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26/20020509/724457.html
中国属于“发达国家”？新概念游戏？
鄢烈山
日前，北京一个高层次专家组公布了一份名为《中国现代化报告2002》的研究成果，宣称到2000年中国已有8个地区完成或基本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中国已处于初等发达国家；北京的第二次现代化水平居全国之首，已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上线，上海第二次现代化指数则与意大利、爱尔兰等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大体相当……
我闻此报告结论时不是惊喜而是震惊：感到它与我们的生活感受相差大远了！改革开放前，我们通常采用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国际政治概念，认定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采用国际通行的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作评价标准的两分法（“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坚称自己属于“发展中国家”。不管前面加的等级定语是什么，按照这个报告的说法，中国是属于“发达国家”了？有这等喜事吗？想一想中国大多数人口还是农民，他们的收入水平是那么低，他们的孩子中有许多不靠"希望工程"捐助连小学都上不起，云南边境有些中小学生跨境到缅甸去圆读书梦，中国大部分人口还不能享受医疗和退休养老保障，玩命偷渡出国的沿海青年一起又一起、排队焦盼欧美国家核发留学签证的大中学生一拨又一拨……这不都是因为中国还不富裕还不发达吗？
就算北京等大都市和地区“发达”了，那能说明整个国家“发达”吗？须知，我们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远未完成，人财物和政策向首都、向某个“特区”和城市倾斜是很容易办到的。1959年是“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全国那么多人忍饥挨饿，成千上万的人倒毙沟壑，为向建国十周年献礼，北京不是照样以世界第一的速度完成了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等“十大建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用了“让一部分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和城市先发展起来的战略，这可以说是为突破旧体制、开创新局面而不得已采用的发展路径；如今搞“西部大开发”等，不正是为了缩小地区差距，使全国协调发展吗？怎么可以无视这种差距，“以偏概全”宣称中国已是“（初等）发达国家”呢？
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些感想，我在摘编经济学家魏杰教授访问墨西哥、智利后写的一篇文章（介绍墨西哥、智利等发展中国家，人均年国民生产总值在4000－5000美元，政府划定的贫困救济线是月收入低于120美元——折合人民币近1000元）时，针对前述专家组报告加了这样的编者按：在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我方代表坚持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全国人大代表、经济学家于祖尧不久前在《中国经济时报》撰文告诫我们“莫追随发达国家进入‘消费社会'”时指出，中国人均GDP不到900美元，不到全球人均GDP的五分之一……
简言之，我对专家们的这个报告大不以为然，也大感困惑——困惑的是，他们为什么要推出如此“标新立异”的新概念？
读了4月25日《南方周末》第4版刊载的记者对这项“研究”的课题组组长何传启的长篇专访，我才恍然大悟。这个报告采用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各年度发展报告，只是“我们根据第二次现代化理论提出了四分组的分类标准”，“用它的数据进行我的评价”。何组长承认课题组的新指标体系“没有包括社会公平和环境指标”。所谓“四分组”法，就是以世界平均的第二次现代化指数46点作分界线，把130多个国家分成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初等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30点以下是欠发达国家，中国正处在30点，属于初等发达国家。如果“30点以下”包括30点，中国就属于欠发达国家了，好险！为什么不包括“30点”，将中国归于“欠发达国家”呢？何组长（连连摇头？——鄢）说：“很难听，很难听。”呵，至此我明白了课题组的良苦用心：图好听。其实何组长也说了大实话：“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中国刚刚跨入下中等收入国家。基本上对应于我们（命名）的初等发达国家。”原来专家们花了一大笔研究基金，搞出这么个新概念、新成果，就是为了“讨口彩”！
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不是，何组长说，“应该从积极的角度来命名它。这个名字要从政策上，从老百姓心里产生一种正面的效应。”亿万农民和城里的下岗工人这些老百姓怎么看待这个新命名，不得而知；昨天（4月27日）我上搜狐网站看了关于这个报告的网友评论，这些有幸率先实现“第二次现代化”的人们反应真热烈，就此发了1700多条议论：一片唾骂和讥讽！这种“效应”大概完全出乎何组长们的意表，我却为此感到欣慰：中国人虽有“讨口彩”的传统，毕竟还是求实务实的，他们明白即使你像当年勃涅日列夫那样宣称自己已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无济于事，改变不了自己的真实命运；中华民族要的不是催眠的呓语，而是奋起直追发达国家的紧迫感呀。
至于课题组搞的全国各省市、地区现代化排名表，限于篇幅不便多议。我在这里向各位推荐著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发表在《中国改革》今年第4期上的一篇文章：《断裂：中国社会的新变化》。中国社会现在确实有的停留在农业社会（所谓第一次浪潮），有的已进入工业社会（所谓第二次浪潮，亦即何组长们所说的第一次现代化），有的已进入信息社会准备期（所谓第三次浪潮、第二次现代化）。这种“断裂”的失衡的发展趋势在中国出现是必然的，又是不利于社会整合，须高度重视，加以关注和协调的。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02年5月09日
中国属于“发达国家”？新概念游戏？
