ 独立，与依赖依附相反的状态。一个独立的人，指其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
何为智慧？智慧,智者,先知先觉,光明日照;慧者,有一棵深藏在高山密林中而需要发拙的心.有智无慧者浅,有慧无智者不明.所以,拥有广而深的知识和经验,并能将它上升到理论以及举一返三地利用和发杨光大的本事或精神能力就叫智慧.
《色，戒》中的女性，没有独立，只有依附。《色，戒》更没有智慧，它让心在闭锁的思维中悲哀，而找不到这个悲哀的来源。
我搜遍了网络，在众多的《色，戒》评论中，但却没有发现，有人能从这个角度来评论此片，这是中华知识分子的悲哀，更是华人社会女性的悲哀！
也许，我们不需要在专门书写什么，来讨伐《色，戒》中骨子里透着的封建思想了。如果您对此还有疑问，那么我们就仔细研读这几篇文章，是会有启示的。
一，妇女解放的历史七宗罪。
性别是一种明显的政治分隔和重要的压迫机制。在民族、阶级和性别这人类社会三种最主要的压迫关系中，性别不仅是最原始、最古老、最基本、最根深蒂固的压迫结构，而且也是最牢不可破的压迫结构。因此，性别压迫的消失和妇女的解放构成了人性解放的一个重要内容，成为了人类解放的一个基本前提。
"搭车"解放
性别与权力有着隐密的联系。在欧洲中世纪，封建领主享有"初夜权"，性交成为权力的一种象征与展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如果从性别的角度来看，换句话也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男人的历史，都是男人压迫女人的历史。用伍尔夫的话说："英国的历史是男性的历史，不是女性的历史。" 妇女是社会最底层的被压迫群体。她们不仅受着精神的压迫和控制，而且直接受到身体上的禁锢和限制，受到最野蛮的身体束缚和摧残。从中国的"三从四德"、" 贞洁"、"缠足"、"陪葬"到印度的"殉夫自焚"，妇女成为了男人单纯的的附属物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在马克思和我于 1846年合写的一个旧的、未发表的手稿中，我发现了如下一句话：’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分工。’现在我可以补充几句：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 在母系氏族社会结束之后，人类就进入了男权社会，而家庭则成为了社会压迫关系的细胞和储蓄所。"家庭"成为"国家"的一个最基本的细胞，与国家形成了同构的关系。不论是封建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往往都是将社会分解到"家庭"。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弗里德曼说："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把个人自由，也许或者是家庭自由作为我们鉴定社会安排的最终目标。" 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同封建主义一样并不彻底地分解和界定所谓"个人"，不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怎样宣称个人主义、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可是，通常仍然把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把社会仅仅分解到男权家庭，或者说把"个人自由"等同于男权家庭。
由于家庭是压迫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家庭的解放成为了人类历史解放的必要条件。恩格斯说："妇女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庭奴隶制之上，而现代社会则是纯粹以个体家庭为分子而构成的一个总体。……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 妇女解放的第一步是妇女从家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社会公共领域。政治解放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方面，而经济解放则构成了妇女解放不可或缺的基础。恩格斯说：" 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末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 因此，在有关社会解放的乌托邦想象中，首先必须破坏家庭，破除家庭的界限。也就是说，社会解放必须从根本上摧毁压迫性社会的基本形式--家庭。
20世纪初，摧毁贞节等束缚妇女的传统礼教，生成了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汹涌澎湃的潮流。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中，放足、剪发、男女同校、社交公开、自由恋爱、婚姻自主、自由同居，妇女解放运动首先直接表现为"身体"的"解放"。在现代开幕的那个时刻，"出走"成为了中国妇女解放最耀眼的瞬间和最辉煌的意象。在中国现代资本主义开幕这一刻所塑造的这一娜拉式的"出走"姿态具有中国古代戏曲中的"亮相"一样的庄严意义。
在五四时期，"女儿们"从家庭和家族中被解放出来，正如鲁迅的小说《伤逝》中的女主人公所宣称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五四"女儿们 "第一次从家庭中冲撞而出，获得恋爱和婚姻的自由，实际上就是把婚姻的权力或者说妇女身体的交易权从家族的手中夺取过来，攥到了自己的手中。而此前，妇女往往不过是男性主宰的部落和家族利益的交换物，是男性政治的附属品。这种男性政治最典型的标志就是中国古代和亲政治中作为被交换的物品的妇女，她们是男权国家政治交往和妥协的礼物。作为男权政治之间交换的物品，女性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缺乏自己完整的人格和自主的命运。《红楼梦》中元春的悲剧命运是由贾家为了实现其家族政治利益与皇室进行交换而决定的，而围绕着贾宝玉所展开的斗争，林黛玉的"木石前盟"败于薛宝钗的"金玉良缘"，是贾家政治经济的前途和家族利益权衡必然的结局。在封建社会中，婚姻或者说妇女往往只是家族政治的一种平衡的砝码。男性是家族命运的唯一中心，妇女是无足轻重的。只有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妇女才开始逐步确立自己的人格和地位。
