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百姓家常话：我的外祖父外祖母

来源: snail 于 2007-03-24 01:05:24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9424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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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世的时候祖父母早已过世了，因此，从小到大，身边最疼爱我的就是外祖父外祖母。从记事的时候，几乎每个星期天，家里人就带着我乘电车去外祖父家团聚。

外祖父家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全家老小住在一个青砖瓦小院里。前房临街，是赖以维持生计的裁缝店面，中间的院子里有棵海棠树，天热的时候，全家就在海棠树下吃饭喝茶。那棵树枝繁叶茂，我小的时候还在树下捉过毛毛虫，提着柳条篮子接舅舅在树上丢下的海棠果。

外祖父小的时候读过私塾，后来就去裁缝店作了学徒。因此成了早年左邻右舍中的识文断字的文化人，帮别人写封家书，念个文告成了义不容辞的生活内容，他也因此受到了街坊的尊重。而外祖母几乎不识字，还比外祖父大两岁，出嫁之前什么手艺也没有，两个人也没见过面更没有谈过什么恋爱，全是媒人介绍成的家。过了门，因为在城市里，婚后妇女出来工作很正常，外祖父也不想自己老婆只在家作家务看孩子，就手把手教外祖母学手艺学认字，好在家里和有个曾外祖母帮着看孩子。于是，夫妻俩就帮人作衣服，后来添置了缝纫机，最后有了自己的店，，也带了几个农村的半大孩子作学徒。

和所有的裁缝一样，外祖父两口子都穿着整洁合身的衣服在店里做活，也算是给主顾们一个好的印象吧。外祖父一直自夸年轻的时候也是个精神的小伙，有时擦上头油穿的漂漂亮亮和外祖母去戏院。可是，从留下的当年的全家福老照片来看，外祖父只是个瘦削的年青人，发型也是茶壶盖式的老土，身上的长衫倒是没补丁，外祖母也是穿着宽松的旗袍，面料都是深色的布料。身边的几个学徒一看就是农村孩子，穿着短衫，戴着瓜皮帽。这，也许就是过去的流行装扮吧。

自我记事起，每次去外祖父家，就见到老两口一直在拌嘴。可以说，老两口一起过了一辈子，也扮了一辈子的嘴。唠唠叨叨从年轻一直吵到年老，彼此之间互相喊着“死老头子”“死老婆子”，就如同现在的年青人嘴里的“亲爱的，哥哥，妹妹”一样。老两口拌嘴的起因倒都是些家常琐事，从没有因为国家大事国际风云有过不同政见，最大最常见的争执就是拜神的规矩和神位的摆设。

外祖母家拜观音，外祖父呢，也迷信也拜，不过拜的却是黄大仙

(就是黄鼠狼)。老两口一辈子拌嘴最多的就是因为各自的神仙，谁也说服不了谁，你拜你的，我拜我的。有时，儿女们还要做作思想工作，我们这些晚辈在一旁看着觉得好笑。早年，有个年轻的加拿大神父被派来主持当地教务，经常来店里做些衣服和被褥之类，他常常借机会希望外祖父一家入教，几年下来，如水中捞月。国共内战大局已定，神父要回去了，临走的时候，他劝外祖父一家带上家当和他去加拿大，他允诺说，去了就会有自己的土地，可以申请贷款种小麦。外祖父一家没有去，身边的学徒也没有去，街坊中的中国天主教徒们也没有一个去的。后来，80年代初，父亲单位有个同事去加拿大小城温泽进修，外祖父帮他做西装的时候提及此事，那位同事去了加拿大居然打听到了那位神父还健在，但已经老了不能望弥撒了，他还记得外祖父和在中国的岁月。那个时候我还沉浸于外国电影中的情节中，不理解地问老爷子为什么不跟洋神父去加拿大，外祖父淡然地答道：“他信他的，我们信我们的。”是啊，那些受过洗礼的中国天主教徒不也没有去吗？心目中，同一个上帝，但更难割舍的是对故土的眷恋。

老两口读书不多，对政治运动也是漠不关心。虽说经历了军阀，日伪，民国，新中国几个朝代，还是规规矩矩地过日子，靠手艺活着。手艺在哪朝哪代都用的着，这是外祖父的话，南斯拉夫电影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那个地下党老钟表匠在慷慨赴死前对伙计说了几乎同样的话：“记得学好手艺，一辈子都用得着啊。”。对于日伪时代，因为在城市中，没有经历过战火，外祖父印象中的日本顾客守时有信，对于成衣检查一丝不苟，但货款绝不拖欠。而外祖母则回忆说，为了防止传染病，日本的卫生检查官会在巡警的陪同下亲手掀开下水道检查，如果谁家的厨房下水道不清洁，就会挨他的皮靴踢。外祖父有个堂弟，读过中学有文化，投奔国军一直做到炮兵副连长。国内对垒，大局已定，国军上下都在自寻出路。那位堂外祖父也一样，和共军谈条件，因为是个技术兵种，那边挺重视，答应过去还当连副，还可以去军校做教员。他却脑袋里少根弦，仗着自己手里的几门大炮想再要个好价钱，可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没几天，整只队伍向共军投降，原来那些平日里让大家效仿岳武穆，文天祥精忠报国的上峰们早就和共军们暗通款曲出卖了下属们。收编后，普通军官打发回农村种田，后来三反五反旧帐重提又把他关了两年，彻底做了农民。同时代，外祖母的一个弟弟也是没什么文化，就是靠赶大车做个车把式为生，可人家因为会骑马就常着土改工作组送信，一来二去就进了县政府又去了速成学校，最后做到农牧局副局长的位置退休。所以每次，那个倒霉的堂外祖父一来探亲，外祖父一边招待他吃喝，一边呵斥他：“看看人家，再看看你，干什么不好，舞枪弄棒的？”倒霉的老堂弟只能默默地听，一点看不出当年还做过炮兵连副。时代是变化的，时代也是可以改变人的。外祖父过去是个不问世事的手艺人，但是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大生产大建设时代的影响下，对于国家的观念也是彻底改变了。70年代，苏联在北国边境陈兵百万，一个下乡的舅舅和集体户里的年青人们一齐割破手指写了入伍要求，最后如愿以偿地光荣入伍，成了一名摩托兵。外祖父闻讯，夸他做得对，还特意去驻地看望他。那个舅舅，最终成了家庭中第一名共产党员。