鄢烈山
日前，北京一个高层次专家组公布了一份名为《中国现代化报告2002》的研究成果，宣称到2000年中国已有8个地区完成或基本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中国已处于初等发达国家；北京的第二次现代化水平居全国之首，已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上线，上海第二次现代化指数则与意大利、爱尔兰等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大体相当……
我闻此报告结论时不是惊喜而是震惊：感到它与我们的生活感受相差大远了！改革开放前，我们通常采用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国际政治概念，认定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采用国际通行的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作评价标准的两分法（“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坚称自己属于“发展中国家”。不管前面加的等级定语是什么，按照这个报告的说法，中国是属于“发达国家”了？有这等喜事吗？想一想中国大多数人口还是农民，他们的收入水平是那么低，他们的孩子中有许多不靠"希望工程"捐助连小学都上不起，云南边境有些中小学生跨境到缅甸去圆读书梦，中国大部分人口还不能享受医疗和退休养老保障，玩命偷渡出国的沿海青年一起又一起、排队焦盼欧美国家核发留学签证的大中学生一拨又一拨……这不都是因为中国还不富裕还不发达吗？
就算北京等大都市和地区“发达”了，那能说明整个国家“发达”吗？须知，我们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远未完成，人财物和政策向首都、向某个“特区”和城市倾斜是很容易办到的。1959年是“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全国那么多人忍饥挨饿，成千上万的人倒毙沟壑，为向建国十周年献礼，北京不是照样以世界第一的速度完成了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等“十大建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用了“让一部分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和城市先发展起来的战略，这可以说是为突破旧体制、开创新局面而不得已采用的发展路径；如今搞“西部大开发”等，不正是为了缩小地区差距，使全国协调发展吗？怎么可以无视这种差距，“以偏概全”宣称中国已是“（初等）发达国家”呢？
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些感想，我在摘编经济学家魏杰教授访问墨西哥、智利后写的一篇文章（介绍墨西哥、智利等发展中国家，人均年国民生产总值在4000－5000美元，政府划定的贫困救济线是月收入低于120美元——折合人民币近1000元）时，针对前述专家组报告加了这样的编者按：在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我方代表坚持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全国人大代表、经济学家于祖尧不久前在《中国经济时报》撰文告诫我们“莫追随发达国家进入‘消费社会'”时指出，中国人均GDP不到900美元，不到全球人均GDP的五分之一……
简言之，我对专家们的这个报告大不以为然，也大感困惑——困惑的是，他们为什么要推出如此“标新立异”的新概念？
读了4月25日《南方周末》第4版刊载的记者对这项“研究”的课题组组长何传启的长篇专访，我才恍然大悟。这个报告采用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各年度发展报告，只是“我们根据第二次现代化理论提出了四分组的分类标准”，“用它的数据进行我的评价”。何组长承认课题组的新指标体系“没有包括社会公平和环境指标”。所谓“四分组”法，就是以世界平均的第二次现代化指数46点作分界线，把130多个国家分成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初等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30点以下是欠发达国家，中国正处在30点，属于初等发达国家。如果“30点以下”包括30点，中国就属于欠发达国家了，好险！为什么不包括“30点”，将中国归于“欠发达国家”呢？何组长（连连摇头？——鄢）说：“很难听，很难听。”呵，至此我明白了课题组的良苦用心：图好听。其实何组长也说了大实话：“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中国刚刚跨入下中等收入国家。基本上对应于我们（命名）的初等发达国家。”原来专家们花了一大笔研究基金，搞出这么个新概念、新成果，就是为了“讨口彩”！
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不是，何组长说，“应该从积极的角度来命名它。这个名字要从政策上，从老百姓心里产生一种正面的效应。”亿万农民和城里的下岗工人这些老百姓怎么看待这个新命名，不得而知；昨天（4月27日）我上搜狐网站看了关于这个报告的网友评论，这些有幸率先实现“第二次现代化”的人们反应真热烈，就此发了1700多条议论：一片唾骂和讥讽！这种“效应”大概完全出乎何组长们的意表，我却为此感到欣慰：中国人虽有“讨口彩”的传统，毕竟还是求实务实的，他们明白即使你像当年勃涅日列夫那样宣称自己已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无济于事，改变不了自己的真实命运；中华民族要的不是催眠的呓语，而是奋起直追发达国家的紧迫感呀。
至于课题组搞的全国各省市、地区现代化排名表，限于篇幅不便多议。我在这里向各位推荐著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发表在《中国改革》今年第4期上的一篇文章：《断裂：中国社会的新变化》。中国社会现在确实有的停留在农业社会（所谓第一次浪潮），有的已进入工业社会（所谓第二次浪潮，亦即何组长们所说的第一次现代化），有的已进入信息社会准备期（所谓第三次浪潮、第二次现代化）。这种“断裂”的失衡的发展趋势在中国出现是必然的，又是不利于社会整合，须高度重视，加以关注和协调的。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02年5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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