然而，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中国现代妇女解放缘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目的，附属于现代民族解放运动。20世纪的中国所有的故事从根本上都离不开"破家立国"这个大故事。"个人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故事最终也不过是"民族解放"这个大故事里的一个小故事。妇女解放不过是民族解放规划中的一个必要的环节和插曲。妇女解放最初是由于民族解放的需要，是由于国家的召唤。也就是说，"国家"把她们从"家庭"和"家族"的控制以及男性的占有中"解放"出来，是为了将她们变成了"女国民"，直接置于"国家"自己的掌握之中。归根到底，"国家"把妇女从"家庭"和"家族"以及"男人"的手中解放出来，最终是为了使她们献祭到"国家"的神坛上。所谓"革命"，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于"家"的革命。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指出："中国五四时期的文化叛逆者利用另外一种策略把妇女纳入现代民族国家之中，这些激进分子试图把妇女直接吸收为国民，从而使之拒绝家庭中建立在亲属关系基础上的性别角色。" 一句话，20世纪，中国是为了"国家"的目的而被迫从"家庭"解放妇女的。简单地说，中国现代妇女解放的历史就是，妇女在"国家"的需要、怂恿和支持下砸碎了"家庭"的枷锁。为了"救亡"，"国家"被迫把妇女"解放"出来，使她们同男人一道承担起"救国"的责任和义务。辛亥革命时期秋瑾女扮男装具有象征意义。在国民革命中，同样谢冰莹的《一个女兵的自传》所叙述的故事那样，妇女通过从军，通过"成为男人"而获得"解放"。 20世纪50年代，由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以"铁姑娘"为代价，妇女进一步扩展了社会平等和权利。实际上，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妇女获得解放和平等都是男权国家被迫作出的让步，都是男权国家被迫从家庭将妇女解放出来去保卫国家。中国现代妇女的解放是在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发生的，现代欧美妇女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全民战争所引发的劳动力短缺之际，填补了男人空缺的岗位，走出了家庭，成为了职业妇女，因此分享了从前为男性垄断的权利。正如伍尔夫所说的："说来也真奇怪，还要感谢两场战争，一场是把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从客厅里解放出来的克里米亚战争，另一场是大约六十年后的欧洲战争，它为一般妇女敞开了大门，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些社会弊端正在逐渐得到改进。"
因此，妇女解放往往是通过职业化尤其是在战时和社会危机中以身体的巨大代价而获得社会平等的权利。归根到底，妇女解放是在传统的男权社会发生了危机和动摇的时候，由于男人需要支援和"同志"而发生的，并且在危机中，妇女与男人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一种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但是，这种解放能够走多远呢？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曾经预言，她们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他们的"出走"和"解放"并没有真正的前途。妇女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最终不过成为民族和阶级解放运动的牺牲和祭品。从鲁迅的"子君"到茅盾的"时代女性"，她们以精神和身体的毁灭证明了"解放"的悲剧前途。所谓"解放"，最终不过是通过打破封建礼教的重重枷锁束缚，为资本主义市场社会制造了女性的"身体"。或者说，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和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使妇女由被封建权力禁锢和打上了封建礼教烙印的"物品"变为"身体"。从历史的意义上来说，她们不过是为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社会贡献出鲜活的作为商品的"身体"。田汉30年代的电影《三个摩登女性》和40年代的电影《丽人行》描写了"娜位走后"的命运。这也就是杨沫的《青春之歌》中被余永泽所"启蒙"和"解放"的林道静的历史。张爱玲作为一个反五四和反浪漫主义的作家，在《倾城之恋》等作品中，以反传奇的风格叙述了女性身体的现代命运。
在中国现代，妇女解放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而是起源并且附属于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是一种"搭车"的解放。总而言之，妇女的解放是有条件的。妇女的解放被归属于更巨大的历史潮流之中，她们是被解放的，是因为另外的历史目的、力量和原因而获得了"解放"。由于妇女对中国革命的广泛参与，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地改变了妇女在"革命的中国"的地位。因为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是"搭车"解放，所以，在中国现代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在中国需要全面社会动员的时候，男权社会被迫向妇女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和妥协，从而使中国的妇女透支了大量的权利，从而使她们的解放达到一种空前的程度，甚至相对全世界来说具有某种"超前性"。但是，同时也很容易发生历史性的倒退，使男权在妥协性的社会环境崩溃之后卷土重来，从而妇女的平等权利得而复失，出现"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局面。