和那个时代的父母一样，老人家对于子女们不是溺爱而是要他们听话做好学生，好职工。家里的最小的舅舅是个调皮捣蛋的家伙，经常和胡同的同龄人们拉帮结派打群架。每次闯祸了，外祖父总是当着人家家长的面不分青红皂白先打自己的孩子，再赔礼道歉，对方几乎也是一样。冬天的时候，街道的锅炉烧的不好，家里的暖气不热。小舅舅和一群半大小子站在锅炉房门外起哄：“锅炉房，狗屁！”我听到了，迈开两条小短腿，滚去向外祖父告密，在得到了糖果点心的奖赏后再牵着外祖父的衣角带路，外祖父拎着量身尺，直接去打小舅舅，一群臭小子一哄而散。

老两口作为旧时代的手艺人，自己读书不多，可是对于文化人却很推崇。有个舅舅的岳父是日伪时期的大学毕业生，后来做了教授。外祖父对于这门亲事是一百个，高兴自己高攀了人家。每次家庭大聚会，大家都帮着做家务，外祖父就是舍不得让那个媳妇动手，总是把活推给别的媳妇，引得妯娌们暗地里说公公婆婆偏心。每次那位教授亲家来访，吃饭的时候外祖父总是拉着人家去饭馆，还告诉外祖母就不用去了因为要和

L教授谈谈文化事。等他自己去对方家，还要象个小学生见老师一样先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说些客气话诸如“L教书哪天得闲，我去你门上看看”之类，然后穿戴整齐带上两盒点心出门，如果带外祖母一起去，实现还叮嘱“到了人家别乱讲话”。那位教授出了书，也盖上印章送给外祖父。老爷子放在书架最显眼的地方，让原来的<<三国>><<水浒>>都靠边，逢人串门就拿出去显摆一番：“看这是我亲家出的书，人家特意给我留的。”书的内容呢，老人是肯定看不懂的，要的就是让别人知道，我有个教授亲家。外祖父对于教授亲家的态度是恭敬，而和其他亲家在一起就是无拘无束无话不谈的。那些亲家们，有火车司机，机关干部，工人，都是新中国的建设者，他们来到外祖父家里就如同在自己家里，几位老人坐在海棠树下下棋聊天。外祖母在一旁下厨炒菜，然后一起唠家常。唠唠叨叨的都是东家长西家短的车轱辘老话，比如：X家的谁谁过去是拉三轮车的，街坊后娶了个妓女，生不了孩子收养了日本遗孤；X家的谁谁是电影演员，专门演反面角色；XX家的谁谁文章写得好，每个月都上报纸有稿费。我在一旁都听腻了，他们却似乎永远地热衷于此。

岁月不饶人，我们一天天长大了，外祖父外祖母一天天变老了。孩子们成家后都搬出去了，曾外祖母也过世了，裁缝店后继无人转手了。然而对他们打击最大的是，小区的开发和拆迁。居住了几十年的青砖小院一下子要离开了，老街坊邻居们也四散分开了。望着青砖小院和海棠树消失在灰尘飞扬的建筑工地中，老两口仿佛一下子老了很多，木然看着轰鸣的工地，一句话也不说。外祖父先病倒了，几个月后去世。出殡后，外祖母知道自己的日子也不多了，默默地把首饰分给大家，子女们都尽力安慰着她，答应经常来看望她。每次我和父母去看望她，她总是舍不得我们离开，要我们多坐一会儿，因为来一次就少一次了。每次我们告辞，外祖母一定坚持送我们送到汽车站，说要下楼运动运动，一直看着我们上了汽车，还站在那里望着。

一晃，两位老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十几年了。然而，在我的脑海中，他们似乎永远定格在一个青砖小院里，在一棵海棠树下，老两口一起聊天拌嘴，一口一个“死老头子，死老婆子”称呼着对方，一天天互相扶持着，一天天互相望着对方变老，走完了人生的旅程。他们象无数质朴敦厚的中国劳动人民一样，留给晚辈的永远是关怀和慈爱，而把生活的另一面：忧愁和辛酸，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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