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的思念
我在贵州生活过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我学会了说贵州话，学会了吃辣椒；我做了丈夫，成了父亲，取得了学位，当上了讲师副教授，然而我的心一天也没有安顿过。我几乎从入贵州的第一天起，就萌生了跳出贵州的念头。这念头如同一个强迫性精神病人驱之不去的欲念，在风晨雨夕，在佳节良宵，一直在我的心头呼喊。
十五年后，我果然跳出了贵州，而且跳得那么远，跳到了千里万里之外，成了个旅居海外的华人。当贵州已变得那么遥远，变得如同云层气圈外的另一个星球时，我却思念起贵州来，深深地思念着。
我思念的不是那带雨的桐花，不是那山间的萤火，不是秋日清洌的泉水，不是冬夜殷红的火盆，不是汉家老人喷吐的草烟，不是布依姑娘摇曳的耳环。我思念的是人，是那份日久弥珍的人的感情。
记得我离开贵州小县城那天，汽车马上就要开了，突然跑来一个人，手里提着一个母鸡，他说：“你要走了，我穷，实在没什么好送你，家里这只鸡，你千万收下，我们难得好了一场！”他，就是我的同事小周。我们一起修铁路，一起采草药。我回上海探亲，他帮我挑行李；我昏倒在山上，他救了我。他家贫娶不起媳妇，我命骞壮志难酬。在月下，在火盆边，两个文化差异甚远的人，互相倾吐了多少忧愁。
我忘不了那位卫生局里二十年不得晋升的科员。他老实正直，文化不高却尊重知识，是卫生局办公室里唯一称我们为“医生”的人。我和我妻子曾一度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以致人们都不敢和我们答话，只有他敢于悄悄来看我们。他不擅言谈，还有点结巴。但他坐在那破旧的藤椅上，和我们共一盏油灯，纵不语，我们也感到他深沉的同情和关切。我离别县城的最后一餐是在他家吃的。我考取了研究生，要永远离开那儿了，我从未见他那么高兴，忙里忙外包饺子，还特地买了个大西瓜请我，真把我当成他的儿女一样。
那年回去，人们问我，你千里迢迢赶到贵州来为什么？我想，为的，就是这一份思念。
（我在本城内，另有一个写散文小说的博客，原想集成后一起发的。先给你这看一篇，不然怪我失信了）
我在贵州生活过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我学会了说贵州话，学会了吃辣椒；我做了丈夫，成了父亲，取得了学位，当上了讲师副教授，然而我的心一天也没有安顿过。我几乎从入贵州的第一天起，就萌生了跳出贵州的念头。这念头如同一个强迫性精神病人驱之不去的欲念，在风晨雨夕，在佳节良宵，一直在我的心头呼喊。
十五年后，我果然跳出了贵州，而且跳得那么远，跳到了千里万里之外，成了个旅居海外的华人。当贵州已变得那么遥远，变得如同云层气圈外的另一个星球时，我却思念起贵州来，深深地思念着。
我思念的不是那带雨的桐花，不是那山间的萤火，不是秋日清洌的泉水，不是冬夜殷红的火盆，不是汉家老人喷吐的草烟，不是布依姑娘摇曳的耳环。我思念的是人，是那份日久弥珍的人的感情。
记得我离开贵州小县城那天，汽车马上就要开了，突然跑来一个人，手里提着一个母鸡，他说：“你要走了，我穷，实在没什么好送你，家里这只鸡，你千万收下，我们难得好了一场！”他，就是我的同事小周。我们一起修铁路，一起采草药。我回上海探亲，他帮我挑行李；我昏倒在山上，他救了我。他家贫娶不起媳妇，我命骞壮志难酬。在月下，在火盆边，两个文化差异甚远的人，互相倾吐了多少忧愁。
我忘不了那位卫生局里二十年不得晋升的科员。他老实正直，文化不高却尊重知识，是卫生局办公室里唯一称我们为“医生”的人。我和我妻子曾一度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以致人们都不敢和我们答话，只有他敢于悄悄来看我们。他不擅言谈，还有点结巴。但他坐在那破旧的藤椅上，和我们共一盏油灯，纵不语，我们也感到他深沉的同情和关切。我离别县城的最后一餐是在他家吃的。我考取了研究生，要永远离开那儿了，我从未见他那么高兴，忙里忙外包饺子，还特地买了个大西瓜请我，真把我当成他的儿女一样。
那年回去，人们问我，你千里迢迢赶到贵州来为什么？我想，为的，就是这一份思念。
（我在本城内，另有一个写散文小说的博客，原想集成后一起发的。先给你这看一篇，不然怪我失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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