女性商品化
20世纪 8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席卷下的中国，"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市场的扩张。此时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引进及其"性别书写"，既有展开和释放女性身体内涵的意义；但是，同时这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脱颖而出的感性化的"身体"又及时地被市场和商品化大潮所俘获和操纵。这种"性别书写"、"阶级分化"同"市场交换"成为了共生的秘史，市场既为性别/阶级分化创造了条件，同时，反过来，性别/阶级分化又为波诡云谲的市场经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有不谋而合、异曲同工之妙。在所谓市场社会中，与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沦为真正的无产者的工人一样，位于社会底层的妇女，同样沦为最廉价的过剩产品。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或者说在从"革命的中国"向"市场的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女性"的"性别"特征逐渐被清晰地刻写出来，中国日益由一个"无性化"的社会转变成为一个"性别化"的社会。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突出的现象是妇女的"身体"获得了解放一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女性的"身体"再一次获得"解放"。但是，这一次"解放"，不是作为"女国民"或"女同志"，而是作为"女性身体"而获得解放，妇女在市场社会中获得了鲜明的性别定义。"改革开放"伊始，"美人头"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开始在杂志封面抛头露面、搔首弄姿，随之而来的是化妆、选美和性工作。女性开始被性别规划、职业化和商品化。女性身体引人注目地开始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转型中，女性身体逐渐被重新从性的角度被规划、开发、使用和诠释。到了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发育日趋成熟，广告这一最典型和活跃的大众文化工场成为了新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生产基地，男/女性别被塑造和铭刻成为两类固定的社会形象：男人被塑造成为"成功人士"，社会权力和财富的生产者、垄断者和消费者，而女人则被塑造成为男性占有和消费的对象，即成为一种社会消费品--"做女人挺好"。在90年代的大众文化领域，阶级的构造和性别的构造携手共进，共生共荣。"女性身体"全面地潮水般地涌入生产/消费和市场。
无论人们多么不愿意正视；然而，实际上买卖婚姻是人类婚姻的常态。在市场社会，婚姻无可避免地具有这个社会最本质的特点，即婚姻无可避免地成为买卖的婚姻。只要有市场的地方，就无可避免地存在着买卖关系，而妇女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而性买卖不过是一种最直言不讳的表达形式。性买卖几乎是和私有财产、市场同时出现的一种古老现象。当然，妇女成为商品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在部落社会，妇女是部落之间流动的礼物，妇女无法从部落财产分离出来。从中国历史上看，女性身体的处置成为一个有趣的变化过程。性工作者这一形象和职业是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逐渐分化和凸显出来的。中国古代有所谓"四大美人"，但这四大美人都是皇帝的专宠和禁脔。值得注意的是，"四大美人"是唐代以前的故事。而到了唐代以后，"美人"不再被重重宫墙封锁和被皇帝独占，而是被解放出来，被大张旗鼓地展示于红灯高照的妓院。从此，美人从宫廷流入了市场，进入了伟大的商业交换和流通。历史传说中那些耀眼的、光芒四射的女性不再是嫔妃，而是妓女。从薛涛、苏小小，到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她们都是"职业女性"。从宋徽宗"夜会李师师"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有趣的变化。到了宋代，市场已经充分显示了它无所不能的伟大力量，这种惊人的魅力连皇帝也甘拜下风。根据传说，清代同治皇帝因为到紫禁城外买春而死于梅毒。到了市场经济发达的时代，性不再是皇帝的特权；相反，皇帝也要"微服""屈尊"到市场去购买。性的消费成为男性的一种普遍共享的权利。妓院成为了男性的共和国。正如美国白人的民主制度建立在对于黑人奴隶的种族奴役之上一样，在对于女性的性别奴役之上，也建立了男性民主制度。
妇女存在的形态是不断变化的。在中国历史上，妇女明显地经历了从宫廷和从家庭解放出来的历史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摆脱宫廷帝王的垄断，进入市场，成为商品，也是一种"解放"。买卖婚姻和卖淫一方面是对于妇女身体的奴役和贬低，但是另一方面是对于妇女身体的肯定和解放。从封建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被剥削者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可以向所有人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是说，最少他们在"卖"这一点上是"公平"和"自由"的。正如工人一样可以正当地、自由地出卖自己的身体和劳动，作为性工作者，妇女使自己的身体进入市场，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伟大循环。妇女卖淫，与工人出卖劳动力、知识分子出卖知识一样，它体现了资本主义共和国最基本的买卖规律。
这是资本主义普遍的卖身制度，性工作者和蓝领工人、白领工人或者说知识分子的唯一区别在于，他们所出卖的是身体器官的不同部分。在市场社会，妇女的身体沦为商品是必然的。不论是以隐蔽的还是公开的形式出卖。由于整个社会无法摆脱这种压迫结构和买卖关系，由于现代文明是一种压迫性的社会，所以妇女的被压迫、被剥削、被买卖既是不言而喻的，又是"自然"的。在阶级的、压迫性的社会中，如果商品经济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如果"等价交换"和"自由贸易"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规律；那么，禁止性买卖就是不可能的，就像禁止工人出卖劳动力是不可能的一样。简单地从道德上来反对丑恶的买淫和卖淫，就像简单地从道德上谴责资本家的血汗工厂一样是无力的和虚伪的，因为买淫和卖淫是一种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在普遍存在的卖淫社会，其区别只在于这种买卖或者是公开的，或者是被掩盖起来的。"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在两种场合都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子是最通常。妻子和普通娼妓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计件出卖劳动那样出租自己的肉体，而是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 一方面纵容剥削，另一方面却羞羞答答不敢正视性剥削，将性剥削的政治变成为一个道德分区，将剥削的政治性转换成道德，使性剥削无名化或者驱逐到地下，结果不是性剥削的消失，而是性剥削的被迫遗忘。恩格斯针对这种男权社会的虚伪说："杂婚制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它使旧时的性的自由继续存在，以利于男子。在实际上不仅被容忍而且特别为统治阶级所乐于实行的杂婚制，在口头上是受到非难的。但是实际上，这种非难决不是针对参与其事的男子，而只是针对着妇女：她们被排除出去，被排斥在外，以便用这种方法再一次宣布对妇女的绝对统治乃是社会的根本法则。" 如果要真正消灭性别压迫、卖淫和性剥削，那么，首先必须消灭经济的不平等和剥削关系："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
人之初，性本善。正如劳动是人的自然机能一样，性也是人的一种自然机能。对于劳动的独占与剥削，与对于性的独占与剥削是同时产生的。同时，它也产生了对于劳动和性的侮辱。在所谓文明社会，劳动和性成为了压迫和奴役的一种最典型的形式和最鲜明的标志。正如工人为了金钱而出卖劳动力，妇女也同样为了金钱而卖淫。在压迫性的社会中，位于社会最底层的妇女无法真正成为社会"主体"。到目前为止的所谓妇女解放，是从作为" 物品"的妇女到作为"商品"的妇女的历史过程，妇女是作为商品而被解放出来的"身体"。妇女真正获得解放，必须待到妇女的身体不再是买卖的对象，正如工人的解放必须等到工人不再被迫从事奴役性的劳动一样。"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只有当劳动和性交是出于愉悦而不是被迫发生的，才成为真正美丽的。这种劳动和性的自由享乐将构成人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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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妇女的第二次解放
除了革命，大概没有什么事情能像出国这样迅速地改变一个中国人的社会地位了。而在这变化中，也没有什么人像中国男人们那么容易感受到失落了。从小生长在一个传统的男性社会里，中国男人一向在社会上和家庭里有着无可争辩的主宰地位。而且，许多人在出国前，都属于社会中令他人羡慕的阶层。但是，一出国，一些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迅速跌落。他们不但在现实中无法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在心理上也很难承受这种急剧变化所带来的冲击。相比之下，一直处于受压抑地位的中国妇女，倒比男人们少点儿社会等级意识，多点儿适应变化的柔韧性。
当一个男人在社会上开始失重之时，往往也就是他婚姻天平渐渐失去平衡之日。许多在国内时被视为天作之合的婚配，一到海外，便会显出裂痕，甚至很快出现断裂。
海外留学生活，有时就好像是一场检验婚姻质量的破坏性试验。留学生的婚姻被置放在全新的社会环境里，经受着意识形态、金钱、文化和两性观念的高强度的震荡。
导致中国留学生婚姻破裂的因素有许多，其中最致命的也许是丈夫们最终无力从经济上承担起支撑家庭的重担。在一个以金钱为衡量事物价值标准的社会里，一个不能养家糊口、不能养活自己的人，不但会被别人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人，甚至连自己都会怀疑自己的“自我价值”。当一个男人在事业上遇到挫折时，他的婚姻往往也会随之出现危机。维持一个婚姻，仅仅有爱，显然是不够的。特别是在海外，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婚姻更是难以仅仅靠感情上的纽带来维系的。
在美国生活的几年中，像这样的婚姻悲剧，我看到和听到了许许多多。我有时想，如果没有出国留学，许多婚姻在国内也许并不会破裂。当然，不破裂的婚姻并不就一定是美满的婚姻。在海外留学的生活中，留学生的婚姻要承受许多在中国社会没有承受过的压力和冲击，而夫妻双方也都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重新发现、认识和适应对方。
在采访中，我注意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夫妻在经过奋斗而终于在美国团聚时，头三个月里，家里总是充满了争吵。无论是丈夫先出来还是妻子先出来，都是如此。双方对环境适应程度上的差异多多少少会影响双方关系的和谐。三个月后，如果是丈夫先出来的，事业上有成，或能挣钱养家，双方会很快重新适应起来，婚姻关系往往能够维持下去；相反，如果是妻子先出来，事业上比丈夫成功，并一直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支撑者，而丈夫迟迟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婚姻关系则难免会破裂。
为什么会如此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即使到了美国，中国男人们仍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要求继续扮演他们在中国社会和家庭中所扮演的传统男人的角色。如果他们扮演不了，他们的婚姻也就失去了旧日的基础。
再一次解放的中国女性。她们失去的只是传统的锁链，获得的却是自由。
1988年，一位中年知识妇女随一个文化代表团去欧洲访问了一圈。作为代表团中唯一的女性，尽管不是团长，她在各种场合都受到了外国人“女士优先”的待遇：有人为她开门，有人为她让路，有人她为提箱子，有人为她扶座椅。回国后，她感叹说：“这次才知道什么是做一个女人！”
让这位女士大为感动的不过是些西方社会为许多现代女权主义者所大力反对的传统礼貌习俗，但她那“什么是做一个女人”的感受却是颇具现代女性意识的。
中国革命曾为中国女性带来过一次社会意义上的解放：中国女性在政治上获得了平等权利，在经济上获得了平等待遇，在法律上获得了平等地位。
然而，中国革命并没有为中国女性带来一种两性意义上的解放。她们仍然生活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遵循着这个社会要求她们遵循的规则，扮演着这个社会要求她们扮演的角色。
一代年轻的中国女性，在出国留学之后迅速意识到，她们不能只当女儿、妻子或母亲，而应当学做一个女人了。
当中国女性逐渐懂得，她们的一切，包括思想、感情和身体，都只属于她们自己，而不属于别人时，她们的“性观念”自然会趋于开放。
一个在加州州立大学学美国文化的35岁的男博士生，面临毕业，发现找对象结婚和找工作就业一样难。他感叹说，在校园找个女朋友还不算太难，可想找个老婆就不容易了。“现在这边的中国女孩子全变了，谈恋爱行，有的上床也行，甚至同居也行，就是别谈结婚。说，要结婚，你先找到工作或先办下‘绿卡’再说。她们在国内时可不是这样，”他说，“一个个谈恋爱时，都‘守身如玉’似的，一旦真的‘失身’，便死活要嫁给你了。”
在这里，失落的只是中国的男人们，中国女性失去的只是传统的锁链，获得的却是自由。她们要像男人一样享受生活中的一切快乐，包括过去一直是男人专利的“性”。
一个29岁在澳大利亚悉尼留学的女士，在当地一家中文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作为性伴侣，西方男人要比中国男人强多了，因为他们更体贴、更敏感、更乐于满足妇女。这位曾在上海做过记者的女士在文章中还说，十个西方男人中，会有八个在床上表现出色，两个表现“马马虎虎”；而中国男人，十个中大概有两个能算得上“马马虎虎”，其余的就糟透了。她说，她的结论是基于她一些朋友的和她本人的个人经验——她先是嫁了一个澳大利亚丈夫，分居以后，又有了一个法国男朋友。这篇文章在悉尼华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杂志社为此收到了大量中国男士写来的抗议信。后来，愤怒的男性读者们专门举行了一次“抗议”集会。据说，与会者多达500人。在对文章作者的众多责难中，有一条是“缺乏爱国精神”。
然而，当“妹妹们”一旦大胆地往前走起来，她们是不大管“哥哥们”的吵闹的。
欣赏她的人说她活得潇洒，鄙薄她的人称她为“国耻”。不过，旁人说什么，她都不在乎，她只求自己活得高兴。她35岁，1989年来美国，在首都华盛顿的一所大学读教育学。她出国后和国内丈夫离了婚。她人长得漂亮，身后从不乏追求者，但这次却不急着结婚了。她要抓紧机会尽情享受自由的单身生活。对此，她从不掩饰。她私下里说，自己以前根本不懂得“性”，是出了国才懂的。有时，她会带点炫耀地说：“美国男人有的真棒，那感觉就是不一样。”当有人问她怕不怕染上艾滋病时，她爽快地回答说：“让他们戴上套就是了！”
中国女性的女性意识，一到了国外便迅速高扬起来，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更重要的，还在于她们在经济上的完全独立。经济上的独立使得她们能够在社会生活中不再需要依附男性而能真正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一个有意思的对比是，那些能读下学位、找到工作、在海外自己生存下去的中国女性，往往对有缺陷的婚姻感到难以忍受，追求起爱情来也更为勇敢；相反，那些依靠丈夫而无法在国外社会自立的“陪读”的太太们，常常不得不退回家庭，扮演起远比在国内时更为传统的女性角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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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康有为的妇女观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资产阶级维新改良的领袖人物，是一百多年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为了挽救中国封建主义这栋摇摇欲坠的破落大厦以及中国民族被列强瓜分殆尽的屈辱命运，康有为在全面地学习当时西方先进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方面时，中国社会存在了几千年的妇女问题也自然进入了他关注的视野，并多次见诸笔端且付诸实践。在其《实理公法全书》、《康子内外篇》、《我史》（即《康有为自编年谱》）、《大同书》，以及他上书光绪皇帝的《请禁妇女裹足折》中，康有为对中国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作了细致而全面的揭露，而且比较深入地探讨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在此基础上，他以资产阶级“天赋人权”为理论基点，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实践目标，在妇女的历史作用、妇女应有的权利以及解决妇女问题的具体措施等各方面都有着比较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本文主要探讨了康有为的妇女观的主要内容，并对其进步意义与局限性也有所涉及。
一、妇女观的主要内容
（一）揭露妇女的悲惨命运，抨击泯灭人性的封建习俗和封建礼教
在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封建教条的禁锢下，中国各个阶层的妇女都不同程度地失去了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沦为政治的牺牲品或男人的玩物，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沾满了千千万万中国妇女的血与泪。康有为在其《大同书》的戊部《去形界保独立》中第一章就愤慨不平地揭露了中国妇女的这种悲惨境遇。他概括为：“抑之，制之，愚之，闭之，囚之，系之，使不得自立，不得任公事，不得为仕宦，不得为国民，不是预议会，甚且不得事学问，不得发言论，不得达名字，不得通交接，不得预享宴，不得出观游，不得出室门，甚且斫束其腰，蒙盖其面，刖削其足，雕刻其身，偏屈无辜，偏刑无罪，斯尤无道之至甚者矣！”1（P126）详细阐述了包括中国妇女在内的当时各国妇女丧失的各种权利，其中涉及到妇女的公民权、言论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受教育权、姓名权、参政议政权、劳动权、人身自由权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对妇女问题的全方位扫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康有为对妇女问题的思考的广度，也为当时的妇女解放添上了一定的西方现代意识。更令康有为难以理解的是，号称教化之国的中国，若干圣人君子竟对这一苦难的现象不闻不问并视为理所当然：“甚不解偶现男身，则自私至此，虽有至亲之令妻、寿母、姑姊妹、女子子，抑之若是。甚怪大地之内，于千万年贤豪接踵，圣哲比肩，立法如云，创说如雨，而不加恤察，偏谬相承，尽此千万年圣哲所经营，仁悯者不过人类之一半而已，其一半者向隅而泣，受难无穷。夫以强力凌暴弱质，乃野蛮之举动，岂公理所能许哉！而积习生常，视为当然，仁人义士不垂拯恤，致使数千年无量数女子永罹囚奴之辱，不齿于人，此亦君子所不忍安也。”1（P146）连一向以“仁爱”自称的圣人君子都未曾注意到这种极其残忍的现象，那么妇女的无人理解、无人救援的悲惨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中，妇女缠足问题更成了康有为关注的焦点。由于曾亲眼目睹家族各胞妹缠足时的惨状，康有为就下决心把中国广大妇女从裹足布的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即“吾于群妹，目击其苦，心窃哀之，誓拯二万万女子之苦。”接下来他极其细腻地描摹了妇女缠足时的惨状：“数岁弱女，即为缠足，七尺之布，三寸之鞋，强为折屈以求纤小，使五指折卷而行地，足骨窟窿而指天，以六寸之肤圆，为掌上之掌握。日夕迫胁，痛彻心骨，呼号艰楚，夜不能寐。自五岁至十五岁，十年之中，每日一痛；及其长大，扶壁而后行，跪膝而后集。”1（P140）而长此以往，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以国之政法论，则滥无辜之非刑；以家之慈恩论，则伤父母之仁爱；以人之卫生论，则折骨无用之致疾；以兵之竞强论，则弱种展转之谬传；以俗之美观论，则野蛮贻诮于邻国。”2（P96）因此，康有为把妇女缠足问题从单纯的中国社会问题，上升到强国强种、维护国家形象的高度。在他看来，这已不只是妇女个人的问题，而是与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和延续能力以及国家形象有关。缠足后的中国妇女在变法维新的过程中，与鸦片、乞丐一起被当作是国家衰弱的一种象征，“外人拍影传笑，讥为野蛮久矣”。同时，妇女在民族传承的功能链上扮演着延续人种的角色，其身体的强健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强弱，并进而影响到国家的兴衰。因此，他在比较中西人的身体状况后说：“试观欧美之人，体直气壮，为其母不裹足，传种易强也；回观吾国之民， 弱流传，为其母裹足，故传种易弱也。今当举国征兵之世，与万国竞，而留此弱种，尤可忧危矣。”2（P96）
更难为可贵的是，康有为还追溯了造成妇女这种境遇的历史缘由，矛头直指中国封建习俗和封建礼教。他指出，妇女之所以被沦为男子的附属物，是由于繁衍人种的需要。上古时女尊男卑，人人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但这种习俗不利于部落的凝聚以及种族的繁衍。更因为各个族群扩展势力的需要，男子由于体格上的优势日益取代了妇女的主导地位。因此，“其造端致远，在千万年尚力劫制之时，其积久成风，为千万年礼俗教化之顺。浸之既久，抑之既深，礼俗既成，教化既定，则无论抑人与被抑者皆忘其故，而几误以为义理之然，于是无量年、无量数之女子，永沉苦海而不之救矣。”1（P152）“男子得有数十之姬妾，而妇人不得有二夫。…习俗既定以为义理，至于今日，妇人卑抑不学而无所识，臣妇之道，抑之极矣，此恐非义理之至也，亦风气使然耳。”3（P23）就这样，妇女就成了历史发展和社会习俗的牺牲品，并日益丧失了自我独立意识，甘愿沦了男子玩弄和奴役的对象。同时，康有为深刻地批判和揭露了封建礼教的不合理性。如，“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烈女不事二夫”等封建主义纲常名教，造成寡妇遍地的人间悲剧，概括为四害即“一，苦寡妇数十年之身，是为害人；二，绝女子天与生育之事，是为逆天；三，寡人类兹生之数，是为损公；四，增无数愁苦之气，是为伤和”1（P159）；“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教条，剥夺了女子受教育的权利，从而“性情不能陶冶，胸襟不能开拓”；“夫为妻纲”更成了批判的对象，他指出，这种说教“上承千万年之旧俗，中经数千年之礼教，下获偏酷之国法，外得无量数有强力之男党共守此私有独得至乐之良法”1（P158）导致“不公不平，冤魂愁气，遂至弥天塞地矣”。显然，这些违背人性、有碍公理的封建教条都应该被禁除。
（二）揭示妇女在文明史上的巨大贡献，倡导男女平等
康有为在《大同书》里花了一章的篇幅，仔细地阐述了妇女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巨大贡贡献，“尝原人类得存之功，男子之力为大，而人道文明之事，藉女子之功最多。”1（P147）因为“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男子的主要任务就是出外寻食以保生存，没有时间及精力来发明创造能及手工制作。而女子由于“家居暇豫，心思静逸，踵事增华，日思益进”，于是，“火化熟食”、“制器之事”、“织缝之事”、“练染之法”等等“必女子所创也”，甚至“是故文字、算数、音乐、图画、凡诸美术，大率皆女子所他为”，“以此推之，一切事为器用皆出于女子，可断断矣。”1（P148-149）而为什么历史上无女子之记载呢？是因为“男子后起之秀”“大推广之”，并且窃取女子的功劳而已。虽然康有为的这种观点不免有牵强夸张虚假的成分，但是他为肯定妇女作用而所做出的理论构思，则是值得肯定的。
更何况，“人之尊卑，在乎才智，不在身体”，妇女虽然在身体上不及男子高大强壮，但在智力上却并非不及，甚至比男子更为优越。康有为指出，晏子、公孙吕、桑维翰等人虽身材矮小，但“皆功名显于后世”，长狄侨如兄弟、巨无霸、曹交虽威猛高大，却不过尔尔。以此推广到一个国家，日本人身短却与英搞衡，印度人高大却沦为英国殖民地。既然同为男子都不能以身体高大与否来衡量其能力高下，一个种族的身体高大也不能保证其国家的独立与富强，那又怎么能以此来尊男卑女呢？更何况，以智力而言，虽然男子脑大而重于女子，但是周子之兄、晋惠帝、哀公之流又哪能与李易安等女子相比呢？因此，哪些因为女子在体力和大脑上不如男子而贬抑女子的观点不但毫无道理，更是荒谬至极。
既然妇女并不比男子差，且与男子一样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那么更应该禁除所有不公不平之现象，从而实现男女平等。早在《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有为就借鉴西方“天赋人权”的理论认为男女生来是平等的，“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并把这种平等的思想作为一条基本原则贯穿于人类社会夫妇、父母、子女、君臣、长幼、朋友等各种关系中。在《大同书中》也有多次提及，即“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侵权者谓之侵天权，让权者谓之失天职。男与女虽异形，其为天民而共受天权一也”1（P130）“凡人皆天生，不论男女，从皆有天与之体，即有自立之权，上隶于天，人尽平等，无形体之异也”1（P134）“人人有天授之体，即人人有天授自由之权”1（P136）等等。在这种思想基础上，他无情地批判了封建势力对妇女的压迫，揭露了封建家族宗法制度下的男尊女卑给广大妇女带来的苦难，指出：“夫以男女皆为人类，同属天生，而压制女子，使不得仕，不得科举，不得为议员，不得为公民，不得为学者，乃至不得自立，不得自由，甚至不得出入、交接、宴会、游观，又甚至为囚、为刑、为奴、为私、为玩，不平至此，耗矣哀哉！损人权，轻天民，悖公理，失公益，于义不顺，于事不宜”。1(P146)因此,康有为热烈呼唤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认为男女同生于天地之间，因而同有天赋之权，强烈要求给予妇女应有的作人的权利、地位和尊严。他还在书中大声疾呼：“全世界人欲去家界之累乎，在明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之始也，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去私产之害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之权始也，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去国之争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至大同之世、太平之境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 1(P252-253) 由上可见，康有为已把男女解放、男女平等上升到衡量社会解放的层面，这和傅利叶的“妇女解放程度是每个社会中一般解放的天然尺度”的观点不谋而合，这对于长期受封建礼教熏染的中国人来说，无疑具有反对封建蒙昧主义的启蒙作用。
（三）实现男女平等的具体措施
如何改变妇女的悲苦命运，以实现男女平等而进入“大同”之世呢？康有为对此有着相当深入而全面的构思：
兴女学，提倡女子教育。“宜先设女学，章程皆与男子学校同。其女子卒业大学及专门学校者，皆得赐出身荣衔，如中国举人、进士，外国学士、博士之例，终身带之。”1（P162）这是实惠男女平等，进入“大同”的首要条件。
女子应和男子一样享有各种政治权利。如果女子学问有成，才识皆备，也可以选举，应考，为官治理国家，充公民，参加公务等。
法律地位上保证女子享有独立自主权，废除丈夫对其的限禁。
享有姓名权。女子不需从夫而姓，要还其本人姓名。
婚姻问题上，女子应该自由、自行择配对象，父母不能干涉。男女交往应以两情相悦为前提，“既两相爱悦，理宜任其有自主之权，几何公理至此而止”4（P8）。立约则规定了具体期限，短则一个月，长则一年，不得有夫妇之旧名，期满后可自愿续约。但是女子20岁以前，需要父母的监护；20岁以后，学问有成，方可独立自由。同时，国家设立“媒氏之官”，男女婚姻要通告“媒官”，并上交自愿书，然后再领取凭照。但是女子在20岁以后才能领取凭照，禁止不到法定年龄早婚。这种观点具有惊人的现代婚姻意识，既强调婚姻要到20岁这个法定婚龄，又强调要领取凭照（相当于今天的结婚证）。
女子有出入、交接、游观、赴宴之自由。这些有利于女子养身增识、扩大人际交往。
女子既然是独立之人，那么缠足、束腰、穿耳鼻唇以挂首饰、长布掩面、蔽身等旧俗皆应严禁；出席宴会，男女交谈时不必拘谨畏缩，欲言又止。
女子与男子的服饰应当同一。古代女子是供男人取乐的玩物，甚至不惜损害身体以供其娱乐，所以女子衣服装饰，要么只求华美以吸引男子，要么务求低贱以区别他人。今应由女子自定，才能归“大同”。
二、历史意义及局限性
（一）历史意义
康有为为解放妇女而作的理论宣传，首先打破了封建伦理纲常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有助于思想的解放。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相结合的社会，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等封建陈腐观念通过习俗、礼教等方式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成为规范人们生活的社会准则。康有为以“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西方先进思想为理论基础，对压制束缚妇女的封建传统观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男女生来平等，都应该拥有各种权利，这一思想在当时社会造成了极大的舆论影响，使人们能够从传统观念从挣脱出来，重新思考男女关系问题，从而促进了思想的解放。
其次，改善了妇女被压迫的境况，推动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康有为的理论宣传使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他的思想，人们开始从平等的角度来，逐步消除了强加在妇女身体及思想上的绳索。同时，康有为还在实践上为妇女的解放做出了努力。他不但禁止女儿及侄女裹足，还早在1883年在家乡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不裹足会，并逐渐推到全国各地，这实际上开了19世纪90年代南北大城市不缠足运动的先河。因此越来越多的妇女能从又臭又长的裹足布中解放出来，身心都能焕发出不一样的风采。同时，1897年，康有为携长女同薇到上海筹办女学堂，1898年5月31日正式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办的女子学堂，对推动中国近代女子教育运动起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康有为的影响下，一些知识妇女迅速觉醒，她们从女性自身的角度认识到妇女受压迫、被歧视及所处的非人地位的社会现实，提出了自身解放的种种要求。她们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以妇女为主体的团体——女学会；办起了中国第一张以妇女为对象的报纸——《女学报》，公开提出一些解放妇女的主张，开始为妇女自身的权益而斗争。可以说，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进程中，康有为功不可没。
（二）局限性
康有为的妇女解放思想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首先是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如禁止妇女缠足，是因为缠足不但不利于血液流通，影响种族的质量，而且有损于国家的形象，令各国耻笑，士人不耻，因此为了提高种族的竞争力，树立国家的良好形象，应该禁止缠足。同时，他提倡兴女学，使妇女接受教育，是因为“少成为性，长学则难，而人生童幼，全在母教”，如果妇女没有学问，则“既蠢愚不学，是使全国之民失童幼数年之教也”1（P161）即影响到下一代的培养和教育问题。而允许妇女成为公民，为官，参政议政，也是为了充分利用妇女的才能，从而增强国家的力量与各国竞争。因此，康有为之所以主张妇女解放，并不是从妇女自身的欲望、诉求为出发点，基本上是在强国保种的目的支配下加以考虑的。也就是说，妇女作为主体意识的觉醒并不康有为关注视野之内，他是以俯视的角度来审视妇女问题的，整个理论倡导充满着男性话语的优越感，并没有在深层次上触及妇女作为个人的解放和欲望伸展的现代心理和文化问题。
其次具有浓厚的空想性。在其《大同书》中，他依据“三世说”把妇女解放也分了三个阶段：“治分三世，次第救援：囚奴者，刑禁者，先行解放，此为据乱；禁交接、宴会、出入、游观者，解同欧美之风，是谓升平；禁仕宦、选举、议员、公民者，许依男子之例，是谓太平。”1（P162）在婚姻关系上，据乱世是一夫一妻以夫为主，一切听男子所为，升平世仍是一夫一妻而妻从之，只有到了太平世才是男女平等。在《在同书》的戊部《去形界保独立》的结尾，康有为就强调：“若今女学未成，人格未具，而妄引妇女独立之例以从其北夫淫欲之情，是大乱之道也。夏葛冬裘，各有时宜，未至其时，不得谬援比例。”1（P167）也就是说，他在此书中关于男女平等的若干构想，都只是未来“大同世”的一种美好幻想而已，在当今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这就自己否定了其思想的现实意义。他没有找到正确的实现途径，把实现的期限推到遥远的大同之世，充满着强烈的主观臆想成份，因此带有浓厚的空想性。
再次，他的思想还具有尖锐的矛盾性。首先是理论和实践上的矛盾，即在理论上倡导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而在实际生活中却妻妾成群，自我解释是因为“无子”，其言行不一可见矣。其次是前后矛盾。在变法失败以前，康有为可以说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封建礼教的掘墓人；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他却日益成为封建卫道士，不但公然捍卫封建传统观念，还反对南京临时政府移风易俗的进步法令，反对广东等地“禁妓馆”、“禁民间不得蓄婢”、“禁民间纳妾”等，荒谬地声称“中国生人之数，女多于男，而游客孤商不能无乐，若必禁妓，则淫风更乱”，“人之性莫不欲乐，博戏选妓者，人性所不能已也”转引自5。由此可见，康有为已成为反对妇女观的代表人物，正如鲁迅所说“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转而为“拉车屁股向后”转引自2（P2）的小丑了。
参考文献：
1，康有为：《大同书》，章锡琛、周振甫校点，古籍出版社1956年8月版。
2，康有为：《康有为诗文选》，舒芜等编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版。
3，康有为：《康子内外篇》，中华书局出版社1988年8月版。
4，康有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朱维铮编校，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
5，马庚存：《康有为妇女观论析》，《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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